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王稼祥深厚的戰友情愫

原標題：毛澤東和王稼祥深厚的戰友情愫

在我黨歷史上的「左」傾教條主義者中，是誰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毛澤東反「圍剿」誘敵深入作戰方針？是誰第一個在「寧都會議」上旗幟鮮明地站在毛澤東一邊？是誰第一個在「遵義會議」上為毛澤東投了關鍵一票？是誰第一個帶回共產國際內定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重要信息？是誰第一個向全黨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這就是1906年出生於安徽涇縣、比毛澤東小13歲的王稼祥同志。他是黨派往蘇聯學習，回國後參加反「圍剿」鬥爭，身負重傷，躺在擔架上長徵到陝北。他與毛澤東從神交、初交走向深交、情交，幾十年如一日，成為兩人一生中最好的知音摯友，在黨內、軍內廣為傳誦。

上海神交

1929年冬，遠在蘇聯學習的王稼祥聽說毛澤東、朱德率領紅軍已從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非常振奮，決心向朱毛的雄才大略學習。就在此時，國民黨報紙造謠，說毛澤東因病逝世，造成共產國際信以為真，在所出版的《新聞通訊》第14期上，刊登了「訃告」，以表明共產國際領導人的心跡。後雖獲知這是敵人陰謀破壞革命所散布的無恥謊言，但王稼祥卻清楚看到「訃告」中對毛澤東的功績評價極高，深深被毛澤東不凡的革命簡歷所折服，尤其是共產國際稱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內心十分感動和敬仰。

1930年3月，王稼祥在共產國際安排下，結束了在莫斯科的學習和工作，繞道巴黎返回祖國，來到上海。他一回國就遇上了王明與李立三的權力鬥爭。由於不了解國內形勢，無意地捲入了王明教條主義錯誤路線之列。

7月9日，王稼祥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對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毫不猶豫地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7月下旬，王稼祥得知江西的朱毛紅軍在永豐縣城只發布了《向南昌推進的命令》，部隊到達南昌城下，沒有攻打南昌，而是轉赴長沙救援紅三軍團，便嘆服毛澤東的聰明才智和精靈策略。不久，王稼祥在上海《實話》《黨的建設》上，分別發表了《中國革命中的兩條政治路線——共產國際的路線與李立三的路線》《立三路線與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李立三主義與武裝暴動》等7篇文章,對「立三路線」進行了批判。

毛澤東聞知王稼祥在莫斯科以勤奮好學、刻苦努力而著稱，能明確指出「中國現在的革命是民族獨立的革命，是各階級都來參加的革命」。⑴在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狀況時，能與自己的觀點基本一致。後來毛澤東在江西喜閱王稼祥的文章，更是非常高興，一方面認為王稼祥馬列主義理論水平高，能提出許多真知灼見，能反覆思考中國革命實踐，有深邃的眼光。另一方面毛澤東認為王稼祥能從政治路線、武裝暴動、黨的建設諸方面痛斥李立三脫離中國實際，使革命事業遭到極大損失的惡劣行徑。

王稼祥後來在上海說：「李立三反對毛主席長期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村根據地，如『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的正確革命道路。但毛澤東同志和『立三路線』進行了堅決鬥爭。」⑵

1931年3月7日，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等5人，奉命前往中央蘇區。3月底，到達閩西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永定縣虎崗。軍區參謀長肖勁光向王稼祥等人彙報了朱毛紅軍的來源、作戰能力、黨的建設、軍民關係，尤其是在江西永豐龍岡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看到了紅軍誓師大會的照片上由毛澤東書寫的一幅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里操勝劵（右）；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左）。」面對這些作戰原則，他們大加讚賞，誇讚這種思想戰略火花，就是毛澤東指揮幼小紅軍以少勝多的魅力所在。王稼祥立即聯想起《三國演義》諸葛亮用大霧草船借箭、用借東風火燒戰船，認為毛澤東乘濃霧殲滅了國民黨軍9000餘人，不漏一人一馬，同時活捉了中將師長張輝攢，更是奇蹟、奇才，是當代的諸葛亮，為中國革命勝利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

