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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戰爭史學家史蒂文森:一戰結束100周年,它依然影響著我們的世界

原標題:【專訪】戰爭史學家史蒂文森:一戰結束100周年,它依然影響著我們的世界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1918年11月11日,在法國康邊的一個小火車站旁,同盟國與協約國簽訂了停戰協議,結束了那場帶走了1600萬生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場戰爭給我們眼下居住的世界,留下怎樣的啟示?


在一戰結束100周年之際,界面新聞專訪了英國知名戰爭史學家戴維·史蒂文森(David Stevenson)。現年65歲的史蒂文森是世界頂級的一戰史專家,著有多部一戰相關學術書籍,也是英國多個歷史類書籍獎項的常客。他現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史教授,先後兩次出任國際史系主任,同時擔任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員、帝國戰爭博物館學術顧問。終其學術生涯,史蒂文森都在嘗試還原一戰前後的世界歷史,探究其爆發的成因和帶來的後果。


史蒂文森表示,一戰爆發的原因,除了當時歐洲兩大集團的對峙和競賽,還有雙方決策層對戰爭規模和時間的錯誤估計,終於導致悲劇。在談到一戰的影響時,史蒂文森認為,首先是滋生了歐洲的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同時鼓勵了美國的孤立主義和英國的綏靖政策,令二戰變得不可避免。其次,一戰弱化了歐洲和世界經濟的穩定性,讓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變得更加嚴重和漫長。再次,由於一戰催化了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對冷戰的出現也有餘波效應。最後,一戰奠定了當今的中東格局,終結了奧斯曼帝國,創建了作為國家的伊拉克,並埋下了當代巴以衝突的禍根。

在談及中國在一戰中的角色時,他承認,過去歐洲主流學界對於諸如「中國勞工旅」這類的外來後勤兵團的確認可不夠,但近年來有所改善。他還警告戰爭在當代社會的風險,指出當今的世界格局和國際氣候,像極了1930年代大蕭條之後、二戰之前的世界。

英國戰爭史學家史蒂文森


以下是訪談全文:


【界面新聞】在您關於一戰的多部著作里,您花了很多功夫去描繪一戰爆發前和爆發初期的歐洲社會。那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史蒂文森】1914年之前,歐洲處在一種極其危險、緊張的國際環境之中。全歐洲當時都瀰漫著一股不安全感。兩大集團瘋狂較勁,軍事競賽變本加厲,民族主義情緒不斷高漲,許多人都預期戰爭難以避免。


1914年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的遇刺當然是個關鍵事件。它出現在巴爾幹地區,該區域最大的國家就是奧匈帝國。暗殺者來自波斯尼亞的民族主義團體,他們試圖團結所有的南部斯拉夫國家,並使其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但卻面臨巨大障礙,遂決定以那樣的恐怖主義行動來打開局面。這是戰爭的導火索。


但事件之所以有如此影響,更是因為當時歐洲兩大集團之間的局勢高度緊張。德國、奧匈帝國和義大利組成了同盟國,而英國、法國和俄國組成了協約國。雙方圍繞巴爾幹危機展開角逐,日趨極化;這與冷戰有一定相似之處。


在1914年之前,不少人就預測將會有此大戰。兩大權力集團彼此較勁,持續軍備競賽,巴爾幹和摩洛哥危機不斷,民族主義領袖也在歐洲各地迅速冒頭。然而,真正令巴爾幹局勢升級的是大國對此的反應。


奧匈帝國將暗殺事件歸咎於鄰近的小國塞爾維亞,而塞爾維亞的情報部門也的確與此有染。奧地利人利用了它:他們本來就想與塞爾維亞開戰,這回正好找到了付諸實踐的機會。但他們也是在確保德國這一主要盟友的支援之後才放心下手的。德國人可以說給奧匈帝國吃了一顆定心丸,假如戰爭升級為全歐範圍內的大戰,德國將會為他們撐腰。俄國以塞爾維亞的名義發動干涉後,德國便以此為借口挑起了一場全歐大戰,宣布與俄國和法國開戰。德國的戰爭計劃是先入侵比利時,並以此為跳板來迅速佔領巴黎、藉此擊敗法國。但那讓他們陷入了跟英國的纏鬥,後者曾承諾保護比利時免於任何外國攻擊。歷時四年多的一戰就是這樣開始的。

【界面新聞】在您看來,一戰爆發的最根本原因是什麼?


