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漕運為何非要走運河，而沒採用更省時省力的海運？

道光皇帝一生以節儉著稱，甚至他的「儉」做的有些過，而且還能堅持三十年，這對一個皇帝來說是十分難得的。從很多史料來看，道光帝一生對銀子最為敏感，不管是誰也不管是什麼事，只要是掏銀子都會讓他覺得像割了身上的肉。反過來講，只要是省錢的辦法他都十分喜歡。

然而，有一件事情既利國利民，每年還能節省數百萬兩開支的新舉措，讓喜歡銀子的道光帝犯了難，這件事便是漕運。

漕運是國家的一項重要政務，是將南方產糧區徵收的實物田賦，主要是大米運往北京，以保證朝廷和八旗子弟、駐京軍隊的糧食供應。每年大約有400萬石漕糧通過運河運往京師。一旦漕運出現問題，整個朝廷及其依賴的軍隊將有斷炊的危險。

可是，漕運又是一項龐大的工程，朝廷為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隨著整個王朝的腐朽、衰弱，漕運工程百弊叢生，中間有道道關卡，致使漕運的成本節節攀升。

道光四年（1824年），洪澤湖大堤決口，導致200萬石漕糧無法北運。地方大員窮於應付，向道光帝提出「借黃濟運」的老辦法，並向朝廷申請300萬兩白銀。可是「借黃濟運」有極大的危害性，黃河水中的泥沙會導致運河河床日漸淤高，河道淤塞。可是當時並無其他辦法，道光帝只得撥款用於「借黃濟運」。

可結果讓道光帝大為惱火，銀子花了可效果一點都沒有，200萬石漕糧依然原地不動無法北運。為此，道光帝下令將有關官員嚴加議處，同時任命山東巡撫琦善為兩江總督，安徽巡撫陶澍為江蘇巡撫，積極籌備一項新的漕運舉措——海運漕糧。

道光六年二月，海運漕糧正式啟動，江蘇省的150萬石漕糧全部通過海運的方式運往天津，然後轉運通州。在首期海運中，1000多條商船隻用了半個月的時間便把130萬石漕糧運到了天津。

相比河運漕糧所需的四五個月的運輸時間，海運的速度是驚人的，由此帶來了漕糧米質好、損耗小、成本低等諸多好處。此次海運漕糧取得了巨大成功，江蘇巡撫陶澍上奏道光帝，要求以後的漕糧都通過海運方式輸送北京，不料卻遭到拒絕。道光帝下旨，全部漕糧仍然通過運河運往京城，放棄海運的辦法。

海運如此先進也取得了成功，道光帝為何中途又放棄了呢？如果我們認為是道光保守或是無能那就太簡單了，如果道光保守就不會冒著「改變祖制」的巨大壓力去嘗試。仔細分析不難發現，道光帝當時所面臨的問題遠不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樣簡單。

首先，海運漕糧是有很大風險的，風險主要來自海上風暴和海盜。當時輪船尚未出現，運糧使用的沙船很難抵禦海上的風暴。如果運送漕糧的船隊傾覆，幾十萬石甚至上百萬石的漕糧就會沉入海底，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

再者，多年的河運漕糧形成了龐大的漕運利益集團，這些人成為海運漕糧的巨大阻力。這些人包括漕運的官僚、具體運輸的船工水手、負責漕糧押送的軍人、海關人員、倉儲人員等，為數有幾十萬之眾。如果再把運河沿岸間接為漕運服務的人算上，那麼與河運漕糧息息相關的人將以百萬計算，這些人一旦失去生計怎麼辦？可能會導致社會不穩定的群體事件出現。

這個時候，人們會發現，一項「利國、利民、利官、利商」的漕運新舉措變得對誰都沒有了好處，道光帝自然不會為了省幾百萬兩銀子而頂著這樣巨大的壓力。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道光帝沒有足夠的動力去抗衡擺在他面前的阻力，那時候清帝國仍然是封閉的，道光帝和他的臣民仍然還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之中，自認為天下太平，無須變革。

其實，道光帝這種做法也很好理解，畢竟大清走過了近兩百年太平之路，只要確保祖宗社稷平穩就是大功一件。可他不知道大清到了他手上時已經到了崩潰的臨界點。這個臨界點就是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人以我們不願意接受的方式逼迫中國走向近代化。換句話說，道光帝的運氣實在不太好，若是在太平年月，他應該還是一位不錯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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