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攀︱在禿鷲行動的陰影下：拉美冷戰往事

原標題：葉攀︱在禿鷲行動的陰影下：拉美冷戰往事

《尊嚴殖民地》

2015年，一部名叫《尊嚴殖民地》（ Colonia）的電影上映了。這部電影的情節是：1973年智利政變前夕，一對年輕的西德左翼人士夫婦來到智利支持該國的社會運動。智利政變之後，男主人公被智利軍方逮捕，而且被轉移到「尊嚴殖民地」（Colonia Dignidad，Dignity Colony）遭受酷刑。女主人公隨後潛入這個組織內部並成功地救出了男主人公，他們雖然被大使館官員出賣，但是最終成功地擺脫了「尊嚴殖民地」主人的追捕，並在英勇抗命的航班機長的支援下返回西德。

既然這是電影，情節就不免有藝術上的虛構和誇張。比如在現實中，女主人公單槍匹馬面對皮諾切特政權和「尊嚴殖民地」，成功救援丈夫並逃脫的希望可謂微乎其微。電影中的人物，無論是孤身深入虎穴救夫的女主人公，還是不顧塔台命令起飛的航班機長，都不免帶有美式個人英雄主義的味道。

不過，這部電影的不少內容還是頗為寫實的。「尊嚴殖民地」這個宗教性質的「小共同體」是實際存在的：該組織由逃亡到智利的前納粹下士保羅·沙費爾（Paul Schaefer）建立，此人已遭到審判並於2010年瘐死獄中。影片開始的一些鏡頭再現了1973年智利政變前後該國社會的部分狀況。主人公夫婦曾經被拘押在當時專門用來關押並殺害左翼人士的智利國家體育場，這個體育場還是1974年世界盃預選賽智利隊和蘇聯隊之間足球風波的發生地。就主角夫婦而言，當時確實有不少世界其他地區的左翼人士來到智利投身當地的社會運動，比如依附理論的著名學者安德烈·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巧合的是，他正是生在西德）就是其中之一，皮諾切特政變後也的確有數千名智利左翼人士流亡兩個德國等歐洲國家。

無論如何，這畢竟只是一部電影，和智利政變前後實際發生的事件相比，電影描述的甚至連冰山一角都算不上，最多不過滄海一粟。這些事件也不僅僅發生在智利或者當時的南美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部，而是發生在整個南美、整個拉丁美洲，甚至可以說，發生在冷戰涉及的全部美國陣營國家和地區。這就是禿鷲行動（Operation Condor）。隨著冷戰結束，禿鷲行動的相關資料也逐漸曝光，原美國長島大學政治學教授帕J. 特里斯·麥克謝里（J. Patrice McSherry）的著作《捕食國家》 （Predatory States，以下引用本書僅標註頁數）揭示了這個行動的前因後果。

《捕食國家》

涇渭分明的拉丁美洲

雖然禿鷲行動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才開始的，但是探源溯流，這個行動也是其來有自。長期以來，社會高度分化與以考迪羅（Caudillo）為代表的寡頭統治，是拉丁美洲各國的突出特徵，天主教會和城市工業資本家等右翼勢力也是這個寡頭聯盟的常任成員。例如1930年瓦加斯（Getulio Vargas）執政之前的差不多一百年，巴西都處於寡頭統治之下。保守派政黨則是寡頭政治的支柱。拉美其他國家和巴西大同小異。拉美的上層聯盟雖然也發生過內戰，但是他們「共同的底線」就是維護自身的權位，維護他們通過右翼政党進行的寡頭統治，反對一切社會改革。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軍政府就成了拉丁美洲各國右翼在台前的代理人。同時，拉丁美洲的寡頭們長期仰人鼻息，始終處於美國的股掌之間，這些寡頭也就成了拉丁美洲各國民族主義的矛頭所向。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以及學術上的「依附理論」已經詳細描述並分析研究了這一狀況。筆者在此就不一一贅述了。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毫無疑問，拉美民眾不會束手就擒坐以待斃，拉丁美洲的反抗運動，無論是左翼民粹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也是源遠流長。1895年，阿根廷左翼知識分子胡安·B. 胡斯托（Juan B. Justo）將《資本論》第一卷翻譯成了西班牙語；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得拉丁美洲的左翼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1922年，智利活動家雷卡巴倫（Luis Emilio Recabarren）遠赴莫斯科參與活動（Michael Loewy, Marxism in Latin America from 1909 to the Present）。二十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墨西哥發生了革命，薩帕塔（Emiliano Zapata）就是在這次革命中湧現出的農民領袖，日後墨西哥農民運動舉起的就是他的旗幟。大蕭條中拉美也嚴重受創，社會矛盾再次激化，上世紀三十年代，薩爾瓦多、巴西分別爆發了起義。

