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邦新造」：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原標題：「舊邦新造」：中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撰文：魏磊傑

中國初始通過「近代自我重組」主動謀求走加入列國體系的「國際化」道路，並實際上從「一戰」中獲益頗多，然最終卻為何發生「從威爾遜向列寧」的180度歷史位移，反而走上批判列國體系，通過重構國際秩序而實現新「國際化」的道路？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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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采歐洲分期法，梁啟超在1901年《中國史敘論》中將中國歷史定為三段：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為「中國之中國」；中世史，自秦一統後至清乾隆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賾競爭最烈之時代」；近世史，自乾隆末年直至他寫作時，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 在他眼中，作為一個明確的歷史過程的「中國」，只能是與亞洲和世界同時存在的；當且僅當其自覺地步入世界，中國才能被設想為一個特定的民族。 在本質上，「中國」並非先驗的「中國」，從秦漢延續至清朝的中華帝國並非一個「國家」，而是由承受天命的天子來統治的包括「中華」與「四夷」的所謂「天下」，是由士大夫階層主導的列文森意義上的「文化主義」政治構成體。 此等體制存續了兩千餘年，只有當19世紀晚期遭逢「洋夷」這一「他者」的強有力挑戰，其支配地位難以為繼時，統治者才不得不放棄文化主義而轉向民族主義，以此試圖重建新的政治構成體來維繫自身認同。 「世界進入中國，使中國進入世界不可避免」。 在這種情勢下，此時被視為西方富強本源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主權的唯一合法的表達形式——遂開始成為政治精英追求的理想模式，希求通過自我改造而進入現代列國體系的「建國」（state-building）一躍成為20世紀前半期中國政治走向的中心議題。

霍布斯鮑姆說，如果要為19世紀找尋一個主題的話，那麼，這個主題就是民族國家，而現代社會的歷史意識亦無可爭辯地為民族國家所支配。在近代歐洲所創的帝國與民族國家對立的二元論中，民族國家成為唯一的現代政治形式和發展資本主義的首要前提。 近代世界進程總體呈現的就是肇端於西歐並隨之波及整個世界的從帝國轉向民族國家的單線敘事。事實上，朝貢體系與條約體系的二元論仍是「帝國—國家」二元論的一種衍生形式，清末民初生存競爭語境下的「走向共和」與「舊邦新造」，意在解決的就是如何把古代的天下一統的文化普遍性問題轉換為一個現實的局部政治建構問題。由此，從百日維新到民初政黨之爭，圍繞的核心議程便是如何調動文化與社會及心理的各種因素為建構政治性的國家理念及實體而服務。然而，在近代精英心中，西方衝擊激起的憂患意識和救亡圖存熱情，恐怕不可簡化為非此即彼的民族主義或世界主義。不可否認，雖民族主義終歸蘊藏壓迫他者的邏輯衝動，具有民族利己主義的潛在性格，然此時初萌的民族主義立場卻往往與世界主義價值相互混雜，其本身亦經由諸如「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爭取球籍」之類的世界主義話語來表達。 當然，兩者雖相互支撐，以國家建構為中心彼此粘連，甚至可謂一體兩面，但本質卻有不同側重：前者常常體現在國家建構的域內維度，為一種「國家民族主義」（statist-nationalism），後者則更多投射於國家建構的域外維度，為一種「國家世界主義」（statist-cosmopolitanism）。

縱觀晚近二十年這一領域的文獻，絕大多數聚焦國家建構的域內維度，而以徐國琦《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中文版）一書為代表的少數著作則獨闢蹊徑地從國家建構的域外維度來切入。 積极參与國際事務，謀求加入與改變國際體系(即所謂的「國際化」)，並意圖達致重新創建新的「國家」認同與確立新的國際地位，乃是這類著作的總體論述邏輯。在很大程度上，明顯仿效戴維·肯尼迪的《「一戰」與美國社會》（Over He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merican Society）與弗雷德里克·迪金森的《日本與「一戰」》（War and National Reinvention: Japan in the Great War）寫作模式，踐行其導師哈佛大學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鼓吹的國際史「聯動式」研究方法，徐國琦意在通過將「一戰」作為考察中國進行蛻變、復興和轉型的參照系，以國家建構為論述主線，來力圖證偽兩種相互依託的通行觀點：其一，在政治混亂的軍閥時期，中國外交是如此沒有作為，乃至受到其他大國的推動才被迫參戰；其二，藉助參戰實現參與「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只是北洋政府自甘為列強傀儡，為其在華利益服務的「賣國外交」之表現，即便有所爭取，充其量亦不過是「沒有成果的國家主義」（日本學者瀧口太郎語），於國家建設無甚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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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中國的國際關係，大多被描寫成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與以歐美為中心的條約體系的對峙、相剋和糾葛；且又多被詮釋成朝貢體系被條約體系打破，中國被納入條約體系的變遷過程。此等理論最初因契合西方「衝擊—回應」或「傳統—近代」範式而頗受日美學者支持，而在中國則是以帝國主義的侵略作為事件背景進行說明。 早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問世前，因這種觀點過於簡單化的西方中心論導向而已備受批評，相對於世界史而言的東亞史的內在性亦開始受到重視，然它卻仍在學界留有餘響。一般學者認為中國參戰並非出於主動而是由於協約國和美國的外部壓力使然，便是這種思維與「反帝」的傳統革命史觀聯合作用之結果。針對此等慣性誤判，明顯從置於中國史境（Chinese context）的中國問題著手，可謂「密切注意中國歷史的軌跡和中國人對自身問題的看法，而非從西方歷史期望的觀點出發，去理解（這段）中國歷史」， 徐國琦得出如此論斷：中國內部的主戰派力量要比促使中國參戰的外力更為強大；當時社會精英將「一戰」視為中國加入世界新秩序的絕佳機會，參戰絕非外力使然，而是中國領導者慎重地利用時勢的主動選擇。 不難看出，惟有理解這一核心論點，方可真正明晰中國與「一戰」之間存在的歷史邏輯關係。就此，可從「中國」當時所處的時空語境、中日民族國家建設歷程之異同以及中國由此面臨的緊迫議題三個交錯維度來綜合把握。

