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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考"上了北大的中醫師:我是怎麼走上中醫之路的


我是怎樣走上中醫之路的




我從小喜愛讀書,高二、高三時是全班第一名。當年,成績優異者一般偏重理科,我卻喜歡文科,有老師說我「破了天荒」。




因我專心學習,有點清高,校方便說我走「白專道路」,我的言行被視為「異端」。如有一位老師課講得好,我就天真爛漫地建議他寫一本書,推廣其教學經驗。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道貌岸然的老師,竟加油添醋地向上打「小報告」,說我鼓勵他「成名成家」。




這還了得,校領導在一次大會上鐵青著臉,咬牙切齒地罵我「人小鬼大,蠱惑人心」。



最可怕的是,我的畢業鑒定被寫上「重知識輕政治」,這是政治淘汰的信號。事實上,我年輕時便立下「經國濟世」之志,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特別是《毛澤東選集》,是我最愛讀的課外書。我只不過不諳世事,不落俗套罷了。




我執意參加1964年的高考,且初衷不改,第一表第一志願填北京大學哲學系,第二表第一志願填成都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我的高考成績雖然遠遠超過北京大學錄取分數線,卻沒有一所名牌大學錄取我,連成都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也姍姍來遲。



進校後方知,我險些落榜。原來,成都大學副校長劉洪康教授(著名哲學家、經濟學家、語言學家)本已不錄取我,但在回校途經杜甫草堂時,又令坐騎掉頭,重返錄取地點,毅然將我錄取到該校政治經濟學系。




在大學期間,我經常去杜甫草堂,緬懷和感謝詩聖杜甫的「在天之靈」。




自學之路



我自學中醫,純屬偶然。說來話長了,算是一個時代的「機緣巧合」吧。




陰差陽錯入醫門




「解救」落難名醫



1966年秋,學校搞「文革」停了課。我和一些大學生被四川省省委「文革接待站」派到大邑縣搞調查,調查組設了一個接待站。




有一天輪到我值班,有兩位年輕的鄉村醫生前來「告狀」,說他們的老師簡裕光,因為「煉丹」為人治病,被誣為「封建迷信」;「丹藥」被沒收,並被取消了行醫資格,七個徒弟也受到株連。




當聽說簡氏丹藥配合中草藥,治好了不少肝硬化、空洞性肺結核、重度子宮脫垂病人時,我很驚奇,又半信半疑。




次日,我騎著一輛破舊自行車,趕赴簡氏師徒行醫的地區——離縣城二十多里的「元興公社」,現場仔細詢問了十多個病人,證明確有其事。




我連夜趕寫了一份「調查報告」,次晨當面交給縣委領導,並「義正辭嚴」地要求立即「解放」簡氏師徒。縣委領導找來縣衛生科長,迅速落實了此事。那時,「紅衛兵」的話猶如「聖旨」。




但我對簡氏「丹藥」充滿了好奇心,必欲親眼睹其「芳容」而後快,便「得寸進尺」地要求縣裡劃撥一筆科研經費,扶持簡氏師徒繼續煉丹。




我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支持新生事物,為人民健康服務」。縣委領導爽快同意,併當場拍板,將大邑城關中學物理實驗室作為煉丹的科學實驗室。



「五色鹽精」傳奇




簡氏師徒煉的丹名叫「五色鹽精」,其主要原料除食鹽外,還有鹵鹼、硫黃等。我目睹了煉丹的全過程,擔心有毒。等丹藥煉成後,我便與簡老師等一道,專程遠赴位於重慶市黃角椏的「四川省中藥研究所」請求檢驗,結果出來了:無毒。謝天謝地,我的擔心是多餘的。




我「趁熱打鐵」,要求縣裡出資,舉辦了「大邑縣實踐病院」,由簡老師主持,使用「五色鹽精」配合中草藥,專門收治疑難頑症。因療效顯著,聲名鵲起,求治者越來越多,而「實踐病院」又是免費治療,縣裡經費有限,病人越多,越捉襟見肘,難以為繼。



我憂心如焚,便向省衛生廳、成都中醫學院、成都軍區等單位領導寫信,尋求支持。不久,溫江專區收編了簡氏師徒,成立了「五色鹽精研究組」。




我仍嫌經費少、規模小、步伐慢,便繼續向上寫信、寄材料。有一封信打動了成都軍區主要領導,他作了「重要批示」後,軍區後勤衛生部、成都中醫學院先後派人進行了調查。




後來,簡氏師徒轉成全民所有制職工,並以簡老師為台柱,成立了「溫江地區中草藥研究所」(成都市中草藥研究所)。



毅然決定學醫




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幹了一件「轟轟烈烈」的事兒。簡氏師徒說,在遇到我之前,他們在當地申訴無門;數次找過調查組其他成員,均告以此事不歸他們管。




而一找到我,便如「撥雲見日」,我不僅管,還「一管到底」,真是「救人要救徹,送佛上西天」。若我與中醫無緣,何能如此?




