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川:懷念恩師陳省身先生
作者 | 陳永川
應世界科學出版社邀寫於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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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夢見陳先生給我打電話,催我完成一件事,好像是寫什麼文章,我很緊張,極力向陳先生解釋,說我很快就能完成,完全沒有忘記。由於夢裡的情景非常真實,我預感到一定是陳先生有事需要我去做。為了證實我的感覺,我當天一早就把這個夢的事告訴了周圍的同事和朋友。結果第二天我收到世界科學出版社的來信,催我完成陳先生紀念文集里的英文綜述文章。我立即給他們回信,告訴他們實際上我已經給他們回信了,由於我的專業與幾何學相差甚遠,所以我寫綜述文章不太合適。可惜,他們顯然沒有收到郵件。朋友告訴我,可能是陳先生生氣了,為此我心裡一直忐忑不安。很神奇的是,之後不久我就接到世界科學出版社的邀請,他們還要出一本非專業性的中文紀念文集。我想一定是陳先生想和大家講講話了。於是我在2004年底寫的紀念文章的基礎上增加了一些內容,在節日期間的一個不眠之夜,雜亂無章地記錄下縈繞在心中的萬千思緒,以此表達對陳先生的深深懷念。
陳先生除了數學以外,很喜歡給我講人生的道理。當然他最強調的還是要做好的數學,要讓自己有看家本領。什麼是好的數學,選擇很重要。他認為課題的選擇是發展中國數學的關鍵。要選擇好的課題,不僅需要遠見,還需要勇氣。陳先生在回憶他自己的成就時,總是歸結為他很幸運,說他是在正確的時間,選擇了正確的方向,去到了正確的地方,找到了正確的老師。他總說,不要盲目地從眾於潮流。他是在別人都想去美國的時候,選擇了去德國。陳先生常常把他去德國的情景給我們講得繪聲繪色。他說,當時對西方人穿西裝非常不以為然,中看不中用,徒有其名。還是我們的馬褂好,既擋風又保暖,瀟洒自如,方便實用,好處多多。用現在的話說,真是多功能時尚服裝。陳先生選擇去德國是為了學習微分幾何。微分幾何在當時不是最熱門的方向。他的這些選擇顯示了他的智慧和勇氣。陳先生常常講到一個詞「要緊」,他說的要緊就是非常重要,相當的重要。在數學中和生活中知道什麼要緊,怎樣學習要緊的知識,掌握要緊的方法,完成要緊的事,認識要緊的人,都不簡單。陳先生的言傳身教使我明白了選擇很要緊,做數學需要選擇,人生也需要選擇。
陳先生胸襟寬廣,講話言簡意賅、寓意深刻。他幽默地說,他這個國際數學大師的頭銜也不知是誰叫出來的,現在大家都這麼稱呼他了。有一次,師母向我感慨,陳先生對自己要求這麼高,是不是想成為聖人。先生也風趣地教導我,出了名的人就不能做壞事了,說話就必須小心了,特別是不能講朋友的壞話,做好人和做壞人的差距往往在一念之間。不僅如此,陳先生提倡好話多說,要能講人話,也能講鬼話。我知道陳先生所說的朋友指的是任何一個人,按照陳先生的標準任何人都應該稱為朋友。為了表示對陳先生教導的理解,我向他確認,「不該講的話一定不能講。」陳先生補充道,「這還不夠,有時候該講的話也不能講。」陳先生在談到他的經歷時,很自豪的表示他基本上沒有講過錯話,他的秘訣就是在有些時候只能什麼都不說。人哪能不說話呢,要達到陳先生的境界,的確需要好好的修鍊。
經過仔細觀察,我發現陳先生對人的評價有他特有的模式。如果是他自己先表態,然後再徵求你的意見,那一定是高度評價。如果他來問我,某某的工作他不太懂,我是不是很了解。一聽這樣的話,我就能感覺到陳先生有明顯的保留意見了。陳先生對年輕人的評價往往很慷慨,對於有發展潛力的年輕人更是不吝惜讚美之詞。為了爭取年輕的人才來南開工作或者訪問,陳先生真是好話沒少說,客也沒少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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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對於名譽或者說名氣有獨到的見解。他很珍惜自己的名譽以及他在別人心中的形象。