從19世紀中葉開始，東亞被迫迎來朝貢關係與條約關係的並存時代。列強表面上似乎默認建立在朝貢關係基礎上的清朝與朝貢國的「宗主-藩屬」關係，實則卻藉助與「宗藩」諸國締結條約，並通過一系列運作來支離和瓦解東方既存的「朝貢體系」。 然在此過程中，最活躍並最終促就傳統東亞「國際」秩序崩解者，卻是朝貢圈的特殊成員——日本。如果說依源於近代西歐的民族國家邏輯，儒學普遍主義的核心特徵是對內道德與對外道德的一致性與連續性；那將兩者割裂，並以前者為絕對的行為基準，正是民族國家邏輯的起點。就此而言，東亞的「近代」並非源於鴉片戰爭，而是源於甲午戰爭，因為台灣、澎湖等「王土」的割裂，對琉球、朝鮮宗主國資格之喪失進而導致「東洋」政治普遍主義以及基於其上的國家定位的徹底「變天」，對當時士人來說，遠比「西洋的衝擊」更具毀滅性。 此等國際秩序的體系轉換，借用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的表述，乃是不可逆轉地從「一統垂裳」之天下轉變成「列國並立」之世界。 鑒於近代國家主義的框架是以對等主權國家的競爭生存為前提的近代國際關係，面臨「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梁啟超語）的懵懂現狀，如欲確保「中國」這個國家在「列國並立」的世界中的生存與發展，就須對以「一統垂裳」的世界觀為前提的各種制度進行全面革新。由此，始於晚清並延至民國的作為「華」而自行實施的近代重組順理成章地拉開序幕。在很大程度上，在這種主權國家化的過程中，為實現「富強」，漸次將「近代」、「文明國化」作為對外關係的基軸：首要是確定國土與國民基礎上的「獨立」與「統一」，進而通過國際事務的參與以克服「不平等」之劣勢。

實際上，誠如梁啟超所云「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戊戌政變記之康有為向用始末》）以及陳獨秀所云「甲午一役，軍敗國削，舉國乃大夢始醒」（《獨秀文存之吾人最後之覺悟》），這次落敗把50年來清王朝的危難、社會經濟動亂以及歐美日對中國領土、資源、政權的不斷遞增的要求具體化為一種社會政治和全球危機的緊迫感，而正是這種緊迫感給當時社會和思想的演進帶來了莫大影響，社會精英遂開始抱持一種歷史共時意識，轉而採取積極姿態主動謀求「入世」。在《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一書中，川島真指出經歷「夷務→洋務→外務→外交」這一進退維谷、迂迴曲折的過程，中國的近代外交最終形成於20世紀上半葉， 因為此時中國方才領悟到已被組合進國際社會（Family of nations）， 並認知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辛亥鼎革後，接續既有導向，初建的中華民國更是懷著誠摯、熱情與坦誠，也許還有一點天真的想法，主動尋求文明國化，努力加入國際體系。從20世紀初到「一戰」爆發，中國積极參与1899-1907年海牙和會、1906年日內瓦會議、1904年戰時醫院船國際會議、1905年羅馬國際農業大會以及1912-1914年海牙國際禁煙會議等諸多國際會議，可謂這種良苦用心之集中體現。根據卡爾·瑞貝卡的觀察，如此不遺餘力的主動作為意在謀求解決的問題就在於「一個由歷時性的達爾文主義所展示的世界，如何能夠在勢不可當的歐美、日本強權的環境下被建造為全球重建的活躍場域……來供中國人和同伴們反抗構成他們的共同時刻的全球不均衡性」。

1899年海牙和會

對日本而言，甲午之役亦是意義非凡的分水嶺。與福澤諭吉齊名的近代思想家德富蘇峰曾將維新改革視作日本的「國民自覺」時期，而將甲午戰爭視作其「帝國自覺」時期。 與多數學者相同，他之所以將此役視作日本近代民族國家確立的標誌，概因從19世紀中葉起，日本用去不到50年的時間，就實現了夢寐以求的兩大目標——對東亞的稱霸和對歐美的平等，而這場戰爭正是成就上述目標的契機。 一方面，與中國不同，日本擁有雖短暫但卻具有實力的戰後期間，使其能在東亞範圍內確立自己的國家定位，實現名副其實的「獨立自尊」；同時，為解決崩解後的東亞秩序應以何種方式再生的現實問題，日本完成了亞洲認識範式的轉變，應運而生的產物便是所謂的「亞細亞主義」（所謂「近代的超克」）： 由成功瓦解舊秩序的日本擔當「解鈴人」的角色，藉助「東洋」、「東亞」、「大東亞」等一系列文化政治學的話語符號，鼓吹「東洋門羅主義」，它試圖承擔起第一次中日戰爭後重建東亞新秩序的「使命」。 如此，秉持這種建構出來的東/西洋二元對峙的政治思維，日本漸趨從丸山真男所謂的由「明治健康的民族主義」（「興亞」）走向「昭和的超國家主義」（「侵亞」）的質變過程。

另一方面，與中國相同，在維新後，日本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修改條約以爭取民族獨立，所以在整個明治時期，作為因應之道的民族主義始終佔據支配地位，是為「明治精神的脊樑」。 然伴隨甲午的勝利，這一問題漸趨獲解。從《日英新約》取消治外法權開始，隨後的《日俄新約》、《日美新約》、《日德新約》、《日意新約》甚至《日墨新約》和《日秘新約》，均做出類似規定。面對此等成績，副島種臣評價道：「日清交戰之際，日本海陸軍屢勝。列強畏敬，於是美、意、俄、德、法、奧、匈等諸國皆繼英國而認改正約章，至三十年（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末歐美主要各邦與日本莫不印而對等之約章成」。 不惟如此，更具說明意義的是，1902年英日又在倫敦簽訂《日英同盟協約》。該約在世界上造成轟動，畢竟這是西方大國與東方國家之間簽訂的第一個同盟條約，它使得日本在國際關係中獲得了最為確切的承認，開啟躍升世界列強的快車道。

