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朝雲 | 不能高估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經濟發展的作用
原標題：程朝雲 | 不能高估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經濟發展的作用
作者程朝云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學術評論
不能高估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經濟發展的作用
——駁「殖民統治有益論」
程朝雲
在中國近代史領域，台灣史是一門相對特殊的新興學科。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隨著台灣本土化思潮的興起與政治上的「解嚴」，台灣史學科在台灣得到蓬勃發展，逐漸成為「顯學」，其中，日據時期台灣史又取代清代台灣史，成為「顯學中的顯學」。為突出台灣「主體性」，部分台灣學者對於日據時期台灣史的定位也發生變化，開始突破此前的抗日史觀，關注殖民統治下「進步」的一面，並更多關注台灣社會的「自主性」發展。在島內台灣史學界範式轉換過程中，有一種比較極端的觀點，高度肯定日本殖民統治，認為殖民統治為台灣帶來了近代化，並將戰後台灣的經濟「起飛」歸功於日據時期的殖民遺產。這種極端的「殖民統治有益論」，不僅不利於正確認識台灣被殖民的歷史，也不利於對光復後台灣歷史的理解，並構成部分「台獨」學者「去中國化」史觀的一部分，非常有必要加以辨析與釐清。
一、 「殖民統治有益論」及其主要表現
1895年日本通過《馬關條約》強迫清政府割讓台灣，直至1945年台灣光復，台灣處於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日本殖民者除在台灣建立起以總督專製為核心、輔以嚴密的警察制度的殖民政治秩序外，在經濟領域也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殖民地經濟基礎工程建設，機械化製糖業的發展，農業生產技術改良，以及後期的工業化建設等。對於這些經濟領域的措施，日本殖民者曾經頗為自傲，將其作為宣揚殖民統治成功的重要證據。1935年，台灣總督府舉辦「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在產業及交通等館中，就集中展示了殖民統治40年來相關方面發展的成就，希望藉此讓台灣人民領會日本殖民統治的成功。至上世紀60年代，台灣經濟發展迅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有原台灣總督府官員及其家屬於是高唱「殖民統治有益論」，拋出諸如「日人治台殖民統治是成功的」「台灣是藉了日本的力量才開發出來的」「台灣是由日本才被近代化的」等論調，將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歸功於日本的殖民統治。與殖民者及其家屬相唱和，部分流亡日本的「台獨」人士也發表媚日言論，宣揚日本殖民統治給台灣帶來了資本主義，促進了台灣近代化/現代化。
由原殖民者及其家屬以及部分「台獨」人士宣揚的「殖民統治有益論」，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台灣史學界影響還比較小。當時島內的台灣史研究還屬於中國史之下的區域史研究，就研究取向而言，抗日史觀是日據時期台灣史研究的主流。對於日據時期經濟史，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的研究具有典範意義。在其成書於20年代末的著作《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中，矢內原忠雄在帝國主義理論框架下探討台灣的「資本主義化」進程，對殖民統治的掠奪性多有揭露。但自從70年代台灣面臨「國際地位」變化，本土化、民主化思潮興起以後，台灣社會即處於變革中，至1987年國民黨當局宣布「解嚴」，政治社會環境的一系列變遷，逐漸催生了島內的台灣史研究熱潮，並在研究取向上強調台灣的「主體性」，試圖使台灣史獨立於中國史之外。與此同時，戰後歐美的現代化研究也對島內的台灣史研究範式轉換產生影響，如美國學者馬若孟和旅美台灣學者張漢裕在其研究中，對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時期推行的殖民地經濟基礎工程建設予以高度肯定，認為自此之後台灣才逐漸現代化。