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毅：羅馬共和國覆亡的前奏：喀提林事件再審視

原標題：李永毅：羅馬共和國覆亡的前奏：喀提林事件再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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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共和國覆亡的前奏：喀提林事件再審視

文章轉載自理論與歷史公號

李永毅 重慶大學外國語學院

提要：喀提林叛亂通過西塞羅和薩盧斯特的著作而成為羅馬共和國晚期的著名事件，但兩位作者出於自己的動機都誇大了叛亂的規模，扭曲了喀提林的形象。百餘年來的古典學研究雖不能復原歷史的真相，但至少為我們呈現出一幅更清晰的圖景。公元前63年前後在羅馬各地爆發的騷動多數與同盟城市居民對「同盟者戰爭」之後的現狀極度失望有關，他們因為沒能真正獲得名義上已經屬於他們的公民權而無力維護自己的土地所有權。無論是這些平民騷動，還是卡普亞等地的奴隸暴動，都與喀提林沒有直接的關聯，即使倫圖盧斯等所謂的共謀也大多位高權重，未必服從喀提林的轄制。羅馬城的亂局由嚴重的債務危機引發，而債務問題又是龐培基本平定東方造成的資金外流導致的。羅馬城圍繞執政官選舉展開的政治角力，也與龐培即將凱旋歸來的前景有密切關係，其中既有平民派對蘇拉獨裁統治後形成的貴族派核心集團的挑戰，也有平民派內部克拉蘇和愷撒與龐培的矛盾。在此過程中，喀提林極可能受到了克拉蘇和愷撒的操縱。西塞羅的勝利僅僅推遲了災難的降臨，並未真正化解羅馬的危機。喀提林事件雖然被嚴重誇大，但它所暴露的種種問題已經表明，羅馬共和國註定在劫難逃。

喀提林（L. Sergius Catilina，約前108-前62年）

在羅馬共和國晚期的歷史中，除了愷撒遇刺之外，喀提林（L. Sergius Catilina，約前108-前62年）叛亂應該是知名度最高的事件了。喀提林不僅在羅馬帝國時期是家喻戶曉的人物[1]，甚至對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人文主義的興起都有重大影響[2]；從維吉爾到瓊森，從易卜生到勃洛克，他的惡棍或英雄形象一直讓文學家念念不忘[3]；圍繞他的學術論爭直到今天仍沒有了結的希望。然而，從公元前133年保民官格拉古被貴族同僚謀殺，到公元前27年屋大維建立統一的帝國，百年間羅馬的內戰、奴隸暴動和派系清洗連綿不絕。在此大背景下，這位沒落貴族的奪權陰謀只是極其普通的一幕，論規模僅能稱為「茶杯里的風暴」[4]，為何卻被渲染成決定羅馬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機，兩千年來一直受到關注呢？喀提林到底是為了個人野心不惜毀滅祖國的惡魔，還是為了底層人民利益挺身而出的勇士，還是派系鬥爭的漩渦中被更大、更隱蔽的野心家利用的棋子？即使在事發當時的公元前66-前62年，已經是流言四起，迷霧重重，兩千年後的今天我們也不可能重構真相，但藉助謹慎的史料分析和邏輯判斷，我們至少可以發現公元前1世紀羅馬政治的運作方式，並在此基礎上理解共和國政體何以必然覆亡。

喀提林事件的早期記錄者主要有西塞羅（M.Tullius Cicero）、薩盧斯特（C.Sallustius Crispus）、普魯塔克（L.Mestrius Plutarchus）、蘇埃托尼烏斯（C.Suetonius Tranquillus）、阿庇安（Appianus Alexandrinus）和迪歐（Cassius Dio），但後面四位史家都生活在帝國時期，並未親身經歷共和國末期的動蕩，他們對喀提林事件的描述最終都可追溯到西塞羅。已有學者指出，普魯塔克和迪歐的藍本是西塞羅本人用希臘語撰寫的一本回憶錄（Peri Hypateias）[5]。薩盧斯特的《喀提林戰爭》（Bellum Catilinae）成書時間雖不確定，但學界一致認為晚於西塞羅《反喀提林》（In Catilinam）系列演說，並且明顯受到了它們的影響。由於薩盧斯特與西塞羅的政治立場分歧較大，本人又經歷過喀提林事件，所以他的記述提供了另外一種有價值的視角。在羅馬帝國時期，西塞羅雄辯術第一人的地位已經確立，《反喀提林》和他的其他演講名篇一起成了羅馬子弟的必讀書，薩盧斯特的《喀提林戰爭》同樣成為羅馬學校的經典，喀提林的名字甚至被用作孩童初學拉丁時名詞變格的例詞[6]。兩人所塑造的背叛國家的喀提林形象從此便烙在了世代學子的腦海中，歷史的真相反而被人遺忘，不可追尋了。

