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947：國民政府的學術獎勵
撰文：沈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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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五-1348《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三年工作概況》顯示，國民政府教育部根據1938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第十三項「全國最高學術審議機關應即設立以提高學術標準」規定，設立學術審議委員會。於是，在國民政府教育部的統籌指導下，1939年底由高等教育司牽頭，制定學術審議委員會章程，1940年3月呈准，隨即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施行。
據第一屆學術審議委員會達成的《第一屆學術審議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案》所示，1939年3月，國民政府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為審查大學教員資格之機關之決議」及「補助學術研究及獎勵著作發明案」。決定從1941年起，撥發專款，「列入文化教育事業費，為獎勵學術研究及著作發明之用」。
隨後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章程》十六條，八項主要任務中，有專門的「審議全國各大學之學術研究事項」、「審議學術研究之促進與獎勵事項」。其中學術審議委員會成員的組成有明確的規定。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次長、高等教育司司長為當然委員，聘任委員中由國民政府教育部直接聘任12人，從各高校選舉產生後聘任13人。據《學術審議委員會組織經過》所示，本年年底選舉產生的13位聘任審議委員會委員是馮友蘭（哲學）、傅斯年（歷史）、竺可楨（氣象）、吳有訓（物理）、周鯁生（法學）、王世傑（政治）、茅以升（土木工程）、馬寅初（商學）、閻福慶（醫學）、滕固（文藝）、蔣夢麟（教育）、鄒樹文（農學）、馬約翰（軍事及體育）。
教育部第一屆學術審議委員會成員名單
常務委員：
吳稚暉、朱家驊、陳大齊、王世傑、張道藩、鄒樹文、余井塘
當然委員：
陳立夫、顧毓琇、余井塘、吳俊升
聘任委員：
吳稚暉、朱家驊、張君勱、陳大齊、郭任遠、陳佈雷、蔣夢麟、王世傑、
竺可楨、胡庶華、程天放、羅家倫、張道藩、周鯁生、閻福慶、曾養甫、
茅以升、傅斯年、馮友蘭、馬寅初、鄒樹文、吳有訓、趙蘭坪、馬約翰
滕固（沈按：後改為呂鳳子）
這份名單中，陳立夫是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顧毓琇為政務次長、余井塘為常務次長、吳俊升為高等教育司司長。因為戰時交通不便，分散在各地的委員聚集開會不易，常務委員主要是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官員和在重慶的部分學界人士。這樣也就便於召開常務會議。
有家室的滕固，在出任國立北平藝專與國立杭州藝專合併而成的昆明國立藝專校長時，因婚外情，追求胡適的學生、助教徐芳（徐芳因愛胡適、滕固不成，1943年9月她嫁給陸軍大學教育長徐培根。徐培根為「左聯五烈士」之一徐殷夫的哥哥。《別了，哥哥》就是寫給他的），與妻子失和，在重慶因病住院，「出院回家。途中復遭其太太預先布置之流氓毒打一頓，受重傷。再進醫院。」於1941年5月20日在重慶病故。文藝學科評審委員隨之由呂鳳子補缺。
國民政府教育部第一屆學術審議委員會成員有七位同時也是1940年3月新選舉形成的中央研究院第二屆評議會成員：朱家驊、王世傑、傅斯年、茅以升、周鯁生、竺可楨、吳有訓。
第一屆學術審議委員會在1940年5月11日-13日、1941年2月14-16日，1942年4月16-17日，先後召開三次大會。期間有九次常務委員會，一次臨時常務委員會。
1940年5月11日-13日，本會第一次大會通過了「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審查辦法要點」、「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聘任待遇辦法要點」、「補助學術研究及獎勵著作發明」等多項議案。就待遇而言，教育學術審議委員會在大學教師薪額上為等別、級別、月俸制定了明確的標準：
