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號作戰：日本最大規模的陸軍攻勢

原標題：一號作戰：日本最大規模的陸軍攻勢

一號作戰規模空前，日軍投入了其中國派遣軍80%的兵力

1943年夏秋之際，美軍在太平洋戰場反攻，日軍呈節節敗退之勢，面對如此不利的形勢，日本擔心本土與南方的海上運輸被切斷，認為有必要在中國擁有穩固的立足點，以利進行長期戰爭，為實現這一目的，應打通大陸交通線。

同年秋，以中國大陸為基地的美國空軍襲擊了日本在台灣新竹的機場，使日本感到威脅，以此為導火索，日本軍方於1944年1月初制定《指導一號作戰的基本方針》，其戰略目的可以概括為：殲滅中國的空軍基地，阻止其空襲日本本土；打通粵漢、湘桂以及京漢鐵路南部，實現與南方地區的鐵路聯絡；給予國民黨主力軍以重大打擊，粉碎國民政府繼續作戰的企圖。①日本將一號作戰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為京漢作戰，中方稱為豫中會戰，後一階段為湘桂作戰，中方稱為長衡會戰及桂柳會戰。

日軍對於此次戰役十分重視，在發動進攻前的四五個月，不僅修復鐵路，趕修黃河鐵橋，還將中國派遣軍80%的兵力投入至此次作戰中，使之成為日本陸軍史上投入作戰兵力規模最大的一次作戰——兵力約51萬人，馬匹約10萬匹，火炮1550門，汽車約1.555萬輛。②整場戰役戰線縱貫1500公里，日軍在八個月的時間裡，先後在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和貴州發起攻勢，國軍遭遇武漢會戰後的一次最大敗績，20餘萬平方公里國土淪陷。蔣介石自稱：「我今年五十八歲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恥辱，以今年為最大。」③

一號作戰中，使用92式重機槍的日軍

中國軍隊之所以敗績，有四大最主要原因，情報不確影響最深

此役，國軍之表現曾被批評為「片面抗戰、消極抗戰、依賴外援、製造內戰」。但這種評價，實際上並非國軍戰敗的主因。具體來說，國軍此番敗績，主要有如下因素：

首先，日軍的一號作戰計劃是在極度保密的措施下完成的，並有意使國軍判斷錯誤。

一來，日方強調消滅美國航空基地的作戰，隱蔽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企圖，致使國軍在豫中會戰時，即使已經獲得日軍即將發起進攻的情報，仍認為此乃日軍為牽制國軍而放出的謠言，因此未能及時備戰，並將一度封鎖的河口重新開放，給了日軍可乘之機。④二來，日軍「在作戰計劃中，採取了殲滅當前重慶軍以攻佔要地的殲滅戰略」，⑤妄圖「使敵人（指國軍）誤以為將實施重慶作戰（五號作戰）」。⑥

當然，國民政府對日軍的行動，也並非毫無預估。1944年3月，日軍進攻之前，蔣介石料到日軍因長江運輸遭到美空軍的阻礙，必定會在上半年內打通平漢路，⑦國民黨方面制定了「平漢線作戰計劃」作為因應。但蔣介石完全沒有料到的是，日軍的野心不止打通平漢路，居然把河南、湖南、廣西三省也列入了目標。因此，這個「平漢線作戰計劃」，顯然不足以應付日軍。對此，蔣介石事後，也曾在國民參政會上，就情報研判失誤，向國人作了深刻檢討：

「河南戰事開始發生的時候，我們所得的情報，敵人不過是由華北華中各戰場抽調他幾個步兵師團，並沒有發現他機械化師及裝甲部隊。以我們第一戰區的兵力，是足夠應戰的。所以我們當時只照敵人過去步炮空連合作戰的戰術，來部署準備。不料敵人到了鄭州之後，發現他還有大量的機械化部隊，參加作戰。……因此我們不能不改變戰略，……平原地帶的部隊，一律撤退到嵩山山脈，另定部署，再與敵軍作戰。」（《一年來軍事、外交、政治、經濟之報告》，1944年9月16日）

其次，國民政府對日軍出動的兵力規模估計不足。

一號作戰，日軍總共出動50萬大軍，規模之大，在日本陸軍作戰史上前所未見。以長衡會戰來看，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本計劃採用「天爐戰法」，將兵力在作戰帶布成網狀據點，分段消耗敵軍的兵力與士氣，遲滯其前進，將其誘至決戰地區實施殲滅。但是，由於對日軍的作戰規模沒有準確估計，導致其兵力投入不充分，難以實現上述作戰計劃。⑧日軍參謀總長東條英機在向天皇上奏作戰情況時說：「對於我方的進攻，尚未看到敵人從其他方面集中兵力的情況，據觀察，目前敵方雖擔心我今後作戰將發展成大規模的進攻，但對我方的作戰設想尚未能做出準確判斷。」⑨1943年8月底，蔣介石已觀察到同盟國已將世界戰局扭轉，預測日本和德國不出一年都會戰敗，故對日軍會開展一場比抗戰初期的淞滬、武漢會戰更大規模的戰役，缺乏心理準備。⑩