現代化研究範式下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正面評價，顯然與此前主流的抗日史觀迥然不同，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島內台灣史學界對台灣史「主體性」的訴求。1983年，民間學者楊碧川以高伊哥的筆名，在《生根》雜誌發表《後藤新平：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一文，對曾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予以高度評價。楊文遭到旅日台灣學者戴國輝的反駁，曾引發一場有關台灣近代化問題的論爭。但進入90年代後，越來越多的島內台灣史學者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日本殖民統治為台灣帶來近代化的觀點，有學者將日本佔領台灣的1895年作為台灣近代史的開端，而1997年官方編纂的《認識台灣》教科書「歷史篇」，不僅以大篇幅介紹日據時期台灣史，還在表述中突出日本殖民統治「進步」的一面，讚美日據時期台灣在社會經濟文化領域的「進步」。
研究範式轉換在90年代以來的島內台灣史學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真正認同「殖民統治有益論」者並不多。受發展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後殖民理論等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影響，在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史領域，大多數學者持較為折中的「殖民近代化論」，一方面認同日本殖民統治存在支配性與剝削性；另一方面，主張殖民政策存在結構縫隙與內在矛盾，被殖民者在殖民主義的經濟體制下存在自我發展的可能性。 「殖民近代化論」強調近代化的多元路徑，重視台灣本土資本的自主性發展及其與殖民經濟體制的互動，在學術上有其積極意義。不過，「殖民近代化論」受「殖民近代性」理論影響頗深，該理論對殖民統治在政治、經濟領域的影響作截然相反的評價，認為其在政治領域造成了對近代化的壓抑，在經濟領域則促進了近代化的發展，這種看似辯證，實則將政治、經濟割裂開的評價方式，可能導致對殖民地經濟的本質屬性缺乏辨析，從而落入「殖民統治有益論」的窠臼。
對台灣「主體性」的追求同樣影響到戰後台灣經濟史的研究，為弱化甚至否定國民黨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台灣社會的流行論述，是將戰後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歸功於日本的殖民遺產，這也導致部分研究者誇大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經濟成就，為「殖民統治有益論」提供更大的兜售空間。
有鑒於此，針對「殖民統治有益論」的主要觀點，下文將分別從「殖民近代化」的本質屬性及其「前因」「後果」兩個層面，分析「殖民統治有益論」的認識誤區。
二、 殖民統治的衍生品：「殖民近代化」的本質屬性
毋庸諱言，日據時期台灣經濟確實有較大發展，也呈現出一定的近代性，但如果因此為日本殖民統治唱讚歌，則不僅是立場上的媚日，也是對日據時期台灣經濟的本質屬性缺乏了解。
戴國輝很早就對「殖民統治有益論」進行了批駁，並提出應從殖民地支配的動機開始，也就是從目的論出發，對日本殖民統治進行全面評估。有關日本殖民政府推行相關經濟政策的動機，學界已有相當充分的討論。美國學者何保山指出，日本殖民統治的策略，是將台灣作為日本的農業附庸，從而解決日本國內不斷增加的工業人口的食糧需求。由此目的出發，殖民政府首先通過統一關稅、貨幣、度量衡等措施，把台灣完全納入日本經濟圈，在對外關係方面形成「對日依附化」。此後無論是糖業的資本主義化，還是稻米生產領域的技術改良，均從殖民母國的需求出發，米糖因此成為日據時期台灣的兩大支柱產業。20世紀30年代日本加快對外擴張步伐後，曾在台灣推行以軍需工業為核心的工業化建設，被「殖民統治有益論」者作為殖民統治推動台灣近代化的重要證據。但這同樣是配合戰時體制下殖民母國的需求，而非台灣經濟自然發展的結果，更非為了台灣人民的福祉。一切以殖民母國利益為依歸的發展動機，使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呈現出濃厚的對日依附與從屬的畸形發展特徵，旅日台灣學者塗照彥將這一經濟發展過程概括為「殖民地化」。
「殖民地化」的結果，使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在表面的發展之外，更存在不少結構性問題。
