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天學術大案：郭沫若抄襲錢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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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暴得大名，靠的就是這本書

晚清以降，中國傳統學術格局丕變。胡適以西方近代史學方法寫就半部《中國哲學史大綱》，重述先秦兩漢思想學術統緒、考辯諸子著述史事。自此以後，原本只是經師治經附庸的諸子學脫胎換骨，先秦史亦蔚為顯學。

而在遠離學術中心北京的蘇州省立中學，有一名默默無聞的老師，他在多年後回憶道：「時北平上海各大報章雜誌，皆競談先秦諸子。余持論與人異，但獨不投稿報章雜誌，恐引起爭論，忙於答辯，則稿將無法完成。故此稿常留手邊，時時默自改定。」（《師友雜憶》）成稿後，竟達三十餘萬字，累一百六十餘篇，登時轟動學林。

在北大歷史系任教的錢穆（1931年）

這位中學教師，便是錢穆，這部煌煌大著，便是日後為陳寅恪向楊樹達感嘆為「自王靜安後未見此等著作矣」的《先秦諸子系年》（下文簡稱《系年》）。顧頡剛匆匆翻閱之後，當即力勸「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在其前後兩次遊說之下，生性極重人情的錢穆終是推脫掉了校長汪懋祖的挽留，北赴燕京大學執教。

自北大聘其開授上古史後，自詡「但開風氣不為師」的胡適便每每告知意欲請教他周秦諸子問題的學生無需再問自己了。

清儒多以治經學之法治子學，往往只能研究一子一書，比如被譽為乾嘉殿軍的孫詒讓，窮畢生之力寫就體例與《十三經經疏》無二的《墨子間詁》即是典型。但錢穆融會貫通，博覽百家並一一為之考訂生平、著述，幾乎考辯了周秦時期所有重要的學術、思想和政治問題，並以其對《竹書紀年》的精湛研究，證訂了前人奉為圭臬的《史記·六國年表》，力糾前人治諸子之失。時至今日，是書仍是學者治先秦史、戰國史以及諸子學的必讀著作之一。

但這部遠非一般讀者可以輕易讀懂、影響力本應限於學術界的著作，卻因為一樁抄襲風波，成為輿論和媒體關注的焦點話題。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商務印書館1936年初版

白壽彝和余英時為錢穆吵起來

1954年，當今漢學執牛耳者余英時還在新亞書院進修，並時常有機會向錢穆請益。在師生慣常的閑聊中，錢穆偶然間提及，曾有人認為郭沫若的名著《十批判書》（下文簡稱《批判》）論述法家部分暗用了《系年》的材料與論斷，並詢問余氏的看法。

余氏仔細比對兩書後，竟認為郭氏此著法家部分與其他部分抄襲的嚴重程度相比，只能算小巫見大巫，以萬字長文《郭沫若抄襲錢穆考——〈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下文簡稱《互校記》）枚舉了兩書多達數十處的相似論述，並得出了頗令人震驚的結論：

「郭氏曾細讀《系年》並且廣泛援引其中的論證與資料；《批判》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名辯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據《系年》的論旨和資料而立論的，其他各篇雖然沒有這樣的嚴重，但抄襲的痕迹也處處可見。上舉抄襲，不僅是資料性的，而且還是見解的；不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還是全面的、根本的。」

當年，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6、7、8期連載三期，才登完這篇長文的全部內容。1961年第2期《北京師範大學學報》則刊出了大陸另一位史學巨擘白壽彝的文章《錢穆和考據學》，對錢穆作出了刻薄攻擊：「以錢穆對於考據學傳統的無知和對考據學知識的淺陋，是不可能在考據工作上作出什麼成績來的；《系年》只有暴露他在考據工作上的荒唐胡來而已。」

而且白氏竟針鋒相對地反證《系年》才是剽竊而成的，指出錢穆「對於以《竹書紀年》校《史記》，從而找出《史記》在紀年上的錯誤，是大為自吹自擂的。他在自序里提出了《紀年》勝《史記》的五個明證，都是剽竊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的」。關於齊國和稷下學的考辯暗襲古書，毫無價值，是「郭沫若同志把內情鉤出來了」，關於老子的論斷，更是「經不起郭沫若同志的輕輕一擊」。

余英時（左）與白壽彝

余英時自然對之嗤之以鼻。

1991年他重訂《互校記》一文，並寫下跋語，文末辛辣地諷刺白壽彝道：「我想我毋需為《系年》說任何辯護的話。1949年以前的中國學術界對《系年》的評價大致可以陳寅恪和楊樹達的私下議論為代表。至於今天大陸非官方學術界對《系年》的看法，我只想指出一項事實，即它的增訂本已在大陸上重印流傳多年了。」（《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灣三民書局）1994年，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收入了此文的《錢穆與中國文化》一書後，郭沫若抄襲過錢穆一事開始在大陸廣為流傳。

方舟子打假，這回卻鬧了笑話

一石激起千層浪，郭沫若是否真的抄襲了《系年》迅速成為焦點話題。方舟子作為一名長期致力於科普常識、學術打假工作的鬥士，竟也參與其中，《書屋》雜誌1999年第5期刊出了其為郭氏辯護的文章《郭沫若抄襲錢穆了嗎？》。

方氏指出，郭沫若對先秦諸子的研究成果有重評論的《批判》和重考據的《青銅時代》兩書，所以若要指控有抄襲行為，拿同屬考據的《青銅時代》和《系年》互校才更近情理。更重要的是，這樁看似是學術糾紛的公案，實際上並沒有那麼簡單：

「余氏文章寫於五十年代，當時國共對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產黨這方的學術權威，錢、余卻也是國民黨陣營中的紅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傳的成分在？余氏是錢的門生，郭、錢當時都號稱是史學大家且針鋒相對，其中又有多少門派的意氣之爭的成分在？」

