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金：《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編纂考略

原標題：胡志金：《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編纂考略

《字課圖說》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版權頁，未註明編者是誰，只在扉頁上刊有「蘇州吳子城繪圖，本學堂印書處印」字樣。究竟有哪些人參與了這部教科書的編寫呢？

《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扉頁

被胡適譽為「中國自有學校以來，第一部教科書」的《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以下簡稱《字課圖說》），自1901年夏初版以後，即廣為流布、風行海內，成為晚清啟蒙讀物的發軔之作。至1905年夏，重印即達14次之多。近年來，隨著漢語文化熱的興起，沉寂已久的《字課圖說》再度進入人們的視線，已有不少出版機構先後推出了各種版本的《字課圖說》，讓人們徜徉在優美的書法與圖畫中，輕嗅古老文字的幽幽清香。

《字課圖說》共四卷八冊，全書收錄3000餘字，配圖近800幅。它既是一本直觀生動的識字課本，又是一部獨具特色的小型百科全書，確乎「在中國教育史上，有著歷史性的價值」（陳存仁：《閱世品人錄：名中醫舊上海見聞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版）。此書的編纂，絕非一時一人之功，「乃眾為聚斂以成之」（《字課圖說·凡例》）。令人疑惑的是，此書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版權頁，未註明編者是誰，只在扉頁上刊有「蘇州吳子城繪圖，本學堂印書處印」字樣。該書的「凡例」後署名「劉樹屏」，透漏出此書編者的一些信息。隨著《字課圖說》再度受到熱捧，一個疑團始終縈繞在筆者心頭：究竟有哪些人參與了這部教科書的編寫呢？

《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扉頁

帶著這個疑問，我深入研讀了諸多版本的《字課圖說》，查閱了多種近代史教育資料和澄衷高級中學校史資料，力求在雲遮霧罩中探幽揭秘，找到一條清晰可辨之路。

可喜的是，筆者意外地在上海圖書館讀到了姚明輝（1881—1961）寫的《上海早期的新式學堂》，獲知《字課圖說》編纂的一些重要信息。文中寫道：

葉成忠晚年念幼年未曾識字，作業艱苦，年逮六旬，發願輸財立此學堂，欲以識字啟蒙了其心愿，乞劉太史為纂教人識字之書。庚子之年，太史為延宿學老儒與新學少年纂成《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一書，體例撰自劉太史，總纂為海寧章一山太史梫，嘉定夏清貽與我分任地理部分。其時清廷尚未設學部，並無學堂章程，坊賈所開設之商務印書館尚在萌芽時代。劉太史意，此書用為課本，即是新法教授，與纂同人都韙之，閉門造車，未知鑿枘，及今觀之，不合教授之用，惟在當時則為嶄新之教科書矣。辛丑出版，不脛而走，銷售一空。（上海市文史館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地方史資料·四》，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

姚明輝是上海嘉定南翔鎮人，1881年出生，1901年起，任上海澄衷學堂教員、教科書編纂員（林培英：《誰在編寫清末地理教科書？》，2013年5月22日《中華讀書報》）。以上所引是筆者目力所及迄今為止最早的《字課圖說》參編者的「現場說法」，透露出《字課圖說》的編纂背景、編寫意圖、編寫分工、出版情況等相關信息，對研究《字課圖說》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校長挂帥 主持編纂

姚明輝文中所提的劉太史，即澄衷蒙學堂的首任校長劉樹屏。劉樹屏（1857—1917）,字葆良，江蘇武進（今常州市區）人。光緒十六年（1890）年進士，翰林院檢討。光緒二十六年（1900）底，寧波商幫先驅葉澄衷在滬上捐資興建的澄衷蒙學堂（今上海市澄衷高級中學前身）即將竣工，校董樊時勛的好友，常州人趙鳳昌推薦同鄉劉樹屏任校長。光緒二十七年（1901）正月，正在家丁艱守制的劉樹屏欣然就任。劉樹屏被稱為「常州倡導新學的第一人」，甲午戰爭後，他回到常州，矢志改革舊學，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與地方士紳，將局前街龍城書院（今局前街小學）改為常州致用精舍。聘請近代著名數學家華衡芳任山長，開設算學、輿地、時務、策論等有益社會、經世致用的課程。此校成為常州城鄉最早推行新式教育的學校。在西學東漸、新舊交替之際，劉樹屏以一個革新者的姿態出現，將新式教育理念帶到了上海，旋即致力於開學的各項準備工作：延聘教員、規定學制、開設課程、草擬章程。為了克服沒有教材的困難，他設置「編纂室」和「澄衷印書局」，組織教員編印新式教材。他大膽探索，捨棄艱澀深奧、死記硬背的傳統啟蒙教材，吸納西式教育內容，編製一套幫助兒童識字啟蒙的校本教材——《字課圖說》，並親自主持策劃，確定編寫體例，撰寫凡例。在《凡例》中，劉樹屏闡明了本書的編寫宗旨、選字原則、詞類劃分、編排體式、教學方法，強調「是書專為小學堂訓蒙而作，故詞尚淺近，一切深文奧義不及焉」，對於難字難義，「不特艱於講解，且恐阻窒其性靈也」，這和《澄衷學堂章程》中倡導的 「訓蒙以開發性靈為第一義」的主張高度契合，體現了劉樹屏涵養性靈，潤澤生命的教育主張，符合現代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