簡氏師徒還常說:「不為良相,必為良醫。」(范仲淹語)。這讓我想起馬克思的高中畢業論文,題目是《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




馬克思認為,青年應當選擇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的職業,而摒棄一己的私心雜念。我的心豁然開朗,既然政治經濟學專業前途渺茫,就應當學醫。因為醫學沒有階級性,是為全人類服務的,何止「大多數人」!




然而「文革」風起雲湧,人人裹挾其中,我要「跳出三界外」,談何容易!翻閱《孫子兵法》,三十六計,皆不堪用。




忽然心生一計:病!我煞費苦心地「稱病」,住進了學校病房;又「正大光明」地從校圖書館借來許多醫書,關起門來,夜以繼日地閱讀,「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




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自學了醫學院校西醫專業的主要教材和中醫專業二版全部教材,並開始為同學、老師看病。所謂「看病」,不過是根據病人的癥狀和舌脈去翻書,對號入座,居然有效。一位校醫感嘆道:「余國俊讀醫書讀出名了」。




如此「臨床實習」




學校門口有一家「聯合診所」,所里有一位老中醫醫術較高,卻是「歷史反革命」。我便經常在夜間悄悄去他那兒請教,他還借過幾本線裝書給我看。




而我校離省人民醫院只有五里路,挂號費很便宜,我便多次冒充「病人」去看病。那時該院中醫診斷室是幾間簡易平房,我站在窗外,或趴在窗口上,仔細觀摩醫生看病。




因就診者眾,醫生應接不暇,從未乾涉過我這個「偷藝」者。2001年我晉陞「正高」答辯時,考官之一便是當年被我「偷」過藝的醫生。我笑談此事,對方先是一愣,繼而開懷大笑。




指路明燈張錫純




錫純指示門徑




自學完中醫教材後,我曾瀏覽(不是閱讀)過不少中醫書。有一天清晨,我在簡老師的書架上發現了一本《醫學衷中參西錄》第三冊,隨手翻開,映入眼帘的是「石膏解」,才讀完一段,便被吸引住了;洋洋萬餘言,目不轉睛,一口氣讀完,直如醍醐灌頂,連聲感嘆:天下竟有如此精彩絕倫的醫書!於是不分晝夜地閱讀此書,第三冊讀完,又讀第一冊、第二冊;每本讀了三遍,邊讀邊記筆記。




那段時間,我完全沉醉在張氏著作里,滿腦子《醫學衷中參西錄》,言必稱張錫純,有時夢中也在讀張氏之書。我還向同學們吹噓說,自己能穿越時空隧道,「進入」張錫純的思維。




深得「近代中醫第一人」張錫純的精粹之後,再轉而學習其他中醫書——包括文辭古奧、義理深邃的中醫「四大經典」,便不再有多少攔路虎了。




許多年之後,有不少初學中醫者垂詢如何學習中醫,我答曰:精通一家,熟悉幾家,了解多家。




有幸「正式懸壺」




1969年~1971年在軍墾農場鍛煉期間,白天參加體力勞動並為農民看病;每遇疑難病證,必先回憶錫純之書(不敢當場翻書,但病人走後必翻書對照),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看書至深夜。《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就是在軍墾農場學習的。