龍岡初交

王稼祥早在1931年2月6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就發言說：「我願意去蘇區做群眾工作，改變著作家式的生活。」隨即周恩來確定蘇區中央局由7人組成，其中項英代理書記，毛澤東常委管軍事，任弼時常委管組織，王稼祥常委管宣傳。⑶

4月17日，王稼祥在蘇區中央局「青塘會議」上，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澤東和朱德，他饒有興味地傾聽毛澤東的言談。如對敵我情況和作戰形勢作了詳細的說明和分析，給王稼祥留下了深刻印象。會議間隙，他走過去對毛澤東說：「澤東同志，我剛從白區來，很多情況不了解，對打仗更是外行，聽了你們的發言，深受啟發。會後我再向你專門請教，可以嗎？」毛澤東欣然應允，連忙點頭道：「自己同志，莫客氣，我也正想向你請教呢！」

「青塘會議」著重討論第二次反「圍剿」的行動方針，多數人表示應按中央3月來信指示：「可組織新的蘇維埃區域」，還有人提出「可分兵退敵」。只有毛澤東、朱德少數人，主張在蘇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消滅敵人。4月19日，中央局再次召開擴大會議，通知各軍長、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前來參加，民主討論反「圍剿」的戰略決策，毛澤東再次全面、詳細分析了敵我態勢，認為第二次打破敵人圍剿的條件要比第一次好，擊潰敵軍的勝券更大。會上高級軍事幹部聽後都紛紛表示就地戰勝敵人，連贛南、閩西特委負責人也不同意退出中央蘇區。王稼祥在會上雖未發言，但仔細聽了毛澤東有理有據的分析後，感到這次通過的作戰方針講得很有道理，尤其是毛澤東對具體戰法講得透徹，具有很強的說服力。⑷

根據毛澤東擬打東固王金鈺弱敵的提議，中革軍委發布了戰前在龍岡集中的命令，規定全軍34000餘人，於4月23日前秘密集中在龍岡至上固之線，中央局選駐龍岡張家車大村8個祠堂固定下來。

龍岡，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山鄉，隨著龍岡大捷和活捉張輝瓚而知名度大增，國民黨各軍、師都懼怕在龍岡作戰，因而這座離東固不遠的反「圍剿」勝利搖籃，便成了第二次反「圍剿」最安全的戰略大後方中心。

毛澤東、王稼祥也於4月23日隨部隊進駐張家車宿營，是夜王稼祥說：「我來中央蘇區20多天了，所見所聞，歷歷在目，感受到蘇區人民如火如荼的革命情景。但因初來乍到，情況不明，地域不熟，還需請毛委員傳授指點，共結心靈紐帶。」

毛澤東打開話匣，從鐵皮箱里拿出一些文件和資料，首先侃談了紅一方面軍的鬥爭歷史、爭論問題和一、三軍團的發展沿革。接著就二次戰爭的反「圍剿」動員、封鎖一切消息、多方偵察敵情、組織戰備訓練、成立野戰醫院等諸項內容，詳細敘談了自己的思路和打算。⑸最後毛澤東胸有成竹地堅定地說：「國民黨20萬軍分散各地，只要我們選准敵人的弱點，善用誘敵深入的方針，緊緊依靠廣大軍民的努力，高度集中紅軍兵力，靈活運用戰略戰術，就能做到各個擊破，逐次消滅來犯之敵。」

蘇區中央局為深入討論作戰細節，進一步尋覓弱敵，用誘敵深入策略聚而殲之，於26日在龍岡又召開了軍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選擇弱敵要根據許多條件來綜合確定，諸如部隊沿革、兵員籍貫、裝備給養、內外關係、上下關係、軍政素質、生活習慣、戰略技術、佔據地形、工事條件等諸種因素。眼前敵人陣營中，最薄弱的是東固地區北方兵王金鈺的第五路軍，下轄公秉藩第28師、上官雲相第47師，還有白沙的郭華宗第43師。這三個師消滅後，就可向東橫掃，一直打到閩西去。當然，這幾天對紅軍來說，務必做到嚴格遵守紀律，絕對保密，不能讓敵人發現一個紅軍，若走漏消息，則前功盡棄。