【史蒂文森】當我們去討論「一戰為什麼會發生」時,其實很多爭論都圍繞以下這個問題展開:哪個國家應對此負主要責任?


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德國要負主要責任,它和奧匈帝國是始作俑者。但事實上,同盟國與協約國雙方都抱有戰爭意圖,並不真正打算化解巴爾幹地區的危機。你越是深入研究,就越會在兩方都發現證據:雙方的戰爭意圖的確都壓倒了緩和局面的意圖,那是一場戰爭得以爆發的條件。


如此一來,問題就變成了:為什麼雙方都止不住要玩火,並且以那樣暴力的方式收場?


我認為,雙方當時低估了戰爭的規模和可能持續的時間,低估了將為此付出的代價。一方面,德國可能認為,一戰將會是加強版的普法戰爭——那場戰爭始於1870年,為期六個月。如此一來,他們就低估了接下來的事態規模及其將帶來的無窮災難。另一方面,雙方都覺得自己能贏。歐洲當時呈現出一種權力的均勢;兩方在軍事力量上差不多可以平起平坐。而這就意味著一旦開打,演變為長期戰爭的可能性非常大,因為各方基本勢均力敵。


如今來看,當時的巴爾幹發生了一場危機並迅速升級,其原因則是整個歐洲在一戰爆發以前都處於高度的政治緊張狀態且持續多年。1914年前的歐洲局勢跟冷戰中的那些緊張的階段和瞬間高度相似,儘管當時還不存在1945年以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對立。


【界面新聞】一些人認為,一戰的結束其實為二戰埋下了引子。例如,停戰條件的苛刻是後來納粹在德國興起的重要原因。從這個角度來看,一戰的結束似乎並不是真正的結束。在你看來,該如何評價一戰結束這件事?


【史蒂文森】一戰結束,首先意味著停止交火,至少在主要戰場如此。法國和比利時是當時對抗最激烈和死傷最為慘重的地方,停止交火也就意味著人們不再被殺了。這一點在別的前線也成立,例如義大利與奧地利在南面的阿爾卑斯山交戰,耗費也十分巨大。巴爾幹地區也有戰鬥發生。這些區域在1918年11月都停止了戰鬥。


與此同時,一戰對之後的一連串戰爭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譬如俄國的內戰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就是一戰帶來的影響之一。土耳其和希臘在1919年打過仗,1919年到1921年間愛爾蘭又發生了獨立戰爭,這一切都與一戰所造成的諸多後果相關聯。


不過,在停火協定簽署後的四五年中,世界上有好些地方仍在繼續交戰。停戰協議尤其沒有消除法國與德國之間的敵意。這些國家的陸軍和海軍雖然不再彼此廝殺,但各方之間的緊張氣氛一仍其舊。如你所說,1919年的凡爾賽和約對德國極為苛刻,這的確刺激了1930年代納粹黨的興起。它並非納粹掌權的惟一原因,但確實有一定推動作用。

【界面新聞】一戰里,中國曾向歐洲戰場派遣了「中國勞工旅」。您對他們在一戰中的角色如何評價?


【史蒂文森】中國正式參與一戰是在1917年8月,加入到了協約國一方。在正式宣布以前,中國就開始以派遣勞工團的形式,間接地參與了一戰。我估計,這批中國勞工大約有10萬人,大多來自華南地區,主要在西歐戰場為英軍和法軍服務。


他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戰鬥人員——不攜帶武器、也不殺人,他們主要做的是各種後勤支持。一場戰爭是需要不計其數的勞動力的,你需要的不只是士兵,還需要人來挖掘戰壕、負責鐵路和碼頭的運營以及搬運各種東西。在這些方面,中國勞工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許多中國勞工和法國、英國的軍隊一同在前線服務,不少人也因此失去了生命——大部分亡於德軍炮火,另一些人則死於疫病。


中國勞工旅的項目源自英國和法國的徵兵負責人,他們獲准在華南地區高薪招人前往歐洲。按那時的標準,他們也可以補貼家用。1917年8月中國正式加入一戰以後,曾有過派遣軍隊到歐洲的計劃,但最終沒有落實。最關鍵的問題是缺乏足夠的船隻來把中國軍隊運到歐洲,而且當時也付不起相關的費用。