教授 副教授 講師 助教
第一級 600 360 260 160
第二級 560 340 240 140
第三級 520 320 220 120
第四級 480 300 200 110
第五級 440 280 180 100
第六級 400 260 160 90
第七級 370 240 140 80
第八級 340
第九級 320
這是抗戰最艱苦的年代，國民政府給大學教師的基本生活保障和校長發薪依據，讓他們能在後方堅守講台，並與前方將士一同抗戰。戰時艱苦環境下，由國民政府教育部統一制定薪額標準，也便於管理。這個九級教授的薪額標準直到1947年8月，一直沒有變化。變化的是隨著物價的上漲，國民政府教育部臨時給教授增加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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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補助學術研究及獎勵著作發明」一案，諸位評審人根據學術審議委員會確立的審查及給獎標準，給出分數並加評語。審查要項如下：
（一）、作者觀點或所代表之思想是否正確；（二）、參考材料是否詳贍；（三）、結構是否完善；（四）、有無特殊創見；（五）、是否有獨立體系或自成一家學說；（六）、是否為有系統之敘述或說明；（七）、整理前人學說有無改進之點或特殊貢獻；（八）、是否適合國情或對於我國社會經濟及農工業各方面之影響如何；（九）、是否有學理根據；（十）是否確系發明或創作；（十一）、發明程序是否明顯是否可以實驗證明；（十二）是否能普遍應用；（十三）技術是否精巧。
這十三個審查要項也印在每一份《學術獎勵著作品審查意見表》上，作為「填表注意事項」。
對於一、二、三等獎的標準也有明確的規定，「一律嚴格審選，給獎名額，寧缺毋濫」。特別是一等獎，要求必須是「具有獨創性或發明性對於學術確系特殊貢獻者」。
1941年4月12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著作發明及美術獎勵規則》，1942年4月1日國民政府教育部修正公布《修正著作發明及美術獎勵規則》二十條。就各項獎勵內容，此規則有明確規定：
著作之獎勵分（一）文學（包括文學論文、小說、劇本、詞曲及詩歌），（二）哲學，（三）社會科學，（四）古代經籍研究。
發明之獎勵分（一）自然科學，（二）應用科學，（三）工藝製造。
美術之獎勵分（一）繪畫（包括中畫、西畫及圖案畫）、（二）雕塑，（三）音樂（包括樂典及樂理），（四）工藝美術。
由此可見，這個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主持評審的獎項，實際上的國家最高獎，是政府行為下的學術獎勵，試圖全面覆蓋各個學科領域。自1941年始，至1947年，前後共六次（1946、1947年合為一次）。1947-1948年，學術界的注意力一方面被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選舉所轉移；另一方面，廣大學人的學術工作，特別是學術研究也被內戰和高物價嚴重干擾。正值學術豐年的費鞏、聞一多、朱自清等學人分別在軍警的綁架、槍擊和疾病中喪命。
1942年4月16-17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第一屆學術審議會在重慶召開第三次大會，討論事項中有「決選民國三十年度申請獎勵之著作科學技術發明及美術作品案」、「請審議部聘教授人選並討論部聘教授服務細則草案」等。
《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第十次常會記錄》也有顯示，即其開會的諸多議程中有審查三十年度（1941）著作發明及音樂作品獎。
三十年度申請學術獎勵作品審查給獎名單
一等獎：
馮友蘭《新理學》
華羅庚《堆壘素數論》
二等獎：
金岳霖《論道》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
陳啟天《韓非子校釋》
胡煥庸《縮小省區方案研究》
張宗燧《對於合作現象之貢獻》
許寶騄《數理統計論文》
涂長望《中國氣候之研究》
俞啟葆《中棉黃苗致死之遺傳及其連鎖之研究》
沈霽春《數種藥品對於腎上腺等引起心臟纖維亂縮之影響（作用）》
劉開渠《雕塑》
沈福文《漆器》
三等獎(人員、著作略)
受獎助者（略）
三十年度獎勵金總額為十萬元。一等獎獎金一萬元，二等獎獎金五千元，三等獎獎金兩千五百元。受獎助者兩千元。