王稼祥參加了會議，在發言中十分欣賞毛澤東的超群智慧，使他茅塞頓開、豁然開朗，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制勝之策，認為幼小紅軍只有採取「誘敵深入，慎重初戰」的策略，在根據地艱苦作戰，才能粉粹敵人進攻。這次會議見諸於《彭德懷自述》：「在龍岡討論時，已決定在戰役上選定殲滅富田向東固前進的這路敵軍，但是進到什麼地方，才最有利於我軍的殲擊，這個戰術問題尚未確定。」⑹

會後，毛澤東、朱德簽發了紅一方面軍再西移40里，到東固地區隱蔽集結，迫敵而居的命令。

王稼祥生前寫道：「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年代裡，在關鍵時刻的一些原則問題上，能站在毛澤東同志一邊，堅決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這和毛澤東同志對我的教導是分不開的。」⑺王稼祥又說：潤之是我黨俊才，紅軍英傑，其大名如雷貫耳，令我相見恨晚。龍岡初交，具有非凡意義，我們共建的戰鬥情誼，隨著時間的推移，將與日俱增。

寧都深交

1932年是中 央蘇區的鼎盛時期。王明、博古得知打贛州失敗，感到臨時中央將無法在贛州安家。又得悉打漳州雖獲全勝，繳獲甚多，卻指責耽誤了北上進攻，得不償失。並認為毛澤東前三次反「圍剿」 所採用的誘敵深入謀略，是極端保守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蘇區中 央局為了與上海臨時中央保持一致，決定紅軍沿贛江北上，進佔吉安，威脅南昌。毛澤東鑒於敵人正在向吉安增兵，不同意此計，提議攻打樂安、宜黃薄弱之敵，威脅撫州。

如何在前線更好地指揮戰爭，周恩來主動提出去前方當「督軍」，和朱德、毛澤東、王稼祥一道並肩作戰。後方則由任弼時代理中央局書記，和項英、顧作霖、鄧發一同主持各項工作。

這時王稼祥與毛澤東日夜戰鬥在一起，有更多機會磋商戰事和暢談彼此的心境。王稼祥說：我們相識一年半了，你對形勢的判斷是正確的，你有許多遠見卓識，真讓我大開眼界，你那游擊戰與運動戰結合起來的策略藝術，讓我佩服得很啰！確實是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連恩來都說你善於獨立思考，能打仗，會打仗。

毛澤東興緻勃勃地回憶道：這些年我一直在山溝里轉，摸索中國自身革命的經驗，三次反「圍剿」勝利後，中央蘇區已經擴大到30個縣境，面積5萬平方公里，人口250餘萬，贛南閩西連成一片了。王稼祥聞聽此話，也讚頌道：怪不得我聽張聞天說，你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 席是上報共產國際同意的，表明你在蘇區軍民中的崇高威望是無人可比的啊！但現在你是以中 央政府主 席身份隨軍行動，沒有軍職指揮權，工作起來十分尷尬，我想建議恢復你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

王稼祥的建議很快得到周恩來、朱德的同意，電告後方中央局卻未獲批准。前方又電告「若不批准毛兼職，不便發揮其軍事才能，等於架空。」⑻後方中央局依然以「毛的右傾是黨的進攻路線的障礙」不予同意。周恩來看著如此三番兩次的電報戰，憤懣地發火了。決定於1932年10月上旬在寧都小源召開前後方中央局全體會議，集中討論如何制定第四次反「圍剿」的軍事方針。

任弼時根據此時收到的臨時中 央來信搶先說：「今天開會不應是軍事會議，而是政治會議。」他念了中央來信，說中央認為毛澤東在前三次反「圍剿」採用的游擊主義路線是錯誤的，必須展開面對面的批評，決不能重蹈他的錯誤主張。接著與會者發言，有的說毛澤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總代表，有的說毛澤東必須放棄狹隘經驗論，否則會危害革命，有的批評誘敵深入戰法是守株待兔，與中央進攻方針背道而馳。