可惜的是，西塞羅和薩盧斯特都不是可靠的證人。喀提林發動叛亂的公元前63年，西塞羅正擔任羅馬共和國的最高職務——執政官。我們不能懷疑西塞羅在原則上對共和制度的信仰和他服務國家的願望，但他政治生涯中的諸多細節卻有值得非議之處，現實利益的算計、力量對比的權衡和個人野心的驅動讓他經常背離自己的原則，至少做出妥協。作為一位立場相對保守的政治新貴（homo novus），他既不願意向平民派（populares）示好，因而無法獲得愷撒等強權人物的鼎力支持，也不能被元老院傳統貴族派（optimates）衷心接受。在這種情形下，最大限度達成不同階層的和諧（concordia ordinum）對他最為有利。製造出某種重大危機的氣氛，讓自己化身為挽狂瀾於既倒的英雄，既能滿足他的救世主情結，也能鞏固他在羅馬政壇的地位。因此，誇大叛亂的規模、徹底抹黑喀提林，對西塞羅而言並非不可能。首先我們不要忘記，西塞羅為了贏得執政官的選舉，曾考慮過為因貪腐罪出庭受審的喀提林辯護，雖然他清楚地知道後者的罪名是成立的[7]。薩盧斯特的記述與西塞羅演說之間的衝突更讓我們有所警覺。西塞羅描繪了一幅羅馬各階層同仇敵愾付、喀提林團伙落荒而逃的圖景，薩盧斯特卻告訴我們，雖有羅馬政府的高額懸賞，喀提林陣營中卻無人叛變和告密[8]。在最後的皮斯托利亞（Pistoria）戰役中，他們也頑強戰鬥到最後，無人被俘[9]。叛亂分子的凝聚力從何而來，是否因為喀提林的政見匯聚了他們的利益訴求？雖然在薩盧斯特的著作中，喀提林仍是一位喪心病狂的野心家，但我們卻有理由懷疑薩盧斯特撰史的道德動機扭曲了喀提林的形象。《喀提林戰爭》中自相矛盾和荒誕可笑之處甚多。例如，薩盧斯特提到，喀提林指使一些年老色衰的上層妓女去做三件事，一是煽動羅馬城中的奴隸，二是縱火焚城，三是策反她們的丈夫，如果不成，就殺死他們。這裡的每件事都是可疑的。雖然奴隸暴動在公元前1世紀極大地震撼了羅馬這個國家，但在羅馬城，奴隸從來都不是主要的不穩定因素，而且薩盧斯特後來明確寫道，即使在窮途末路的時候，喀提林也傲慢地拒絕了吸納奴隸進入叛亂隊伍的建議[10]。至於縱火，正如沃特斯所說，如果叛亂分子有心如此，無論西塞羅部署多少衛兵，都難以阻止他們實施計劃。在尼祿重建羅馬城之前，火災經常爆發並迅速蔓延[11]。第三件事更是違反人性的常識，即使在薩盧斯特自己的著作中我們也能看到，喀提林和自己的妻子之間保持著深厚的感情[12]，他憑什麼相信，這些妓女會把對自己的忠心置於夫妻情分之上？

因此，《反喀提林》和《喀提林戰爭》這兩個主要資料來源都疑點頗多，後來評論者的爭議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1）薩盧斯特所言的第一次喀提林陰謀是否存在？（2）公元前63-62年羅馬各地的叛亂是否都是喀提林主使？（3）喀提林是否真有叛國毀城之心，還是僅僅希望以暴力手段奪得在選舉中失去的執政官職位？（4）喀提林集團是否真以喀提林為首，還是另有幕後的主謀？

所謂的第一次喀提林陰謀在薩盧斯特的書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載，據他說，喀提林及其同黨企圖在公元前65年的執政官就職儀式上刺殺當選的兩位執政官，讓敗選的喀提林和奧特羅尼烏斯（P. Autronius）取而代之。計劃失敗後，他們決定在2月謀殺執政官和大多數元老院議員，血洗羅馬上層，但因為過早發出信號，密謀再次失敗。學者們長期以來都覺得薩盧斯特的記述有許多彼此矛盾之處，從情理上推測也很難成立，塞姆在1964年通過仔細梳理正反雙方的論據，令人信服地證明，第一次陰謀是子虛烏有的[13]。即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也如瓊斯等人所懷疑的，喀提林等人僅僅是克拉蘇和愷撒權力布局中的棋子[14]，只有這樣才能解釋，如此規模的暗殺計劃泄露後，元老院竟然隱忍不發：一定有某種更強大的勢力迫使此事不了了之。所以，本文關注的重點是喀提林在第二次陰謀中的角色。