可以說，任何關於民族國家成形過程的研究都須立足於作為一個歷史疑難的民族主義的出現。然如查特吉所言，「亞非民族主義想像最強大的和最具創造力的結果不是基於認同，而是基於與現代西方所宣稱的『模塊化』的民族主義社會形式的不同」。 明顯異於赫爾德或馬志尼式的民族主義，19世紀末身處相同歷史時空的中日承載的皆為一種政治化的民族主義，從而造就篤信類似的民族國家建構邏輯：只有「民族」的統一性，才有「國家」的獨立性；只有國家的獨立性，才有條約外交的可能性；而只有條約外交的可能性，才有基礎在國際一律的原則保護下獲得與列強平等的地位並因此保全自身。然如上述對比呈現的那般，相同境遇卻因迥異的歷史構造促就截然不同的「自覺知我」之結果。甲午戰爭後，以中國為墊腳石，日本踏上成為地域性列強的道路：伴隨帝國憲法與修改條約的初步完成，日本最終以形成「臣民」的方式解決了形成「國民」的問題，以走向帝國主義擴張的方式完成了創建「日本」的問題。所謂「知我」，便是形成共同意識，自主意識，知自身之實力，知肩負「雄飛世界」的所謂「國民使命」； 而在目睹世界新霸權的民族統一與歷史軌跡後，中國社會精英方才如夢初醒，真正「知我」為弱國地位，在內憂外患的艱困時局下，開始「製造中國」的「自覺」歷程。在很大程度上，中日之間此等國家建構歷史基點的懸殊差異以及由此設定的政治議程的不同從根本上決定了東亞國際秩序的未來演進， 更對中國近代外交之布局及其支撐之下參與「一戰」的路徑選擇產生了最為直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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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國際政治版圖與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可謂直接得益於歐洲均勢的存在。作為一種國際政治觀念的「均勢」大約肇端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之後（1648年），而大行其道於維也納體系確立之時（1815年），雖難以界定，但大體是指在國際政治中一國或數國共同反對他國霸權，以維持一種彼此剋制的力量均衡態，而外交的基本方針應在均衡框架內追求本國利益。同樣，政治均衡態一旦喪失，既有體系勢將難以為繼，所以近代國家體系的本質便是反對任何強國取得絕對的優勢地位。 甲午之後至一戰之前，世界體系經歷了一次結構性變遷，從「單一中心結構」向「多元中心結構」轉化，持續百年的維也納體系發生動搖。列強在歐亞均勢的喪失造就極度不穩的「中心—邊緣」結構，加之國內民族主義的勃興，構成了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主導的帝國主義浪潮的力量源泉，延至20世紀初，諸種勢力相互激蕩、彙集並對傳統國際體系發起挑戰。1914年6月28日，薩拉熱窩的兩聲槍響徹底點燃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新興資本主義強國終於迎來期待已久的以各自利益與觀念重繪世界秩序的歷史時刻。當然，對於中國，這亦是有望改變現狀的大好良機。

徐國琦認為，由於歷史學者過去未曾正確地認識中國的參戰意圖，這就使他們無法體認中國社會與政治精英在一戰期間所感受到的其所稱作的「危機意識」。 在他看來，所謂「危」的一面，即中國必將面臨被迫捲入戰爭的危險。綜合時論，就此考量維度大體有三：其一，歐洲危機的爆發與對勢力範圍的爭奪直接關聯，1911年摩洛哥問題導致德法關係緊張，1912年意土和約引發巴爾幹戰爭即為鑒證。由於交戰國在華皆擁有勢力範圍，早已淪為「歐洲政治後院」的中國實難獨善其身；其二，無論哪方取勝，中國皆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與空前的壓力，畢竟戰爭勢必影響列強在華的勢力均衡：在戰爭結束後，列強定會加強對中國的控制以彌補它們在別處的損失。 其三，歐戰爆發，其他列強的視線將咸集於歐陸，這將使日本在東亞橫行無阻，其必將企圖獨霸中國。事實亦是如此，歐戰爆發導致列強在華力量均勢的崩解，在日本看來，堪稱「大正新時代之天佑」。 大隈重信內閣更是宣稱「日本必須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以「在今日之局勢中創造亞細亞之未來和對華政策之基礎」。

然對時代精英而言，歐戰更多的是意味著中國的「機」遇而非危險，畢竟劇烈衝突將導致國際體系根本更易，而這將是提升國家地位進而參與創建世界新秩序的良機，中國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因勢利導地勿失此等良機。就此，梁啟超以及同一陣營的研究系之觀點可謂切中肯綮：「因應世界大勢而為我國家熟籌將來所以自處之途，第一從積極進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時有所自表現，不足以奮進以求廁身於國際團體之林；從消極維持現狀言之，非與周遭關係密切之國同其利害，不復能蒙均勢之庇」； 「此次戰事……我國外交不於此時自啟新局，闖入局中，與人頡頏，以求一自全之道，必待局勢，既或屏諸門外以聽他人之處分，不將從此沉淪耶！……列席和會，無論如何，我國必有容喙之地，若不得列席，則俎上之肉，任人宰割」。 換言之，如欲不受「危局」所害，進而成就國家的自強與自主，作為一弱勢政治體，就必須在國際上彰顯自身存在，就必須為世界立功，與列強「同其利害」，如此才有可能在戰後新均勢格局中獲取博弈資本，而主動求戰，並水到渠成地出席戰後和會，無疑是理想路徑。在這一點上，不難看出，政治均勢不僅是列國體系成就的前提，更是國際外交與國際法發生效用之保障。