在三等獎中，屬於創作的文學類有邵祖平的《培風樓詩續存》、盧前的《中興鼓吹》、陳銓的《野玫瑰》和曹禺的《北京人》。在民國的文學創作中，因語言形式和文學觀念的不同，國民政府教育部統管的大學體制內分為新舊文學兩個陣營。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學術評獎包容新舊文學創作。因融合新舊的都市言情武俠小說興盛，文壇又分出雅俗兩大陣營。通俗文學的作者通常不在大學體制內，因此，國民政府教育部的文學創作類評獎，自然將通俗文學排斥在外。僅就三等獎的這四位文學作者看，邵祖平的是古體詩，盧前的是詞，陳銓、曹禺的是白話話劇劇本。邵祖平是1922年1月《學衡》創刊時最初的社員和「雜綴」欄目責任人，同時在刊物上堅持發表古體詩，屬於反對白話新文學的「學衡派」成員。他作為一個寫作古體詩的文學青年，堅持自修古典文學，從中學老師，到大學教授。詩作能獲得國民政府教育部首屆學術獎實屬不易。盧前在東南大學讀書時是吳梅的弟子，由寫作白話新詩轉向詞曲創作。陳銓在清華讀書時，為吳宓弟子，但他堅持寫作白話小說、戲劇，是「學衡派」中走出的新文學作家。曹禺也是清華畢業生。
三等獎中陳銓的戲劇劇本《野玫瑰》是抗戰時期影響最大、演出最多的諜戰話劇，1946年又改編為電影劇本《天字第一號》，由屠光啟執導，拍成電影。這個表現國民黨特工刺殺漢奸的抗戰劇，因附著了作者宣傳的尼采思想，而引起爭議，同時也招來共產黨文化勢力的強烈攻擊，並為陳銓1957年被劃為「右派」及後半生的困厄埋下無法抗拒的隱患。《野玫瑰》自然也是中國諜戰劇的首創之作。
抗戰初期，兩黨合作，國民政府對文藝也是空前重視，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這標誌著用筆來發動民眾抗戰的另一支力量形成。戲劇創作空前繁榮，與抗戰的現時需要和政府的積極扶植有直接關聯。因為抗戰宣傳的現時需要和艱苦的環境，紙本閱讀對於廣大民眾來說不合時宜，也沒有相應的印刷條件。詩朗誦和話劇演出，便成為最直接的文藝活動。
隨後國民政府教育部又在1943年專門成立了以張道藩、潘公展、張北海、魯覺吾、趙太侔、劉季洪、徐伯璞為委員的「優良劇本審查獎勵委員會」，並於1944年1月31日下午，在重慶青木關國民政府教育部會議室召開三十二年度（1943）優良劇本審查獎勵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四位委員缺席，請人代投票，魯覺吾、趙太侔、徐伯璞參加，通過投票，產生出一二三等獎共四種，其名額及獎金為：
第一名：老舍、趙清閣 《桃李春風》 （導演吳永剛） 貳萬元
第二名：曹禺 《蛻變》 （導演史東山） 壹萬五千元
第三名：於伶 《杏花春雨江南》（導演史東山） 壹萬元
沈浮 《金玉滿堂》 （導演潘孑農） 壹萬元
原導演各獎五千元（不重複給獎）
同時決定在2月15日首屆戲劇節上，宣布第一次獲獎勵的優良劇本。
趙太侔、張道藩、魯覺吾都是中國話劇的創造實踐者和組織領導者。
這樣戲劇劇本就從每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審查的申請獎勵之著作發明及美術作品中分離出來。其中《桃李春風》是老舍與趙清閣十多年婚外情最為著名的文字見證。
曹禺的情況特殊，從1937年《日出》獲得《大公報》文藝獎金始，1941年《北京人》獲國民政府教育部首屆學術獎，這次《蛻變》又獲得首屆優良劇本獎。曹禺和老舍、陳銓的不同之處在於他一直是專一的劇作家。
1943年5月4日，選舉產生國民政府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第二屆委員會。
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第二屆委員名單
當然委員：
陳立夫、顧毓琇、余井塘、吳俊升、
聘任委員：
吳稚暉、朱家驊、張君勱、陳大齊、陳佈雷、蔣夢麟、王世傑、張道藩、
曾養甫、程天放、竺可楨、胡庶華、柳翼徵、茅以升、周鯁生、傅斯年、
馮友蘭、廖世承、吳有訓、鄒樹文、徐悲鴻、徐誦明、錢端升、劉大鈞、
郝更生
常務委員：
吳稚暉、朱家驊、陳大齊、王世傑、張道藩、余井塘、茅以升
這一屆同時設立專門委員：
汪懋祖、陳東原、吳正華、任泰、黎東方、張北海
國民政府教育部第二屆學術審議委員會成員與1940年3月新選舉形成的中央研究院第二屆評議會成員有七位重疊：朱家驊、王世傑、傅斯年、茅以升、周鯁生、竺可楨、吳有訓。
1943年6月25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第二屆第一次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三十一年度（1942）申請獎勵之著作發明及美術作品。
三十一年度申請學術獎勵作品審查給獎名單
一等獎：
周培源《激流論》
蘇步青《曲線射影概論》
吳大猷《多元分子振動光譜與結構》
呂鳳子《四阿羅漢》
