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張學良和蔣介石都在看的書，讀懂的意思卻截然相反

原標題：一本張學良和蔣介石都在看的書，讀懂的意思卻截然相反

1936年12月26日，張學良到達南京後，一下飛機，就被戴笠和宋子文接到北極閣宋子文的公館，軟禁起來，不讓他接見任何人。

北極閣位於南京近郊的雞鳴山上，三層樓高，呈曲尺形，高低起伏，依山傍水，環境優雅。對面是著名的雞鳴寺，舉目望去，可見鐘山如屏，大江如帶，後湖如鏡，風景極佳。入夜，更可俯瞰市內萬家燈火，流光溢彩。

進入宋公館的當天，張學良特意叮嚀秘書去買一本叫《革命與變亂技術》的書，是拔提書店出版的。但秘書發現書已售罄，張學良知道後說：「雨農已替我找到了，不要買了。」

這是一本什麼書呢？張學良為何在西安事變後急著看此書？

《變亂與革命技術》，一般簡稱《政變術》，是曾任米蘭《新聞報》主編的義大利著名記者庫爾齊奧·馬拉巴特 （1898—1957）寫的。

馬拉巴特出生於義大利的一個德國移民家庭，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他遊歷俄國、波蘭、德國、西班牙等國，親歷了多次革命和政變，他用法文撰寫了一部以革命和政變手段奪取國家政權的小書，取名為「政變的技術」，1931年在巴黎出版。1932年，該書英文版在紐約出版。

馬拉巴特才華橫溢，行為誇張，喜歡錶現自我，但思想多變。他曾是墨索里尼的好朋友，法西斯黨徒，後來又成為反法西斯主義者。此前，他曾出版過研究列寧思想的作品《好人列寧》，1944年出版過紀實小說《完蛋》，預言「法西斯註定會完蛋」。二戰後，他又信仰共產主義，訪問過蘇聯和中國。

馬拉巴特從其親身經歷和經驗出發，認為在現代國家中，奪取政權的武力政變不需要有特定的政治社會環境，只需要政變策劃者掌握一系列「政變的技術」，通過動員技術工人和訓練衝鋒隊去奪取關鍵性的公共設施，如鐵路、運河水閘、電廠、郵政電報、糧倉、物資倉庫等，就能使政府與國家的其他部分隔離，從而使政府失去功能而成功奪取政權。馬拉巴特將革命視為一種技術，可被任何政治勢力用來奪取國家政權。由於馬拉巴特偏激的思想，這本書出版不久就被查禁，他也被開除法西斯黨籍，流放5年。

1933年，古有成將這本書的英文版譯為中文，於7月由上海的國際書局出版，取名《變亂與革命技術》。根據英文版的內容提要刊登廣告說：「本書是給現代革命者的。」古有成畢業於中山大學，1926年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中校宣傳科長。20世紀30年代初寧粵對立時，他仍在廣州軍事政治學校（即黃埔軍校）工作。

1933年4月，張學良到歐洲遊歷，有很長一段時間住在義大利，受到墨索里尼的熱情接待。墨索里尼的女婿加萊阿佐·齊亞諾（1903—1944）曾任駐華公使，齊亞諾和夫人艾達·墨索里尼與張學良是好朋友。齊亞諾經常向張學良宣揚法西斯主義，使張學良的思想發生變化。1934年1月張學良回國後，就擁護蔣介石為領袖，一度鼓吹法西斯主義。

張學良在義大利期間，馬拉巴特尚在流放中。由於齊亞諾也是馬拉巴特的好友，齊亞諾是否向張學良推薦這本書，張是否看過，還不得而知。

殊不知，這本《變亂與革命技術》，早在兩年前的1934年5月就已經有人在讀這本書並寫下了讀書感悟，這個人就是蔣介石。

據蔣介石檔案資料記載，1934年5月8日，蔣介石開始閱讀《變亂與革命技術》一書，對有關拿破崙和墨索里尼的內容十分欣賞。他讚揚拿破崙霧月十八日政變「臨機應變，應時制宜」，讚歎墨索里尼「深謀遠慮，策略步驟之良，組織之強」。6月1日，蔣介石總結上個月時說，「看革命技術完」，認為「對革命事業，建國方針亦覺有心得，乃足自慰也」。 可見他覺得讀這本書收穫不小。

也許由於蔣介石的重視，1936年，國民黨特務組織力行社下設的拔提書店才重版了這本書，所以戴笠很快就給張學良找到了一本。

西安事變爆發前的一個深夜，張學良到紅軍代表葉劍英處，對葉劍英說：「蔣介石要我執行他的命令，同你們打仗，形勢很嚴重，你看怎麼辦？」葉反問：「張將軍的意思呢？」張說：「很多天我都沒有睡覺，內戰我是絕對不打。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苦打迭。」 法文「coup d』état」一詞，音譯為「苦打迭」，指用武力奪取政權的政變。葉聽後對張說：「這關係到國家命運，一定要慎重。蔣介石不抗日，有些人不認識，抓他起來，會出現全國大分裂。人民一時不了解我們，會使我們孤立。更大規模的內戰會給日本進一步侵略的機會。」

後來，中共中央也致電葉劍英，要張學良慎重對待。西安事變發生後，西安《解放日報》等就宣傳西安事變為「一二·一二革命」，而蘇聯報刊則稱之為「兵變」。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也對事變進行反思。他急於要看《變亂與革命技術》，是想從這本書中總結西安事變的不足和教訓。

張學良看完《政變術》，從中得到了什麼啟示或教訓？在當時，因沒有留下任何資料，我們不得而知。但到了1957年，幽禁在台灣的張學良撰寫了《雜憶隨感漫錄》，回憶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在時隔20年之後，他仍然記得當時讀過《政變術》一書，並寫下他的體會和聯想。張學良說：

我在雪竇山的時候，有朋友送我一本《變亂與技術》一書，我讀過之後，理論跟我實際的教訓，因而聯想到，從事於革命事業的人們，必須要注意到自身和同志們的技能問題，請准許我說一句——大家也都曉得的事：今後的世界，一刀一槍相鬥之局，已經過去，不是只憑優秀的領導，或者良好的策略，就會成功的。我這句話，不是意味著不需要優秀的領導人，不必用良好的策略——是要有良好的策略與優秀的領導人，但是還得要具有技術能力行動的人們去實施。

張學良所說《變亂與技術》，就是拔提書店重印的《變亂與革命技術》一書；他說在雪竇山時得到此書，是誤記了，實際上是在南京宋公館時。「要有良好的策略與優秀的領導人，但是還得要具有技術能力行動的人們去實施」，這就是張學良結合西安事變對《政變術》的讀後感。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並不是要以武力奪取國家政權，只是想促使蔣介石反省，逼蔣抗日，救亡圖存。所以他承認西安事變是違反紀律的行動，痛心部屬的能力不強、楊虎城部隊紀律不強，造成了死傷事件，損害蔣介石的尊嚴，但他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不覺得是錯誤的。張學良急於閱讀《政變術》，是想從中得到某種啟示，在手段和目的、合法與暴力、叛徒與忠僕、紀律與襲擊之間，尋找一條更有效的途徑，完善進諫的技術和方法，減少人員傷亡和政治波動，從而達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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