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拒絕氣功大師的拜會外,他總是樂意和社會各界朋友交往。有一次我陪他去他的中學母校參加校慶,他感嘆到,我們常說領導在百忙之中出席各種活動,其實他也是在百忙之中啊。學生記者採訪他,他會愉快的接受;中學請他去演講他會高興地答應;電視台請他去做節目他會準時赴約;《南開大學報》請他題詞他會欣然提寫校訓;天津《今晚報》請他給讀者題詞他則寫下了他的美好祝願――大家快樂;他興緻盎然地在校慶慶典上發表演講,煞是煽情,他號召不要「一流」,只要「第一」,引來掌聲一片;南開大學學生合唱團去給他唱歌祝賀生日他會熱情歡迎;天津科技館請他去當顧問他真是又顧又問;天津市小學生的數學競賽要用陳省身杯這個名稱他慷慨允諾。記得有一次電視採訪,女主持人請他看著鏡頭,他毫不遲疑地說,「你這麼漂亮,我當然看你了。」陳先生的幽默和機智使攝影室的氣氛一下輕鬆起來,在場的師母也笑了。這件事也讓人想起了王選先生關於名人的著名論述。陳先生的大師風範,他的平易近人,他的和藹可親在南開大學很多師生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關於名譽和名人,陳先生總是表示充分的尊重和尊敬。有一次他感嘆道,「虛名也很重要。」我相信陳先生對於名譽和名人有超乎常人的認識。就是在數學研究中他也鼓勵年輕人多學習名家的工作,儘可能找機會去接觸名家。這個簡單的道理,往往在我們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被忽略。陳先生還舉例說,很多人的成功都跟名家的指導和幫助分不開。陳先生和很多名人交流有一個妙招,只要一問到別人是什麼地方人時,他總能把這個地方的歷史和著名人物娓娓道來,一下子就把距離拉近了,或者說一下子就和別人套上了「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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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時間陳先生在研究劉邦,認為劉邦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無意中對我說,「你們組合數學中心辦得很好,那你就是陳朝的高祖了。」我一聽陳先生的話,這還了得,感到問題嚴重。但是一想到我們是本家,一下明白過來,他的問題自然就能化解了。我回答道:「我只是在您創立的數學所找到一片立身之地,現在數學所的大樓將是全世界最好的數學大樓。所以您才是真正的陳朝高祖。」陳先生又問,「你們想不想搬進來?」我立即答道:「朝廷要招安,我們求之不得。」陳先生很開心地笑了:「我的地方比你們的地方大點吧。」能常常和陳先生無所顧忌地交談,實是我人生的榮幸。陳先生走了,我還清晰地記得他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永川,有空過來聊天。」我還清晰地記得我們在一起聊到的各種風土人情,各路英雄豪傑,件件陳年往事,樁樁歷史疑案,以及偶爾的街談巷議和閑言碎語。
陳先生喜歡讀歷史,喜歡和我聊歷史,也喜歡評述帝王將相。陳先生很讚賞諸葛亮,他認為諸葛亮最偉大之處就是完全能篡位而沒有篡位,他真是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實在是難能可貴。陳先生對慈禧太后做了一些研究後,得出了一個結論:雖然慈禧躺在床上動不了,但是只要她動一下指頭就可以要光緒的命。他相信光緒是被慈禧所害。陳先生對清朝的孝庄皇太后頗有研究,他認為不應該簡單地把她看成是一個美女,她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陳先生說孝庄有謀略,有耐心,能退能進,她懂得抓住機遇,當機立斷,也懂得保持沉默和靜心等待。陳先生認為孝庄和多爾袞的關係與民間的傳說相去甚遠,完全是無聊文人的借題發揮。近來有關孝庄的故事也是傳奇性濃厚,因為孝庄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用她的智慧足以抵擋多爾袞的野心。