二等獎：
羅倬漢、胡元義、陸德懋、郭寶鈞、胡厚宣、馬士俊、盧於道、孫雲鑄
鍾開來、周鴻經、呂炯、武 霈、許植方、王恆守、周同慶、黃碧君
秦宣夫、吳作人、楊蔭瀏(著作略)
三等獎：(人員、著作略)
這一屆文學類和上屆一樣，只設置、評選出三等獎，三位獲獎者為：
孫為霆《巴山樵唱》
王力《中國語法之理論》
唐玉虯《國聲集》
其中《巴山樵唱》為散曲小令，《國聲集》為古體詩。孫為霆是東南大學畢業生，在校讀書時即在《國學叢刊》上發表有詞作。王力的《中國語法之理論》為大文學類的語言學論著。
三十一年度獎勵金總額為三十二萬元。一等獎獎金一萬五千元，二等獎獎金八千元，三等獎獎金四千元。
這一屆自然科學獎項中的三個一等獎獲得者的材料中，都有詳細的介紹人、審查人和審查意見。周培源的介紹人是吳有訓，審查人為夏元瑮、丁燮林；蘇步青的介紹人是竺可楨，審查人為何魯、孫光遠；吳大猷的介紹人是蔣夢麟，審查人為嚴濟慈、胡剛復。
1944年5月3日下午《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第二屆第二次大會第一組審議會記錄》顯示，其開會的諸多議程中有審查三十二年度（1943）著作發明及音樂作品獎。
三十二年度申請學術獎勵作品審查給獎名單
一等獎：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陳建功《富里級數之蔡茶羅絕對可和性論》
杜公振、鄧瑞麟《痹病之研究》
楊鍾健《許氏祿豐龍》
吳定良《人類學論文》
二等獎
朱光潛、唐君毅、胡世華、聞一多、劉節、王竹溪、李華宗、張青蓮、
王葆仁、李方訓、馬廷英、趙九章、李耀滋、顧毓珍(著作略)
三等獎 (人員、著作略)
三十二年度獎勵金總額為四十萬元。一等獎獎金三萬元，二等獎獎金一萬五千元，三等獎獎金八千元。儘管獎金數目每年都有所提高，但是也不敵高漲的物價。
湯一介在《我的父親湯用彤》一文中說：「當時的教育部授予我父親那本《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最高獎，他得到這消息後，很不高興，對朋友說，說：『多少年來一向是我給學生分數，我要誰給我的書評獎！』」這顯示出一種特有的學術自信。
湯用彤
湯一介在自己口述、陳遠撰文的另一篇《回憶父親湯用彤》中，針對父親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和上述馮友蘭、金岳霖得獎的著作，有如下一段感慨：
父親的學術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這之後他就沒有寫出過像樣的學術著作。你這個看法我很認同，實際上，如果你認真地來看，1949年之後不僅是父親一個人，而是一批老學者都沒有寫出過比較好的著作：馮友蘭先生的學術地位是由解放前的《貞元六書》奠定的，解放之後的著作包括《哲學史新編》都沒有超越他以前的東西；金岳霖先生的《論道》和《知識論》也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之後的東西甚至都走錯了路，他在《邏輯學》中說邏輯有階級性到現在恐怕要成為學界的笑話，雖然這怪不得金先生。思想改造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傷害，讓他們不再說真話了，在學術上也就沒有辦法前進了。
這裡，湯一介強調，對於一個學者來說，「說真話」是學術前進的「辦法」。而「講真話」的外在環境是學術自由。湯用彤得獎時，個人正在昆明的西南聯大。當事人每當回憶起西南聯大，談到其人才輩出，在當時或後來走向世界，也是世界一流時，無不感嘆那是一個思想自由的年代，唯有自由思想，養育了科學精神。這正是柏林大學校長施萊爾馬赫所說的：「大學的目的並不在於教給學生一些知識，而在於為其養成科學的精神，而這種科學精神無法靠強制，只能在自由中產生。」
1945年3月30-31日《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第二屆第三次全體會議記錄》顯示，其開會的諸多議程中有審查三十三年度（1944）著作發明及音樂作品獎。
三十三年度申請學術獎勵作品審查給獎名單
一等獎：
勞 幹《居延漢簡考釋》
林致平《多空長條之應用力分析》
二等獎：
黃建中、羅根澤、李嘉言、吳毓江、蕭一山、簡又文、吳學義、張德粹
吳文暉、朱炳海、孫逢吉、鍾盛標、黃文熙、柏實義、魏壽崑、龍丕炎
唐燿、李善邦(著作略)
三等獎 (人員、著作略)
1947年5月8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第三屆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三十四年度（1945年）學術獎勵著作作品共47件：一等獎0、二等獎12、三等獎35。另有獎助金16名。一等獎獎金80萬、二等獎40萬、三等獎20萬。另有獎助金每人15萬。而此時的米價已經開始早晚不同價，逐步從每市斤2000元向上竄升。