姚明輝

在編寫過程中，劉樹屏要求教員儘力吸收西方教科書的形式，力圖做到通俗易懂，兼容並包。《字課圖說》注意結合兒童心理特點，所選3000餘字，為當時「世俗所通行及尺牘所習見者」。與一般的識字課本不同，它並不拘泥於固有傳統，不僅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幫助兒童識字，還十分注重普及科學知識。《字課圖說》於1901年6月初次印行，初版時該書有許多錯誤，書後附錄的勘誤表達十一頁，1901年10月第二次印行時作了較大修訂，以後大都是據此版本重印。可以說，《字課圖說》自始至終就是在劉樹屏的組織策劃和思想主導下編纂而成的。

延聘通儒 精心考訂

立校之初，百端待舉，急需用人，劉樹屏利用其地緣人脈資源，廣納賢師，延聘志同道合的宿學通儒，協助他管理校務，編纂教材。章梫、蔡元培就是在此背景下來到了澄衷學堂。

章梫（1861—1949），字立光，號一山，浙江三門縣海遊人。光緒三十年（1904）進士，翰林院檢討。依照澄衷蒙學堂早期教員姚明輝的說法，章梫擔任《字課圖說》總纂。其主要任務是，按照劉樹屏已定的編寫宗旨、體例將分工編纂的各部分內容合成一書，刪繁就簡，精雕細琢，使之成為銜接自如、體式一致的有機整體。據澄衷高級中學校史資料記載，章梫於1901年7月到澄衷學堂工作（按：此處估計有誤，若姚明輝的說法正確，章梫應是該年正月來校），先任總教（教導主任），1903年4月任校長，1905年正月離任。據《蔡元培日記》記載：1901年8月19日，蔡「識別澄衷蒙學堂所編《字課圖說》竟」，第二天即「致章一山書，送《字課圖說》，並還《文通》」。可以推斷，蔡元培在審讀完《字課圖說》之後，就交給該書的總纂章梫，準備付印。章梫來澄衷學堂被委以重任，與他之前所受教育及深厚學養不無關係。他年輕時就學於杭州詁經精舍，師從清末著名經學大師、翰林院編修——俞樾先生。俞曾主講杭州詁經精舍三十餘年，博通經史，著述頗豐。章梫住書院十餘年，跟隨俞先生研學經史，兼學數學、天文、地理，學問日益精深，為其執掌澄衷學堂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章梫

