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於「年輕人在生存溫飽無憂的前提下，將更有利於社會的創新」前提下推廣的全民基本收入，在矽谷是否披著理想化的外衣，蓋住了更深層的裂縫？在屏風之外，還有一堵屏幕樹立到了醫生和病人之間——數字化對醫療產生了阻礙。……這裡是 TechBoard 第二十七期。 TechBoard 是一個全球視野下，甄選每周重要科技評論的欄目。我們將以摘要的形式引入值得閱讀的科技評論文章，並鼓勵讀者去閱讀原文。

矽谷新騙局：提高全民基本收入

去年五月，扎克伯格重回母校哈佛，在畢業典禮上，他表示要推動「全民基本收入」在社會層面的落地，在小扎之前，馬斯克也曾在去年年初的世界治理峰會上表示「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兩位企業家對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以下簡稱 UBI）政策的推崇，也是因為他們都認為，保證年輕人生存溫飽無憂，對社會創新是有利的。許多研究也表明，心理安全性的增強會讓人們敢於承擔更大的風險，敢於在創意的基礎上向前再邁進一步——創業。

不止小扎和馬斯克，眾多矽谷大佬都是 UBI 的支持者，比如 Facebook 聯合創始人 Chris Hughes、Y Combinator 的現任掌門人 Sam Altman、著名風投 Bill Gross 等等。大名鼎鼎的 Y Combinator 創始人保羅·格雷厄姆甚至從去年十月份起，開啟了基於 UBI 長達五年的社會實驗項目。但近日享譽全球的傳媒理論家 Douglas Rushkoff 的這篇文章，則從矽谷跳脫出來，觀察這股矽谷內興起的「UBI 正確」是否真的「正確」。

Rushkoff 曾在 2016 年受邀前往優步總部做講座，但他眼中的優步卻是通過創造性破壞來摧毀現有計程車市場的「攪局者」。優步用強大的資本力量去削弱著整個司機群體，並且逐步推動著「焦土壟斷政策」…… 就在 Rushkoff 在優步總部大肆批評著優步的時候，在場一名員工提問道「那您怎麼看 UBI 呢？」

一直以來都是 UBI 支持者的 Rushkoff 面對來自矽谷的提問，他卻動搖了。在 Rushkoff 看來，優步以及其他互聯網公司，都是在榨取它們所進入領域的市場上所有的價值。UBI 就像是社會給這些公司的福利，無論是對優步上「非正式工」的司機，還是優步的乘客，UBI 都能讓他們過得更好，司機和平台的衝突可以得到緩解，乘客也能繼續叫得起車，最大的受益者則是什麼都沒做的大公司。

這些光鮮的大公司背靠的，正是數字資本主義，而它們利益導向的目標，同資本主義在幾百年前的殖民、幾十年前的壟斷沒什麼區別。只不過它們用來書寫法律的，不再是槍支彈藥，而是電腦上一行行的代碼。

所以問題並不在 UBI。政府向公民發放的資金不可避免地流向大公司，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資本積累在頂部。在當下這個數字時代，「軟硬」資本都匯聚於這些大公司，同時匯聚的，就是權力。Rushkoff 擔心，UBI 可能會讓需要它的人，從利益相關者和公民轉變為純粹的消費者。

可我們也不能一棒子打死 UBI，它的理念本身並沒有上述描寫得那麼「險惡」。Rushkoff 認為，UBI 不應該像是「說得好聽的救濟金」一樣每個月發錢，而應該發放所有權股份。因為後者更有可能形成「資產優勢」。

Rushkoff 以白人和黑人的貧富差距舉例，非裔美國人是美國白人平均工資的一半再多點，但論平均財富，後者是前者的二十倍。因為財富包括了儲蓄、投資等在內的資產。想要保證理想化推行 UBI 後的效果——「在生存溫飽無憂的前提下，將更有利於社會的創新」，就必須給 UBI 的受眾帶來物質上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來源於資產的積累，而非每月發放的政府「救濟金」。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高等教育政策傾斜於非裔美國人，但在互聯網行業和許多創意性產業中，少數族裔比重還是遠低於白人。