在《天堂與權力》一書中，美國戰略學家羅伯特·卡根指出，一國對外交/國際法的支持與其在全球體系中的實力成反相關關係， 其實說的正是這個道理：當強國普遍依靠非外交的方式時，弱國則會特別注重外交，因為這也許是改善或保護其國家利益的唯一手段。在某種程度上，只有理解此等「弱國的武器」的生成邏輯，方能真正明白中國為何主動選擇參戰，而且還要與日本——這一最危險的勁敵——一同參戰這個看似矛盾但實為策略性選擇的意涵所在。當然，從根本上說，這同樣亦是客觀評判當時中國政府參戰外交之得失成敗的基礎。

如果說日本在1895年甲午一役中擊敗中國並給中國造成嚴重的「國家」認同危機，那麼日本在1915年提出「二十一條」不僅喚醒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而且更促使中國政府確立了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首要目標：必須參與戰後和會。然作為弱國，兩次謀求參戰的成敗卻不由不取決於國際強權之利益裁量。詳言之，1915年參戰受阻原因有二：其一，日本不願中國加入協約國，蓋因其對華別具野心，深恐中國參戰後，國際地位轉變，日本對華不能為所欲為，這明顯對其國家利益有害；其二，在協約國看來，日本協濟遠比中國參戰更為重要，畢竟日德媾和甚或勾結，對它們而言，形同惡夢，遂為避免在關鍵時刻失去日本支持，協約國不僅拒絕中國參戰，而且更讓日本主導協約國的遠東政策。 而1917年順利參戰原因亦有二：其一，面對日本勢力戰時在華全面膨脹，美國暫時缺乏餘力與其全面對抗，徹底抑制其行為，故轉將問題的最終解決留待戰後，通過加強中國在和談中的地位，用以牽制日本對華之擴張，便是預先部署之舉措。為此，在對德絕交的同時，美國拉攏中國對德宣戰。 其二，日本此時預料歐戰即將結束，在中國問題上，列強對其將從戰時容忍轉為戰後遏制，為確保在華「特殊權益」，必須先發制人。同時，因英日同盟已喪失實質意義，其在國際中孤立的危機更因日美間漸趨加深的對立與帝俄的崩潰而激增，為此，日本須在對華政策上改弦更張，以因應世局變化。 化被動為主動，轉而督促中國參戰以圖削弱美國對華的影響力，進而鞏固其領袖中國之地位，便是日本遠東政策發生根本更張之原因。

二十一條

在整個過程中，儘管國家行為處處掣肘，但決不意味著北洋政府在參戰問題上無所作為，只是追隨國際政治風候左右搖擺。相反，一旦中國明晰參戰價值，便會為實現最終目標而竭盡全力。綜合研判，這種努力主要彰顯在兩個層面：參戰受阻後「以工代兵」計劃的實施與參戰有望後對列強主動提出收回主權的請求。一方面，時任外交次長曹汝霖在1915年向袁世凱建議，遏制日本侵華的最佳方式就是加入協約國參戰，即使不能派兵赴歐，也要盡己所能幫助協約國。這或許代表了當時政治精英們的普遍共識。基於此等預判，當參戰努力被日本扼殺後，中國謀求向協約國派遣華工以補充人力的計劃便被提上政治日程。據統計，一戰期間，歐洲戰區華工總計約有14萬人之巨， 儘管他們與協約國並肩工作而非直接參戰，但通過此舉，中國不僅向世界有力地展示了參與國際事務的渴望，表明中國人有誠意且有能力支持協約國，而且以此方式將中國與協約國戰爭命運直接綁定，進而推助其他更重要的外交目標之實現：「在此意義上，正是這些目不識丁的農民成為中國致力於創建新的國家認同的前驅。他們的血汗、犧牲和生命為中國外交官在巴黎和會上爭取國家承認、為中國登上世界舞台和實現國際化提供了重要的憑藉」。

另一方面，經過兩年漫長等待，參戰之路在1917年初通暢後，朝野皆希望藉機除收回德奧租借地外，還能與協約國談判廢除或修訂不平等條約。對中國而言，參戰無疑是對戰後處理的一種遠期投資，是為中國本身所需。然北洋政府同時也意識到，中國參戰亦為協約國所現實需要。因此，中國期望在加入協約國的同時能得到回報。同時，既然大國政治家們公開鼓吹，在戰後主宰國際社會的將是正義與公平，那麼在中國參戰之前，先把現有對外條約進行公平合理地修訂，實為理所應當。由此，在獲得修約、經援以及確保參與戰後和會並將獲平等對待的系列承諾後，中國在對德奧宣戰前正式向協約國提出停付庚子賠款與修訂協定關稅等要求，明確表明意在收復主權並融入國際社會的迫切願望。當然，身處實力外交的夾縫中，儘管協約國欣然向中國做出的承諾事後大多未獲兌現，但此舉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中國通過各種渠道謀求參戰絕非外力壓迫使然，而是結合自身境遇與國際生態因勢利導做出的謀求主權自主的國家理性行為。