三十五、六年度即1946-1947年度學術獎勵申報評審情況較以前更為規範化。北京大學校長鬍適等都參與評閱鑒定。據《三十五六年度學術獎勵處理情形統計表》顯示：
這次「經專家審竣擬提會決選件數」共150項，其中文學17、哲學10、社會科學44、古代經籍研究11、自然科學18、應用科學38、工藝製造1、繪畫10、雕塑1、音樂0。
「經專家審查均不予獎勵件數」共38項，其中文學7、哲學1、社會科學8、古代經籍研究4、自然科學4、應用科學11、工藝製造1、繪畫1、雕塑0、音樂1。
「專家未審還移下屆辦理件數」共7項，其中文學2、哲學1、社會科學2、古代經籍研究0、自然科學1、應用科學0、工藝製造0、繪畫0、雕塑0、音樂1。
1948年4月20日至21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第三屆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在南京教育部舉行。會議決選三十五六年度學術獎勵著作發明及美術作品。
六次獎勵獲得者中，一等獎蘇步青、馮友蘭、湯用彤、陳寅恪，二等獎胡煥庸、胡元義、楊樹達是部聘教授。
一等獎獲得者馮友蘭、華羅庚、蘇步青、吳大猷、湯用彤、陳寅恪、楊鍾健、吳定良，二等獎獲得者金岳霖、楊樹達、許寶騄在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歷屆獲獎人數統計表》顯示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度即1941-1945年國民政府國民政府教育部學術審議會共評選277項獎勵。其中：
1941年一等獎2、二等獎11、三等獎17、獎助金7
1942年一等獎4、二等獎19、三等獎25
1943年一等獎6、二等獎12、三等獎36、獎助金4
1944年一等獎2、二等獎18、三等獎47、獎助金11
1945年一等獎0、二等獎12、三等獎35、獎助金16
文史哲類的一等獎獲得者集中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的教授，而中央大學教授則無緣。這正好印證了東南大學畢業生，後為中央大學教授的郭廷以所說的中央大學「研究風氣不盛」。他在口述自傳中說：「戰前四五年間，全國的教育、學術進步很快，這應歸功於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待遇提高，中大教員都是規規矩矩的教書，但論研究精神則略有欠缺，這是因為課多而且接近政府的緣故，許多教員混資格『做官』去了，所以趕不上清華。清華安定、條件好。周炳琳就說過『中大是不錯，但好像是缺少甚麼，研究風氣不盛。』」他所說的許多教員混資格「做官」去了，也是有所指的。僅中央大學文學院戰前兩任院長都先後離開學校，謝壽康做外交官、立法委員，汪東做監察委員、禮樂館館長。同時更印證了後面將引述胡小石所說的「北大中文系向來注重學術的探討，中大隻提倡古典詩文的摹擬」。因為文學類獲獎者盧前（《中興鼓吹》）、孫為霆（《巴山樵唱》）都是中央大學前身東南大學國文系的畢業生，他們的獲獎著作就是古體詩詞。相反，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生陳銓（《野玫瑰》）、曹禺（《北京人》）的劇本獲獎，是新文學作品，這和朱自清之說是一致的。朱自清在1931年6月1日《清華周刊》第35卷第11、12期上發表有《清華大學的中國文學系概況》一文，他說在1928年楊振聲主持國文系時，就提出了一個新的目的：「創造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學。」楊振聲特彆強調新文學的作用和意義。他說：
我們若沒有新文學，不可能有新文化與新人生觀，沒有新文化與新人生觀，也就不可能有個新中國。因為新文學，在一種深刻的意義上說，就是來創造新文化與人生觀的。先有了這個，咱們的也才能有個新中國。
因為在楊振聲之後，朱自清繼任系主任，楊振聲說「我們商定的中國文學的新方向始終未變」。後繼的系主任羅莘田（常培）、羅膺中（庸）、聞一多都保持和發揚了這一「新趨勢」。而中央大學則是「只提倡古典詩文的摹擬」，「只講古典文學，不講新文學」。兩校國文系的辦學理念和對新文學的認識不同，在日後培養出的學生的著作中得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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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意見的私密性曝光與檔案解密公開相關聯。讓學者特別是有評審權的個體發出公平、公正的意見而不受人際關係、官方權力或社會輿論壓力，官方組織者的保密承諾自然是必須的保障。這既是對學術獨立的尊重，也是對嚴肅、真誠學者的保護。