再次，國際制約對國軍作戰也造成一定影響。

這種制約主要源自史迪威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在蔣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備忘錄中，有這樣的控訴：「緬甸戰事一見困難，史迪威即向予施用種種壓力要求增兵。……正如予所預料，日本乘我北緬出兵之時，對於豫湘兩省猛加攻擊，中國國內各戰場因北緬作戰之故，既乏軍械之補充，又缺駝峰空運之接濟，而其所受日軍壓力更六倍於北緬之遭遇，北緬一隅之勝利，實不足以抵中國東戰場之損失，然史迪威對於東戰場毫不為意，當各該地危急時，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撥之租借軍火，不許用於東戰場作戰，以致在今年6月以前中國軍隊除遠征軍外，迄未在中國租借案中得到一槍一炮。」故此，蔣介石在日記中批評史「誠非可以情義感之」。⑾因史迪威拒絕提供油料給第十四航空隊去援助衡陽的中國守軍，陳納德曾於1944年7月14日無奈致信美國總統羅斯福：「日本人在衡陽喪失了銳氣，總司令（蔣介石）業已下令反攻。然而，就在我們對中國人的空中支援應該加強之時，我們自己的東方供應線卻崩潰了（隱指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資拒不發放）。」

上述因素之外，國軍自身的腐敗，也不容忽視。

其一，國軍高級將領意見不一，各行其是，指揮難以貫徹。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與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水火不相容，對河南戰事產生了很大消極影響。其二，因小農經濟瀕臨破產，國軍士兵待遇很差，難以改善，以致軍紀廢弛，鬥志低落。軍事長官多率軍經商乃至走私。其三，軍閥問題仍然嚴重。桂柳會戰中，白崇禧在戰前，「先把四十六軍調出桂林，接著又把一八八師拉出來，無非是保存實力及照顧姻親（一七五師長甘成城，一八八師長海競強，和夏、白兩人是親戚）的結果。」(12)

桂柳會戰後，桂林城幾成廢墟

此役之衡陽保衛戰，第十軍戰至彈盡糧絕傷亡殆盡，可謂雖敗猶榮

雖有上述敗因，但中國軍隊在一號作戰中，仍有可圈可點之表現。最典型者，即衡陽保衛戰，它是一號作戰中交戰時間最長，敵我雙方傷亡最多的城市攻防戰。蔣介石曾發願若衡陽戰勝，「必使第十軍全體官兵受洗禮，餘六十生辰必建立鐵十字架於南嶽之巔也」，可見其對衡陽之重視。第十軍官兵亦誓死守衛衡陽，即便面對日軍釋放毒氣也苦戰不退，「完全無視戰鬥之慘酷與死亡之恐怖，已發揮同仇敵愾與團結精神之最大限。」終至彈盡糧絕，陣地全毀；參加守城的不足17000名將士，有15000餘人死傷，可謂傷亡殆盡，雖敗猶榮。⒀

總體來說，一號作戰確實動搖了國民政府的中央權威以及國際地位。⒁如閻錫山等地方實力派，即開始重新考慮對重慶中央的效忠。國際輿論也多批評國民政府對日作戰不力。

不過，對日軍而言，這場戰役雖然規模空前，卻也只是一次迴光返照似的掙扎。日軍雖然佔領了桂林、柳州等地的空軍基地，但對中美空軍並未造成致命打擊，日本仍無法解除本土遭受轟炸的危機。因諸多鐵路、公路在戰役中遭到破壞，日軍缺乏維修器械，其控制下的平漢、粵漢、湘桂諸條路線從未恢復有效運作，⒂因此物資運輸依然難以維持。誠如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所感，「打通作戰，其利用價值似不太大。」⒃

位於桂林的三將軍及八百壯士墓、紀念塔，紀念桂林保衛戰中殉國的國軍將領闞維雍、陳濟桓、呂旃蒙及在七星岩遭日軍毒氣殺害的800餘名國軍士兵

注釋

①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一號作戰（1）河南會戰》上，東京：朝雲新聞社1966年，第1-69頁。②原剛著，劉鳳華譯：《一號作戰——實施前的經過和實施的效果》，第289頁，轉引自（台灣）國史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軍事作戰》，台北：國史館2015年，第272頁。③蔣介石：《對於整軍各案之訓示》（1944年7月28日），轉引自王奇生：〈湖南會戰：戰時國軍的作戰能力〉，《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289頁。④國史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軍事作戰》，第272頁。⑤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一號作戰之二 湖南會戰 上》，中華書局1984年，第4頁。⑥引自一號作戰附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一號作戰（二）湖南會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第59頁。⑦《胡宗南日記》，1944年3月12日，國史館藏影像檔，轉引自國史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軍事作戰》，第272頁。⑧王奇生：〈湖南會戰：戰時國軍的作戰能力〉，《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304頁。⑨同上，第295頁。⑩蔣介石日記，1943年8月31日，本月反省錄。⑾楊天石：〈史迪威事件中的蔣宋矛盾〉，《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之二》，華文出版社2010年。⑿國史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軍事作戰》，第278頁。馮璜：《我所耳聞目擊的桂林防守戰》，《廣西文史資料選輯（第25輯）》，第90頁。⒀ 范林：《衡陽保衛戰歷史真相探源——衡陽保衛戰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評析》。⒁郝柏村：《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1937—1945》台北：天下遠見文化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189頁。⒂（台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第二冊，第365頁。⒃（台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一號作戰（一）河南會戰》，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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