1971年秋,我分配到樂山專區,恰逢夾江縣華頭山區一位成都中醫學院畢業的中醫早就要求調走。我聽說後,便向縣組織部門「毛遂自薦」,請求改行當中醫。




當時一位組織幹事說:「你的專業是政治經濟學,你真會看病?」軍代表倒很開通,說:「讓他去試試嘛!試用一個月,當不下來再分配其他工作。」




就這樣,我興沖沖地趕赴離縣城47公里的華頭區——當時人稱「夾江的甘、阿、涼」,即四川省的甘孜、阿壩、涼山三個自治州,條件比較艱苦。




次日,我便坐進華頭區醫院的中醫診斷室,開始「正式懸壺」生涯,並廣泛運用張錫純治療疑難病證的豐厚經驗,迅速打開了局面。




如一媼,年近五旬,雙下肢靜脈曲張,疼痛益劇,跛行來診。甫坐定,眼淚奪眶而出。自言跑過幾家大醫院,均不開藥。




我從未治過此病,然觀其症征,顯系血瘀,便投「活絡效靈丹」,重加祛瘀猛葯。服6劑,疼痛大減;守服30餘劑,疼痛消失,步履基本復常。




用「鎮肝熄風湯」加減,救治一例中風偏癱,病人迅速轉危為安;用「振中湯」治癒頑固性腰痛;用「燮理湯」加鴉膽子治癒熱痢下重;用「滋陰清燥湯」搶救小兒久瀉傷脾陰;以及用張錫純推薦的「加減當歸補血湯」治癒崩漏重證……




我「正式懸壺」1月之後,縣裡果然派人前來考察,結果是:「意料之外的滿意」。他們用最純樸無華的語言當面表揚我時,法國著名微生物家巴斯德的名言迅速掠過我的腦際:「機會垂青於素有訓練者。」(又譯:「機會只對素有訓練的人才有用處。」)



小荷才露尖尖角




文章頻頻見刊




我撰寫學術文章起步較早——1973年秋,即正式行醫2年之時。那時只知道一家中醫刊物——《新中醫》;連續投稿2篇,均幸中而及時發表。竊喜之餘,難以「擊鼓再進」。




乃因臨床有限,而中醫學是實踐性特強的科學,若無臨床功底,只能「紙上談兵。」何況我是紙上談兵亦覺難——讀書甚少,藏書也少,而「書到用時方恨少」。




忽憶莎士比亞名句:「早結果的樹一定早凋」,著實驚出了一身冷汗。蘇東坡說寫文章要「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回味及此,便為自己的輕舉妄動、「欺世盜名」而後悔。




於是沉潛下來,日診夜記,廣搜博採,擇善而從,又得現代經方大師江爾遜先生的熏陶和啟迪。五年之後,重新命筆,竟爾「思如泉湧」,寫來輕鬆快捷,發表順風順水。




數年間,遍及二十餘家中醫藥刊物。那時發表文章,不出審稿費和版面費,全憑質量取勝。記得1981年,我在《中醫雜誌》發表《張錫純論治脾胃》之後,深受鼓舞和激勵,又接連投稿幾篇,均遭退稿。受「敝帚自珍」心態驅使,便寫信去詢問「為什麼」。




該刊編輯部回復了一封公函,不特言辭優雅懇切,而且書法一流,大意是說:該刊稿件採用率僅3%~5%;文稿被退,不一定質量不高;該刊建立了一套嚴格的審稿制度——初審、複審、集體討論定取捨。我想,這大約是《中醫雜誌》上從未出現過「文字垃圾」的根本原因吧。




作為一個基層臨床醫生,我何以要不間斷地撰寫學術文章?為名利么?唐代詩人戌昱《感春》詩云:「名位未沾身欲老,詩書寧救眼前貧。」那麼究竟為了什麼呢?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意即只讀書,不思考,就會迷惘;只思考,不讀書,就會懈怠。他不提寫文章,他是「述而不作」,只講不寫,卻有學生隨時記錄整理。倘若學生也效法孔子「述而不作」,會有流芳千古的《論語》么?所以我在年輕時就「狗尾續貂」,補了一句:「學、思而不作則憾」。




這種「憾」,有兩層意思: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寫文章也是「千秋之偉業」,「不朽之盛事」,人生無緣此事,或有緣而放棄,無片言隻語留世間,豈不遺憾?此其一;其二,讀書是走別人的思想路線,寫作才是走自己的思想路線,不寫作,難以真正獨立思考,難以「探驪得珠」。




也曾「一步登天」




1983年秋的一天,四川省中醫研究所名老中醫陸干甫先生偕同該所領導,突然光臨我供職的鄉村醫院,與我海闊天空地「閑聊」了2小時。不久,陸老來信,熱情洋溢地邀我調到省中醫研究所工作,「一展宏圖」。




