梁漱溟：訪問延安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廣西桂林人。
1911年加入同盟會京津支部，順天中學畢業後任京津同盟會機關報《民國報》編輯兼記者。
1916年任南北統一內閣司法總長秘書。
1917年10月，應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抗日戰爭爆發後，任最高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38年訪問延安。
1939年參與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941年與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等商定將該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並赴香港創辦其機關報《光明報》，任社長。
1946年作為民盟的代表參加政協會議，是年再訪延安，並以民盟秘書長身份，參與「第三方面」人士國共調停活動。
11月16日政府開始西遷，當晚有船先送參議員赴漢口。
我因顧念山東事情，仍先回山東。
又應李宗仁司令長官之邀到徐州。
遲至12月9日，乃到武漢。曾卧病旬日。
病癒，即於新年（1938年）1月1日飛西安。
本來退出南京時，各參議同人有奉命視察各地方者（如曾慕韓先生奉命視察雲南之類），我自請視察陝西及河南。所以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實是延安。先經與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接洽好，又經與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接洽備車，遂於1月5日往延安。關於這一段訪問經過，我擇要分述於次：
訪問延安的動機
我去延安是有兩件事要做：
一是對於中國共產黨做一考察。
二是對於中共負責人有意見要交換。
若論其意緒動機，則蘊蓄已久。我是要求社會改造的人，我始終同情共產黨改造社會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對共產黨不了解中國社會，拿外國辦法到中國來用。我認定北伐後，老社會已崩潰，只須理清頭緒來建設新社會，沒有再事暴動破壞的必要。這裡有兩句話：
從進步達到平等；
以建設完成革命。
這是我的信念。不斷的暴動與破壞，將只有妨礙建設，梗阻進步，延遲革命之完成，實在要不得。所以自從共產黨放棄對內鬥爭，國民黨堅苦淬礪領導國人，共同抗戰以來，當然是民族命運一大轉機。我們欣喜之餘，不能不考慮兩個問題：
（一）多年對內鬥爭的共產黨，一旦放棄對內鬥爭，可謂轉變甚大；但此轉變是否靠得住呢？
（二）以同仇敵愾而得見國家統一，誠足欣幸；然為鞏固此統一，似非國人有進一步的努力不可。
我對於暴動破壞痛惜於衷者愈久，則對於第一個問題想求得解答愈切。於是就非去考察考察不可。
從事鄉村建設多年的我，無時不夢想國家統一，以便整個規划進行，覺得眼前抗敵的統一總不滿足。對於第二個問題就懷抱一些具體意見，想去努力看一看。
再明白地說，我訪問延安的兩件事：其一所謂考察者，不是考察別的，是專為考察共產黨的轉變如何。其一所謂交換意見者，不是交換旁的意見，是專為求得國家進一步的統一，而向中共負責人交換意見。
延安所見
我於廿七年（1938年）1月5日由西安往延安去，於25日返回西安，往返共三星期。隨行者有黎君鄒君兩位。車是軍用大卡車，無篷。路是軍用公路，一切寬度、坡度、轉彎角度，均不合於公路規矩。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橋樑涵洞，車行危險而且費事。時當嚴冬，奇冷難支，舉目所見，荒涼凄慘。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窮苦，一望而知，可不待問。而愈問愈驚，多有出人意表者。
所謂陝甘寧邊區者，聞其代主席張國燾（主席為林祖涵先生）言之，共有二十一個縣又半。人口是九十餘萬，而實只五十餘萬（張言如此）。即平均一縣兩萬多人，豈不奇怪。愈荒即愈苦，其苦自不待言。許多遊記筆記，於那裡生活情況，各有記述，亦不必詳及。我只證言近四年前的延安確是苦（後來亦許不同）。
然而在極苦的物質環境中，那裡的氣象確是活潑，精神確是發揚。政府、黨部、機關、學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滿街滿谷，除鄉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見長袍與洋裝。人都很忙! 無悠閑雅靜之意。軍隊皆開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隊。所見那些穿制服的人，多數為學生。
