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滅門」事件里，朱棣被黑得冤不冤？
在明初歷史上，「方孝孺滅門事件」一直是個沉重的話題；不過時至今日，許多人卻覺得他的死實無多大意義，與其所付出的巨大代價相比，方孝孺的死只能算是一出自私、愚忠的殉葬鬧劇。
其實，即使放到封建禮制的背景下，「方孝孺之死」也非為多數儒士們所讚許，因為他的死乃至所牽連的滅門事件實際上是為個人名節所累，而非僅僅是為了「維護封建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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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走上歷史舞台是離不開建文帝的，他作為建文帝的老師，視建文帝為知遇之君，僅對其忠心不二，這其中就存在著狹隘的個人愚忠思想。
建文帝在即位之初就一改朱元璋在建國初期立下的許多典章制度，在方孝孺等人看來，這或許就是「新朝新政」，但在封建帝制禮法上，他們所做的一切又何嘗不是「忤逆先皇遺志」的行為呢？因此方孝孺以「以下犯上」為由視朱棣的「靖難之役」為叛亂，其本身就有自打嘴巴之嫌，難怪朱棣朝有大量文官並不認可方孝孺此舉。
另外，由於征討「朱棣叛亂」的檄文均為方孝孺所作，如果後來他又同意為朱棣起草即位詔書，這分明就是自毀名節所為，因而他才會不惜代價拒絕，從而招致殺身之禍。不過這「殺身之禍」也非朱棣刻意所為，同樣是方孝孺的名節思想所導致的。
我們看看「方孝孺之死」的過程：
朱棣奪位後，曾接納首席謀士姚廣孝的建議「不殺方孝孺」，在當時情形下，儘管方孝孺身為建文帝的重要心腹大臣，但他的人身安全還是有保障的。後來，朝中文官力薦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非朱棣初始本意)，於是才有了方孝孺「悲慟聲徹殿陛」之舉。
方孝孺當庭為建文帝哭喪已是大忌，朱棣還是忍耐了下來，走下帝榻，到他跟前攙扶說：「先生請別這樣，其實我只是效法周公輔成王而已」(行為上，朱棣還是有點誠意的，但在當時的狀況下，難免顯得有點假惺惺)。
誰料這時的方孝孺卻全無尊卑禮節，反唇相譏說：「成王又在哪呢？」朱棣回答說：「已自焚身死」(指建文帝)，方孝孺繼續駁斥：「為何不立成王之子？」「國家有賴年長之君。」「那還可以立成王弟弟！」「這是我們的家事了！」當時的朱棣顯然尚未被方孝孺惹火，末了還遞上紙筆對他說：「這詔告天下之書，非先生起草不可。」
如果方孝孺不被名節所累，在這番唇舌對仗之後當可找到足夠體面的台階順勢而下了，但他卻變本加厲，扔掉紙筆說：「死就死了，詔書斷不可草！」朱棣這才大怒，「命磔諸市」，由此牽連了數百人無辜枉死。
上述過程中，我們看到的首先是方孝孺為保名節的「求死」，然後才有朱棣對其滅族的「大怒行為」，如果藉此事件說朱棣如何「殘暴」，其實我們同樣可以從中說方孝孺是如何「自私」。分析方孝孺與朱棣的對話，「立兒子、立弟弟」等，我們還可以看出方孝孺是何等的「腐儒」，他意思無非是說，皇帝不管合適與否，符合帝制才是正道。
在方孝孺眼裡，即使建文帝的兒子是三歲孩子，也比當時的朱棣更適合當皇帝。古時的「幼兒皇帝」正是刻板傳承製度加方孝孺這類迂腐大臣的荒唐產物。
以上滅門事件的記述來自《明史》，裡面全無「燕賊篡位、滅十族」等記載。清朝官方編撰的《明史》尚無此等「誣衊」明朝皇帝的記錄，可見方孝孺被「滅十族」的真實性是如何了。後人發現，種種類似「汝不顧九族乎？、便十族奈我何！」等記錄均出自野史，而最早出現「滅十族」記錄的書籍則是「靖難之役」百多年後的《野記》，為明代才子祝枝山的茶餘飯後野談，「師門友席，崇論爍聞」，並無多少史料價值。
