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認為是最真摯的真理的追求者，1840年與自己罪惡的思想決裂

  歷史愛好者：慈心觀歷史

  別林斯基在其活動的早期也共同出現了思想和政治傾向上與現實妥協」的迷茫階段，也曾犯過幾乎與果戈理同樣的「失誤」，一度成為他們的人生污點。但是，在小編看來，這並不影響別林斯基他追隨真理的腳步。

  面對尼古拉一世統治下的黑暗的俄國現實，別林斯基曾一度宣揚「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是必要的，合理的，有效的」，並因此不僅承認了專制制度、農奴制的合理性，而且還為之大唱讚歌。別林斯基聲稱「在我們俄羅斯，政治是沒有意義的，只有那些無所作為的人才會去搞政治。要熱愛善良，不必顧慮並千方百計去做一個對祖國有益的人，也就自然對祖國有益了。」可以說，這句話表達的是一種帶有遁世主義傾向的消極言論，它意味著別林斯基已經轉向「與現實妥協」，並開始宣揚「逆來順受」的行為觀念。

  當然，別林斯基始終承認現實的不足，他的「與現實的妥協」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這種認識上的。他指出，「現實是一隻巨怪（他給巴枯寧寫道），長著鐵爪、巨嘴與巨顎。它遲早會吞掉每一個反抗它、無法同它和平相處的人」，所以「它（現實）一切都不可拒斥，它一切都不可譴責或蔑視」。據別林斯基生平及思想的介紹性記載，別林斯基之所以會在1939-1940年間產生「與現實妥協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德國思想家黑格爾哲學中「存在即合理」的思想影響的結果。

  但是，別林斯基素來被認為是最真摯的真理的追求者，他是否會僅僅因為接受了「黑格爾」就置祖國於不顧他的思想變化的觸發機制究竟是怎樣的？我們認為，別林斯基的思想體系本身就存在著承認現實合理性的因素，這就是根深蒂固的對沙皇專制權力的信仰。 1837年，別林斯基應克拉耶夫斯基之邀參加《祖國紀事》編輯部的工作，並且與斯坦凱維奇小組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同小組其他成員以及同時代其他年輕的知識階層一樣，別林斯基被黑格爾哲學所吸引。但是由於別林斯基不懂德語，因此他不得不時常以書信的形式求教於巴枯寧和斯坦凱維奇。

  別林斯基對黑格爾的「存在即是合理的」哲學命題極為信服。1838年，別林斯基在主編的《莫斯科觀察家》上發表了巴枯寧翻譯的黑格爾的《中學講演錄》，巴枯寧在譯序中寫道:「現實永遠是勝利者」，「反抗現實等於摧毀各種勃然涌動的生活源泉。在生活的各方面和一切領域順應現實，是當代的一項偉大任務。」別林斯基在給巴枯寧的回信中也表示:「我注視著我原先根本不屑一顧的現實，由於意識到它的合理性而感受著一種神秘的喜悅。」1839年6月，別林斯基的《波羅金諾周年紀念》在《祖國紀事》上發表，這裡他借用了普希金的頌詩《波羅金諾周年紀念》的題目。

  在文章中，別林斯基提出了三個重要的觀點。第一，俄國之所以能夠打敗不可一世的拿破崙大軍，不是因為人民的力量，而是由於沙皇及沙皇政府的英明指揮。第二，俄國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是源自於俄國有遠高於法國乃至西歐的文明，而這種文明的體現者就是沙皇制度。第三，俄國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是因為俄國上下君臣和和睦、臣民一心，這即是俄國民族性別林斯基在政治上的「轉向」和麻木不仁使他的朋友痛心，赫爾岑對此予以嚴厲地批評，並且因此宣布與他斷交。

  別林斯基很快醒悟過來，在1840年宣布與自己罪惡的思想決裂。他在給哲學家波特金的信中表示:「我詛咒著自己想和卑鄙的現實妥協的那種卑鄙的願望…我的天啊，想到了我那裡的狂熱病或精神錯亂，真是可怕，我現在好似一場大病初癒的人」從此以後，別林斯基就義無反顧地轉向了革命民主主義者的世界觀。但是曾經充滿獻媚、奴顏的文章成了他一生洗不掉的最大污點。以至於每當他的朋友或敵人提及此事時，他立即無言以對，羞愧萬分，無地自容。

  作家屠格涅夫曾無意談起此文，別林斯基立即「羞得用雙手捂著住耳朵，緊彎著腰，左右搖晃著，在房 間里踱來去」。因為這篇文章與別林斯基憤世嫉俗、不屈不撓的性格，與他和獨裁政權和專制制度勢不兩立、永世為敵的政治立場冰炭兩極，根本無法相容。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別林斯基從1841年後就開始批判自己、批判黑格爾，認為「黑格爾關於道德的所有議論，都是地道的胡說八道」，「容忍它們，還不如死了的好。」同時，他也開始重新批判現實，認為俄羅斯的現實中「既無政治生活，也沒有宗教生活、科學生活和文學生活」，充滿了「無聊、冷漠、挫折、徒勞無果的努力」，簡直是屠眾生的「劍子手」別林斯基因此憤然疾呼:「我不會善罷甘休，再不會向邪惡的現實委屈求和了」，並由此與現實「決裂」。

  與前期相比，別林斯基在這一時期的現實批判的思想中，開始產生體」「人性」的關注。別林斯基曾經極度不信任民眾，認為「解放了的俄國人不是去國會，而是去小酒店喝酒，鬧事，絞死貴族」，認為俄羅斯人民難以運用真正的政治自由，只適合於服從專制制度；但一年後，別林斯基就徹底轉變了立場，認為「主體、個體、個人的命運比整個宇宙的命運和中國皇帝的健康更為重要」，「人性的人格高於歷史、高於社會、高於人類」，這時的別林斯基開始把作為個體的「人」視為超脫於普遍人類的對象加以崇敬、膜拜。

  中國有句老話說得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別林斯基《波羅金諾周年紀念》提出的三個重要的觀點中，小編對第一個觀點表示不贊同，俄國能夠打敗破侖大軍，不僅因為沙皇及沙皇政府的英明指揮，當然也少不了人民的力量。等不到人民的力量，在英明的指揮也不過是紙上談兵罷了。你們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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