我和陳先生的觀點不大相同,特地請教了幾位歷史學家。他們都不太贊成把孝庄和多爾袞的界限劃得如此清白。有一位女歷史學家直言道,自古美女愛英雄,歷史早有定論。有一位學者希望我代表他去和陳先生確認,他是否真的認為孝庄和多爾袞沒有關係。我特地去拜見了陳先生,申明是受人之託要向他問個究竟。陳先生很高興,他指出他文章中只是說孝庄和多爾袞的關係非同一般。我進一步追問道,「非同一般是不是就是有關係。」陳先生接著說,「我只能說是非同一般。」沒想到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還暗藏玄機。這位歷史學家真沒有想到數學大師還如此含蓄。最近我特地考證了陳先生的文章,他的原話不是「非同一般」,而是「關係複雜可以想見」。(原文是:她同多爾袞的叔嫂關係,從順治當選為太子到多為皇父,前後20年,關係複雜可以想見,我相信她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能處理非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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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走南闖北,歷經滄桑,終成為一代大師。陳先生自己也說他算得上老江湖了。他給我出過一道題:江湖是什麼。一想到江湖險惡,江湖騙子,我就回答道,「江湖就是誰也不能相信。」我的回答顯然太初等了,陳先生想了一會,糾正道:「江湖就是誰也不能得罪。」例如,陳先生對辦雜誌總是持謹慎的態度,他認為辦雜誌就得拒稿,拒稿就會得罪人,這種事他是絕對不做的。誰也不得罪談何容易,樹欲靜而風不止,酒不醉人人自醉,神仙也有得罪人的時候。陳先生一生積累了豐富的人生哲學,很可惜他沒有寫下來,也許是他根本就不想為人所知。
陳先生也有直言不諱,一吐為快的時候。幾年前美國的一位政治家出了桃色新聞。陳先生興緻勃勃地給我出了一個考題:「你說他現在是否還有問題?」我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於是答道,「可能有」。陳師母接著說道,「不是可能有,而是肯定有。」沒想到陳先生大聲說道,「不是肯定有,是肯定極了。」我真沒想到,陳先生和師母的一唱一和如此天衣無縫,珠聯璧合。
陳先生很務實,對於客套總是持保留態度。他不寫賀年卡,不喜歡花籃,他對別人總是請他先上電梯很不以為然,先上電梯有什麼好處?陳先生說,他最怕別人太客氣,他說有些人客氣得勸也勸不住。陳先生常常去聽同事甚至是年輕人的報告,在很多情況下實際上是去捧場。但陳先生強調睡午覺比聽報告更舒服。我看到美國的數學家在文章中描述和陳先生去同樣的中餐館吃飯,餐館給陳先生做的菜似乎要好吃些。當問及此事時,陳先生只承認是事實,卻不說明原因。後來我問陳先生,他的秘訣是不是小費給的多一些。陳先生承認這是最實在的辦法。他的一項原則是在餐館裡剩下的菜一定要帶走,點菜也很注意不要過量,最好是剛好夠,他在南開請客一般情況下是不點大蝦的,認為又貴又不好吃。從表面上看,陳先生對生活的要求很低,但事實上陳先生可是一個美食家。他喜歡中國的魚翅,日本的料理,美國的牛排,法國的乳酪,瑞士的巧克力,他對紅酒也很有研究。他說世界各地都有很好吃的菜。不管面對什麼美味佳肴,陳先生對東坡肉和梅菜扣肉總是情有獨鍾。有外賓在場時,我把它們翻譯成中國培根(Chinese bacon)。在陳先生對美食津津樂道時,我補充道,還有成都的小吃,並表示要親自陪他去成都品嘗小吃,陳先生欣然答應。恰好,四川大學發出了正式的邀請並做好了接待的準備。很遺憾,由於健康的原因,陳先生的成都之行未能如願以償。