首先是經濟發展不獨立，這是殖民政府強行將台灣納入殖民母國經濟體系的必然結果，也是殖民政府的統治策略。1905年，日本在台灣進出口總額中所佔份額已超過一半以上，以後逐年攀升，到台灣被納入「大東亞共榮圈」後的1939年，台灣的對外貿易幾乎完全依賴日本及其佔領區。尤其是最重要的兩大物產米糖，幾乎全部銷往日本市場，而米糖生產以及人民生活所需的肥料、鐵製品、棉布等工業製品則依賴日本進口。30年代以來推動的工業化建設，雖然開始生產肥料等部分工業製品，但在資金、技術、人才方面又嚴重依賴殖民母國，何保山因此將日據時期台灣的現代工業部門視為「工業飛地」。這種高度依附於殖民母國的經濟體系，一旦原有的市場、資金、技術等條件消失，即為後續發展帶來一系列問題。
其次是經濟結構不合理。如前所述，殖民政府在較長時期內推行的是「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經濟政策，在30年代以前，米糖是主要經濟部門，除了食品工業外，整體工業化水平很低，且發展速度緩慢。即使在農業內部，為滿足日本對米糖的需求，日本佔領之前台灣非常重要的物產茶、香蕉等都處於停滯狀態，以讓位於米糖生產。30年代以後殖民政府推動的工業化，則主要配合戰時需要，以肥料、水泥、鋁業、造紙、造船等重化工業為主，經濟的結構性不平衡特徵依然突出。
再次是本土資本被壓制。為確保殖民母國對台灣經濟發展收益的攫取，殖民政府優待日本資本家，並阻礙本土資本家階級的出現，何保山認為，這是台灣社會為日據時期經濟發展付出的最嚴重的隱形代價。這在糖業領域尤其顯著。在「六三法」體制下，台灣總督府不承認純粹由台灣人資本所組成的企業組織，本土資本不願或無法對改良糖廍追加投資，最終由日本資本控制了現代製糖業，以舊式糖廍為代表的本土糖業資本被排除在外。至1923年日本《商法》適用於台灣後，新建立的現代工業部門又多直接從日本轉移資本而來，台灣本土資本很難進入現代製造業部門，只能投資農業、商業和小手工業等傳統經濟部門。在保留了傳統社會經濟形態的稻米生產領域，儘管包括地主和土礱間在內的本土資本對殖民統治有一定的抗衡，但當本土資本威脅到日本糖業資本的利益時，殖民政府不惜動用政治強制手段予以打壓，並通過扶植小自耕農來分散、瓦解本土勢力。在殖民統治下，除少數特權買辦階級外，大多數本土資本勢力因遭受壓制而大為衰落。
最後是分配不合理。「殖民統治有益論」認為，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分享到「近代化的恩惠」。日據時期台灣人民在教育、衛生等方面待遇確實有所改善，但這是殖民政府維持殖民地經濟持續運轉的必要手段，同時，與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相比，台灣人民的所得是不相稱的。工資資料顯示，日據時期台灣人實際工資的增長遠低於勞動生產率增長水平。雖然日據時期農業增產顯著，但台灣農民的消費卻被壓得很低，由此運銷日本市場的台灣米的成本得以壓縮，從而維持其相對的低米價。日據時期實行日台差別教育，台灣人難以進入政府、企業高級管理階層，也反映了這樣一種從經濟到社會的不合理的分配結構。透過殖民政府的政策手段和日本資本的運作，殖民地經濟發展的剩餘被儘可能轉移到日本國內，支持本國的工業化建設。
綜上所述，日據時期的台灣經濟本質上是具有高度依附性與從屬性的殖民地經濟，殖民地的經濟發展與一般經濟發展類型有很大區別，「不過是當了附庸而帶來的副產品而已」。也就是說，「殖民近代化」更多是「殖民地化」的衍生品，是一種特殊的、扭曲的近代化，相較於所謂享受到的「恩惠」，台灣人民為此付出的代價更大。
三、 歷史的延續與斷裂：「殖民近代化」的「前因」與「後果」
由於列強入侵和西學湧入，加上革命等因素的影響，中國的近代轉型呈現出延續與斷裂交織的現象，台灣由於在甲午戰敗後被日本殖民統治半個世紀，這種特徵尤為突出。正確認識歷史的延續與斷裂，是理解中國近代轉型的基礎，在研究台灣殖民地史時更是不可或缺。「殖民統治有益論」者也看到了這一點，但不知是有意或是無意，在探討日據時期台灣經濟發展的「前因」與「後果」時執行了雙重標準：當討論「前因」時，突出歷史的斷裂，而忽視歷史的延續，將被日本殖民統治之前的台灣經濟籠統歸入傳統經濟範疇，日本殖民統治則開啟了台灣近代化的進程；當討論「後果」時，則強調歷史的延續，淡化歷史的斷裂，或只將斷裂歸因於國民黨政權的負面作用，由此將戰後台灣經濟「起飛」歸功於日本殖民遺產。根據這一雙重標準，殖民地經濟發展的意義自然被誇大，從而得出「殖民統治有益」的極端結論。