《馬克思主義在拉美》

自從「門羅主義」提出之後，美國就視拉丁美洲為自己的後花園，美國資本家在這個地區也投入重金，拉美地區的不少反抗矛頭直指當地的美國資本（例如著名的聯合果品公司），美國方面自然不會對他們羽翼下的拉丁美洲上層置之不理，也不會對自己的資本遇到的反抗聽之任之。從十九世紀開始，每當拉丁美洲各國上層力不從心的時候，美國就親自出手干涉中美洲——二十世紀初期的委內瑞拉危機、香蕉戰爭等等，可謂罄竹難書。

二戰之後，拉美的寡頭統治和反抗一如既往。這時冷戰已經展開，美國方面更是變本加厲，把一切反抗寡頭資本的進步社會運動都視為「共產主義」的同義詞，更加必欲除之而後快。1954年瓜地馬拉的阿本斯政府就是早期犧牲品之一。不過，隨著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加之美蘇對抗的前線和重點不在南美，如果美國再赤膊上陣的話（如同美國支持白人南非那樣），不僅會讓美國在第三世界各國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也會分散美國的精力。於是，美國一邊做出一些援助和「進步聯盟」之類的姿態——毫不奇怪的是，美國羽翼下的拉美精英堅決抵制這類改革，一邊轉而通過這些地區的軍方等右翼勢力代理人進行干涉。

1963年，多米尼加軍方武力推翻了試圖進行土地改革的該國當選總統博什（Juan Bosch），肯尼迪政府袖手旁觀。繼任的約翰遜政府更是把進步聯盟棄之如敝屣。隨著古巴革命的勝利，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迎來了社會運動的又一個高峰，社會抗議乃至游擊戰遍及拉美城鄉。左翼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和部分市民聯合起來反抗拉美各國的統治階級。與此同時，天主教會、地主、資本家、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保守派政黨等右翼則在拉丁美洲軍方的旗幟下集合起來了，雙方可謂涇渭分明。

禿鷲行動的源起：冷戰中的秘密戰線

冷戰起源於歐洲，冷戰中的秘密戰線自然也源自歐洲。早在二戰剛剛結束的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美國就已經開始在歐洲組織秘密運動，向蘇東各國滲透了。美國和西方各國一手抓進攻，對「防守」也不會忽視，這是歐洲秘密戰線的源起。

歐洲地區不僅是冷戰的前線和中心，也是很長一個時期內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心，歐洲左翼運動和組織比南美更加發達。大家都知道，早在一戰之後，義大利、匈牙利、德國等國都發生了工人運動甚至革命。義大利的資本家、地主和自由黨政府嚇得把墨索里尼推上了台（Dahila S. Elazar, The Making of Fascism）。二戰中，希臘、義大利、法國等地的共產黨都組織了游擊隊武裝。二戰後期的1943年，義大利都靈發生了工人起義。二戰後希臘也發生了希臘共產黨及其對手之間的內戰，義大利、法國等國的共產黨在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可謂風生水起。1968年歐洲各地更是爆發了大規模左翼學生運動以及工人運動，無論福利國家模範瑞典，長期的歐洲「例外」英國，還是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都未能置身事外。

《法西斯主義的形成》

不用說，歐洲左翼組織和社會運動是美國和歐洲各國右翼的眼中釘。不過，和南美軍政府不同，二戰後的多數歐洲國家在形式上實行的是民主制度，動刀動槍、有礙觀瞻的行動不宜由歐洲各國政府直接出面執行。因此，希臘、法國、義大利、西德等歐洲國家都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協調下成立了相關秘密組織。不少前納粹（含前黨衛軍）、前義大利法西斯人士因為他們在反共方面的「豐富經驗」成了新的秘密戰線寵兒，著名的「里昂屠夫」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以及原納粹德軍東線情報部門負責人蓋倫（Reinhard Gehlen）都是這些秘密組織的領軍人物 （41頁）。不難發現，這些人就是前述「尊嚴殖民地」創始人的戰友，他們又一次在共同的事業中同心協力了。