早至繼任林肯的美國總統安德魯·約翰遜提出的「不要只給黑人奴隸可以賺取工資的自由，而是給他們 40 英畝土地和騾子作為補償。」近至丹麥推行的「給公民分配以國家資源」。這些都是從根本上推動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就像當我們提出要把數據掌握在自己手上時，我們要的不是查看數據的許可權，而是可以支配它的權力。

矽谷對 UBI 的支持就像是對美國民主黨「政治正確」的站隊，無論是推行者打心底認可 UBI 的概念，還是大公司作為整體的利益驅使，UBI 遠沒有它們所宣揚的那麼理想，或許反而是它理想化的外衣，蓋住了更深層的裂縫。

延伸閱讀與參考：YC CEO Sam Altman 對 UBI 的推廣美國未來研究所的 Marina Gorbis 對基本資產收入的解釋

遊戲化工作的消極面

曾經被視作洪水猛獸的遊戲，在近幾年逐漸被人們發掘到了它積極的一面，比如對遊戲化的推崇。遊戲化以一個誘人的想法為前提：如果你把規則、即時反饋、獎勵甚至用戶界面……這些遊戲中的元素疊加在現實之上，它將給任何活動賦予激勵性、公平性和潛在的樂趣。

遊戲化逐漸融入到近幾年越來越受重視的交互設計之中，似乎從生活到工作，利用好「遊戲化」這個工具，都可以變的高效且有趣。但工作真的可以遊戲化嗎？或者說遊戲化的工作，就是有趣的快樂工作嗎？我們來「快樂源泉」迪士尼是怎麼做的。

迪士尼樂園度假酒店的深處，快樂的遊客們看不見的地方，有許許多多的洗衣工們在給酒店做日常清潔工作。這些工人們在迪士尼工作了數十年，直到 2008 年，迪士尼在工作中加入了電子跟蹤系統以實時監控工作進度。這套系統也與傳統酒店業務中的監控系統不同，它用計分牌量化工人的生產力，用綠、黃、紅的交通燈顏色提示工人的進度，綠燈表示跟上了目標，紅燈則是落後於目標，於是清潔工作就這麼變成了一場競技遊戲。代表生產力的計分牌激勵著競爭，工人們害怕自己的名稱變成亮眼的紅色。這種工作上的遊戲化，就彷佛一條無形的鞭子，在抽打著那些工人們。

遊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人類社群誕生起，但直到 2008 年，生長於數字時代，伴隨著電子遊戲長大的一代人才注意到「遊戲化」的概念，包括 Jane McGonigal 和 Ethan Zuckerman 在內的遊戲設計師和營銷人員在 TED 大會上不僅為遊戲正了名，還鼓勵把遊戲機制中讓人沉浸的設計推廣到生活里。到 2010 年，隨著社交網路上的「開心農場」類型遊戲的成功，互聯網公司們對遊戲化的興趣愈演愈烈，他們試圖利用那些遊戲設計元素，比如徽章、成就、積分、記分牌和進度跟蹤等等來複制遊戲中的「上癮樂趣」。他們試圖讓用戶上癮的同時，也想用遊戲化，讓工人不知疲倦地奔跑在流水線上。

在這場大型競賽中，迪士尼並不孤單。美國零售業巨頭 Target 推行了遊戲 Checkout，跟蹤收銀員的結賬速度並評分，亞馬遜的倉庫里也有無數的跟蹤儀推動著工人解鎖更多的成就。遊戲化讓這些大公司從身體到心理上，都捕獲住了員工。

在好聽的「遊戲化工作」之前，最先把量化進度引入工作的是美國工程師弗雷德里克·泰羅，他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創造了一套測定時間和研究動作的工作方法，通過科學分析人在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研究出最經濟而且生產效率最高的所謂「標準操作方法」，在理想的泰羅法工作中，工人都是最富有成效的……機器人。而在遊戲化工作面前，泰羅都要甘拜下風了。