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學術獎勵摘要及學術獎勵著作品審查意見表》所顯示的「三十五六年度學術獎勵摘要」中，有1947年9月19日張道藩為姚中申報的《新中國與新青年》所做出的「 觀點甚為正確」、「思想正確」的「審查意見」和「總評」：
審查意見：
本書系以主席《中國之命運》為藍本，而特別發揮其五大建設與青年之訓示，兼能根據國父遺教與時賢言論，故其觀點甚為正確。參考資料多取材於報章，結構體系一依五大建設。惟各項材料之分配，輕重不甚適宜，其所敷陳之理論亦太淺近，多事態之敘述而少改進之計劃。故本書雖合國情，但無特殊貢獻。
總評：
本書思想正確，常識豐富，文筆流瞻，乃其優點。惟發揮他人學說而無特殊貢獻。摭拾報章記載，並無個人創見。若以之為有學術價值的著作固不可，但不失為一種青年的參考讀物，擬從優給以三等獎。
看過政府官員的評獎評語，再看一份學者之言。
這是1947年2月20日陳寅恪為董朴垞《中國史學史》三冊寫的「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
此書雖頗採用多種材料但不能成為一有系統組織之作品且似是學校講義亦不能視為一種創作全書中皆因襲抄錄未見有創穫之處故此書似不宜給獎
總評：
全書中未見有創穫之處似不宜給獎
董朴垞為1930年燕京大學首屆研究生，畢業後短期在集美專科學校任職，後來長期在溫州中學執教，並從事永嘉學派的文獻整理與研究。陳寅恪的審查意見可謂嚴格。
雷海宗審查朱謙之的《哥倫布前一千年中國僧人發現美洲說》後，給出的「審查意見」是：
審查意見：
全書觀點極不正確。治史最忌自我誇大；作者似認美洲之發現為中國之光榮，極力牽強附會，非證成見為事實不可。此書無可詳論。
總評：
似不應予以獎勵。
也有非學術中人的非學術性文章混入評審程序中，於是就遭到嚴肅學者的快刀斬截。中紡青島第四廠辦事員李承迪提交的《星球起源之新研究》，在1947年6月18日被評審者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代所長陳遵媯給出了這樣的「審查意見」：
此文徒憑玄想，既無學理之根據，復乏事實之應證，滿紙荒唐，不堪入目，竟敢提向貴部請獎，洵屬荒謬已極！
因抗戰勝利後各校忙於複員，1946-1947年兩年度合併評獎，獎項如下：
一等獎1、二等獎15、三等獎28、獎助金2
一等獎獲得者為浙江大學教授王福春（《三角級數之收斂理論》），他在1943年曾以《富里級數之平均收斂》獲得三等獎。二、三等獎（人員、著作略）中文學類的湖南大學教授楊樹達（《造字時有通借證及古文字研究》）是第二次得二等獎。
六次獎勵中，五批次一等獎，沒有同一人獲得兩次的。這主要是考慮，最高榮譽獲得者不能集中在少數人，同時也顯示戰亂年代，傑出學術工作成績來之不易。
1946年12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第三屆委員會成立，成員如下：
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第三屆委員名單
朱家驊、杭立武、田培林、陳立夫、陳大齊、張道藩、羅宗洛、傅斯年、
吳有訓、茅以升、吳稚暉、張君勱、蔣夢麟、王世傑、王星拱、汪敬熙、
葉企孫、李四光、胡 適、竺可楨、周鯁生、周炳琳、鄒秉文、馬寅初、
戚壽南、艾 偉、徐悲鴻、袁敦禮、周鴻經
國民政府教育部第三屆學術審議委員會成員與1948年9月新選舉形成的中央研究院第三屆評議會成員有十二位重疊：朱家驊、羅宗洛、傅斯年、吳有訓、茅以升、王世傑、汪敬熙、葉企孫、李四光、胡適、竺可楨、周鯁生。兩會通常將雙方的開會時間前後連貫，以便成員集結。
1947年5月8日、7月24日、10月18日、1948年3月24日共舉行四次常務委員會議，1948年4月20-21日舉行第一次全體大會。
特別是一等獎的獲得者都是國內著名學人，他們的著作（成果）日後也經過時間的檢驗，均為上乘之作。
（作者授權刊載，注釋略去。原文《現代學術評審制度的建立——國民政府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與學術評獎》，刊《長江學術》季刊2018年第3期，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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