「里昂屠夫」克勞斯·巴比

1948年和1958年，這些組織兩次干涉義大利大選，以阻止當時蒸蒸日上的義大利共產黨執政 （38-39頁）。這些右翼組織還協助其南美「戰友」襲擊並殺害了不少流亡歐洲的南美左翼人士：1975年，皮諾切特及其手下趕赴西班牙參加佛朗哥葬禮，並和義大利右翼德勒·基亞伊（Delle Chiaie）商討了行動方案 （43頁），同年10月，智利流亡者貝爾納多·萊頓（Bernardo Leighton）就在羅馬被上述組織的殺手槍擊，身負重傷，失去了從事政治活動的能力 （同上）。這些組織還在歐洲各地製造了不少恐怖襲擊，例如1969年12月米蘭小廣場（Piazza Fontana）爆炸事件，1980年8月博洛尼亞火車站爆炸事件等等，並栽到左翼頭上，以製造恐怖氣氛，促進右翼勢力奪權 （44頁）。前述的電影《尊嚴殖民地》中，飛機起飛之後，主人公夫婦就順利地返回了西德，但是，在實際發生的歷史中，相關人士是不會如此輕鬆愉快的：他們返回西德之後，仍然面臨著右翼組織的追殺。當然，正因為上述組織的存在，《尊嚴殖民地》末段的一個情節，亦即西德駐智利大使出賣主人公夫婦，倒是有一定的現實依據，並非電影導演的向壁虛構。

皮諾切特

和南美的類似組織一樣的是，這些組織也成了「國中之國」，直到冷戰結束後，這些組織的狀況才得以部分曝光，1990年，義大利時任總理朱利奧·安德烈奧蒂（Giulio Andreotti）公開承認上述組織存在，並為之辯護，歐洲議會也曾對之調查 （42頁）。可以說，冷戰發生在哪裡，美國就把這類組織建立在哪裡，猶如播種機一般。六十年代正在熱戰的越南（或者更準確地說，當時的南越）也是其中之一 （46頁）。

南美軍方就不像他們的歐洲同道那樣縮手縮腳了，面對高漲的社會運動甚至革命，他們相繼發動軍事政變，並建立了軍政府。拉美天主教會和其他右翼勢力在其中如魚得水。拉美的左翼運動跨越了國界甚至大洋，這些右翼政權就在美國的指導下呼朋引類，建立了各種秘密的准軍事組織，僱用各種黑幫分子乃至新法西斯分子，聯合鎮壓左翼——無論這些人士是否在該國的政治框架內活動。法國也不甘寂寞，越過大洋廁身其間 （16頁）。正如本書作者指出的，南美這些組織基本上不受政府約束，已經成了這些國家的「國中之國」。在這樣得天獨厚的環境里，比起他們的歐洲同伴，南美的這些組織更加心無旁騖，更加明火執仗，更加肆無忌憚。

禿鷲行動的過程

如前所述，上世紀六十年代，南美各國的社會運動再次高漲，南美右翼的社會力量則有所削弱。古巴革命之後不久，切·格瓦拉就在拉丁美洲各地組織游擊戰爭。這個時期，不少南美左翼人士當選為各自國家的執政者，比如巴西的古拉特（Joao Goulart）、智利的阿連德（Allende）等。和瓜地馬拉的阿本斯一樣，這些人士執政之後往往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強化再分配、保護自然資源等。美國資本掌控了拉美不少國家的經濟命脈，特別是礦產，因此，上述不少措施往往針對美國資本，例如將這些國家的美國企業——特別是資源類企業——收歸國有。還是和前述的阿本斯一樣，這些措施讓冷戰中繃緊神經的美國政府——尤其是基辛格等人——驚恐萬狀，也讓南美國家的右翼如臨大敵。美國不僅資助這些國家的右翼政治人物競選，還通過中央情報局以及當地的美國大使館直接組織行動。

阿連德

上述人士的改革措施也激起這些國家的民眾提出進一步訴求，刺激了南美各國社會運動進一步高漲，這更加讓美國和南美右翼相顧失色，反撲就成了他們的結論和行動。值得一提的是，此時蘇聯通過「緩和」，與美國達成了某種類似「互不干涉勢力範圍」的默契，古巴能力畢竟有限，這些政權在面對右翼反撲的時候不免孤立無援。

