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歷史研究】任人唯親的代價（AER）

原標題：【量化歷史研究】任人唯親的代價（AER）

276

縱觀歷史，任命制在公共職位的分配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即使在今天的發達民主國家也是如此，僅美國就有超過八千個聯邦高級職位「按照總統的意願分配」。在公共部門之外，任命權的使用也很普遍，比如公司基於家庭關係和社會網路任命首席執行官或董事會成員等。

理論上，任命制既有可能通過限制委託—代理問題來提高組織效率，也有可能形成「拉關係」「搞宗派」的不正之風，使得「有硬關係」的下屬失去了績效激勵。Xu Guo最新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的論文「The Costs of Patronage: Evidence from the British Empire」運用多個新穎的電子化數據及1930年英國殖民地部公職人員任命制度改革的自然實驗，提供了關於任命制如何影響績效的經驗證據。

為應對繁重的殖民地事務，英國政府於1854年設立殖民地部。在英國殖民主義活動的高峰期，這一官僚機構的管轄範圍遍布全球（如圖一所示）。殖民地部由殖民地部大臣掌管，這一官職由君主根據總理的建議任命。若內閣改組或新總理上任，這一職位也會發生官員更替，平均任期約為3年。在1854年至1930年期間，殖民地部大臣有任命和調動殖民地總督的權力，簡稱為「任命權」。

圖一 1905年受殖民地部管理的領土

作為官方派往殖民地的指定代表，總督的固定任期為6年，其事務直接向殖民地大臣報告。由於監管成本高，總督們儘管處於從屬地位，但在管理殖民地方面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在某些殖民地甚至有立法的權力。

雖然早在19世紀50年代，政府為選拔較低級別的公職人員，引入了競爭性考試，但殖民地大臣任調總督的權力仍然受到法律保護。直至1930年的沃倫費希爾改革之後，英國才明確取消這一任調方式，並通過公開招聘的方式選拔殖民地總督。

本文作者進行了大規模的歷史數據電子化工作，建立了殖民地部從建立到解散的整個期間（1854-1966年），該部門公職人員信息的數據集。該數據集有四個數據來源：殖民地部官員名單，1821-1949年殖民地藍皮書，來自DeBrett和UK Who-is-Who的傳記數據，以及來自在線資料庫The Peerage的家譜數據。

殖民地部官員名單記錄了從1860年至1966年大英帝國各殖民地的行政結構、人員名單及其薪資。各殖民地的統計數據來源於1821-1949年殖民地藍皮書。藍皮書的信息是通過總督們各年提交的標準化表格收集的，包含了各殖民地各年公共財政（收入和支出）、人口統計（人口規模、出生率和死亡率）、貿易和社會經濟統計信息（學校數量等）。殖民地大臣和總督的履歷信息主要從DeBrett資料庫和UK Who-is-Who中整理而得。最後，通過The Peerage的家譜數據，作者建立了一個英國精英貴族的家族網。

本文運用上述履歷信息和家譜數據構建了四種衡量殖民地大臣與其下屬總督之間私人關係的代理變數。首先，看兩者是否存在共同的祖先。由於大部分殖民地大臣和總督都來自於英國精英階層，在家譜數據中他們的祖輩信息都可以查到。其次，看兩者是否持有相同的世襲貴族頭銜（例如男爵，公爵等）、是否都參加了伊頓公學、是否同為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校友。這四種衡量指標互不衝突，表明同宗或具有相似履歷和社會經濟背景的兩人之間更有可能存在裙帶關係。

由於殖民地大臣的任職周期更短，總督與大臣的私人關係在總督的就職生涯中可能由於大臣的更換而改變。作者因此使用了總督固定效應，幫助我們估計出同一個總督由「無關係」變為「有關係」時，相應工資、績效等方面的變化。

估計結果表明，總督在與其有私人關係的大臣上位後，工資水平大幅提高。四種衡量裙帶關係的指標做解釋變數都表現出相似的結果。兩者同為世襲貴族時，工資福利最大。官僚機構內各職位的基本工資通常是固定的，但也與總督的工作資歷（管理過的殖民地數目）以及就職的殖民地規模掛鉤。因此造成上述回歸結果的主要原因是，與殖民地大臣有私人關係的總督更有可能被調動到更大的殖民地就職。

接著，作者引入了1930年殖民地大臣的任調權被取消這一外生衝擊，考察了1930年之後有私人關係總督是否還享有改革前的優待。雙重差分模型的結果如圖二所示。1930年改革之前，關係戶總督比非關係戶總督享有更高的薪酬；但在改革之後，兩者的差別不復存在。

圖二 薪酬差距和任命制的廢除（1930年沃倫費舍爾改革）

儘管總督在各殖民地對公共支出享有絕對的控制權，但同時他們需要在當地徵稅以供各項開支。創收是衡量官員能力的重要指標，與官員晉陞緊密相關；然而稅率太高會引起當地精英的不滿。有私人關係的總督通過徵稅創收來晉陞的激勵並不強烈。回歸結果證實了這一點：在1930年以前，同一個殖民地就職的同一總督在有私人關係的大臣上台後表現會較差，表現為徵稅減少；而1930年取消任命制後，上述業績差距消失。財政收入的減少主要是由於稅收政策的放寬導致的。

將歷史數據與當今相應的國家或地區連接起來，作者發現任調權對被殖民地區有長期的影響。1930年以前被任調的關係戶總督數量越多，如今的稅收GDP之比越低，如圖三上圖所示；而當任命制被取消後，關係戶總督的數量與2010年的稅收GDP之比無關，如圖三下圖所示。

圖三 2010稅收GDP之比與1930年前後的關係戶總督數量

殖民時期和後殖民時期的結果均表明，長官直接任命或調動下屬官員的制度會減弱以財政稅收為代表的國家能力。

文獻來源: Xu, Guo. 2018, The Costs of Patronage: Evidence from the British Empir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 (11), 1-30.

「量化歷史研究」公眾號由陳志武（香港大學馮氏基金講席教授、原耶魯大學教授）和龍登高（清華大學教授）及其團隊——林展（中國人民大學）、熊金武（中國政法大學）、何石軍（西南財經大學）、黃英偉（中國社會科學院）、彭雪梅（清華大學）等人負責。向學界和業界朋友，定期推送量化歷史研究經典、前沿文獻。同時作為「量化歷史講習班」信息交流平台。喜歡我們的朋友請搜尋公眾號：QuantitativeHistory，或掃描下面二維碼關注。

我們也誠邀八方學人發送電郵建言獻策，郵箱lianghualishi@sina.com。

輪值主編：林展 責任編輯：彭雪梅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