學校似有六處，所謂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馬列主義學校（簡稱黨校）、魯迅師範、摩托學校（機械學校），如是等等。花樣新鮮，趣味豐富。內容組織，課程科目，教學方法，生活上各種安排，值得欣賞之點甚多。自然其中鹵莽滅裂、膚淺可笑者亦正不少。這是大膽創造時，所不能免，不足深怪。並且事實上證明，他們是成功的。因為許多學生來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處，現在的起居飲食，比了從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學興趣轉勝，一般身體並不見差，不是成功嗎？
一般看去，各項人等，生活水準都差不多；沒有享受優厚的人，是一種好的風氣。人人喜歡研究，喜歡學習，不僅學生，或者說人人都像學生。這又是一種好的風氣。愛唱歌，愛開會，亦是他們的一種風氣。天色微明，從被窩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揚，此唱彼和，彷彿一切勞苦都由此而忘卻！人與人之間情趣增加，精神上互為感召流通。——凡此印象，我腦中尚存留，但不知今日延安尚保持得否？
政府黨部及司法機關，皆曾參觀。邊區政府亦分民政教建四廳。縣政府則有兩個：一個是邊區所屬的，一個是自省政府來的。法院院長為廣西雷君，據談，他們的法律大半遵照國民政府，而亦有自己撰作的。還有一種露天開會的審判，最為特別（偶一行之）。監獄內亦有可記之處，惜記憶不清。
共黨人物多半會見。唯軍事領袖朱、彭、劉、賀、林諸位不在延安，未見到。又惜未多住些時，謀與鄉民接近，借知其所感受者如何。
關於邊區的民主政制，從條文及傳說中曾得其略。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村鄉長，都是選舉出來的，並且各級都有議會。手邊無材料可資敘述，暫亦不願隨便批評。雖然是一個要緊問題，卻從略了。
中共轉變問題
我們參觀地方黨部的時候，由郭君洪濤接談。談到民眾運動，指出農民會從前是不許地主、不許富農參加的，現在都許可參加。延安城內從前只有市民會，沒有商會，現在亦照外面一樣有商會組織。總起來說，民眾團體以前是階級性的組織，現在是全民性的了，一面其運動亦改變以救國為號召，一致對外，不再向於內部作階級鬥爭。——這是一種轉變。
我們參觀地方政府的時候，由代主席張國燾接談。他談邊區的民主政制甚詳。指出現行政制與從前蘇維埃不同之點，例如從前沒有選舉權的人現在都有選舉權被選舉之權。同時談到土地革命之放棄，地主多已回來了。不過土地已經分配，不能收回他原有土地，而由旁處補還給他。
關於土地問題，張國燾毛澤東都表示今後的方針政策尚有待研究，並希望各黨派共同研究。——這自是一種重要轉變。
地方政府所做的事，不論大事小事，似乎都與從前蘇維埃時代不同。參觀曾有筆記，今不在手邊。記得教育廳正在改編各種教材（小學用的，民眾用的），亦拿出來給我們看。建設廳指導辦理合作社，因大環境改變（從前被封鎖，現在開放），政策改變，亦變更甚多。
從事情上所見，大致如上，從理論上，則對於中國前途，似抱一種三段的看法。他們都說：要在抗戰中求民主，亦相信必能相當實現民主（第一段）；從實現民主，逐步前進中，就可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第二段）；從社會主義進一步到共產，亦許是我們子孫的事了（第三段）。
因此又有兩種責任或兩大任務的說法：一種是現時實際任務，就是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一種是將來遠大理想，就是完成共產主義。
這就是說，他們沒有什麼不可與其他黨派合作的，他們將求著與大家合作；他們將爭取不流血的革命，而用不著暴動和破壞。
我又曾提出幾個問題，問他們。譬如我問：你們都說團結禦侮，是否不禦侮即不團結呢？明白地說，對內鬥爭是一時放棄呢，抑永久放棄？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總書記張聞天君答覆我，他們原來是與國民黨合在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鬥非其所願，今得重合，將長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戰，共同建國。
我又問：過去究竟所由造成此大分裂大鬥爭之客觀因素是什麼？這些因素到今天是否已經轉變不存在？請一一分析言之。假若不能指出其客觀因素，則從前錯誤，？，？——這一追問，倉促之間張君未能給我好的答覆。
我又問：照一般之例，為完成革命，革命當必須自操政權施行其有方針有計劃地建設才行；那麼，今後中國共產黨是否必要取得政權呢？假如說，不一定自操政權，然則將如何去完成共產革命，願聞其詳！張君對此的答覆，大意是說，他們將幫助國民黨完成其革命，就不一定要自操政權。如何完成共產革命，似未說清楚。