依照《澄衷學堂章程》關於成立編纂室的規定，「書稿編成後，有應須刪潤校正者，任總纂請相當人為之」（ 澄衷高級中學校長室、上海市虹口區澄衷中學校友會編：《澄衷校史資料·第一卷增訂版》，文匯出版社，2015年3月版，第40頁）。這裡的「刪潤校正者」，即為現代意義上的主審，「相當人為之」，是說要由學問精深的人擔當此任，這個人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孑民，浙江紹興人。光緒十六年進士，翰林院編修。據蔡元培自己回憶，1901年春，「余以陽湖劉檢討樹屏之招，游上海，居澄衷學堂」，「七月間，劉君曾邀我相助；不過一月余，劉君又介紹我於南洋公學」（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135頁；第7卷，第291頁）。劉樹屏與蔡元培是貢士同年，翰林院同事，關係密切。查閱《蔡元培日記》可知，蔡元培來澄衷蒙學堂前，任紹興中西學堂校長。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十八日，他來到上海，次日一早到張元濟家中，一同到澄衷學堂造訪時任校長的劉樹屏，這是蔡元培到澄衷學堂的最早記錄。蔡元培來此除了協助劉樹屏管理校務外，還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幫助編寫、審定《字課圖說》。誠如周佳榮在《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香港：波文書局，1980年）一書中所言：「辛丑年，（蔡元培）應上海澄衷學堂總理劉樹屏之請，出任名譽教員，襄理各事並定《字課圖說》一書」，這裡的「定」即為審定之意。這從蔡元培1901年3月至8月的日記中可以得到印證。在此期間，他先後六次提到《字課圖說》。如前所述，蔡元培的日記中「識別澄衷蒙學堂所編《字課圖說》竟」的「識別」二字應是審讀校對之意，說明《字課圖說》最後由他校勘考訂，斧削筆潤，主審定稿。另外，蔡元培還親自參與了《字課圖說》的編寫。他在1901年7月25的日記寫道：「始往澄衷學堂，編字課目，晨去晚回」（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180頁），這裡的「編字課目」指的應是編寫《字課圖說》的目錄，即該書第一冊的「檢字」與 「類字」。將所錄3000餘字按字的筆劃數進行編排，還按照字的詞性進行分類。根據這個目錄，讀者可方便地進行檢索、查閱。蔡元培在任紹興中西學堂校長時就編印過切音課本，「以切音簡表教蒙學齋諸生」（李志茗：《清末一個傳統士人的轉型——―辛亥前蔡元培的思想和行動》，見謝一彪主編《中國越學·第4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1月版，第24頁）。《字課圖說》每字均以反切法標註讀音，再詳解字義，莫非也是受此啟發？以蔡元培的經驗、學養、聲望，由他來編寫、審定《字課圖說》是最合適不過的了。他的一生和教科書編撰結下了不解之緣，後來還獨立編撰了《中學修身教科書》《哲學大綱》《華工學校講義》等具有影響的教科書，用自己的智慧之光，點燃了無數青年學子的希望。

新學少年 協力參編

除了像蔡元培、章梫這類博古通今的大師級人物被請到澄衷學堂外，劉樹屏還吸納了一批在新式教育中脫穎而出的新銳少年，為年輕的澄衷學堂注入了青春的活力。沈頤、嚴保誠、夏清貽、姚明輝等就是首批聘請來的年輕教員，他們在教學的同時，還參與了《字課圖說》的編纂。

在這批年輕教員中，沈頤、嚴保誠皆為劉樹屏的武進同鄉。據《常州史志》記載，二人皆於「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赴上海，入澄衷蒙學堂為教習，並參與編纂《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他們的早期經歷十分相似，都曾入常州龍城書院肄業，在這裡接受了新教育思想的洗禮，學業優秀，均列名於《龍城書院課藝》（其中嚴保誠列名於算學）。劉樹屏或許與他們有師生之誼，因為在他們就讀龍城書院時，劉樹屏正全力推動書院的改革，開設算學、輿地等新式課程。沈頤入澄衷學堂任教，還有其特殊的淵源。沈頤的岳父呂景端是盛宣懷最為倚重的幕僚，而劉樹屏又是盛宣懷的生意夥伴（葉舟：《中華書局創始人之一沈頤的生平與成就》，載於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華書局與中國近現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第302頁）。後來沈頤曾在盛宣懷和劉樹屏聯合創辦的常州正則小學堂任總教習，他在致劉樹屏的信中稱其為姻世伯，自稱小侄（沈頤致劉樹屏函：1905年，上海圖書館盛宣懷檔案，檔號：026811），說明他們有親緣關係。沈頤可能是《字課圖說》最得力的編者。有些回憶文章甚至認為他就是該書的主編。如澄衷學堂的早期學生項雄霄寫的《六十年前的上海澄衷學校》就稱「主編者為杭人（應是常州人之誤——筆者注）沈頤」（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24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嚴保誠少時即好天文歷算之學，擅長理化。根據他的特長，他極有可能擔任《字課圖說》理化知識的分纂。這也可以從他離開澄衷學堂後的經歷得到佐證，他於1904年經蔣維喬介紹入商務印書館，編纂理化教科書，常年在《教育雜誌》「教授資料」專欄發表關於理科教學與理化生知識的文章，從另一角度說，他的職業生涯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編纂《字課圖說》的經歷。