我也得悉,此緣於從未謀面的金家浚先生(《四川中醫》主編)的鼎力推薦。遂欣然從命,於年底「借調」到省中醫研究所文獻研究室。在旁人看來,我真是「一步登天」了。




在省中醫研究所,仍是看病、讀書、寫作,可謂輕車熟路,遊刃有餘。但不久便萌生陶淵明「歸去來兮」之意。我乃「樂山樂水」之人,處在熱鬧喧囂的大城市,感覺渾身不自在,寫作缺乏靈感,而且「早生華髮」。




該所曾幾次要求我辦理正式調動手續(包括調動家屬),我均婉辭之,但又實在找不出「借口」,十分尷尬。




忽聞樂山擬開辦「江爾遜高徒班」,要我回去協助,我才轉憂為喜。江老亦接連三次赴蓉商討,我才得以「名正言順」地離開。




回想一年前,我坐省中醫研究所派來的專車赴蓉,我院職工傾巢出動相送。經過眉山(蘇東坡故里)時,我腦海里竟然浮現出李白奉詔赴長安時寫的詩:「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未免天真有餘,成熟不足,猶帶俗氣。




返回時,仍坐那輛車,於晨光熹微之中,悄悄離蓉,無一人送行。我不感寂寞,唯想起蓉城諸位「恩公」對我的「知遇之恩」時,便深深歉疚!




在省中醫研究所工作的一年間,我與文獻研究室同道黃明安先生合作編著了一本中醫工具書——《內難經薈釋》,由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四川電視台在介紹我省校點古醫籍的成績時,重點推介了此書,頗有溢美之詞——如說此書的出版,「標誌著《內經》、《難經》的整理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云云。




師承之路




我師承現代經方大師江爾遜先生,無人「指派」,未簽「合同」,沒有「任務」,沒有「承諾」,完全是自願自覺,自然而然,自由自在,自得其樂。




繼承整理江老學術經驗




我初業醫時,江老已是樂山地區家喻戶曉的名老中醫,他的崇高聲譽不是新聞媒體宣傳出來的,而是在數十年治病救人的臨床生涯中逐漸積累和拓展開來的。




江老的師承導師是蜀中名醫、經方大家陳鼎三。陳老博覽群書,窮原竟委,記憶力驚人。據江老說,陳老不僅能全文背誦《傷寒論》和《金匱要略》,還能全文背誦最難背誦的《神農本草經》。




陳老學驗宏富,以善治傷寒逆證、壞證著稱;經常出診,扶危救顛,故而無暇著述,唯有《醫學探源》一書傳世。江老則完整、準確地繼承了陳鼎三學術經驗,且發揚光大之。




江老當年「桃李滿樂山」,跟隨其學習,進修者一批又一批;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讚美江老醫德高尚,學驗俱豐,不同凡響,但就是無人動手繼承整理其學術經驗。




當時我在鄉村醫院工作,有一次回樂山休假,得知江老欲寫一篇論文去出席成都市中醫學術研討會,因忙於診務,無暇動筆,便喚起了我的「寫作欲」。




江老定的題目是「試論《傷寒論》與溫病學說的關係」;江老講述要點,其主旨是「寒溫統一論」,即傷寒統溫病。這恰恰是我堅決反對的。但我還是嚴格遵循江老的思路,硬著頭皮寫下去——自己批駁自己。後來,這篇論文引起了參會代表熱烈的學術爭鳴。我的「初試啼聲」,江老頗為欣賞,特別欣賞我不僅尊重,而且「誓死捍衛」不同學術見解的「雅量」。




此後我便自願充任江老的助手,孜孜不倦地學習繼承和整理研究其學術經驗,並開展廣泛的臨床驗證,公開發表了數十篇學術文章。




繼承整理江老的學術經驗,其實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情。為什麼呢?

江老秉承陳鼎三遺訓,每治一病,必是理—法—方—葯完備而一以貫之,且特別彰顯「方以法立,法出方隨」。觀其每疏一方,不唯理法彰然,而且以方統葯,葯在方中,絕不遊離於方之外。換言之,每加減一味葯,必有理法之依據。




從江老的大量治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方證對應」時避免了「有方無葯」的機械性,在「辨證論治」時則避免了「有葯無方」的隨意性。把這樣規範的臨床經驗整理出來,不是「舉手之勞」么?




至於理論探討性的學術文章,撰寫也不難。因江老口才頗佳,一談到中醫學術問題,更是口若懸河,且「天機迅發,妙識玄通」,引經據典,准古酌今,頻添新意。我據此走筆成章,有何難哉!