敘起來太長，我做個結論罷。大致所見事實，和談話接觸上，使我們相信中共在轉變中。他們的轉變不是假的，不是一時策略手段如此。他們不願再事內戰的情緒很真切。他們對中國前途的三段看法，和他們說的兩大任務，是切合於他們理論的，不是飾詞。
但這只是結論的一面。還有一面，即其轉變雖不假，卻亦不深。因為他們的頭腦思想沒有變。他們仍以階級眼光來看中國社會，以階級鬥爭來解決中國問題。換句話說，根本上沒有變。似乎只是環境事實要他變，他自己情緒亦在變，而根本認識上所變甚少。
毛澤東的會談
在延安談話最多的是毛澤東先生。前後共談八次。有兩次不重要，一是他設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臨走之前，他來送行。其餘六次，每次時間多半很長，至少亦兩個鐘頭。最長者，就是通宵達旦。——這樣有兩次。因為毛先生夜裡不睡覺，而白天睡。談話多從晚飯後開始，不知不覺到天明。他這種生活習慣，聽說是在軍中養成的。夜裡面他將作戰計劃做好，次日大家出去作戰，他便睡覺。傍晚起來，聽取報告，又做計劃入夜。明天大家作戰，他又睡覺了。
毛先生民國七、八年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做事，而那時我正在北大教書。
毛先生的老師（又其岳父）楊懷中先生（昌濟）又同時教授於哲學系，彼此相好。楊老先生住居地安門豆腐池衚衕，毛先生亦隨他同住。我去看楊先生，亦和他碰過面。——這是一點舊緣。此番會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時諸葛公稱關美髯曰逸群絕倫，我今亦有此嘆。他不落俗套，沒有矯飾。從容，自然，而親切。彼此雖有爭辯，而心裡沒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讓你很舒服地回去。
他於聽你談話時，喜用筆隨手記錄。禿筆粗墨，在大紙上橫行寫來如飛。我一邊談，他一邊寫。我談完，他便手指所記要點，一條一條答覆。條理清楚，句句到題。我將我的一兩種小冊子，和四十萬言的一部《鄉村建設理論》都贈他，請他指教。隔一天再見面時，他取出一沓紙來，紙上已將我書內要點，或他認為好的地方，皆摘錄排列，井井有條。這都是可佩服之處。不過他太忙，雖喜歡看書，未能沉潛反覆。況對我的書，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這是我一點小不痛快。
從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體，不免使人替他擔心。夜間不睡是其一例。還有嗜煙嗜酒，亦太過。談話時，他為你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著菜肴。煙亦恆不離手。我曾問他的健康如何。他答我說，人家傳我有肺病，醫生檢查過沒有的，但我患神經衰弱。在他們的社會中，似對他特別優待。飲食（夜間同飯所見）卻看來亦儉素。唯所住屋內，不火自暖。是從屋外掘地，轉於地下燒煤，所費不資。在全延安更無此設備。又他出門走路，有四衛士相隨，別的人俱未見有。
我和他的談話，除交換意見者，另記於後外，茲選擇幾段，敘於此。
我問張聞天先生那兩個問題，亦向毛先生問過。對於造成1927年後分裂鬥爭的客觀因素，他有答覆。大致分別為國內的因素、國際的因素，而取今昔不同，對照言之。即如國際一面，在那時各帝國主義者雖彼此有矛盾，而同懼中國之赤化，卻使他們可以統一起來。於是他們就來分化中國內部，使國共分裂。國共之分裂，此蓋為有力因素。但到今天來則相反。今天國際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邊，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蘇一邊，而統一不起來。他們就不能共同來對付中國。侵略者如日本人，固然利於中國之分裂，而行動適足以反迫成中國之團結。反侵略者則不願中國再有內戰，處處從正面助成我們團結。上年（指1936年）西南兩廣為要求抗日有所舉動時，和雙十二事變之時，英美友人的心理和其活動，皆為最好例證。他說：這就是今昔客觀因素之不同。由於這些因素（國際的更加國內的），他相信國共前途只會團結，不會分裂。——這是一段。
對於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權問題，他先轉問我：我們（他自指）不是已經有一部分政權了嗎？假如國民黨邀我們參加到中央政府去，我們亦可以參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強求。即使他來邀，而我們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於國際情勢有所不便時，我們還是不參加的。但往長遠里看，國共必是長期合作；長期合作中，少不了參與政權。——大意不否認要有政權，而表示不奪取政權。這又是一段。