1964年，巴西發生軍事政變（軍政府於1985年被推翻），隨後巴西就成了拉丁美洲反游擊戰的訓練中心 （53頁）。巴西軍政府進而推波助瀾，協助鄰國「戰友」發動了多次政變。1971年的玻利維亞政變、同年的烏拉圭政變、1973年智利的皮諾切特政變，以及1976年的阿根廷政變（順便說一下，日後和英國在馬島發生戰爭的，就是這個阿根廷軍政府），都是上述「國際協作」的「成果」。1980年的玻利維亞政變中，前述的「里昂屠夫」巴比和義大利右翼基亞伊都成了入幕之賓 （185頁）。這些右翼軍政府一手在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指導下大搞「市場化」改革，一手加緊鎮壓左翼運動。1973年政變後不久，皮諾切特政權專門建立了全國情報管理局（Directorate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INA）全權負責相關事務，前述電影中的「尊嚴殖民地」在現實中正是這個機構的合作夥伴之一 （73頁）。在此之前，南美各個軍政府相關機構之間就已經在美國的鼓勵下共同行動了，智利皮諾切特政權與阿根廷軍方（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阿根廷總統是庇隆）合作暗殺流亡在阿根廷的智利民主派卡洛斯·普拉茨（Carlos Prats）就是早期「成果」之一 （69頁）。

卡洛斯·普拉茨

隨著南美右翼勢力不斷攻城略地，同氣相求的南美各個軍政府之間的聯合行動也提上了議程。1974年2月，巴西以外的南美各軍政府的「安全官員」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開會，禿鷲行動，或者說「骯髒的戰爭」（Dirty War）從此正式鳴鑼開張。各個軍政府的秘密情報部門從此並肩作戰 （78-81頁）。不僅如此，在禿鷲行動中，這些軍政府建立的秘密武裝行動不分畛域，跨越邊界開展綁架和暗殺行動 （81-83頁）。1976年的阿根廷政變及之後建立的軍政府更是使得禿鷲行動快馬加鞭。這些暗殺行動自然成了各個軍政府的最高機密。這些組織倒是頗為與時俱進，廣泛運用了當時的各種科學成果。

自此以後，禿鷲行動的機器全速運轉，逮捕並殺害了大量南美左翼人士。值得注意的是，為麥克謝里的著作作序的馬丁·阿爾馬達（Martin Almada）就是禿鷲行動的受害者之一：他於1974年11月29日在巴拉圭被捕，不過他就沒有上述電影中的主人公那樣幸運了，阿爾馬達隨後被關押數年。1978年出獄後，阿爾馬達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拉丁美洲顧問，直到1992年 （本書序言）。由於篇幅關係，筆者在這裡無法一一詳細敘述禿鷲行動的受害者以及相關過程。不過，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雖然禿鷲行動的確殺害了大量南美左翼人士，也對南美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但南美左翼運動並沒有真的因為禿鷲行動而毀滅，南美各國民眾的反抗行動也沒有因為禿鷲行動而終止。

禿鷲行動瞄準的不僅是南美各國的左翼；歐洲的左翼，例如追隨格瓦拉去玻利維亞的法國左翼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也身陷囹圄。甚至美國公民也不能逃脫魔爪，1973年被殺害的左翼記者查爾斯·霍爾曼（Charles Horman）和左翼工人運動活動家弗蘭克·特魯吉（Frank Teruggi）就是其中兩人。可以想見，他們的家屬呼天不應，叫地不靈，即使時任美國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出面質詢，也是泥牛入海。直到1975年9月，逃往義大利駐智利使館的智利前情報部門官員拉斐爾·岡薩雷斯（Rafael Gonzalez）才揭開了部分真相 （83-88頁）。不用說，這一切的背後，都少不了，也離不開美國政府。南美各國軍政府把自己的行動冠以「反恐怖」名頭。美國國會質詢的時候，美國政府部門則對南美軍政府這些欲蓋彌彰的說辭倒背如流 （125-127頁）。正是因為知道美國在禿鷲行動中的作用，上述這位岡薩雷斯拒絕前往美國。