方氏的辯護不可謂沒有道理，其洞見也稱得上明智。但關於余英時對白壽彝的諷刺，方氏的憤憤不平則讓人頗覺奇怪：

「余氏在跋語中也大略引了這段話（指白文），只不過略去了中間的舉證，並且想讓讀者誤以為這是郭沫若自己所寫。我讀了以後，也覺得郭沫若未免有點惱羞成怒氣急敗壞了。余氏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過郭的失態證明自己當初揭發的正確嗎？余氏在引文時，有一處用了省略號，而根據我閱讀余氏多篇辯論文章後所得來的經驗，他省略的部分卻往往是關鍵之處，在抄的時候，余氏又偷偷地作了改動……」

《互校記》中，余英時顯然沒有這種別有居心的誤導，在辯論時，更沒有經常「偷偷省略關鍵之處」。方氏這些叫人不知所云的說法難道只是無的放矢嗎？

同年11月，日本《百年》雜誌刊出傅傑《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一文，這下真相終於大白了。

原來，方氏引用余文的出處，是《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但大陸出版余氏著作，大都有所刪節，此書也不例外。方指斥余氏 「在引文時作了手腳誤導讀者」的地方，參與編輯了此書的傅先生恰恰證明了這些都是出版社在編輯余書時更動的。

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

傅說道：「在編輯余書時，對《互校記》一文，我們也感到二者性質不同，未必宜於互校，因此曾經想把這篇抽掉；但又考慮這樣一來倒像我們不敢正視這樁公案，有意諱飾，更坐實了郭沫若先生『抄襲』的罪名，不如印出來供學術界比較探討，反而能夠促使人們明辨是非。

為了不讓外行輕信余氏的論斷，出版社負責人在終審時隱去了郭沫若先生之名，而代之以『《十批判書》的作者』，這樣既使學術界的專家獲得辨析之資，又試圖減免余說在局外人中的擴散。由於余氏在原書中對白壽彝先生頗有微詞，遂將白先生的名字和若干語句也一併作了刪除。」

郭沫若抄襲落實因為人品？

至今，中國大陸學界已有多篇學術論文面世，並大都是為郭氏辯護，最重要的有瞿清福、耿清珩《一樁學術公案的真相》、王學泰《談談稷下學史料與研究》等等，但媒體和輿論方面對郭氏則幾乎是一邊倒的口誅筆伐之聲，牽扯眾多，僅抄襲公案，除了《批判》之外，就還有兩件。

著名考古學家鄒衡曾對《新京報》記者透露，郭沫若的《中國史稿》剽竊了自己的講義，他甚至還對記者講述了翦伯贊對此事的震怒：「這還了得，抄到北大來了，連一個註解都沒有。」結果此事以陸定一親自帶人向翦伯贊道歉告終。（《鄒衡：解決郭沫若的三大難題》，《新京報》2005年7月19日）

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馬非百是著名歷史學家，對《管子》的研究極為精湛，他曾把自己的成果投給《歷史研究》，編輯不能評判其水平，遂交給郭沫若審閱。不久之後，郭在《光明日報》發表有關《管子》的文章，馬非百認為其中觀點有不下百處與自己相同。（吳營洲：《馬非百與郭沫若》，《湘聲報》2009年1月2日）

其實外界對郭氏的強烈抨擊，早在1988年就已經開始。台灣政治大學教授金達凱編著《郭沫若總論》一書開其濫觴，書中直斥郭氏是「東抄西湊，見異思遷，前後矛盾的文學機會主義者」。與余英時和白壽彝的論戰相似，1992年大陸方面就迅速做出回應，針鋒相對地出版了《百家論郭沫若》一書，郭氏在該書中的形象可謂截然相反。

但在這次論戰中，爭論的主要問題已經從抄襲悄然變為郭氏的人品到底如何。關於郭氏的抄襲問題，兩派人物意見僵持不下，但對其為人，卻少有辯護者。

毛澤東接見郭沫若

北大怪才余傑《王府花園中的郭沫若》一文是抨擊郭氏最為嚴厲的文章之一，余氏直斥郭「把文學和學術當作換取顯赫頭銜和王府大宅的等價物，1964年以後，作為詩人與文學家的郭沫若不復存在」（《鐵屋中的吶喊》，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8年版）。而余氏的論斷，卻基本足以代表坊間對郭氏的看法。

相比而言，余傑也寫過火力同樣猛烈的《我來剝錢穆的「皮」》，李敖的《蔣介石和錢穆之間的一些臭史》一文更是尖酸刻薄，指責錢穆亦曾諂媚於權貴，但對於錢穆的國學、史學功力，卻極少有人敢於正面質疑。

這位「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國學大師，余英時作輓詩，稱之為「避地難求三戶楚，占天曾說十年秦」。這其中，自然也有著余氏「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的寄懷，錢穆在坊間的主要形象，顯然是一個「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有一種溫情和敬意」的文化保守主義者。

錢穆在新亞書院上課

正因於此，人們關於抄襲問題的爭論，就常常轉移到了對錢、郭兩氏人品的評判上去了，既然已有眾多郭氏品格的負面事例，那麼再落實一項抄襲的罪名，似乎也不嫌多。學術問題一變而為政治問題，又變而為人品問題，類似這樣的道德決定論，在歷史上並不少見，從潘安、蔡襄到趙孟頫、董其昌，莫不如是。

但正如不贊同方舟子的傅傑先生也承認的那樣，「沫若先生文史全才，一代宗師，近代以來，在文史兩領域都做出了開拓性、多方面的成就」，《批判》是否抄襲過《系年》，可謂與其品德的高尚與否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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