公元前63年至公元前60年，羅馬遭遇了嚴重的危機，騷亂在多處爆發，包括埃特魯里亞（Etruria）、阿普里亞（Apulia）、卡普亞（Capua）[15]、皮凱努斯地區（ager Picenus）[16]和內外高盧[17]。共和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果斷的非常措施，派出了兩位前執政官和兩位司法官奔赴各地應對，並賦予了他們一些特殊的權力。按照西塞羅和薩盧斯特的看法，喀提林應當為所有這些罪行負責，是他的同黨曼利烏斯（C. Manlius）、尤利烏斯（C. Iulius）、賽普提米烏斯（Septimius）等人在各地煽風點火。然而，斯特瓦特通過仔細的分析發現，喀提林或許利用了這些騷亂，但他並非策動者，除了維提烏斯（L. Vettius）[18]，其他所謂的共謀者在此之前與喀提林並無任何可以確認的私人關係[19]。特別是在義大利，騷亂者都有獨立於喀提林奪權行動的政治經濟訴求。在「同盟者戰爭」（公元前91-88年）結束後，羅馬同盟城市的許多居民並未真正獲得羅馬公民權，即使有名義上的公民權，在實際的政治和司法實踐中，他們也沒有獲得公平的對待，與此同時，土地分配不公的問題也造成了這些居民和羅馬公民之間的經濟利益衝突。魏斯曼的研究揭示了羅馬人是如何竭力抵制將公民權授予義大利居民的，這無疑動搖了後者對羅馬的忠誠，也讓選舉活動有失控的危險[20]。兩位保民官在公元前63年和公元前60年的土地改革法案又從經濟方面激化了這種矛盾[21]。如哈里斯所言，埃魯特里亞的騷動是土地所有權引發的，這主要是因為蘇拉統治時期侵佔了大量土地。薩盧斯特把騷亂者含混地稱為「平民」（plebs）[22]，這意味著他沒有區分當地居民的社會階層，而在強調他們與羅馬統治群體之間的隔閡。西塞羅聲稱喀提林的支持者中有貧苦農民[23]，也側面印證了土地問題的重要性。保民官茹盧斯（P. Servilius Rullus）和弗拉維烏斯（L. Flavius）提議的法案都涉及到公用地（ager publicus）的再分配，觸動了當地居民的敏感神經。龐培即將從東方歸來的前景意味著更多土地法案可能出台。康帕尼亞地區（Campania）的動蕩被薩盧斯特描繪為奴隸起義[24]，斯巴達克斯的暴動的確是從這裡的卡普亞開始的，羅馬政府在公元前63年解散了義大利全境的角鬥士學校也表明了一種真實的恐懼[25]，但羅馬公民和當地居民的土地所有權之爭同樣是矛盾的焦點。西塞羅提到蘇拉曾在這裡沒收了大量土地，所以在公元前63年的危機中，當地居民站在了喀提林一邊[26]。卡普亞對羅馬的忠誠一直是個問題。它在公元前338年就併入羅馬，但在布匿戰爭中投向漢尼拔一邊，公元前211年被羅馬重新征服，斯巴達克斯起義時它再次背叛羅馬。雖然公元前63年的騷亂主要由土地問題引發，但它的背後是一種難以真正融入羅馬公民群體的憤懣和不安情緒。羅馬同盟城市的居民之所以無力捍衛自己的土地所有權，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沒有真正的公民權。在羅馬，享有公民權的第一步是被納入人口審查，但魏斯曼指出，公元前65年、64年、61年、55年、50年的五次人口審查都以失敗告終，表明羅馬統治集團中有人刻意將同盟排除在公民名單之外[27]。提比列提也指出，在成功實施的公元前70年的人口統計中，只有同盟城市的上層精英被登記，義大利的底層居民都未獲得公民權[28]。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喀提林叛亂前後義大利爆發的眾多騷亂並非他所策劃，而是有自己的獨立原因，其關鍵在於，羅馬同盟城市通過同盟者戰爭在理論上爭取到的公民權並未真正成為現實。

內高盧的問題與此相似，他們也獲得了羅馬同盟地位，但不享有公民權。公元前65年，為了與龐培對抗，克拉蘇曾以審查官（censor）的身份提議，將內高盧居民納入公民名單。雖然從法律上他無權賦予公民權，但他希望借這個姿態贏得內高盧的支持，因為這一地區已經成為羅馬主要的兵源地[29]。由此可以推知，內高盧在公元前63年的騷亂應當也與公民權有關。外高盧騷亂的確切原因難以知曉，但那裡的居民向來尚武好鬥，此時也尚未被愷撒征服，趁羅馬內亂起事，當在情理之中。但喀提林是否真如西塞羅和薩盧斯特所說，與外高盧人勾結，通過犧牲羅馬的國家利益來換取自己在政治上的高升，則是值得討論的。根據薩盧斯特的記載，喀提林離開羅馬之後，他的同黨倫圖盧斯（P. Lentulus Sura）派昂布萊努斯（P. Umbrenus）去遊說外高盧的阿羅布洛基族（Allobroges）使團，希望他們能與喀提林結盟。他促成了使團與喀提林集團重要人物的會面。然而，昂布萊努斯的來歷頗為可疑，沒有任何背景和名聲，據西塞羅說他只是一個獲釋奴隸[30]。但他出現後發生的一切都完全符合執政官西塞羅的如意算盤，這不能不讓人覺得，他是西塞羅安插的一位卧底。即使他真是倫圖盧斯的爪牙，我們也可通過薩盧斯特的記述反推，在此之前，喀提林跟阿羅布洛基族沒有任何接觸，後者也從未支持過他的行動。當阿羅布洛基族向羅馬官方透露了倫圖盧斯的動向後，西塞羅便以他們的使團為誘餌，布下了坐實倫圖盧斯等人叛國罪的陷阱，特別是套取了幾位核心人物的誓言[31]。倫圖盧斯在給喀提林的密信中寫道：「想想你的計劃究竟需要什麼，尋求所有人的幫助，包括最下賤的人。」[32] 這裡所言的「最下賤的人」（infimis）或許不只包括奴隸，也包括外高盧人這樣的蠻族。從喀提林一貫的高傲作風看，他既然始終拒絕奴隸加入他的事業，聯絡外高盧人可能也不是他的主意，而是倫圖盧斯的決定。