我又問他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過去最大錯誤是什麼？聽說共產黨朋友常做自我檢討，不知亦曾檢討及此否？是否亦可說給我們外邊人。他笑著答我道：你且說一說看。我說據我所見，有兩個對照：
一是十五六七年（指1926年至1928年）北伐時，革命軍並非以兵力或戰術戰略制勝，而成功在政治上適合當時大勢需要。對照來看，十年間共產黨之革命無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敗，政治上路線錯誤。因其在政治上若適合時勢需要的話，則配合起軍事，應當早成功了。
一是抗戰之前到現在（指談話之時），共產黨博得國內大多數的同情擁護和期待，聲光出於各黨之上。這其中並無別的緣故，只為放棄對內鬥爭，倡導團結抗日，適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線走對了。對照來看，過去十年之勞而無功，僅僅靠軍事來維持黨的生命，政治路線之不對可知。
我末了說：我們祝望中國共產黨今後繼續爭取政治上的勝利，而不要再靠軍事維持一條黨命。毛君笑顏相謝，說你的意思很可感！
意見的交換
我迫切地要求統一，但我絕對不承認有武力統一中國的可能。我相信只有在國人意志集中意志統一上，得到國家統一。這一信念，被抗戰前後的事實證明了。在抗戰上中國表現了從來未有的統一。然而這是不是從一個武力中心向四外發展，征服全國的結果呢？誰都可以看見沒有這事。反之，誰都看見是全國各方甘心情願來擁護一個中心（各方的人都到中央來，各方的力量都貢獻給國家），中央亦開誠接納的結果。
但這個統一明明是外來的。只為暴敵愈逼愈緊，使不同的中國人感受到同一威脅，眼光不容旁視，心念自然集中，不期而造成全國人意志的統一。由意志統一於對外，而國家內部統一了。這全為暴敵之所賜，其勢不可久恃。我們必須乘此時機，從內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統一。
從內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統一。——這如何可以做到呢？這並不難做到。只從本身「如何建設新中國」大題目上，能集中全國人意志而統一之，當然就行了。
我去延安考察中共的轉變，同時亦是測探統一前途的消息。我既見中共在轉變中，因進一步提出這一問題，問中共負責人毛澤東。以下便是交換意見的大概。
我問他：以我看中國問題有兩面，一面對外要求民族解放，一面對內要完成社會改造（即建設新中國），你看對不對呢？他答：完全同意。
我問他：這兩面問題應當分別解決呢，抑或一併解決，不得分開？他答：這原是相關的事，不應分開來談。但究非一事，在進行解決上或時有輕重賓主之異。譬如眼前應當一切服從於抗戰，第二問題只能附在第一問題里去做。
我說，這在我亦沒有疑問。不過我卻要求在今日民族對外之時，決定我們本身社會改造之事。我認為此一決定，正為對外抗戰所必要，有兩個理由在這裡：
一則必團結而後能抗戰，團結不力則抗戰不力。但如今日的團結明明植基甚淺，幾乎是一時手段，甚感不夠。完成社會改造為吾民族自身基本問題，必在此問題上徹底打通，彼此一致，團結才是真的。否則，隱略不談，必生後患。
二則抗戰必求與國，而我們的友邦一面有資本主義的英美，一面有共產主義的蘇聯，若我們自己國策未定，恐難交得上朋友。中國要決定自己要走的路，並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啟覬覦。胸中無主，外交無成。我們必須認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開在國際環境中的局面。
他對於我的話認為很對。
我於是提出我的主張，要確定國是國策。所謂國是國策，就是對民族解放社會改造兩面大問題，及其所涵細目，均有確切之訂定。尤其要緊的，在建國的理想目標，並其達於實現的路線步驟。如何來確定呢？這當然要全國各方開誠相商，共同決定。
他表示單為抗日而團結，誠不免一時手段之嫌。但他又慮社會改造問題重大，牽涉甚遠，各方意見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見不能歸一，豈不又影響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說一步。
我說你這種顧慮亦是應有的，不算過慮。但遇此困難，當以熱心（熱心於徹底團結）信心（相信彼此說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後結果。
他說你的意見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國民黨來倡導進行，或其他方面來推動提倡。中共方面，因為剛將抗戰促動起來，不過六個月又吵動什麼社會改造問題，似乎不便。假若國民黨或其他願為此根本商討，那他們共產黨當然歡迎之至。
他又對我說：此時（1938年1 月）他們正請得國民黨同意，兩黨起草共同綱領。在武漢有八個人——國民黨為陳立夫、康澤等四人，共產黨為陳紹禹、周恩來等四人——正在蔣先生指導下起草。共同綱領和你所說國是國策亦甚相近。假若由兩黨的擴而為全國的，由側重眼前抗戰的，進而包括建設新中國，便是了。你何不趕回武漢，去推動推動呢？