王稼祥以大義凜然的胸襟，面對他們的主觀武斷、強詞奪理而憤憤不平，也面對毛澤東的孤軍奮戰，忍氣吞聲而給予同情。當最後聽到要從組織上解決毛澤東時，王稼祥怒髮衝冠，再也沉不住氣了。他拍案而起激動地將沒有抽完的半截香煙擰滅，擱在桌上，大聲疾呼道：「現在國民黨大軍壓境，不能臨陣換將，紅軍的軍事指揮非毛澤東莫屬！你們調換了總參謀長，現在又要調換總政委，這怎能與敵抗衡？這對毛澤東同志太不公平了。」⑼接著繼續說：「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是有很大貢獻的，他和朱德一起，領導紅軍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闢了中央蘇區，他對蘇區的實際情況非常熟悉。多年來的戰爭實踐證明，他指揮紅軍作戰的軍事方針與原則，是符合蘇區實際的。我認為大家對他的批評，有失公允。」這時，有人提出要跟中央保持一致，王稼祥則說：「眾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會後由中央派來蘇區的，我對中央的指示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是，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攻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步發現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的，他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揮決策也一再被證明是正確的。」「紅軍和蘇區之能有今日，是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即將開始的第四次反『圍剿』，正需要毛澤東這樣的指揮者與領導人。」⑽王稼祥的政治果敢，謙遜沉穩，力排眾議，語驚四座，是出乎眾人所料。為了緩和緊張氣氛，王稼祥又發出肺腑之言，勸導大家慎思：「眾所周知，我與毛澤東同志並非舊交，相識不久，倒是與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同鄉。我不贊成王明等同志的做法，而支持毛澤東的主張，相信不會被人認為是什麼『小團體』或『宗派主義』吧。」⑾

寧都會議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積極進攻戰略」同毛澤東代表的「積極防禦戰略」鬥爭的總爆發。

毛澤東被迫返回瑞金。行前特地來道別，他緊握王稼祥的手，滿懷感慨地說：「你和我是少數，我們服從組織決定啊！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後方，你就別爭了吧！」王稼祥看著理性剛毅、疲憊不堪的毛澤東，似有心神不安，動情地安慰道：「他們心存不滿，芥蒂頗深，是非曲直自有明了之日。澤東同志，回到後方要多保重身體啊！」

1933年4月27日，在江西樂安谷岡村，王稼祥參加全軍青年工作會議，正在聽取周恩來作報告，突然，敵機俯衝下來，並扔下第一批炸彈。王稼祥急忙收拾起桌上的文件喊道：「請大家立即跟我到外頭隱蔽。」說話間，敵機又轉了回來。王稼祥搶先衝到門外，一邊招呼一邊觀察情況，就在這時，敵機又投下一批炸彈，只聽轟的一聲巨響，王稼祥當即倒下。大家迅速將王稼祥抬到安全地帶，醫生髮現彈片穿進了王稼祥的右腹部，傷勢十分嚴重。周恩來立即決定，護送王稼祥到瑞金紅軍總醫院治療。

做手術時，手術室外站滿了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也都來到了醫院。由於當時醫療條件和技術水平太差，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手術一連做了8個小時也沒有找到體內的彈片……直到第三天清晨，王稼祥才悠悠地醒轉過來。在他昏迷期間，毛澤東站在病床邊，默默看著，眼中含著淚水，長時間不忍離去，擔心老戰友再也醒不過來了。所幸，王稼祥最終戰勝了死神。

遵義情交

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失敗後，中央紅軍被迫長征。這時，博古擅自決定，把重傷員王稼祥留下，還想把身體不好的毛澤東留下。許多同志為他們力爭，說毛澤東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絕對不能留下；說王稼祥是軍委副主席和總政治部主任，必須隨軍行動。博古才勉強同意他們隨軍轉移。

湘江之役後，紅軍由8萬人銳減到3萬人，李德還堅持北出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毛澤東針對蔣介石布下口袋的嚴峻形勢，提出西去貴州的方案。於是舉行通道會議，王稼祥支持毛澤東慎密分析，決不能自投羅網，全軍覆沒，斷送中國革命，建議中革軍委火速下達轉兵貴州佔領黎平的命令。

「三人團」想用最高職權否認這個命令，王稼祥對毛澤東說：「這種不正常局面必須改變。」毛澤東問：「你說該怎麼辦？」王稼祥靠近毛澤東低聲說：「只有把他們轟下台，老毛，由你來指揮紅軍。」毛澤東又問：「會上能有多少同志贊成你的意見？」王稼祥說：「事在人為嘛！」⑿