陳先生為人低調,從來不炫耀自己,也不批評別人的數學做得不好或者事情做得不好。陳先生告誡我們年輕人一定不能讓人認為你有錢,而且一定要說錢不重要。這個道理可以類推,所以什麼都不重要了,這樣人就超脫多了,問題就少多了。陳先生實際上是很善於經營和理財的。他告訴我在擔任位於Berkeley的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期間,他非常注意開源節流,從長計議,不能過了今天沒明天。陳先生主張在財務管理上一定要求穩,但他在投資上也是很有眼光的。有一次他問我,在美國應不應該買股票,我的確不知道該怎樣回答。陳先生自己做了回答,「不是買不買的問題,而是買什麼的問題。」他接著考我,「我在普林斯頓時買了3000美元的股票,現在該值多少了。」我沒有概念,隨口猜到「50萬以上。」陳先生說,「超過100萬,我從來沒動過。我買的是GE(通用電器)。」能選准GE並且矢志不渝地持有這支股票50多年,這需要何等的眼力和定力,就憑這種境界就足以說明陳先生不是一個凡人。儘管陳先生深藏不露,但偶爾也會流露出他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他的錢用不完了。他最關心的還是數學,還是他傾注了全部心血創立的南開數學所,也就是現在的陳省身數學研究所,其它的一切早已在九霄雲外了。
陳先生曾主動表示給我寫個條幅。1998年我專程到陳先生在伯克利的家中去取先生為我寫的條幅。當我看到條幅後,嚇了一跳,「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丁丑夏書,贈永川共勉,陳省身」。我哪敢與陳先生共勉,所以這個條幅我一直不敢掛出來。先生走了,我把這個條幅掛出來了,算是對陳先生的敬仰和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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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常常告誡我,一個人的一生做不了很多事,所以最好是集中精力少做事,做好幾件事,特別是要做好自己分內的事。即使是做好事,能做的也很有限,但是好話應該多說。細想起來,誰不是整天被小事瑣事所困擾,一個人到底有多少時間在做正事,在做自己分內的事,在做真正有意義的事?英文中有一個說法就是「Less is more.」為了少做事,為了做好自己的事,就必須少管事,少管閑事,少管別人的事。畢竟人的精力和時間實在是太寶貴了。要有所為就必須有所不為。陳先生很推崇數學大家Heinz Hopf,儘管Hopf認為自己不是很用功,但他卻知道怎樣抓住問題的要點。陳先生說他曾經放棄了很多做管理工作的機會。他說一個數學家最重要的事就是做好自己的數學。所以人不能太自私,但也不能太不自私。太自私了沒有朋友,太不自私了沒有自己。我相信陳先生的數學成就與他懂得放棄,懂得要少做事有密切關係。有一次陳先生請我到一家很好的餐館吃牛排,他說柯林頓前不久還去過這家餐館。吃飯的時候陳先生談到國內正在發生的水災。他說他捐了一些錢,算是表示一點心意,我們在這裡吃很好的菜,這時卻有人正忍受著洪水帶來的饑寒,甚至還有人被洪水吞噬了生命。他認為人類社會歷來是很殘酷的,人類常常用戰爭來減少人口,災荒也會減少人口。我們改變不了世界,最好少去想這些問題。不管是哪個朝代,皇帝也管不了天下所有的事,皇帝也有沒有辦法的時候。陳先生沉思良久,還是開口說話了,「我們很幸運,有這樣好的生活。我們只能做好自己的事。」人世間,世間人,苦與樂,得與失,是與非,榮與辱,成與敗,生與死,山高水長,奈之若何。為了緩和氣氛,陳先生接著說,「我們還是繼續吃飯吧。」儘管陳先生顯得很超脫,很理性,甚至是漠然,但是我看得出他心中仍然裝著我們中國人的事,裝著骨肉同胞們的疾苦冷暖。這頓飯我至今記憶猶新,這頓飯吃得很不是滋味,吃得我們相對無言。
陳先生很講究持之以恆,他常常教導我不管做什麼事都要有耐心,做研究要做一些好的小問題,循序漸進。他也告誡大學生不要好高騖遠,只有先把小事做好了,然後才能做大事。先生的教誨使我明白了「耐心」二字的豐富內涵。陳先生講,做數學也需要練兵,功夫是慢慢練出來的,做數學不用功絕對是不行的。陳先生的計算功夫很深厚,他能通過複雜的計算得到奇妙和深刻的結果。陳先生喜歡武林的術語,「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有一次到他美國的家中做客,談到這個話題時,我認為應該把「行家一出手」改為「行家一開口」。沒想到先生極為贊同。先生特彆強調刻苦的重要性,他說:「靈感完全是苦功的結果,要不靈感不會來。」我問,下棋需要靈感嗎?陳先生的回答很簡單:「全是苦功,沒有靈感。」