針對「殖民統治有益論」認為日本殖民統治開啟台灣近代化之門的觀點，以往的研究其實已提出很多的反證。在研究範式轉換的20世紀90年代，台灣學者林滿紅就指出，台灣的經濟發展緣起於日據時期是一種誤解，在日本佔領台灣以前，台灣社會本身已經積累起厚實的經濟發展潛力。這一判斷是建立在其對晚清台灣經濟史的實證研究之上的。通過對1860年開埠以來台灣最重要的物產——茶、糖、樟腦業的研究，作者發現晚清台灣從政府財稅到民間資本均得到積累，並構成台灣近代化的動力。周翔鶴運用美國學者西蒙·庫茲涅茨有關國民經濟的定量分析方法，也發現日本佔領台灣之初，台灣經濟發展水平甚至超過了明治維新後日本工業化起步時的水平，說明日據以前台灣經濟已具有一定的基礎。在晚清經濟發展中，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推行的以加強海防、富國強兵為主要目標的自強新政，推動了台灣鐵路、輪船、電報、郵政、煤礦等近代交通業、工商業的發展，新政中為加強財稅收入而進行的清賦改革，對台灣近代化的意義也非常顯著。矢內原忠雄因此認為，劉銘傳是台灣資本主義的開拓者。戴國輝則根據對晚清台灣經濟發展和劉銘傳新政的研究，提出日據時期台灣的經濟發展是接續在晚清經濟發展、特別是劉銘傳新政基礎上的，劉銘傳推行的土地、人口調查以及保甲編製等新政事業，給日據下「殖民地形態的經濟成長」提供了前提條件。柯志明在對日據時期土地制度的研究中，也注意到劉銘傳清賦改革的意義，認為日據初期殖民政府廢除大小租多重地權制，建立起以小租權為基礎的現代地權制度，是完成了劉銘傳未竟的土地改革事業。
從上述研究可知，台灣的近代化並非如「殖民統治有益論」者所說，始於後藤新平等殖民地官僚推行的殖民地經濟基礎工程建設，而是早在晚清洋務派官員推行新政改革時即已開始，日據時期台灣的「殖民近代化」是建立在晚清台灣的經濟發展基礎之上，進一步展開的。
至於「殖民統治有益論」誇大「殖民近代化」的「後果」，將戰後台灣工業化與經濟「起飛」歸功於日本殖民遺產，也同樣不符合歷史事實。姑且不論光復前夕台灣工農業基礎設施在美軍軍機轟炸中受損嚴重，戰後需要花較大財力、人力予以恢復重建，僅如前文所述，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存在諸多結構性問題，尤其是市場、資金、技術和人才均高度依賴殖民母國，一旦脫離日本經濟圈，很難自然發展。如戰時作為軍需工業建立起來的鹼氯工業與鋁業等，均在光復初期遭遇困境。日據時期最為重要的物產米糖，也因失去市場且缺乏競爭力，而難以「自然延續」。1949年國民黨政權遷台後，如何把嚴重依賴初級產品的殖民地經濟殘餘，轉變成一個工業化和更加多樣化的經濟，成為當局面臨的重要問題。在這一過程中，美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國際分工，為戰後台灣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而穩定開放的經濟政策、強調「均富」的分配形式、重視智力投資和發展教育等，則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內部條件。從歷史的延續角度而言，日據時期的「殖民近代化」對戰後台灣經濟發展有一定的作用，但這個作用不宜誇大。台灣經濟學者瞿宛文的研究表明，日本殖民遺產主要為戰後台灣經濟發展提供了一些有利的輔助條件，如果沒有內外經濟環境的配合，沒有國民黨當局推行的合理的產業政策，以及財經技術官僚基於「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感著力發展經濟的強烈意願，很難「自然延續」出後來的工業化，完成戰後台灣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
結語
「殖民統治有益論」是源於日本殖民地官僚及其家屬出於自我辯護心理的一種極端觀點，部分「台獨」人士為反對國民黨統治，也持類似的言論。到台灣本土化思潮及「主體」意識興起的20世紀90年代後，在台灣史、特別是日據時期台灣史研究範式轉換過程中，「殖民統治有益論」對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史研究開始產生負面影響，其主要表現是誇大日據時期台灣經濟發展的成效，認為殖民統治為台灣帶來了近代化，並將戰後台灣經濟發展歸功於日本殖民遺產。「殖民統治有益論」顯然對殖民地經濟的本質屬性缺乏了解或視而不見，並在觀察日據時期台灣經濟發展的「前因」時，僅關注歷史的斷裂，而忽視歷史的延續，在討論其「後果」也就是對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時，又強調延續，而淡化斷裂，從而誇大了日據時期經濟發展對台灣近代化的意義。「殖民統治有益論」影響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史研究，或許有一定的學術脈絡，但更多受到現實政治環境的影響，有其特定的政治訴求，因而有必要予以釐清及引起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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