毛君屢次對我說，中國現在已是團結，但仍須求得進一步的團結。我便說，你想進一步的團結，除了我這辦法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又問他，並問張聞天，假如國是國策定下來，則黨派問題即將得一根本轉變，是不是？他們都答覆是的，那樣全國將可以成為一個聯合的大黨。
關於黨派問題，我從來認定中國社會形勢散漫，各黨說不上有什麼截然不同的社會基礎，而從中國問題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務。因此，「絕不相容」只是人們的錯誤，而非形勢所必至；大家合攏來，乃是問題所需要，而形勢甚有其可能。不過解決黨派問題的主張，在當時我胸中尚未具體化，所以亦未向下商量，即到上面所談為至止。
所謂意見的交換，除團結統一問題略記於上之外，大致還有兩種：
一種是關於那時時局的。我在那時（1938年1 月）眼見得崩潰之象，當然不免悲觀。他從國際方面、敵方、我方，三下分析給我聽，轉換我的悲觀見解不少。而說到當時各種問題的主張上，彼此多半相合，沒有相乖之處。時過境遷，記憶不全，記亦無味，從略。
再一種就是關於中國前途的了。我對於中國前途一向有我的見解主張。我要求確定國是國策，其意正在要認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著自己前途去走。而他們共產黨呢，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獨具之歷史眼光，當然他們對於中國前途是有他們之見解主張的。我有一套，他們更有一套。所以通宵達旦；談之不盡的就在此。
關於這一問題，彼此所見就不同了。假如他們是「三段論」，那麼，我便可說為「一段論」。他們的三段，前文曾提到過。就是：在抗戰中實現民主；由於民主進步，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末了進步到共產。我所見如何？我認為中國政治上趨於民主化，和經濟上趨於社會化，是同時的。其前進是同時前進，互相推動著前進，相攜並進，以抵於成。因為分不開，所以他們的前兩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為我只信社會主義，而不大相信共產，又少卻他們的第三段，於是我便成「一段論」了。——其實在我並無所謂「一段論」。
問題太大，話說起來太長，現在記不勝記。他們的書報刊物甚多，讀者不難考證。我亦有一些出版物，外間流行卻少（內地及上海尚可得，香港甚難）。
今將舊文摘幾句於此見意：
中國政治問題必與經濟問題並時解決；中國經濟上之生產問題必與其分配問題並時解決；聖人復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國國家之新生命必於其農村求之；必農村有新生命，而後中國國家乃有新生命焉；聖人復出，不易吾言矣! 流俗之所見，或以為政治問題解決，而後產業得以發達，而後乃從容談分配問題；或以為必由國家資本主義以過渡於共產主義，而當從事國家資本主義之建造。是或狃於歐洲國家之往例，或誤於俄國布爾塞維克之企圖，而皆昧於彼我之異勢，謬欲相襲者，曾何足以知此！
這是民國十八年為河南村治學院所寫旨趣書中的話。又後來《鄉村建設綱領》第十八條有云：
吾人所見，中國政治得進於民主化，將有賴其經濟生活之社會化，此與西洋政治之民主化得於個人主義者適異。經濟上之社會化，有助於政治上之民主化；政治上之民主化，復有助於經濟上之社會化；如是輾轉循環向前進，自微之著，由下而上，經濟上之社會主義與政治之民主主義，同時建設成功。
這些話均待另外詳談，才得明白。彼此對中國前途看法之不同，從何而來呢？當然由於對中國老社會認識不同。從而對近百年所起變化的了解不同，從而對前途估計不同。所以從談未來問題，就追溯到過去歷史文化。我總執持兩句話：中國老社會有其特殊構造，與歐洲中古或近代社會均非同物。中國革命是從外面引發的，不是內部自發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會之特殊構造來。他相當承認我的話，但他說，中國社會亦還有其一般性，中國問題亦還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視其特殊性而忽視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其特殊之處；你太重視其一般性，而忽視其特殊性，豈可行呢？
我與毛先生兩人間的爭論，到此為止。
原載《我的努力與反省》，最新收錄在《第三隻眼看延安》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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