另外兩位年輕教員夏清貽、姚明輝均來自上海嘉定。夏清貽（1876—1940），字頌萊，號公奴，中華民國教育家、出版家。夏清貽早年曾經留學日本，就讀於早稻田大學。1901年正月至六月在澄衷學堂工作。按姚明輝的說法，夏清貽也參與編纂《字課圖說》地理部分，可能就是因他是個「海龜」，接受了日本的先進教育，了解西方的文化。姚明輝，號孟塤。他自述任《字課圖說》的地理部分分纂，那麼，為何會讓這個新學少年擔當此任呢？來澄衷學堂之前，姚明輝先後就讀於上海求志書院、龍門書院、廣方言館，這幾個學堂皆為上海名聞遐邇的新式學堂，在上海的近代化教育中起著引領潮流的作用，從這裡走出來的學生，多半能得到社會的認可與尊重。另外，他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姚文楠是上海地區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和公益慈善事業家，編纂過《上海縣誌》《上海縣續志》，審訂過《川沙縣誌》等。他的伯父姚文棟是近代地理學家、藏書家，曾周遊東西兩洋，熟悉外國情形，還曾在姚明輝就讀的龍門書院任教，傳播西方文化。良好的學校教育及書香家族的熏陶，讓姚明輝初出茅廬便成為引人注目的青年才俊，自然成為編寫《字課圖說》的合適人選。

另據澄衷學堂學生項雄霄回憶：「地理由上海姚明輝主講，用他自編的本國地理作教材。每次上課，姚先生在黑板上畫一概圖，對圖講解，著重說明山脈、河流的關係、城市位置、交通要道、物產分布和歷史事物的變遷等。也教學生自己作圖，畫出其所習得的一課。因此，學生的記憶就鞏固了。」（項雄霄：《六十年前的上海澄衷學校》，參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24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這從側面反映了姚明輝在地理學科教材編寫和課堂教學方面的傑出才能，也是他勝任《字課圖說》地理分纂的有力佐證。

繕寫繪圖 皆出名家

1946年6月，澄衷中學第十二任校長王震對該書作了這樣的說明：「本書系前清光緒二十七年本校自設之石印局印行。編者為湖陽（現並武進）劉葆良（樹屏），劉系本校第一任校長，書者武進唐駝，繪圖者吳縣吳子城，兩君均系本校教員。」（《澄衷校史資料·第一卷增訂版》，第49頁）而查遍澄衷高級中學之前的校史資料，均找不到唐駝、吳子城為本校教員的記載，在最早的澄衷學堂教職工名錄中也未有發現，此說不足為信。

唐駝（1871—1938），原名成烈，字孜權，江蘇武進人，著名書法家。唐駝6歲入塾，自幼苦學楷書，自創一格。因辛勞過度導致脊背佝僂，人呼為「唐駝子」，他便索性更名為唐駝。1901年，應同鄉劉樹屏之邀，繕寫課本《字課圖書》8冊，書中大小文字均由唐駝正楷書寫，端正優美，一筆不拘，易為學童接受，廣受社會讚賞，上海各大書局紛紛聘其繕寫教科書，唐駝書名不脛而走，享譽滬上。其書法娟秀遒勁，含蓄穩健，時稱「唐體」，與沈尹默、馬公遇、天台山人並稱題額寫匾四大聖手。滬上許多廠商爭相請他題寫匾牌，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等招牌，均出於他之手；當時民國政府發行的紙幣、郵票亦有他的手跡。代表作有《武進唐駝習字帖》《孝悌祠記》《育合堂記》等。

《字課圖說》書中刊有插圖762幅，分布各卷，有地圖、人物、花鳥、建築、器物等，大小不一，大者半框，小者半框六幅。書中所繪圖畫多為《點石齋畫報》風格，構圖工整，精美典雅，體現了民間書法藝術與繪圖藝術的完美結合。該書扉頁上清楚地標明繪圖者為「蘇州吳子城」，然而吳子城究竟是何許人也，至今仍然是個謎。劉樹屏在《凡例》中說：「……非圖不顯者，均附以圖，或摹我國舊圖，或據譯本西圖，求是而已」，表明書中插圖多為臨摹已有我國舊圖或外來西方圖畫。因為多臨摹之作，不好署其真名。而「吳子城」系舊時民間對蘇州城中「內城」的習慣稱呼，由此推斷，所謂「吳子城」或許只是蘇州某一著名畫師的化名，實際並無此人，書中只是假託其名而已。

總之，《字課圖說》的編寫，是中國教科書編纂史上的一次風雲際會，既有「宿學老儒」的領銜策劃，又有「新學少年」的耕耘力行，還有書畫大家的加盟助力。這是新舊交替之際啟蒙教材改革的一次破冰之旅，是先賢們經驗、學養、眼界、功力的一次大融合。正是由於他們的攻堅克難、群策群力，才催生出《字課圖說》的智慧之果，澤被後世，福佑學子，善莫大焉。讓我們記住他們的名字，在曠遠的歷史時空中傳遞一份感念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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