明永樂年間，還出現有方孝孺門人收錄的方孝孺文章《侯城集》，而方孝孺的骸骨也為其門人所收，可見滅包括學生門人在內的「十族」並不可信。「孝孺之死，宗族親友前後坐誅者數百人。其門下士有以身殉者，盧原質、鄭公智、林嘉猷，皆寧海人」，這應該就是方孝孺案死亡人員的真實記錄，主要包括其宗族(不含母族、妻族)、連坐親友及部分自願殉葬的門人，其妻女均為自盡而亡，被殺人數雖多，「十族」卻應為誇張之說。
關於「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則來自《明史紀事本末》，是清朝人谷應泰摘錄較多野史記述的史載著作，「間有失實之處」就是史學家對它的評價。
由此可見，方孝孺僅因為自己忠於建文帝的「名節」，拒絕效忠朱棣而死，類似的滅族事件在中國古代是很常見的。事實上，明仁宗(朱棣之子)為建文舊臣平反後，「方孝孺之死」就已逐漸被明朝儒士們所淡化了，可見他的行為並非什麼「驚天地泣鬼神」之舉，只能算是明代一出比較著名的「滅族」事件。
由於朱棣主觀上並無殺方孝孺之意，之所以演化為滅門事件，這不能不說是方孝孺本人刻意而為。在這事件中，朱棣雖是實施滅門的掌權者，但他既無「殺方孝孺之意」，又無「滅方孝孺十族之實」，這朱老四作為事件中被抹黑的對象實在是有點冤的。
方孝孺師從明初名儒宋濂，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其人思想是「老舊而僵化」的，一切均依封建道德禮規而為。朱元璋曾有意傳位朱棣，這事實一直為明初大臣所共知，因而在「靖難之役」時，許多明朝大臣才會持觀望態度，而沒有象方孝孺等「頑儒」那樣極力抗拒，畢竟，朱棣也曾是朱元璋的皇位繼承人選之一。
「建文新政」或許有其積極的一面，但當其放到「靖難之役」的背景下時，新政卻確實得罪了不少明初大臣、違背了朱元璋所立下的典章制度，而立國之初、先帝初逝就馬上「削藩」，這更為朱棣的起兵提供了有說服力的借口。
正因如此，朱棣才得以順利地接過了「名不正」的政權，在那樣的鐵板釘釘事實之下，方孝孺的抗拒就顯得有些突兀了－－若非他身為建文帝的老師，若非他曾為建文帝撰寫征討朱棣的檄文，他顯然無需為此名節耿耿於懷，因為明朝還是姓朱的。不過為保這種個人名節，方孝孺完全不顧可能牽連家人、門人朋友的後果劇烈與朱棣相對抗，這其實就是一種自私、愚忠的行為了。作為他的家人、族人、門人學生，人家憑什麼要為他的這一己名節付出無辜生命呢？結果，數百人死去、數千人被發配，方孝孺的個人名節是保住了，但我絕不會為他這樣的自私行為叫好！
「靖難之役」中，建文帝唯一的優勢只是「朱元璋欽定接班人」，當他更改洪武舊制、決定削藩時，這種優勢其實已當然無存了，剩下的就只是兩大集團的武力對抗而已。
在以文人集團為首的建文朝中，建文帝輸給有明太祖之風的朱棣實屬理應之中，「靖難之役」實際上是一場沒多少懸念的政變。本來，朱棣與建文帝爭權是老朱家的「家事」，文人武臣們隨了哪一頭都不會是什麼恥辱，偏偏方孝孺將其放大到個人名節上，這難免不會落個悲劇收場了。
我相信方孝孺是清楚頂撞朱棣的後果的，當他決定這麼做時，他其實已將個人、族人以及門人的性命置之度外－－可是，他憑啥能決定這麼多人的生死呢？那些三叔公六叔婆等遠親族人們也許連他面都沒見過，如此「天降奇禍」被牽連處死實在是荒唐－－一切只因他們也姓方。
讚賞方孝孺的人說「他在封建專制的屠刀下抗節不屈，可謂感天地泣鬼神」。只是別忽略了，方孝孺所服務的建文朝同樣是「封建專制」，同樣有各類屠刀；方孝孺對抗的不是封建專制，更不是屠刀，他「抗節不屈」的原因只是個人名節的自保，即所謂為建文帝的「士為知己者死」。方孝孺個人此舉本是值得讚賞的，但他讓這麼多人為自己「墊屍底」就大大不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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