七十年代末美國的卡特政府礙於國際觀瞻，有時不能心無旁騖地支持拉美右翼，後者也對卡特及其政策頗有微詞。里根上台之後，美國政府就大刀闊斧了起來。里根政府內的一些人甚至支持美國和阿根廷及白人南非建立軍事聯盟，以針對蘇聯在南大西洋的活動 （William M. LeoGrande, Our own Backyard, p.291）。當時的阿根廷軍政府自視為西半球的 「反共專家」，自然和里根政府一拍即合，這個軍政府也成了里根上台後在南美找到的第一個合作對象。雙方的蜜月一直持續到阿根廷軍政府佔領馬爾維納斯群島為止。事實上，阿根廷軍方甚至認為，由於他們對美國如此忠心耿耿，美國應該支持他們佔領馬島 （LeoGrande, Ibid., pp.292-293）。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不僅著有《獨裁和雙重標準》（ 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一書，為右翼獨裁搖旗吶喊，詳細論述美國為何應該支持這類政權，而且身體力行。這位大使的博士論文寫的就是阿根廷的庇隆主義，自然對阿根廷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甚至到了馬島戰爭期間，這位大使的同情也給了阿根廷：她認為美國應該在這場戰爭中保持中立 （LeoGrande, Ibid., p.293）。

《獨裁和雙重標準》

禿鷲行動擴展到中美洲

整個冷戰時期，拉丁美洲的反抗運動此起彼伏，南美如此，加勒比地區和中美洲亦然。阿本斯被推翻之後，中美洲人民仍然前赴後繼，1959年巴拿馬爆發了反美鬥爭，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美洲地區的幾乎所有國家都爆發了反抗當地寡頭政權（這些政權的背後還是美國）的社會運動乃至武裝鬥爭。從十九世紀以來就長期干涉這一地區的美國當然也不會作壁上觀。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就推動中美洲各個寡頭政權成立了聯盟。里根上台之後，其政府不僅加強了美國和白人南非的關係，也強化了美國對中美洲各國的干涉。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推翻索摩查家族統治之後，里根政府不僅一以貫之地施以經濟制裁，還直接扶植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裝與之對抗（著名的「伊朗門」事件即來源於此）。

既然美國率先上陣廝殺，作為美國跟班且「近水樓台」的南美各個軍政府，當然也不會坐視老大孤軍奮戰，禿鷲行動就此延伸到了中美洲地區。1979年之前，阿根廷軍政府就和尼加拉瓜索摩查政權勾搭上了，第一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還是阿根廷方面的產物，阿根廷軍方的里貝羅（Jose Osvaldo Ribeiro）就是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幕後黑手之一 （211-213頁，196頁）。1979年，宏都拉斯的時任警察頭子也是在阿根廷方面的支持下，才組織起一支秘密武裝力量。馬島戰爭之後，阿根廷軍方培養出的宏都拉斯將軍古斯塔沃·阿爾瓦雷斯·馬丁內斯（Gustavo Alvarez Martinez）還因為美國在戰爭中支持英國，和美國小小地鬧了一下彆扭 （LeoGrande, Ibid., pp.294-299）。順便提一下，這位將軍在1989年被宏都拉斯的左派游擊隊送上了西天。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不用說，中美洲各國也因為禿鷲行動遭到了重大損失。

餘論

冷戰結束了，南美各國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相繼推翻各自的軍政府，實現了形式上的民主化。禿鷲行動的部分細節隨之重見天日。但是，拉丁美洲並沒有因為冷戰的結束而真的徹底擺脫過去的陰影。尤其突出的是，拉美的社會經濟並沒有因為冷戰的結束和政治統治形式上的民主化而獲得重大改善。

拉美上層大體上完好無損。皮諾切特時期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在民主化之後的智利延續下來了。智利右翼在新的政治體制中仍然舉足輕重，甚至擁有否決權，亦即他們能夠抵制對皮諾切特遺留的新自由主義體制的政治與經濟改革。阿根廷右翼領袖阿爾瓦羅·阿爾索加雷（Alvaro Alsogaray）也和該國軍方共同行動，強烈反對審判該國軍政權的首腦們。巴西的右翼政黨也始終在該國政壇和經濟領域呼風喚雨，在最近的選舉中還來勢洶洶。其他國家也如出一轍。南美各國右翼圍繞著新自由主義再次團結起來了，社會高度分化和寡頭統治仍然是拉丁美洲各國的突出特質。

與此同時，拉丁美洲各國反抗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運動仍在繼續。南美各個軍政府刺激的經濟增長也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底層，這個底層並不會如哈耶克等人認為的那樣，不再尋求通過政治活動改善他們的處境。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州農民運動就是一例，2005年的玻利維亞也一度瀕臨內戰局面。那麼，拉丁美洲將來的情況會如何呢？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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