遊戲化的工作場景中，工人不僅有目標，還有確切實現目標的路徑，就像你在遊戲中接了任務後地圖上顯示的最快抵達線路一樣。同時，科技的引入也可以做到前所未有的微觀級別的管理。另一方面，遊戲化工作可能還會帶來「道德顧慮」。比如當你想要幫助工作上有困難的同事，本來你是出自本心的，但現在你幫助他可以賺取積分，這反而會減損一些人道德行為的動力。而有一些「工作」的遊戲化，不僅是抹平了道德因素，甚至還會對道德產生阻礙。

《黑鏡》中就曾有一集講述了在一切殺戮都彷彿變成了第一人稱射擊遊戲，操控無人機的「玩家」就像操控著手柄一樣，按一個鍵發射子彈，甚至就像遊戲里一樣，殺的人越多，反而還會解鎖成就和勳章。再反觀現實，打開你的芝麻信用，上面的分數對應著你的信用等級，做一些事可以提高信用分，升級後將解鎖更多許可權，做另一些事也會降低你的信用分，並剝奪你一些許可權。

Apple Watch 中的遊戲化確實推動了許多人堅持去鍛煉，同樣的，瘋狂比拼微信步數所作出的行為有時也讓人哭笑不得。但有些領域我們要提防它被套上名為「遊戲化」的輕鬆面具，它不只是面具，還是一條鞭子，甚至是一個手柄，只不過握著手柄的人不再是你我，你我或許連一個 NPC 都做不了。

為什麼醫生討厭電腦？?

在屏風之外，還有一堵屏幕樹立到了醫生和病人之間——數字化對醫療產生了阻礙。《紐約客》十一月的這篇五萬字長文，就講述了電子病歷和數字化醫療的負面影響。

在過去十年中，90% 以上的美國醫院通過 Epic 醫療系統，已經完成了數字化，超過半數美國人的健康信息在 Epic 系統上。醫保範圍內的十二家綜合性醫院、數百家診所和其中的七萬名員工都必須在工作中使用 Epic 軟體。對記錄和數據準確度要求很高的醫療行業，把流程數字化本來應是一件提高效率的好事，但病歷準確了，醫生卻要「抑鬱」了。

據 2016 年的一項研究發現，醫生面對電腦工作的時間是與病人面對面會診時間的兩倍。在診斷室內，醫生一半的時間都是對著屏幕而非患者。然而面對複雜的輔助醫療軟體，醫療人員也很難搞懂，比起醫生的簡明扼要給出手寫筆記，計算機給出的詳細報告會更讓醫療人員找不到重點，需要花費更長的工作時間去總結。醫療軟體和電子病歷不僅沒有帶來想像中的效率，反而增加了工作時長，還引發了更潛層的問題：職業倦怠。

伯克利大學的心理學家 Christina Maslach 花了數年時間研究職業倦怠現象，她用三種感受來衡量職業倦怠程度：情緒疲勞、人格解體和個人成就感缺失。根據她團隊的調查發現，醫生的倦怠率在過去十年中迅速上升，在 2011 年有 46% 的醫生報告過三種癥狀中至少一種，而在 2014 年已經上升到了 54%。而且不同專業中的倦怠程度也不同，急診醫師的倦怠程度要高於神經外科醫生，儘管後者的工作時間更長。Maslach 的團隊還發現，最影響倦怠程度的因素之一，就是醫生花了多少時間盯著電腦屏幕。外科醫生會花大量時間用於臨床手術，而急診醫生則是在研究如何使用電子醫療系統。除了學習時間的增多之外，代價可能還有生命。

研究人員研究了 15 個住院常見疾病的醫保患者，並分析了他們所在醫院在數字化後 30 天的死亡率變化。在研究調查的第一年裡，醫療軟體每增加一項新功能，死亡率增加 0.11％，但在此之後的每一年，每增加一項功能，死亡率會下降 0.21％。這就是人類學習曲線的代價，數字化醫療可能會短期給醫生帶來困擾，但確實會提高醫療的便利性並且挽救更多的生命。