如果喀提林並不歡迎奴隸，那為什麼奴隸希望加入他的隊伍呢？薩盧斯特稱，在埃特魯里亞北部，有相當多的奴隸主動要求為喀提林而戰，但他拒絕了[33]。從密謀者這邊看，沒有任何解放奴隸的意願和計劃，從時間上看，在喀提林離開羅馬前，卡普亞和阿普利亞發生奴隸暴動的消息就已經傳來，而且當時他和倫圖盧斯還沒有就是否利用奴隸的力量達成一致[34]。因此，如果消息屬實，那麼奴隸的行動一定是自發的，與喀提林沒有任何直接關係[35]。雖然沒有確切證據表明此時阿普利亞發生了奴隸戰爭，但從當時的形勢分析，這是非常有可能的。阿普利亞地區聚集了大量的農業奴隸（pastores），同類型的奴隸在以前的西西里暴動和斯巴達克斯起義中都是主力[36]。他們趁喀提林製造的動蕩局面造反，是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處境，甚至獲得完全的自由，即使喀提林不支持他們，只要羅馬陷入亂局，他們就有機會。

倘若如上所述，喀提林叛亂與羅馬其他地方的騷亂沒有直接關聯，他沒有與外高盧人聯手，也沒有煽動奴隸造反，那麼薩盧斯特、尤其是西塞羅所描畫的羅馬歷史上第一惡人的形象就要大打折扣了。剔除種種誇張和臆想之詞，在合法選舉受挫之後不甘心放棄野心的喀提林所犯的真正罪行便是武力奪權了，也就是薩盧斯特所稱的sibi regnum parare[37]，但在格拉古之後的羅馬共和國歷史上，這實在不算什麼新鮮事，蘇拉如此，愷撒如此，甚至西塞羅本人都曾被托爾誇圖斯（L. Manius Torquatus）控以同樣的罪名[38]。在一大群覬覦權力的傳統貴族和新興軍閥中間，喀提林的奪權行動能掀起多大波浪也令人懷疑。根據薩盧斯特開出的名單，一些元老院議員和騎士階層（equites）的重要人物加入了他的陰謀集團，一些羅馬殖民地和自由城市的貴族也參與進來[39]。我們不禁要問，喀提林這個沒落貴族能在多大程度上駕馭這些人物，他是否有資格被稱為他們的頭目？以倫圖盧斯為例，他身為司法官（praetor），曾擔任過執政官，並且出身顯赫的科爾內利亞家族（gens Cornelia）。受審時的證據顯示，他經常向身邊人引用西比爾的預言，聲稱他的家族註定有三人將統治羅馬，在欽納和蘇拉之後便輪到他了[40]。這樣一位心比天高的人，如何甘心做喀提林的走卒？他寫給喀提林的信也沒有絲毫下屬的口氣[41]。所以，即使他參與了喀提林的叛亂，兩人也一定是各自為戰，這也解釋了喀提林的行動何以如此低效。更可能的情形是，在公元前63年的政治亂局中，並不只有喀提林一人希望渾水摸魚。

接下來的問題是，羅馬城的危機是如何引發的？墨勒分析了這場政治動亂的經濟基礎[42]。曼利烏斯寫給羅馬軍隊統帥的信透露了一個關鍵秘密。關於這封信的內容，學界普遍認為是可靠的。曼利烏斯在信中指出，他們發動武裝起義，並非是要叛國，也無意傷害他人，只為保護自己的人身自由。他特別提到，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因為放高利貸者的殘暴冷血行為被迫離開家園的。」他援引歷史上的例子，稱元老院經常通過決議紓緩平民的債務，有時平民也會拿起武器，用分離運動表達對貴族的不滿。他最後說，他們所求的既非權力，也非財富，僅是自由[43]。曼利烏斯之所以反覆提到自由，是因為按照古羅馬的傳統，如果欠債人無力還債，債權人有權剝奪債務人的自由，拘禁是常見的強制手段[44]。因此，如果困擾羅馬同盟城市的主要是土地問題，壓迫羅馬公民的則主要是債務問題。事實上，貫穿《喀提林戰爭》全書的一個主題便是債務，喀提林的幾乎所有支持者都面臨無力還債的問題，喀提林的一個主要政治議題也是廢除或者減少債務（novae tabulae）。西塞羅的《反喀提林》印證了這一點[45]，他在別處也說，在他擔任執政官期間，「要求廢除債務的呼聲最為高漲。」[46] 資料顯示，公元前63年，黃金大量流出義大利，西塞羅不得不通過元老院授權，派一位財務官去普泰奧利港（Puteoli）執行禁止金銀出口的命令[47]。金銀外流自然導致羅馬現金吃緊，利率上漲，同樣的情形在公元前62年和61年已經出現過[48]。資金離開義大利，意味著它在別的地方或許能獲得更大的收益。此時龐培已經肅清地中海的海盜，在東邊的戰事也接近尾聲，羅馬東部行省的商機已經凸現，普泰奧利恰好是通往東方的主要港口。值得一提的是，龐培出身騎士階層，正是這個以經商為主要事業的階層壟斷了羅馬的現金財富。面對新的致富機會，騎士階層希望迅速回籠借出的資金，儘快投到東方，這讓欠債的群體深感緊張。空前的還債壓力讓債台高築的人鋌而走險，也擴大了社會各階層之間的裂痕。弔詭的是，喀提林原本指望用免除債務的口號為自己爭取更多的追隨者，結果他的激進姿態反而促成了羅馬多個階層在短時間內的妥協（西塞羅所追求的concordia ordinum），掌握現金財富的騎士階層與掌握地產財富和政治權力的貴族寡頭在共同的威脅面前達成了某種默契，正是這種默契將毫無家族背景的西塞羅推上了執政官的高位，也幫助他輕鬆擊敗了喀提林。