總之，當時中國在國際政治中的角色太過弱小，但卻抱有利用列強之間的對立開創有利於自己的局面、在提高國際地位的同時爭取與列強對等的志向。北洋政府主動選擇參戰如實地彰顯了此種志向。與1900年對列強的宣戰不同，中國在1917年對德奧宣戰雖含從強從眾的因素，但這一抉擇本身無疑是積極的，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如果說晚清政府在庚子事變期間對列強宣戰是源於仇外、盲動和野蠻，那麼中國在一戰期間對德奧宣戰則是進步的、具有國際視野的，一次意在捍衛國家利益的理性與慎重的外交抉擇，可謂「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重要里程碑」。 倘若前者可被解讀為一種「反現代性的鬥爭」，那麼後者則是不折不扣的一種「為現代性的鬥爭」。至於在巴黎和會上，中國未能受到平等對待，未能實現自己預期目標，這並非評價參戰決定是否明智的標準。中國能夠參與和會，闡明自己的立場，在國際舞台上做一出色亮相，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涵。誠如有學者客觀評價的那樣，「參戰不能解決中國所面臨的一切問題，但參戰為中國提出和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可能的機會，抓住這個機會（無疑）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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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參戰之動機，是藉此提升國際地位，與各國平等；並把參戰視為列席和會的入場券，以求修正條約，收回已失國權，公允解決山東問題。炫於威爾遜鼓吹的和平計劃的理想主義色彩，國人當時普遍對和會抱持相當期許，相信「將予中國以絕好機會，中國將乘此時機，以其懸案訴於世界，將來巴黎和約，中國必可與各國列於平等之地，而所謂不平等條約者，皆將從而廢除」。 然和會既開，列強卻無意信守承諾，不願以「十四款」作為和議基礎，是以中國希望達致的具體目的，只有終結德奧在華政經利益上獲得滿意結果外，至於山東問題與「二十一條」之交涉，中國幾近完敗。本質上，此等常態論斷仍采「革命外交」視角來理解中國與「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之關係，強調這個體系為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聯合宰制，幸賴中國人民奮起抗爭，終能成就獨立自主。 以此，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皆被山東問題遮蔽，由狹隘民族主義支撐的「廢約」外交，彷彿成為概念化的政治正確與政權合法性之表徵，一道界分愛國主義與反革命的分水嶺，而北洋政府藉助參戰而謀求的「修約」外交在此等話語體系中自然往往被做悲情化之理解，「國恥史」、「賣國史」遂成為評價1920年代前後中國外交史的慣用標籤。事實上，拋去革命年代層累造就的政治神話與觀念束縛，全面均衡地貫穿理解近代歷史，便不難發現，這一階段的中國外交，除卻民族主義昂揚的一面，更有謀求國際化的不斷努力，並且成果斐然，影響深遠。就此，接續中國外交史學家馬士的三階段劃分理論，即「衝突時代」（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屈從時代」（Period of Submission, 1861-1893）、「被制服時代」（Period of Subject, 1894-1911）， 美國學者波賴將1917年北洋政府參戰譽為「實堪中國單獨參與國際政治之開端」， 並由此把民國前期外交界定為「收回國權時代」（Period of Recovery, 1917-1931），可謂經過抵近觀察與客觀類比後做出的相當妥適之評判。同樣，在重新審視民國外交成就後，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柯偉林（William C. Kirby）指出1914-1918年的歐洲災難使得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形成的聯合盤剝中國的純西方陣營發生重大分裂，中國由此得以成為戰後重組後多極國際體系的一員，而加入一戰則正是中國對外關係發生實質改變的主要轉折點。

在《民族國家論的射程》一書中，日本學者西川長夫歸納道，現代國家作為民族國家，與傳統帝國的區別計有五個面向，一是存在明確的國境，二是國家主權意識，三是國民概念的形成與整合國民的意識形態支配，即以國家為空間單位的民族主義，四是控制政治、經濟、文化空間的國家機構和制度，五是由各國構成的國際關係。 鑒此，民族國家可謂政權與主權高度統一的整全型政治實體，一方面不允許其國境以內有任何割據的力量，顯示出向心（centripetal）的性質；另一方面亦力主國家主權的完整，不承認在其國境以外另有超過國家的權力的存在，呈現離心（centrifugal）的特色。 在此等內外向度緊密結合的構造中，凸顯主權獨立的國際關係無疑是民族國家自我證成的一項必備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從這一往往易被忽視的外向角度切入，我們才可理解北洋政府通過參戰而謀求的主權外交與清末以降民族國家建設議題之間的邏輯關係。

一方面，凡爾賽體系由協約國陣營同戰敗國訂立的系列條約構成， 雖在和會上中國因山東問題交涉完敗而拒簽對德《凡爾賽條約》，然在對奧《聖日耳曼條約》與對土《色佛爾條約》交涉中卻斬獲頗多。其實，中國在巴黎和會上拒簽對德和約，其意義不僅在山東問題（免受和約中山東條款之約束），更促成中德事後的單獨議和，使中國得到遠超過《凡爾賽條約》之收穫。在此意義上，僅因山東問題交涉失利，便將中國參與巴黎和會全盤斥之為「外交失敗」，難謂公允之論。具言之，首先，在對奧和約簽訂前，義大利要求繼承奧國在華租界，而奧方企圖繼續維持最惠國待遇不變，對中國的條件提出異議。就此，北洋政府明確拒絕，交涉中這兩項提議皆被駁退，中國原案寫進《聖日耳曼條約》第113-117條中。對中國政府的此番據理抗爭，川島真給予「鮮為人知的外交勝利」的頗高評價。 與此同時，鑒於除山東問題與歸還掠奪的天文儀器外，對奧條件與對德條件基本相同，中國仍因簽署對奧《聖日耳曼條約》得以成為國聯創始會員國，由此並非以達致西式「文明」之標準，而是以反抗條約體系及宣稱適用於西方之主權平等原則第一次自覺地進入「國際社會」。不惟如此，中國更在事後當選首屆非常任理事國，且連選連任三屆，成為國際聯盟「宇內合作」的積極分子。在國力衰微時代，此等國際表現，可謂外交史上的光輝一頁，有學者更將其視作「西方列國接納中國為國際社會平等一員的具體表徵」。

