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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百年之鑒:人民善變,不可輕信

原標題:一戰百年之鑒:人民善變,不可輕信


今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


104年之前,世界列強的決策者們在人民的鼓動下走向了戰爭,他們以為這場戰爭將為他們的政府贏得高呼戰爭口號之人民的支持。但僅僅四年之後在:

俄國君主尼古拉二世就被他曾經高呼虛假戰爭口號之人民推翻了,隨後被全家處決(相比之下,真正理解人民虛偽的大政治家列寧選擇向德國人屈服求和,反而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


奧匈帝國君主也被曾經高呼虛假戰爭口號之人民推翻了,隨後被迫流亡;德國君主威廉二世亦是如此。


即便是在戰勝國英法兩國,國內曾經歡呼戰爭的人民們,到了1918年已經義無反顧地要求和平,和平主義之狂熱,使得法國將軍福熙追擊德軍的企圖甚至變成了可能引發國內革命的政治冒險。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在戰前最不熱衷戰爭、最反戰,同時也是最不受待見的政治組織紛紛成為戰後歐洲最炙手可熱的政治英傑。俄國的列寧、德國的盧森堡、甚至英國的工黨,紛紛乘勢而起,崛起為號令一方的政治頭人。


▲1914年的德國人民是極為好戰的,任何妥協主張、任何和平建議,都被德國民眾認為是叛國賊的思維,但隨著戰爭傷害到自身利益,僅僅四年之後,任何堅持作戰的主張都被德國人民認為是「軍國主義」思維——可憐的威廉二世並不知道他的人民本質虛偽


殘酷的一戰歷史帶給我最深的感悟,從來不是戰爭上的血雨腥風,而是對人民的理解。在這場四年的戰爭中,人民將他們的內在政治屬性展現得淋漓盡致。


1、人民渴望國家的勝利虛榮,但並不想真正為國家付出犧牲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無論是德國、奧地利,還是俄國、法國和英國,所有參戰大國的民眾都是以極高的熱情迎接戰爭的,沒有多少人認為戰爭會帶給他們痛苦。因為各個參戰國媒體都在渲染本國的軍事優勢,以致於所有的參戰國民眾都對勝利的榮耀篤定不疑。更何況,一戰之前的大國戰爭,往往都是幾場會戰之後就全部結束了,戰爭時間非常短暫,而且局限於現役軍人,當時沒有多少參戰國民眾認為戰爭會為自己帶來可見的犧牲。

然而,當幻想中的假日戰爭變成看不到結束希望的殘酷塹壕戰後,戰爭不僅僅吞噬了普通現役軍人的生命,而且還迫使民眾成為預備役走向戰場,更重要的是,戰爭對社會物質財富的劇烈吞噬,使得民眾的財產迅速縮水,陷入嚴重的返貧化。


最終,參戰國民眾對實質財產的熱愛,超過了對勝利虛名的欽慕,為了保住自己的財產和生命,他們變成了最狂熱的和平主義者,甚至不惜擁護那些戰前輿論口中最不堪的「賣國者」。


一戰的事實證明,人民只是熱愛國家的勝利虛名,而且絕不想為此犧牲自己的利益。任何試圖將民眾引向一場需要人民主動付出重大犧牲才能獲得國家勝利虛名之戰爭的政治,在政治上都是得不償失的。


人民支持政策,但並不會承擔


2、人民會鼓吹政策,毀譽政府,但不會為這種政策的任何具體後果承擔任何責任。

1911年摩洛哥危機中,當大英帝國決心支持法國在摩洛哥問題上的立場,德皇威廉二世為了避免陷入災難性的戰爭,選擇了外交妥協。事後,德國輿論和德國民眾公開抨擊威廉二世的軟弱和膽怯,嘲諷其為「膽怯者威利」。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威廉二世感嘆「人民渴望戰爭,如果爆發下次危機,恐怕任何妥協都將激發輿論的不滿。」


因此,當1914年6月薩拉熱窩事件爆發後,為了摁住戰爭機器的開動,威廉二世曾經與俄皇尼古拉二世曾試圖協調起來,防止戰爭爆發,但德國民意和俄國民意紛紛鼓吹戰爭,同時將任何和平舉措視為「賣國者」,在巨大民意壓力下,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屈服了,戰爭進程失去了控制。


四年之後,當戰爭帶來的巨大犧牲和經濟災難降臨到每個極限參戰的大國身上後,德國和沙俄報紙的輿論開始發生了巨變。同樣是馬克斯韋伯,1914年還在痛罵任何和平主張,到了1918年已經將戰爭的主張者視為無恥的軍國主義者了。這位大知識分子的主張,並沒有任何先見之明,他只是當時德國民意隨情勢演變的象徵。


事實上,真正的戰爭推動者,並不是各國領袖,甚至各國政府,二世各國不可遏制、毫無責任感的輿論和民意。然而當戰爭的後果顯現後,這些民意和輿論又開始鼓吹和平,痛罵戰爭。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什麼人會對戰爭的真正製造者人民追責。

在政治生活中,人民就像五歲不到的嬰兒,嬰兒永遠不需要承擔責任。所以,民意就像嬰兒的啼哭一樣,只能利用,不能依靠。俾斯麥、羅斯福利用民意,玩弄民意,擴張自己的權力,推動自己的政策,越混越好,而威廉二世、戈爾巴喬夫和默克爾唯民意是從,最終毀滅了國家的穩定。


所以,觀察一個國家是否有前途的重要指標,就是看他領導者對民意是否盲從。


因此,當你看到2015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民意的壓迫下,輕率地使得數百萬難民毫無障礙地湧入歐洲之時,你就應該意識到這是一個國家衰亂的明顯徵兆。


就像1914年德國人民逼迫他們的皇帝走向戰爭一樣,101年後,德國人民再次逼迫他們的總理無條件接受難民,也如同當年的戰爭負面效應顯現出來之後般,當難民政策的後果顯現後,德國人民就像當年拋棄德國皇帝一樣,開始逐漸拋棄他們的女總理。


這就是民意,一方面渴望榮耀,另一方面也厭惡犧牲。總體而言,對於政客們來說,當兩者需要權衡時,後一種情感理應更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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