路西烏斯·科爾涅利烏斯·蘇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

蘇拉在其獨裁統治期間，在羅馬政壇建立了一個以Caecilii Metelli家族為核心的政治同盟，這個同盟控制了此後幾十年間羅馬高級職位的分配[49]，構成了所謂的貴族派。龐培、克拉蘇和愷撒則以維護平民利益的旗號划出了另外的勢力範圍。但在喀提林的活躍期，最有實權的平民派人物龐培仍在東方征戰，克拉蘇和愷撒忙於在這個空檔養精蓄銳，以便在龐培歸來時能與之抗衡。一號人物的缺位和內部的矛盾讓平民派的活動處於低潮。除他們以外，還有多個群體對貴族派壟斷權力心懷不滿，包括遭遇各種變故、徘徊在政壇邊緣的貴族成員，希望進入權力中心、保護自己財富的騎士階層，以及行省的一些上層人士。直到十餘年後，他們才被愷撒的精明算計整合為足以壓倒貴族派的力量[50]。鑒於龐培的軍事行動已經勝利在望，隨時可能返回羅馬，貴族派並不希望與平民派發生正面衝突，但他們也絕不允許政壇出現威脅自身利益的激進變革。在這種局面下，政治立場相對溫和的西塞羅成了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選。雖然西塞羅在文章和書信中經常用boni和optimates之類的字眼指稱自己一方，但它們的含義恐怕不是階層意義上的貴族派，而是政體意義上的共和派。出身騎士階層的西塞羅既不是貴族成員，也從未被貴族核心群體真正接納，對於他這樣的政治新人來說，要在政壇站穩腳跟，關鍵是保持階層之間的和諧，不觸怒任何一方。事實上，他也是這樣做的。他的許多政策帶有平民派的色彩，但他從不逾越紅線。他在競選演說中，抨擊競爭者安托尼烏斯和喀提林的理由就是他們是激進的革命分子，會摧毀共和國[51]。

喀提林的路線與西塞羅形成了鮮明對照，從西塞羅開列的單子（薩盧斯特的單子大體以之為藍本）看，他的支持者都是反對貴族派權力核心的極端分子：（1）債台高築的有產者；（2）希望通過政變攫取政治權力的負債者；（3）落魄的蘇拉時代的老兵；（4）被老兵帶壞的農民；（5）其他欠債的暴民；（6）罪犯；（7）揮霍無度的年輕貴族[52]。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有二：一是經濟上入不敷出，二是道德上沒有任何是非感。他們是最希望劇烈改變現狀、但對未來沒有任何建設性規劃的一群人，也是只關心自己的利益、沒有任何國家觀念的一群人。西塞羅和薩盧斯特無疑有誇大的嫌疑，但即使我們只考慮喀提林本人的言行，也足以理解他為何在羅馬的多個階層中都造成了恐慌。他向追隨者反覆許諾的一條就是廢除債務，僅此一點就同時威脅到了貴族和富有的騎士階層。喀提林在元老院的陳詞更具挑釁性，表明他以羅馬所有負債者的守護人自居，並且不惜與一切有產者決裂。這樣的極端姿態讓平民派的靈魂人物克拉蘇和愷撒也難以容忍，因為富有的騎士階層是他們的主要支持者，放貸更是克拉蘇擴大政治影響的重要手段。毫不奇怪的是，喀提林的政治立場讓貴族派和平民派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富庶的騎士階層更是充當了反喀提林的急先鋒。公元前63年12月5日，自願扮演憲兵角色、保衛元老院和羅馬的是騎士階層，表明他們意識到自己和貴族的利益一致，而統率他們的竟是一向在羅馬敵對陣營間左右逢源的阿提卡[53]，可見騎士階層對於廢除債務的主張反應多麼激烈。

因此，喀提林奪權失敗的關鍵原因是他沒有集結起一個有明確政治構想、又有足夠實力的隊伍，他能在公元前65年到62年在羅馬製造一場危機，並非由於他自己有超人的政治能量，而是因為在他最後成為眾矢之的前一直有強力人物在背後支持他。如果薩盧斯特所記述的第一次陰謀有部分事實依據，那麼哈迪關於克拉蘇和愷撒的論證便是很有說服力的。他的分析表明，兩人在公元前66年的選舉和公元前65年刺殺當選執政官的行動中都在幕後操縱，喀提林只是他們的棋子[54]。喀提林是兩人削弱貴族派勢力的奇兵。他出身貴族，並且一向以反平民派的面目示人，不容易暴露他與這兩位平民派靈魂人物的隱秘關係，而且他生性高傲固執，不達目的不罷休，用來衝擊盤根錯節的貴族統治集團是理想人選，即使失敗，對克拉蘇和愷撒也無大的妨礙。哈迪認為，兩人利用喀提林奪權也是出於對龐培的恐懼。由於克拉蘇是龐培的私敵，龐培即將歸來的前景對他的威脅最大，他不僅收買了平民派中聲望極高的愷撒，也希望通過將喀提林推上執政官之位來強化自己的力量。薩蒙特別指出，在公元前66年之前，克拉蘇在政見上明顯與愷撒相左，是反平民派的，但利益的算計讓他和愷撒走到了一起[55]。無論是為了凌駕於貴族派之上，還是與龐培對抗，他們都需要獲得一支軍隊，而要獲得軍隊，則有兩條途徑：一是修改法律，二是製造動亂。公元前63年保民官茹盧斯提議的土地法案中包含了一項意味深長的內容：就是授予十人團（decemviri）指揮軍隊的權力。一旦法案通過，身為十人團成員的克拉蘇和愷撒就可名正言順地擁有自己的軍隊了[56]。然而，以龐培盟友自命的西塞羅極力反對，法案最終流產。在公元前63年的執政官選舉中，克拉蘇和愷撒再次把喀提林推到了前台，希望自己的代理人能夠當選。但在此時，傳來了羅馬主要外敵米特里達梯六世（Mithridates）的死訊，龐培的凱旋似乎迫在眉睫了。喀提林再次競選失敗，開始策劃暴力奪權，這恰好為克拉蘇和愷撒創造了新的機會。蒙姆森相信，兩人直接捲入了喀提林的叛亂密謀中[57]。他們未必寄望於喀提林取得成功，但喀提林的計劃無疑會讓羅馬陷入混亂。克拉蘇自然不會忘記，十年前斯巴達克斯暴動就曾迫使元老院授權他率兵平叛，在新的危局面前，他和愷撒這樣的將才很可能被重用，從而獲得他們渴盼已久的軍隊。愷撒在這次行動中的作用或許難以確定，但至少他在公元前64年主持審判蘇拉時代的謀殺者時，故意放過了喀提林，在公元前63年元老院討論如何處理喀提林的同夥時，他也極力反對處決他們。至於克拉蘇，至少西塞羅一直懷疑他才是幕後主謀，元老院幾乎一致反對調查克拉蘇也反映了他的政治影響力之大。西塞羅冒著違反司法程序的危險迅速處死五名首犯，或許也是因為他擔心喀提林事件背後有更大的陰謀。