《凡爾賽條約》簽署現場

其次，在協約國列強旨在肢解奧斯曼帝國使之徹底淪為「西亞病夫」的《色佛爾條約》交涉中，鑒於該約建立在《凡爾賽條約》模式之上，精神無非是「領土割裂」、「監督軍政、財政」、「協定關稅」與「擴大治外法權」等中國鼎力反對與力主徹底廢除的東西，如若簽字，極易被誤解為中華民國亦贊成這些精神，這不僅有違既定外交政策，更會對將來廢除不平等條約造成不利影響，故在顧維鈞建議下中國政府決定不簽。 不難研判，與拒簽《凡爾賽條約》一樣，在《色佛爾條約》問題上，當時中國的外交精英對主權問題抱持相當的敏感與自覺。雖現實價值可能微不足道，然此等用腳投票的「表態政治」卻向世界充分表明了中國政府秉持的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鮮明立場以及力求主權自主的堅定決心，宣示意義足堪與上述利權之回復等量齊觀。在《中華民國外交史》一書中，對和會外交之結果，民國外交家張忠紱先生做出此等中肯評價：「是以巴黎和會對於中國之處置雖多未能使中國滿意，但中國已因巴黎和會而獲得相當之結果，當無疑議」。

最後，由於未簽《凡爾賽條約》，減少了協約國對中國決策的影響，從而促就對戰後秩序安排皆感失望的中德兩國另訂新約。作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同為主張修正國際條約的大國，中德在國際政治中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標，但他們均被排除於國際秩序之外、都遭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這樣一種地位反而使得彼此皆能果斷背離19世紀末20世紀初通行的帝國主義實踐，無拘無束地創造中外合作的新形式。1921年《中德新約》明文廢除了最惠國待遇、治外法權、協定關稅等利權，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與西方大國所訂的首個平等條約。該約不僅鬆動列強在華特權地位，促生其應與中國修訂舊約的道義壓力，而且亦為日後中外議定新約從而確立新型民族國家間的平等關係提供了範本，意義可謂深遠。同時，和約簽署後，德國為贖回戰時被收管財產，早日恢復在華商務，1924年再與北京政府簽署換文，以此中國獲得總值約8400萬元的巨額賠償。 鑒於「二戰」後台海兩岸皆先後放棄對日索賠，遂使這份新約成為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對外以戰勝國身份獲取戰爭賠款的條約， 堪稱永載史冊的外交功績。其實，此番結盟，更大意義還在於其引發的深遠政治影響。在與德國的交往中，隨即承續該政治遺產的南京政府開啟了近代中國的第一個基於平等互利原則和實踐之上的合作關係。這一關係建立在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的聯繫之上，在許多方面乃民國期間最密切最富有成果的，其集中表現便是德國通過「工業外交」賦予了中國在中日戰爭初期藉以生存的軍工能力，這對於抗戰的持久維續以及日後中國工業的國有化意義非凡。

另一方面，外交失敗論明顯將判斷基準繫於山東主權的收回與否，然這種短程考量並未慮及參戰其實抱持更為遠大的國家目標：實現中國的國際化，加入國際共同體與實現主權的完全獨立。換言之，若從近代民族國家建構的長程向度對此重新評判，結論便會截然不同。如果繼續糾結於巴黎和會的所謂「出賣」，那麼我們就不能理解20世紀中國歷史的全景，也難以完全認識中國的國際化對中國的參戰努力與參戰政策的重要意義。同樣，只有超越所謂的「背叛」情節，甚至超越巴黎和會本身局限，放寬歷史的大視野，從長程視角綜合研判中國晚近以來曲折的國際化歷程以及各段彼此之間的邏輯接力關係，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一戰這一特殊歷史時刻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意義，才能真正體悟中國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精英何以把參與其中作為中國尋求新的國家認同以及與世界建立嶄新關係的獨特契機。

其一，即使只是出席巴黎和會本身，中國業已部分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新形象。在和會上，中國代表勇於並善於參與國際新秩序的建設，力圖讓戰後秩序留下中國烙印，這本身就是一大外交勝利。此外，山東問題雖未獲解決，然中國所受之不平等待遇，已因和會之經過與中國民意之反彈，而引起全球認識之注意，預伏華盛頓會議關於中國問題順利解決之張本。從長程考察，參戰以及渴望加入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決心使中國得以成功地出席巴黎和會，並進而被組合進「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之中，而正是該體系下的九國公約和國際盟約一起保障了北洋政府的國際地位，奠定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外交的基礎。除卻上述與德奧戰敗國的成功訂約，在九國公約交涉中，不僅日本將膠州灣、英國將威海衛歸還中國（正式回歸於1930年），北京政府還以主權國家的姿態，逐次順利地從比利時等國收復國權。事實上，正是依託「凡—華體系」這一後盾，北洋政府秉持對列強（修訂舊約）、非列強（平等訂約）以及戰敗國（廢除舊約、重訂平等新約）區分對待的外交原則，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前，就已與中南美洲各國、新興歐洲諸國、五列強以外的許多國家成功地締結了至少是字面上的平等條約。在這種「不妥協但合法度的漸進主義」外交政策下，到1930年代初，談判已使中國重新控制了海關、關稅、郵政、鹽專賣歲入，以及近三分之二的租界。可以說，這些成就逐步提高了中國的國際認同，為「二戰」後實現其與諸強並駕齊驅的國際地位預設了穩固基盤。在這種意義上，如果說中國的參戰使得歐戰「世界化」，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那麼同樣可以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亦使得中國「世界化」：通過參戰，「中國」——1912年以前實在只是一個地理的而非政治的稱謂——開始擺脫受「列強」監護之狀態，漸趨恢復晚清時代被嚴重限制的「主權」和「自治權」，經由「近代國家化」，正式走向世界，踏上實現「大國化」直至「強國化」的崛起征途。