陳先生常對我提起近代最偉大的數學家,不覺為之動容:「高斯、希爾伯特這些人真是偉大,見到他們真應該給他們磕頭。」陳先生正是懷著對最偉大數學家的崇敬,使自己成為了一位偉大的數學家。只要一談到大數學家,陳先生就興緻盎然。由於陳先生的啟發,我給研究生上課的時候,總是在一開始就講大數學家的工作,以激發學生的興趣。這種教學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當我把課堂上講到的大數學家的名字向陳先生彙報後,他說,這些人都很了不起,但是高斯最偉大。他對高斯的偏愛溢於言表。有一次他突然問我,「你的學生中有沒有可能出一個高斯?」我想要是在我的學生中或學生的學生中能出0.01個高斯,就算是上天對我的莫大恩賜了。
陳先生生活簡樸,也給我很大的啟迪。他學術成就巨大,思想深刻,與他生活簡樸可能有一定的關係。我在美國時,常常看到陳先生系同一條領帶。當我回到南開後,注意到陳先生畫像上的領帶就是我在美國幾次看到的那條。當我把這一發現告訴師母時,沒想到師母不以為然地說,他本來就沒有幾條領帶。陳先生在南開的書房裡最有特色的擺設是一些空酒瓶。陳先生說,范曾先生看到他書房裡什麼也沒有,特地送給他幾件奇石和古董。陳先生風趣地說,范曾先生有很多好東西,如果他去要的話,范曾先生還會給他,但是他認為這些空酒瓶已經足夠了。
在和陳先生的交談中,我們有時談數學,有時海闊天空。陳先生很會鼓勵人,不時地給你戴幾頂高帽子。每當我受寵若驚,招架不住的時候,就只好徹底投降。我說,就算我拼了這條命,也不可能取得陳先生這樣大的成就。陳先生終於直說了,「是的,我的運氣可能比你好,但是你能不能超過……」,這個問題我也沒辦法回答,因為陳先生提到的人是我非常敬佩的大數學家,我從來沒有想過有可能超過他。能得到陳先生如此看重,成為了我研究數學最重要的動力,也是我一生莫大的榮幸。 陳先生在話語中也很自然地流露出他的名人哲學,給別人設立的標準也是以名人為參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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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喜歡麻將。他48年底去美國時就帶了一副麻將。我夫人知道他喜歡麻將,還特地選了一副麻將送給他。有一次陳先生約我去打麻將。他的水平高,不在話下。但真正讓人敬佩的是,他打到該休息的時候,就撤退了,這可需要毅力啊。我對自己的學生講,你們要想向陳先生學習的話,首先應該學習他早起。他六點起來,你們能不能五點半就起來。我幾乎不會打麻將,以前只玩過幾次,但打通宵的經歷還是有過的。陳先生不相信我不會,總說,永川肯定行。結果被叫去陪他打過一次以後,陳先生終於說話了,永川的確不行。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受到邀請了。令陳先生沒有想到的是,我夫人打麻將還有點天分,可她卻不知道給老人家留點面子,第一次去就把陳先生贏了,還得到了陳先生的高度評價。可惜以後她沒想到回去讓老人家有機會贏幾次。陳先生走了,結果給我們也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遺憾,留下了太多太多沒有了結的故事。
93年的秋天,我邀請陳先生到Los Alamos國家實驗室作主任講座(Director"s Colloquium),這是實驗室最高級別的講座。陳先生和師母以前沒有來過Los Alamos,他們也想來看看。他的演講的主持人是Monte Carlo方法的創始人之一,著名數學家Nick Metropolis。Metropolis對陳先生的介紹的最後一句話贏得了全場的熱烈掌聲――今天是他的生日。陳先生在演講的開始介紹了實驗室的第一屆主任,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J. R. Oppenheimer發電報邀請他去普林斯頓的經過,當時Oppenheimer已經離開Los Alamos到了普林斯頓。