對西塞羅本人而言，是成也喀提林，敗也喀提林。無論他對整個事件的描述有多少虛構的成分，至少他成功地制止了羅馬城的叛亂，並即時撲滅了皮斯托利亞等地的戰火。我們可以想像，如果喀提林成功奪權，那麼當龐培從東方歸來，一場內戰將在所難免。所以，西塞羅的果斷行動的確推遲了一場更大危機的爆發，也為自己贏得了「祖國之父」（pater patriae）的光榮頭銜，迎來了一生最輝煌的時刻。他自豪地向羅馬人宣稱：「如此重大的行動，如此微小的騷動，如此可怕的危險，如此罕見的寧靜，我，身披托加袍的將軍和統帥，憑一人之力就平息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殘酷、最具毀滅性的內戰。」[58] 然而，他在處理喀提林事件中的強硬措施卻為自己埋下了禍根，他所夢想的階層和諧只是一個幻象，權力平衡曇花一現，羅馬共和國的危機只是推遲，並未化解。喀提林最終被克拉蘇拋出，成為犧牲品[59]。克拉蘇在眼見喀提林大勢已去時，將證明其密謀的一些信件轉給了西塞羅，正是這些關鍵證據讓西塞羅爭取到了元老院的特別授權，迅速扭轉局面。喀提林的叛亂雖然失敗，卻讓反對貴族派權力核心的人意識到，要取得成功，必須確保龐培不站在貴族派一邊。因此，龐培回到羅馬後，愷撒及時說服克拉蘇調整策略，於公元前60年結成了三人同盟（triumviratus），打破了貴族派的力量優勢。西塞羅原以為自己憑藉平定喀提林叛亂的功勞可以贏得龐培的信任，但卻事與願違，他既被平民派視為絆腳石，也不容於貴族派。政敵們趁機抓住他的把柄，提出他在處理喀提林事件時，直接下令處死留在羅馬城的五位密謀者，剝奪這五位羅馬公民的上訴權，違反了早已確立的司法傳統，他在皮斯托利亞等地的軍事行動中，也有屠殺羅馬公民的嫌疑。公元前58年，克勞迪烏斯（P. Clodius Pulcher）以保民官的身份促成元老院通過了放逐西塞羅的決議。從此，西塞羅被擠出了權力中心，失去了直接影響政局的能力。