其二，民族國家的建構大體是指以民族為主體，以民族榮譽、民族自決、民族主權、民族命運等意識認同向政治自主性作邏輯歸位，亦即民族國家是一個文化社會與法律政治組織形態的整全實體。 這就意味著，在國家建構過程中，一種整全型的國家意識塑造至關重要。中國參會的主要目標儘管被認為「沒有實現」，但參戰卻對長期追求的國家建構與國家認同之形成，助益甚巨。圍繞為何參戰、如何參戰以及戰後交涉，外交通過通電、媒體為國內各階層所共有。各地一旦發生涉外案件，外交就為全中國所關心。此等舉國關注普及了維護民族利益、保護和收回主權等國家主義共識，並轉而為參加國際會議的全權代表和進行地方交涉的承擔者所共有，通過這種內外持續互動，「外交」遂成為使國民意識到「中華民國」或「中國」整全存在的有效媒介。在這個意義上，一戰實際上是一次影響深遠的教育過程。可以說，沒有這種普及作為鋪墊，巴黎和會不可能引發「五四」這樣一場規模巨大的群眾運動，民族國家觀念更不可能成為日後中國支配性的政治觀念。這種講求整全性的政治觀念，對於無論主權還是政權皆缺乏完整性的民初中國而言，意義不可不謂重大，畢竟在整個民國時期，各派勢力其實皆是圍繞如何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這一中心課題而互相競爭， 而中華民國或「中國」這個統一框架（所謂的「體統」）由此才得以維持。僅就外交層面而言，一個明顯的例證是，1920年以前，不論是廣東政府還是地方政府皆是以與北京政府採取相互聯手、相互補充的方式處理地方涉外案件的，這顯示出地方在截留稅款等內政方面與中央的對立只是局部性的，在外交層面凸顯的中國總體上仍是一個「統一」和「對外一致」的主體。 與一戰後各大帝國——哈布斯堡、霍亨索倫、羅曼諾夫、奧斯曼——「走向共和」即走向分裂不同，柯偉林指出，清朝雖然覆滅，但清帝國的疆域依然保留。更準確地說，清帝國版圖就是中華民國的疆域基礎，這也許是中華民國外交的最大功績， 內在原因或許就在於此。在國力貧弱時代，持續的「外交」活動乃是維持「中華民國」或「中國」這一主權統一體的一大要因，亦是維持疆域完整之基本保證，而其間經由外交促使國民獲致的「中華民國」或「中國」之整全存在的國家主義意識，著實不可或缺。由此，在20世紀前半期中國的政治劇目中，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主權連續性遂成為國內政治博弈的規範前提，而分裂始終是一個不具有合法性的辭彙，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頗有必要提到的是，這種持續重構主權的鬥爭在不經意間也造就了一個偉大的歷史創舉：在蘇聯崩潰後，中國成為前20世紀農業帝國中唯一一個將主權連續性維持至21世紀的國家。

其三，如何在「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中對這段參戰外交進行通史性定位是個重大課題。不過憑依這一均勢平台，把傳統上歸為從屬因素的中國推到國際政治史的前台可謂意味深長。為了國家的生存和富強，北洋政府一方面探索「文明國化」道路，以修改不平等條約；另一方面在提高國際地位上追求「更高」，漸趨抱持與列強同伍的「大國化」志向。這個志向既為1920年代披上國家主義外衣的國民黨政權所繼承，一直及於台灣；同時也為掌握社會主義理論的共產黨政權所延續，成為貫穿20世紀前葉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外交之基幹。然如將「大國化」置於民初以降的歷史連續統中考察，就會發現此等志向從自我期許到具體現實的蛻變，不僅有賴於國內政治整合的逐步深入，且更得益於國際政治力學結構的不斷推助，而正是最初的「參戰外交」使得這種聯動效應成為可能。1930年代以後的中國進入了全球權力政治的中心、成為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國民族主義、日本軍國主義以及蘇聯社會主義的共同影響下實現的。英美列強不得不支持國民政府，使之與這些勢力對抗，而由於回歸「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堅持站在英美陣線，中國終能成為「二戰」同盟國之一員，並廁身戰勝國四強之列。如果說1927年的中國仍是「一潭稀泥」，那麼1945年的中國已然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國際存在：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碼、同盟國勝利的重要保障。較之第一次大戰，此時的中國在同盟國中的角色早已今非昔比，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合作者而非可有可無的乞求者；此時的中國在不斷的進取中已然正式躍升為一個「世界大國」，戰後順理成章加入聯合國，成為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便是此等國際認同與國際地位之集中體現。

5

在《極端的年代》一書中，霍布斯鮑姆將「短20世紀」的開端確定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刻，而其終結則為1991年蘇東的解體。戰爭與革命是這個時代的兩個中心議題。 這也意味著整個20世紀的歷史與一戰及其引發的革命有著密切關係，它的終結正是這場戰爭產生的歷史範式的終結。1919年五四運動直接起因於對巴黎和會及《凡爾賽條約》出賣中國權益的抗議，而這個危機又根源於日本與德國對山東權益的爭奪，以及德國的戰敗。在這個意義上，五四運動是一戰這個世界性事件的序列性後果之一，它明確地將中國的國內政治（政權）與國際事務（主權）纏繞在一起，最終形塑了中國民族國家建設（政權+主權）的路徑選擇。

五四運動

一戰期間以及巴黎和會之前，中國對中華民族的復興以及加入世界新秩序的前景充滿厚望，意圖借歐洲戰勝的東風，由外及內，畢其功於一役，一舉解決中國的全部問題，從此進入大同境界。然「奇蹟」沒有降臨，公理戰勝並未成真，中國仍為入江昭所言的「世界政治中遠東的隔絕」。 在很大程度上，「凡爾賽的背叛」意味著協約國道德的破產與西方現代性的祛魅，實際形成中國「輿論」的社會精英，在極度樂觀遽變為極度悲觀之餘，開始質疑西方的價值觀，甚至質疑中國認同西方的可能性，重新謀求中國的出路與自我救贖之道。若將梁啟超早年的《新民說》與他寫於戰後的《歐遊心影錄》相比，我們不難發現前者內含完美的西方形象，而後者卻彰顯西方文明的百孔千瘡。在這本揭櫫告別「科學萬能」並倡導「中國不能效法歐洲」的「告白」書中，他談論的「中國人之自覺」不再是借鑒西方文明的自覺，而是從西方文明危機中反觀自身的自覺。 這種根本自覺可謂直接導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的共和危機：前者擊破了晚清以降中國知識人創造的近乎完美的西方形象，後者打碎了僅憑共和政治本身就可拯救中國於水火的幻覺。為此，新的政治必須建立在新的「自覺」之上，重構政治的行為必須以更新甚至否定既有特定的政治模式為前提。