協助創辦「江爾遜高徒班」




1985年1月,我懷著新的使命感,來到樂山市人民醫院。在這裡,我協助江老創辦了「江爾遜高徒班」。我在高徒班的身份頗特殊——既是「高徒」,參加學習;又是助手,負責高徒班的行政事務,並參與教學。




草擬教學計劃




我遵照江老的意旨,經過深思熟慮,草擬了高徒班的教學計劃:




高徒班的教學內容是:以仲景學說為主,上溯《內經》、《難經》、《神農本草經》,下及後世諸家具有代表性的名著,博採傷寒學說與溫病學說之長,務期融會貫通,並嫻熟地運用於臨床。




教學方法是:臨床跟師門診和會診,隨時隨地,點點滴滴地記錄導師的臨證經驗,並獨立地進行驗證;在驗證的基礎上去粗取精,含英咀華,分類歸納,系統整理。




理論上以自學為主,在自學的基礎上集體討論,重大或疑難問題由導師答疑。針對學員知識結構的薄弱環節進行補課和輔導。




學風方面,要求學員讀書與臨證相結合,理解與背誦不偏廢,主動地、生動活潑地、創造性地學習和思考,大膽地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堅持「教學相長」與「百家爭鳴」的方針,充分發揚學術民主,大力活躍學術空氣,鼓勵開拓與創新精神。




南齊褚澄《褚氏遺書》說學醫者應當「博涉知病」、「多診識脈」和「屢用達葯」;清代王孟英則「不作兩腳書櫥」。而高徒班的教學計劃,可謂「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矣。




其中的一段話——「主動地、生動活潑地、創造性地學習和思考」;「大膽地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其出處是毛澤東關於大學教學改革的「春節指示」(1964年),當年我聽了傳達,那段話便深深地嵌進了我的大腦。




主持寫作教學




我主持寫作教學,從未「虛晃一槍」,或放「空炮」,而是「親臨戰場」,「真槍實彈」,——當著學員的面,「手把手」地反覆修改其繼承整理文章,直到實在改不下去了,才鼓勵其投稿。




功夫不負有心人,幾乎全部命中。三年期滿,四位學員公開發表繼承整理學術文章五十餘篇。須知在進高徒班之前,他們從未發表過文章。而當年的高材生,由於掌握了「漁技」,後來成了中醫文章高手。至於講課,記憶猶新的有兩次:




一次是講寫文章要講求「辯證邏輯」,即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並舉現代著名作家王蒙的一篇論文為例:王蒙論文的主題是說作家應當學者化,但卻從反面提出問題——不少著名作家不是學者。反說正說,跌宕起伏,層層推進;相反相成,珠聯璧合,步步深入。古人說:「文似看山不喜平」,先賢后賢,其揆如一。




另一次講寫文章要繁簡得當,提倡「長話短說,無話則不說」,防止空話連篇,言之無物。並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作品為例,推崇其寫作風格——簡潔明快,猶如「電報體」。




此外,還舉行過一次別開生面的「考試」。因學員們初學寫作,普遍存在自卑心理,唯恐質量差,寄出去貽笑大方。於是選了一篇名氣很大的中醫藥刊物的「編輯部文章」作為試題,答題要求:「本文不足一千字,但語法、標點明顯錯誤達二十餘處,請一一標出,並予以糾正。」




通過這次考試和講評,學員們眼界大開,自卑感一掃而空。




結 束 語




宋代大詩人陸遊說:「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拙意學醫何獨不然哉!我未能從事大學所學的專業——政治經濟學,但該專業的主要課程(特別是《資本論》)使我具備了基本的人文、哲學和科學素養,而這正是開啟中醫偉大寶庫之門的一把金鑰匙。




我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使我在「登堂入室」之時,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一個較為獨特的角度,對中醫學進行全方位的「俯視」和「審美」,故而較為客觀、清醒,還有欣賞,甚至陶醉。




明人洪應明說:「雨余觀山色,景象便覺新妍;夜靜聽鐘聲,音響尤為清越」。我在崎嶇不平的中醫山路上攀登不已,卻不容易感到疲倦,不容易產生「職業性厭煩」,就是由於沿途景象新妍,音響清越。




誠如是,則「回首向來蕭瑟處」,就不僅無怨無悔,實話實說——還平添了幾分「幸運感」。




文來

源中醫書友會

,作者/余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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