西塞羅在《反喀提林》系列演說中將喀提林塑造成一個十惡不赦的角色，既是一種爭取最廣泛結盟的政治策略，也滿足了自己希望流芳百世的虛榮心。薩盧斯特仿效西塞羅的做法，繼續醜化喀提林，則有另外的考慮。作為愷撒的忠實追隨者，將叛亂的一切罪責推給喀提林，可以撇清愷撒與此事的關係，洗白自己的偶像。同時，這也為《喀提林戰爭》的道德說教提供了有感染力的反面形象。然而，薩盧斯特筆下的喀提林雖然似乎比西塞羅描繪的人民公敵匯聚了更多的人性之惡，但他的性格卻比在臉譜化的《反喀提林》中更為豐滿。尤其當我們把喀提林堅決果敢的性格與薩盧斯特的開篇部分聯繫起來時，便不得不承認，他至少具備了薩盧斯特所稱讚的部分品格。他不像「在沉默中度過一生」的「羊群」，他不是「口腹的奴隸」，他既有「體力」，也有「智力」，照薩盧斯特所說，前者是用來「服務的」，後者是用來「統治的」，他渴求永恆的榮光，不屑於過安穩的生活。如果他的暴力不是針對自己的祖國，那麼按照薩盧斯特的定義，他的確擁有所謂的卓越品格（virtus），而在薩盧斯特看來，不論正義邪惡，庸庸碌碌的人生似乎是最可鄙的[60]。不止一位評論家討論了喀提林體現的英雄特質[61]。而且，《喀提林戰爭》的道德立場也並非表面那麼清晰，裡面藏著深刻的悖論[62]。薩盧斯特以迦太基的覆滅為界，把羅馬的歷史分為兩個時期——墮落前與墮落後。羅馬獲得地中海的霸權，卻失去了道德的純潔[63]。貪婪、野心如出籠的野獸，爾虞我詐的內訌從此與羅馬相伴。羅馬純正道德的化身便是老加圖（Marcus Porcius Cato）。學界公認，無論從語言風格還是從道德主題來看，老加圖的作品都是薩盧斯特此書的範本。然而，如果我們聯想到老加圖的傳統形象和他在迦太基覆滅中扮演的角色，就會意識到薩盧斯特的道德分期隱藏著令人驚異的內涵。擔任審查官的老加圖死於迦太基被摧毀之前，但他曾一再抨擊同時代羅馬人的道德，而在薩盧斯特的分期里，那卻是完美道德的時代。因此，薩盧斯特似乎是在故意拆解自己的道德黃金時代的神話，暗示早期共和國時代同樣存在道德朽敗的現象，美化祖先的品行或許只是一廂情願的懷舊心理。不僅如此，古羅馬流傳的說法是，老加圖在任何演說的結尾都要添上一句：「必須毀滅迦太基」（delenda est Karthago），大祭司西庇阿·納西卡（Scipio Nasica）與他針鋒相對，在任何場合都要呼籲：「必須保存迦太基」（servanda est Karthago）。納西卡的理由據說就是薩盧斯特在《朱古達戰爭》（Bellum Iugurthinum）中給出的理由：對外敵的恐懼（metus hostilis）是保持一個國家團結、避免道德墮落的關鍵因素[64]。按照這樣的邏輯，竭力維護羅馬道德純潔性的老加圖，卻是羅馬道德腐化的真正禍根，因為正是他憑藉自己的道德號召力不斷鼓動同胞，羅馬人才徹底剷平了迦太基，除掉了唯一的強勁對手。在《喀提林戰爭》後半部分，薩盧斯特用很長的篇幅呈現了愷撒和小加圖這對宿敵之間的一場論爭。愷撒要求仁慈處理喀提林陰謀的主犯，小加圖卻極力主張嚴厲鎮壓。他對當時羅馬道德風氣的激烈指責無疑讓人看到其曾祖的影子，而且他也的確在重蹈老加圖的覆轍。他認為，喀提林團伙是對羅馬的嚴重威脅，對待他們應當像對待外敵一樣毫不手軟，歷史上他的祖父和羅馬先輩正是如此對待敵人的。然而，和迦太基相仿，正因為喀提林是羅馬的心腹大患，他恰好可以促使羅馬人遵循道德準則、保持團結統一。摧毀這個集團，就是將羅馬人往道德墮落的深淵裡再推一把，加速迦太基毀滅所啟動的可怕進程。這樣看來，小加圖和支持他的西塞羅都成了羅馬的罪人。這是一種極度悲觀的歷史理念：追求道德的行為最終會毀掉道德。

薩盧斯特的悲觀在羅馬共和國晚期或許不無道理。喀提林的陰謀雖然沒有得逞，但公元前63年的事件卻已經揭示了共和體制必然在羅馬覆亡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在羅馬建國之初就已經存在，就是社會階層的對峙。羅馬雖然有選舉體制，但以財產為基礎的等級制從一開始就把大多數平民排斥在核心政治決策程序之外。即使在共和國早期，平民反對貴族的鬥爭也曾一再發生。摧毀迦太基和隨之而來的領土擴張加速了各階層的分裂，也讓同盟城市開始離心離德，漢尼拔時代那種悲壯的社會凝聚力徹底消失，忠於羅馬民族的意識漸漸讓位於派系利益的概念。喀提林叛亂前後的各種騷動表明，對現存政治秩序的不滿已經擴散到各個群體。羅馬領土的急劇擴大也改變了政治遊戲的規則。如果說在羅馬勢力還局限於義大利半島時，出任高級職務雖然多少也涉及到利益，但畢竟還有與之相伴的榮譽感和服務國家的責任感，此時的行省政治卻讓競選直接與財富分割和利益輸送掛鉤，掌握了高級職位就意味著掌握了寶箱的鑰匙，巨額的回報也使得競選時的賄賂成為划算的買賣。不僅如此，行省的存在也衝擊了原來的權力結構。從軍原本只是榮耀之路（cursus honorum）的必備環節，而現在控制行省所帶來的權力和財富卻讓軍隊獲得了空前的重要性，控制了軍隊，就進可攻，退可守，既可在高級職位的角逐中討價還價，也可在地方建立自己的獨立王國，軍隊不再是國家的公器，而成了將領的私產。既然貴族派的蘇拉可以確立獨裁統治，平民派的愷撒如何不能效法？與此同時，以西塞羅為代表的堅持共和理想的人卻沒有清晰的政治面目，他們含混的立場無法劃清與保守貴族的界限，溫和的措施無法緩解底層平民的痛苦，在強力人物之間的搖擺無法結成有效的同盟，自然不可能是愷撒之輩的對手。喀提林事件已經是一次小規模的奪權預演，更大的風暴已在醞釀中。如果說公元前63年是羅馬歷史上一個轉折性的節點，那麼這不是因為喀提林本人有多重要，而是因為他引發的蝴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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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omas Wiedemann, 「The Figure of Catiline in the Historia Augusta,」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29.2 (1979), p. 479.