本質上，推動「五四」之「文化轉向」的，不僅是從器物、制度的變革方向向前衍生的進步觀念，而且更是「再造新文明」的這種「自覺」。戰爭的結束與蘇聯的成立，為中國正在進行的文化運動和政治變革提供了新的契機。在巴黎和會上蒙受的屈辱阻礙了中國尋求西方模式的國家認同，國人轉而認為俄國革命可能才是中國進行國家建構的唯一成功模式。蘇俄奉行的「主義」本就來自西方，同時又表現為對西方文明的某種否定，此等「批判現代性的現代性」意識形態提供了一種新的政治可能性，最為契合西方認同分裂之後中國思想界的民族主義情緒， 從而促使辛亥革命前後形成的政治議題發生了「從威爾遜向列寧」的歷史位移。 在革命、妥協、議會鬥爭、超級總統制和復辟等一系列戲劇之後，不是19世紀的政黨，而是20世紀的同樣叫做政黨的政黨發明，不但佔據了主要的政治舞台，而且也極大地改變了官僚制國家的性質。事實上，無論是1920年改組後的國民黨還是1921年誕生的中國共產黨，它們都遵循了以黨治國的方針，在不同層次直接介入國家行政，從而使得公共行政不再遵循一般官僚制的邏輯，其組織結構深深地滲入各個社會細胞之中。通過此等黨-國互動，尤其是政黨直接介入行政，國家也成為一種進行整合的公共行政，由此產生了一種新的國家類型，即區別於西方議會多黨制+官僚行政體制的「黨-國體制」。

這種可謂從「政治主義」到「國家主義」（杜亞泉語）整合路徑的轉折，不僅深刻影響了日後中國國家建設的域內向度， 更同時塑造了其往往易被忽視的域外向度。歷經歐戰浩劫，19世紀末橫行全球的「帝國主義」外交，遭受質疑，美蘇皆提出新外交構想，競爭戰後世界秩序主導地位，競相拉攏中國。國際間一時「理想主義」外交風行，有利於中國爭取國際平等地位。但弔詭的是，中國雖初始尋求走加入列國體系的國際化道路，並實際上確從一戰中獲益良多，然經歷巴黎和會的洗禮與教育，最終卻走上了批判列國體系，通過重構國際秩序而實現再國際化的否定之否定式的國家建設之路。無論是在野還是掌權，之於藝術或之於工業，見諸內政方針或見諸外交政策，中國共產黨更多地是走蘇維埃的路子而不是背離它。如果不頻頻地提到共產國際、蘇聯領導人、蘇聯在民國時期對中國政治生活的大量干預，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歷史將很難講通。冷戰外交在根本上塑造了中國內戰並部分地決定了其結局。在共產黨「胎中之國」的對外政策中，雖然統一戰線取嚮導致了中共領袖們在1944-1946年與華盛頓談情，但他們心裡明白他們終將與莫斯科成親， 故在對外關係上做出了「非楊即墨」式的選擇：全盤導向一個（至少起初）擁有共同意識形態的陣營——冷戰意義上的東方。在他們心目中，新中國的外交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其一是通過革命戰爭摧毀戰後列強在東亞建構的國際秩序，根據一種新的對中國世界地位的認同來建構未來中國的對外關係；其二是通過革命性的外交行動，根本摧毀此前歷屆政府在中國建構的外交體系與對外關係的基本格局，使中華民族獲得徹底解放。 在很大意義上，在革命運動最後階段形成的這些外交思想與政策，同國際冷戰的進程結合在一起，最終塑造了新中國對外關係的基本格局。中國從未像在冷戰最熱年代中那般深深地融入一個國際體系之中，亦從未在一項對外關係上深入到如全方位中蘇同盟那樣的密度和廣度。「一邊倒」的外交取向不僅進一步固化了「黨國體制」，而且更對日後中國民族國家建設的基本路徑造成了深刻影響，直到今日仍留有餘響。在本質上，雖囿於時局不得不然，但人民共和國之所以能夠如此，一個頗具說明力的中肯解釋是，它承襲的是一個在國際上成功地維護了中國的地位、在內政中恢復了完整主權的政權，以至於民國能夠賦予中國晚清所沒有的能力——在境外主導中國的外部關係，在境內調整、引導對外關係以使其為國家服務，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伊始就現成具備了這種能力，並且可將其運用到極致。

放寬歷史的視野，評判中國晚近百年歷程，五四運動可謂一個分水嶺，將此前與此後的時代潮流大致區隔。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國國民黨的改組，以及北伐戰爭的展開，在一個短暫的時段內，一系列重大事件相繼發生，它們看似截然不同，實者相互關聯，共同「作用」將中國從此拉入一個「以斷裂為前提創造一個完全不同的新世界」的「滾石頭下坡式」 的激進主義革命年代。若從這個角度定位「五四」，那麼同樣亦可將「一戰」等量齊觀，畢竟中國近現代外交史之研究不可忽視政策、制度與觀念跨越不同政權的內在延續性，歷史總是接力存在而非相互否定，價值判斷更不能遮蔽對歷史進程的理性觀察。在此等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沒有一戰，何來五四？」

（作者授權刊發，原文《「舊邦新造」的國際之維:重思中國與「一戰」的關係》載《人大法律評論》2017年卷第3輯, 刊發時有刪節，注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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