值得指出的是,長久以來,西歐對一戰起源的已有研究里基本沒有提到中國在協約國勝利中所起到的作用。原因之一可能是,與戰鬥部隊相比,勞工的重要性遭到忽視乃是相當常見的事情,不管是論榮耀還是論悲劇性,他們都比不上軍隊,挖掘戰壕和運營鐵路是得不到勳章的。不過,這一點不僅對中國勞工成立,南非的土著勞工群體也被忽視了。來自南非的非洲人大約有2.5萬,主要為英軍服務,他們乘坐的船隻在英吉利海峽遇上了撞船事故,有許多人因此喪生,超過500人溺斃。


最近十年以來,開始有一些關於中國勞工旅的學術著作。我認為,的確有更多的人注意到了中國勞工旅,其貢獻也得到了更大的認可,這當然是他們應得的。


【界面新聞】這周末恰好是紀念一戰結束100年的高峰,各國領導人齊聚一堂並且會有許多悼念活動,既包括當時的戰勝國、也包括戰敗國。你如何看待當今人們紀念一戰的方式?


【史蒂文森】總的來講,我認為紀念活動的尺度掌控得還不錯。各方都謹言慎行,盡量迴避凱旋主義式(triumphalist)的表述,這是為捲入其中的各國所作的妥協,各方民眾都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或遭逢了巨大的生活變故。


我們必須認可如下的假定:即1914年到1918年間的人們並不愚蠢。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在為某種目的或某個理由而戰。許多人是自願服兵役的,尤其在英國。在其它國家,也有大批女性志願從事與戰爭相關的服務,在男人上前線的時候,她們會負責製造彈藥、在兵工廠做工、從事照料、支撐家族生意等等。民眾對戰爭的支持是積極的,在戰爭的前半段尤其如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基於人們被洗腦或是被愚弄了這樣的假設來理解這一切,也不能認定戰爭對他們的利益毫無促進。


我還是想回到策略(strategery)的問題上來。在我看來,政府只是在整體上為紀念活動確定了一個基本的框架,但沒有刻意去炮製某套歷史敘事或者支持某一特定的歷史解釋。我認為這就是恰當的紀念方式,因為這場戰爭及其許多方面都仍然處於高度的爭議當中,歷史學家依舊為此爭論不休,這一局面大概還會持續下去。

【界面新聞】一戰的主戰場在歐洲,在很多人看來,這更像是一場「歐洲大戰」而非「世界大戰」。國際上,它也是到二戰爆發前夕,才被廣泛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中間有怎樣的來龍去脈?


【史蒂文森】回到當時,英國稱之為「大戰」(The Great War),法國的叫法也差不多(Le Grande Guerre)。美國在1917年參戰後,其媒體曾以世界大戰(World War)來指代它,但英法兩國對此卻不甚確定。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德國人對它的看法一開始就跟「Weltkrieg」這個詞聯繫在一起,意為「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術語到1920年代才在英語中普及。這種稱謂有不祥的兆頭,因為它暗示了今後還會有更多的世界大戰。多個方面來看,將之稱為「世界大戰」是名副其實的。


首先,不只是歐洲發生了戰鬥。大部分戰鬥確實發生在歐洲境內,這裡的死傷也最為慘重。但也要看到,當時在中東也有戰事,在非洲和東亞也有或大或小的衝突。


其次,逐鹿一戰的國家都是當時的大帝國,大英帝國,還有當時的法國。從一開始,全世界的資源和部隊就被運送到歐洲參戰。埃及軍隊與英國陸軍一同在法國作戰。塞內加爾、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軍隊則代表法國,且人數不少。法屬非洲的部隊大約有40萬人。一戰期間印度被徵募的兵員則有100萬人左右,主要在歐洲和中東服役,另外還有來自英國領地的人,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以及紐芬蘭。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可以說一戰是全球性的,因為參戰者乃是各大帝國,投入歐洲戰場的兵員和資源是來自全世界的。


再次,非常重要的是,在1917年,地球上每一片地區的主要國家幾乎都處在戰爭之中。拉丁美洲的巴西就在1917年對德國宣戰。在東亞,有中國和日本,而泰國也在1917年加入了戰爭。土耳其自1914年以來就一直參戰。在戰爭白熱化的那一年裡,主要國家幾乎無一不在某種程度上捲入爭鬥,或者起碼宣了戰。許多沒有向歐洲大量派兵的國家也在經濟和金融方面採取了措施,例如參與了對德國的禁運。


【界面新聞】在你看來,一戰如何影響了當時的世界格局?這一影響對當今的國際秩序又有何意義?