很多物理學家對陳先生非常崇敬。為了歡迎陳先生,我特地買了十本關於陳先生的書――《陳省身――20世紀的幾何大師》(S. S. Chern, A Great Geometer of Twentieth Century),請陳先生簽名後贈送給陳先生的朋友。陳先生來Los Alamos演講確實是一件讓中國人感到很光榮的事。在那裡工作和訪問的中國人特別為陳先生和陳師母舉行了隆重的生日慶祝會。陳先生和陳師母在我家吃完晚飯後,特別提醒我們不要遲到了。那天真是一個很特殊的日子,陳師母農曆的生日也是那一天。更巧的是,那天我們還迎來了那年的第一場雪。大家都說是陳先生和陳師母給我們帶來了一場瑞雪。陳先生對Los Alamos的訪問很滿意,他特別告訴我他得到了一生中最高的一次演講費。
這次訪問Los Alamos陳先生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落實我回國工作的可能性有多大。他沒有問我要不要回國工作,而是問我回國工作的可能性是百分之多少。我想這不是一個百分之多少的問題,而是一個Yes或No的問題。我告訴陳先生如果要說是百分之多少的話,那就只能是百分之百了。
在這次的訪問中,陳先生給我講的一個道理就是對人對事都不能太勉強,即使是好心好意也不能太勉強,對自己的孩子不能太勉強,對自己的學生也不能太勉強,就像不能勉強自己睡覺一樣,你睡不著的時候你再努力睡也沒有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理由,做人做事做數學切不可勉強。我想把陳先生的意思歸納成陳先生的一個定理,那就是學生是不會聽老師的,兒子是不會聽父親的,沒有人會真正聽你的。當我開車兩個小時把陳先生和師母從Los Alamos送到Albuquerque的機場後,離登機還有很長的時間,因為陳先生總是留出足夠的時間,常常是提前很多時間就到了機場。我自然而然地留在候機廳陪他們聊天,計劃等他們登機後再離開。這時陳先生認真地告訴我,我可以回去了,完全沒有必要留下來陪他們。我想到陳先生剛剛對我的教導,於是活學活用,說道,「你剛教我不要勉強,那我就回去了。」陳先生說,「很好。」後來,陳先生生氣的時候會說,「你們都不會聽我的,你也不會聽我的,以後你的學生不會聽你的,你的孩子也不會聽你的。」我對付這個問題有一個很好的辦法,「你希望我回南開,我是百分之百地回來了,我可是百分之百的聽你的話。」陳先生只好點頭稱是。當我們對數學所的一些事的看法不一致時,陳先生會直言道:「現在我們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意見不一樣。」我想起了毛主席的話,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於是回答陳先生,「雖然我們的意見不一樣,但是我們的目標完全是一致的。」陳先生聽了我的回答很高興,說道:「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完全正確,都希望別人聽自己的。但是陳先生對不同意見的寬容表現了他博大的胸懷和領袖的風範。
陳先生說數學需要功夫,書法也需要功夫。他一生有一個遺憾,就是沒有把字練好。我看得出,他對自己的字還是很在乎的,也時常在練。范曾先生對陳先生的字評價很高。陳先生有一次對我說,「你知道為什麼我沒有練字嗎?」 我說,「不知道。」先生感慨地說,「你知道為什麼筆不好沒法練字嗎?」這個我當然知道,「是不是一寫下去就分叉了。」聽了我的回答,陳先生很高興。之後,我專門請行家選了一隻筆送給陳先生。他一開口就問,是不是湖州的。看來,他對從前沒有一支好筆一直耿耿於懷。從練字的態度上,可以看出陳先生不管做任何事,都是講究功夫的。