[2] Patricia J. Osmond, 「Catiline in Fiesole and Florence: The After-Life of a Roman Conspira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7. 1 (2000), p. 3.

[3] 維吉爾將他寫入了史詩《埃涅阿斯記》（A.8.668 f.），本·瓊森1611年出版了悲劇《喀提林密謀》（Catiline: His Conspiracy），易卜生的處女作便是以他為題的《喀提林》，勃洛克在《喀提林：世界革命的一頁》中把他稱為「羅馬的布爾什維克」。

[4] K. H. Waters, 「Cicero, Sallust and Catiline,」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19.2 (1970): 195.

[5] C. B. R. Pelling, 「Plutarch and Catiline,」 Hermes, 113.3 (1985), pp. 311-329.

[6] Wiedemann, 「The Figure of Catiline in the Historia Augusta,」 p. 479.

[7] Cicero, Ad Atticum, I.2.

[8]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30.6; 36.2 and 5.

[9]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60-61.

[10]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56.5.

[11] Waters, 「Cicero, Sallust and Catiline,」 p. 204.

[12]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35.

[13] Ronald Syme, Sallust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64), pp. 88-96.

[14] Francis L. Jones, 「The First Conspiracy of Catiline,」 The Classical Journal, 34. 7 (1939), p. 412.

[15]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30.1-2.

[16]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30.5.

[17]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42.1.

[18] Iniones Latinae Liberae Rei Publicae 515.

[19] Roberta Stewart, 「Catiline and the Crisis of 63-60 B.C. : The Italian Perspective,」 Latomus, 54.1 (1995), p. 66.

[20] T. P. Wiseman, 「Census in the First Century B.C.,」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9 (1969), pp. 59-75.

[21] Stewart, 「Catiline and the Crisis of 63-60 B.C. : The Italian Perspective,」 p. 68.

[22]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28.4.

[23] Cicero, In Catilinam, 2.20.

[24]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30.2.

[25]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30.7.

[26] Cicero, Pro Sulla, 62; 60.

[27] Wiseman, 「Census in the First Century B.C.,」 p. 62.

[28] Gianfranco Tibiletti, 「The Comitia during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Republic,」 Studia et Documenta Historiae et Iuris, 25 (1959), pp. 111-114.

[29] E. T. Salmon, 「Catiline, Crassus, and Caesa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56. 4 (1935), p. 307.

[30] Cicero, In Catilinam, 3.14.

[31]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44.1-2.

[32]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44.5.

[33]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56.5.

[34]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44.6.

[35] K. R. Bradley, 「Slaves and the Conspiracy of Catiline,」 Classical Philology, 73. 4 (1978), p. 332.

[36] P. A. Brunt, Italian Manpower, 225 B.C. – A.D. 14 (Oxford: Oxford UP, 1971), pp. 366-375.

[37]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5.6.

[38] Cicero, Pro Sulla, 21.

[39]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7.3-4.

[40]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47.2.

[41] L. A. MacKay, 「Sallust"s 『Catiline』: Date and Purpose,」 Phoenix, 16. 3 (1962), p. 183.

[42] S. L. Mohler, 「Sentina Rei Publicae: Campaign Issues, 63 B.C.,」 The Classical Weekly, 29.11 (1936), pp.81-84.

[43]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33.1-5.

[44] A. H. J. Greenidge, The Legal Procedure of Cicero"s Time (New York: Oxford UP, 1901), pp. 278-279.

[45] Cicero, In Catilinam, 2. 17-23.

[46] Ciceco, De Officiis, II. 84.

[47] Tenney Fr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ol.1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 1933), p. 347.

[48] Cicero, Ad Familiares, V. 6. 2; Ad Atticum, I. 12.1.

[49] Ronald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P, 1939), pp. 20-22.

[50] E. D. Eagle, 「Catiline and the 『Concordia Ordinum,』」 Phoenix, 3.1 (1949), p. 20.

[51] Asconius, In Orationem in Toga Candida, ed. A. C. Clark (Oxford: Oxford UP, 1907), p. 93.

[52] Cicero, In Catilinam, 2.18-22.

[53] Cicero, Ad Atticum, II. 1.7.

[54] E. G. Hardy, The Catilinarian Conspiracy in its Context (New York: AMS Press, 1924 ), pp. 12-15. 支持其觀點的還有John, Meyer, Mommsen, Tyrrell，持反對意見的包括Drumann, Neumann, Reid, Strachan- Davidson.

[55] E. T. Salmon, 「Catiline, Crassus, and Caesa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56.4 (1935), p. 304.

[56] Salmon, 「Catiline, Crassus, and Caesar,」 p. 309.

[57] Salmon, 「Catiline, Crassus, and Caesar,」 p. 302.

[58] Cicero, In Catilinam, 2.28.

[59] Plutarch, Crass., 13. 2-4.

[60]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1-2.

[61] T. E. Scanlon, Spes Frustrata (Heidelberg, 1987); A. T. Wilkins, Villain or Hero: Sallust』s Portrayal of Catiline (New York, 1994); C. S. Kraus and A. J.Woodman, Latin Historians (Oxford, 1997), pp. 10-50.

[62] D. S. Levene, 「Sallust』s 『Catiline』 and Cato the Censor,」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50.1 (2000), pp. 170-191.

[63]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10.1-2

[64] Sallust, Bellum Iugurthinum, 41.

圖文編輯：吳紀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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