每一個產業在面對技術的革命時，短期內都是要歷經陣痛的，既然健康產業和醫療行業的數字化和科技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如何快速跳過陣痛期才是更重要的。

作者 Gawande 給出了兩類解決方案，一是從軟體入手，如今的醫療軟體大多交互複雜，過於專業，就像你突然讓達芬奇來用 Photoshop 繪圖，他也無從下筆，因此 Gawande 建議醫療軟體要變得體量更輕、更個人化，而不是一個涵蓋所有專業的通用大型軟體。其次就是要在電子化和臨床工作上找到平衡，因為調查已經表明，屏幕時間和醫生的職業倦怠是正相關的。

其實不只是醫生，如今許多職業都離不開和屏幕打交道，醫生面對的是複雜的醫療系統，而我們面對的可能是電子郵件和即時通訊軟體，可能由於醫生職業的特殊性，他們的職業倦怠會更容易被關注和重視，但以小見大，屏幕時間和職業倦怠是否在自己身上也是正相關的，這一點需要每個人去審視，並且找到自己的平衡。

矽谷拜訪中國互聯網

在 HBO 推出的一年一季的美劇《矽谷》中，關於中國的內容越來越多了。從一開始嘲諷「Copy to China」到最新一季中矽谷不得不了解中國，與之合作。過去是中國的科技企業去學習矽谷，無論是照搬還是借鑒，在回到中國後漸漸的都走出了「中國特色之路」，而如今矽谷要來了解中國。他們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科技和資本，還有科技背後潛藏的人文危機。《紐約時報》這篇文章即是描寫了一群矽谷高管來到北京和深圳，造訪了許多科技、互聯網公司後的所見所感。

讓矽谷高管感受到的第一個衝擊，就是中國科技業的工作狂。中國科技業高管們每天工作 14-15 小時，一周至少工作六天，矽谷投資人對此感嘆道「我們太懶了！」而在瘋狂工作的背後，行業發展迅猛的同時，也忽視了科技對社會帶來影響的反思。

在正在到來的新一波科技浪潮人工智慧這個領域，中國的科技高管們表示，中國比美國更有優勢，不僅得益於政府的扶持，還有龐大的人口基數以及不嚴格的隱私法的「助力」。龐大的人口基數、快速的信息教育普及以及行業的吸引力，使得中國並不缺少科技行業的人才，但與矽谷難以匹敵的，是人才的多元化，這可能導致的就是同質化，也可能是上述提到的「缺少反思」的原因之一。儘管中國的科技和互聯網公司也從矽谷搬來了「開放又舒適的工作環境」，但大多數公司的管理方式依然採用傳統的自上而下、績效優先的規則。

一名風投說「中國的互聯網是一座圍牆花園」不只是外面的人進不去，矽谷也很難把中國模式「Copy to Silicon Valley」。最外面的一層大牆圍住的，是一套「行雲流水」般的科技體驗：從人臉識別到移動支付，線上和線下難捨難分。外有牆內數據監控，內有一切個人信息綁定聯動的數據化，同時還有對數據隱私的無視。

目前的矽谷正因近幾年來持續的醜聞而受到大眾印象的反彈，從矽谷到矽谷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科技是否在被「誤用」。類似的質疑在被拋給中國科技業高管時，答案大多是「技術中立，取決於人」，而這正是矽谷之前的論調。

當矽谷來到中國取經，或許他們發現已經跟不上中國的速度，或許他們發現中國走的已經是他們走過的老路。

編輯：宋德勝

題圖：FastCompany ■

這裡就是 TechBoard 第二十七期內容。 TechBoard 是一個全球視野下，甄選每周重要科技評論的欄目。我們將以摘要的形式引入值得閱讀的科技評論文章，並鼓勵讀者去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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