陳先生除了講究功夫外,還講實力。他說,美國人的哲學就是實用哲學、實力哲學。陳先生曾感嘆道,外交就是手裡拿著原子彈,口頭上講和平。我一直記得他說過:一個數學家是不是好的數學家,只能看他是不是做出了好的數學。他還說,數學家的地位只能靠定理。他進一步說,要做出好的數學,你必須要有思想準備,就是你的工作可能在生前得不到承認。陳先生對數學的執著追求總是令人肅然起敬。為了能做出好的數學,陳先生特彆強調要學習新的方法,掌握新的工具。陳先生非常關注數學研究的動向,他告訴我組合數學在幾何學和生物學中會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對陳先生的戰略眼光深信不疑,但是我也明白,真正要在陳先生指引的這些方向上有所建樹可能需要若干年的艱苦努力。我也相信,按照陳先生的教導,只要下功夫,只要有耐心,總會有收穫。陳先生走了,但是我不會忘記陳先生對我們年輕一輩的教誨和期望,就是數學也需要實力,要做有實力的數學家。實力就是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就是實實在在的能力。陳先生很推崇希爾伯特。有實力解決大問題,就是大數學家,有實力提出大問題,也是大數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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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後,我邀請陳先生和師母來我家裡做客。那時陳先生已經有些行走不便,是靠攙扶著上了四樓。我給他獻上了一杯茶。他突然問道,「這麼好的茶,是不是留著招待達官貴人的?」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還是陳先生給我解了圍:「難道我們不是嗎?」後來我搬了新家,請陳先生來做客,那時他已經坐輪椅了。當我跟他約時間時,他選了一周以後的一天晚上。到了當天,我才明白過來,那天正是中秋節。我過節的觀念太淡泊,感到十分慚愧。還記得陳先生送來了一盒精美的月餅。吃過晚飯後,陳先生興緻很好。一定要看我寫的東西。我說,我有空時寫寫散文和隨筆,也喜歡對聯,但實在是沒有時間整理。在陳先生的逼迫之下,我告訴他,我用了「流水無情」去對「蒼天有眼」,並請一位書法家寫了一個條幅「須知蒼天有眼,莫怨流水無情」。陳先生沒有回答我的話,他沉默了好一會,突然說道:「蒼天有眼,流水無情,好。」過了一會,他又重複了兩遍。陳先生髮出感慨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能引起先生的共鳴,實在令人難以忘懷。
陳先生曾兩次來組合數學中心。第一次算是正式的視察,那時他還能拄著拐杖行走。對我們的研究工作和國際交流很滿意,很高興地給我們一個慷慨的評價:「組合中心辦得很先進,很成功。」結果師生們受到很大的鼓舞。第二次來時,他已經坐輪椅了,是來聽報告。陳先生來組合數學中心,這對我們是巨大支持和肯定。多年來陳先生竭力倡導在中國的土地上培養出一流的人才,他相信我們完全有能力培養出一流的數學家。陳先生對我們的評價依據很簡單,就是看我們的工作是否得到了國際上名家的肯定,就是看我們這裡是否經常有國外的名家來訪問。陳先生有時會讓我以他的名義邀請著名學者來南開訪問。陳先生周圍的工作人員都認為陳先生是一個愛熱鬧的人。其實請名家來訪問是對我們自己莫大的鞭策和激勵。要能聽得懂名家的報告,還要能和名家合作,甚至解決名家提出的問題顯然不是湊湊熱鬧就能解決的問題。我現在才從陳先生的名人哲學中體會到他的良苦用心,要成為一流高手不跟一流高手過招怎麼行,要成為一流沒有一流高手的幫助怎麼行。
由於陳先生的緣故,我有幸得到師母的信任和關懷。師母豁達慈祥,是一位偉大的母親,一位偉大的女性。我去看陳先生的時候,師母常常和我單獨聊一會。以前去伯克利的時候是師母開車來接我,陳先生親自為我訂旅館,還替我付帳。我實在過意不去,以後就自己租車、自己訂旅館了。記得有一次下著很大的雨,我從機場租車開到陳先生家,正點到達。師母說,一聽到門鈴,就知道準是我到了。由於下著雨,師母說不要出去了,她在家做牛肉麵。這次我很榮幸品嘗到了師母親自做的牛肉麵,還有幸目睹了陳先生和師母互不相讓的「爭執」。這還是我惹的禍。師母一個人在廚房裡忙著,我過去和她聊天。看到師母很熟練地用著一把長條形的刀,我說,這把刀一定很好用。師母說:「對,我就喜歡這種刀,又能切,又能削。」陳先生在旁邊急了:「中國的菜刀好,又能切,又能砍。」師母說,「我們不要爭了,讓永川來裁判。」我只好說實話了,「我還是喜歡師母用的刀,既輕便又好用。」