【史蒂文森】我並不認為一戰令二戰變得不可避免,但它確實是構成二戰的先決條件之一。在這一因果鏈中,首當其衝的就是你提到的納粹主義在德國的興起,以及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的興起,一戰是其滋生的主要原因,極右派和極端民族主義者席捲了歐洲各國。


另一方面,一戰鼓勵了美國的孤立主義和英國的綏靖政策,這有助於解釋為何1920年代至1930年間極端民族主義興起於西方各國時,沒有足夠強大的反制力量。此外,一戰對大蕭條也有一定的催化作用。1929年到1933年間世界經濟的大滑坡之所以如此嚴重和漫長,是因為一戰弱化了歐洲和世界經濟的穩定性,而這反過來又助長了政治上的極端主義。


一戰也可以跟冷戰相聯繫,因為一戰在政治上的主要後果之一,就是布爾什維克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在俄國的誕生。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11月掌握了政權。如果沒有一戰及其對俄國社會的衝擊,我們便難以想見這種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因此,從一戰到大蕭條再到冷戰,你可以看出一連串的衝擊波在不斷擴張和傳遞。

當今世界也有不少重大事件可以追溯到一戰,中東就是一個特別突出的例子。奧斯曼帝國的崩潰是其今日命運的開端,伊拉克完全是一戰的產物。在1914年之前,一戰後的現代伊拉克地區根本沒有統一的政治單位。巴格達、巴士拉和摩蘇爾一線完全處於英國的控制之下,它們構成了今日我們所熟知的伊拉克的核心地區;一戰的另一後果則是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它由英國提出,主張在巴勒斯坦為猶太民族建立一處居所,英軍佔領巴勒斯坦後不久英國便發表了該宣言,它為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的大規模移民奠定了基礎,1920年代至1930年代猶太人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之間衝突的升級也是源自於此。


【界面新聞】考慮到今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在全球崛起的情況——您是否認為我們世界當前的處境與一戰之前有一些相似之處?


【史蒂文森】與我們眼下處境最相似的,我認為,還是1930年代。1929年大蕭條帶來的一系列經濟政治影響,與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這二者之間可以做不少比較,後者的影響是我們可以切身體驗到的,西方社會花了十年的時間來試圖走出2008年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導致了政治極化,掀起了如今我們所稱的民粹主義運動——當然,其中不只有右翼和民族主義,某種程度上歐洲左派也受到了影響,而中間派明顯式微。這與1930年代的情況都很類似。


至於與1914年之前的時段相對比,我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復興當中還看不出太多端倪,儘管1914年前也有一個民族主義的高漲期。眼下我更多關注的是國際形勢的總體氣候,中俄兩國和美國有可能成為潛在的衝突雙方。這與一戰前有一定的可比性,1914年前的歐洲就曾有過兩大強權陣營的對峙,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同盟國和協約國。


【界面新聞】在一戰結束100年之際,你認為這場戰爭給我們的最大教訓是什麼?


【史蒂文森】千萬不要輕啟戰端。


如果你是個徹底的和平主義者,你可以說,打仗無論如何都是錯誤的。但這有些簡化問題,而我們必須吸取教訓:即便一戰帶來了一定的成果,二戰所帶來的比它還只多不少,摧毀歐洲中部那個窮凶極惡的政權也讓我們付出了難以估量的代價。


我認為,要主張政府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應訴諸暴力和強力,恐怕相當困難。一戰的教訓就在於,戰爭絕對只能留作最後手段,且必須以極度的細心和審慎對待它。但凡有一絲可能,談判和妥協都好於動用暴力。這一點在今天也至關重要,如今人們對武器和槍支的處置方式比以前要危險得多,這是非常要命的,假如有人動用了核武器,那更是會在一瞬間殺死千百萬人。


(界面新聞駐歐記者發自布魯塞爾)


作者:王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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