1934年12月18日黎平會議後，軍委領導在橘林里休息，坐在擔架上的王稼祥對張聞天說：「這樣打仗不行，李德很頑固，還是要毛澤東出來，他打仗有辦法。」當晚王稼祥將這個意見告訴了毛澤東和彭德懷、聶榮臻。隨後這個建議在高級將領中傳開了，大家都贊成讓毛澤東出來指揮。這就為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礎。⒀

1935年1月15日，在貴州遵義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博古、周恩來、張聞天報告後，作了長篇發言，深刻揭露了李德以單純防禦路線代替積極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以短促突擊原則支持單純防禦的戰術守勢，結果被敵人的持久戰和堡壘主義所擊破。總之，李德在進攻時犯了冒險主義，在防禦時犯了保守主義，在轉移時犯了逃跑主義等錯誤。為此必須對博古和李德在軍事上的嚴重錯誤提出批評。

接著王稼祥站起來作重要發言，他斬釘切鐵地斷言：「必須結束『三人團』至高無上的指揮權，由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周恩來也贊成王稼祥的提議，由毛澤東出來領導和指揮紅軍。⒁

會議結束時作出決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協助周恩來負責軍事工作。同時，毛澤東力薦王稼祥由政治局候補委員，補升為政治局正式委員，獲得一致通過。⒂

後因打鼓新場之役七嘴八舌、舉手表決而戰機突變一事，毛澤東建議成立新「三人小組」，提議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半年後又增加彭德懷、林彪為「五人小組」，全權指揮軍事，獲得政治局通過。

1937年7月，王稼祥傷病難愈，毛澤東提議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派軍委總衛生部部長賀誠護送王稼祥赴蘇聯治病，以清除體內的彈片和腐骨。同時毛澤東力薦王稼祥加入「中共代表團」，又鑒於他懂得俄文，派他參加共產國際工作，便於討論中國有關問題。

1938年8月，王稼祥病癒回國，向毛澤東轉告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重要指示：「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⒃並將支援中共30萬美元轉交給毛澤東與張聞天。接著王稼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

1938年11月初，毛澤東考慮到王稼祥已有30歲了，還未成家，無人照顧，主動表示願當「紅娘」，便介紹一位21歲的湖南女同鄉朱仲麗醫生與王稼祥認識，經過半年的戀愛，組成了幸福家庭。

1943年6月下旬，毛澤東來到王稼祥住處，對他說：「黨誕生22周年快到了，請你寫篇紀念黨生日的文章。」為此王稼祥不顧病體，每晚寫到深夜，於7月5日寫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在延安《解放日報》頭版刊載，向全黨、全國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深刻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成果，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1945年黨的七大會上，選舉中 央委員時，王稼祥因病落選，毛澤東十分著急，向大家介紹王稼祥在遵義會議和六中全會上的功績，以主席團的名義把王稼祥作為候補中 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舉他。結果按得票多少為序，王稼祥名列第二而當選。這樣，在中國革命的隊伍里，毛澤東與王稼祥經過幾番密切的長期交往，呈現出兄弟般的手足情誼，成為鮮見的最佳摯友。

作者：艾聖才 （系永豐縣高級教師，永豐縣黨史學會會員）

作者：馮 都 （中國現代史學會會員 ，黨史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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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⑴《王稼祥選集》（編輯組）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

⑵⑺《回憶毛澤東同志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王稼祥遺作，朱仲麗整理，摘自：《毛澤東百周年紀念》）

⑶《王稼祥年譜》第49頁

⑷《王稼祥年譜》第55頁

⑸《毛澤東年譜》（上卷）第370頁。

⑹《彭德懷自述》第168頁

⑻見電視連續劇《紅色搖籃》第21集

⑼《中央蘇區演義》第447頁，1994年版

⑽⑾⑿邵華毛岸青主編：《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叢書之一：郭晨著：《萬水千山只等閑》第82、83頁，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⒀石仲泉《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一期第18頁

⒁見電視連續劇《長征》第10集

⒂見《王稼祥年譜》134頁》

⒃王稼祥《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載《紅旗飄飄》第18輯第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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