師母高興了,「這種刀我沒有多的了,就把用過的送給你吧。」陳先生又有意見了,「拿用過的東西送人,也不知道別人喜不喜歡!」 沒想到師母說道:「我比你更了解永川。」師母送給我的刀,我一直珍藏著。師母是一位偉大的智者,總是泰然面對人生。她曾很輕鬆地告訴我,她不求活多久,只求走得乾淨利落。師母是在沒有痛苦的情況下悄然仙逝。大家都說這是師母的福報。師母的靈堂設在寧園。我去靈堂向師母告別後,走出寧園門口,對師母戀戀不捨之情難以自已。我再次回到靈堂,給師母三叩頭,以答謝師母的大恩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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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和陳先生聊天。他精神很好,感嘆到:「怕死的人沒出息。」在和先生的談話中,我也是感慨萬分。我補充到:「怕事的人也沒出息。」先生說:「好!」 我很慶幸沒有掃他的興。陳先生說他一直都有一個關於他自己的猜想,就是他能不能跨入21世紀。他出席2002年在北京召開的國際數學家大會後,對自己的身體健康很有信心,有時對人講他希望能活到100歲。有一次他剛做完體檢,告訴我他的各項指標都很好。我感到很慚愧,感嘆道,「您什麼都吃,從來不鍛煉,結果是您從來沒戴眼鏡,一切都很正常,我比血壓也比不過您!」 陳先生也不客套,說道,「是的,我的血壓很標準。」談到晚年的生活,最令陳先生傷感的是他的很多朋友都走了,還有一些朋友的健康狀況很不好。先生有一次感嘆道,不僅是很多朋友都走了,連熟悉的醫生也退休了。他坐輪椅後,有一次很傷感地告訴我,他最想做的事就是能夠到外面去走走。不論陳先生多麼樂觀,內心悲涼在有意無意中有時也會有幾分流露。
陳先生離開我們的時候,我在醫院。他去世的前一天我去看過他。當時學校通知校領導陳先生住院了,書記校長已經代表學校去看望了,為了不影響醫務人員的工作,學校要求不讓其他人去醫院看望。我感到很為難,總覺得無論如何應該去看他。正在南開大學參加學術活動的王梓坤先生建議我不必請示學校,帶上一個花籃,直接去醫院,哪怕是在門口去站一會也行。我去的時候,朱經武先生正在那裡,我不忍心去打擾陳先生。於是在病房外的會客室和朱經武先生聊了一下午,當然話題始終沒有離開陳先生。在我走之前,朱經武先生堅持讓守護陳先生的沈琴婉老師告訴他我來了。沈琴婉老師告訴我,雖然陳先生沒能講話,但是他知道我去看他了。回想那次去醫院的情景,我非常感激王梓坤先生的建議,他不僅是數學家而且還做過校長,教了我一招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也非常感激朱經武先生和沈琴婉老師的一番苦心。
第二天下午大約六點,我接到學校的電話,說陳先生正在接受搶救,讓我馬上去醫院。我立即開車去醫院。一出校門口,我就被警察攔下了,原來是自己完全忘記了紅綠燈的存在。一急之下,我把證件交給了警察,告訴他我必須趕到醫院,然後開車就走了。到醫院後,我看到好些人都在,預感到和陳先生告別的時間快到了。醫生盡了最後的努力,仍然沒能把他留下。我目睹了現實和歷史之間的轉變只是一瞬間的事。告別世界,是一個人最後需要做的一件事。人生匆匆,滄海茫茫,迎來送往,猶如潮起潮落。先生離去了,我們更應該珍惜能夠把握的每一天。
我知道,南開數學所的事業是陳先生最大的牽掛。他雖然說他很超脫,什麼事都不想管了。但是,正如陳先生的女兒陳璞女士所說,當她從美國趕回來見到陳先生的時候,儘管他已經說不出話來了,但陳璞女士仍然知道陳先生放心不下的還是南開數學所未來的事業。這是他最後的心血所在。他是懷著這份割捨不下的感情離開了我們。
恩師離去了,他留下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將伴隨我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
* 轉載自公眾號和樂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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