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如何擊敗黃老獲獨尊？大儒曾譏笑黃老之學被罰獸圈與野豬搏鬥

原標題：儒家如何擊敗黃老獲獨尊？大儒曾譏笑黃老之學被罰獸圈與野豬搏鬥

漢初，接受秦朝速亡的教訓，認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並不能保障國家永固，因而採取一種新的富有變通性的辦法來管理國家。這種辦法概括地說，就是在指導思想上崇尚「黃老無為」政治，在國家制度上實行設郡縣與行分封二者並舉、相互補充的雙軌模式。

皇帝的清虛無為釀造了寬鬆的政治環境，老百姓所受的束縛和壓榨都大大緩解，有利於他們「休養生息」，恢復生產，醫治因長期戰亂所致的民生凋敝、國家虛弱的創傷。同時，「黃老無為」政治的盛行，客觀上也為思想界百家學說的重新復甦創造了機緣。儒、墨、名、法、陰陽、道紛紛登場，道即是最為興盛的黃老之術。帝後將相雖好黃老，但由於朝廷的民主、放任態度，對各家一視同仁，都立學官，因此並沒有形成一家獨尊的學術專制局面。尤其是儒家，

公元前141年正月甲子日，漢景帝崩於未央宮。當日，皇太子劉徹即皇帝位，年僅16歲，是為漢武帝。武帝自幼聰慧，《漢武故事》說他「少而聰明有術，與宮人、諸兄弟戲，善征其意而應之，大小皆得歡心。及上在前，恭敬應對，有如成人」。因此，深得景帝器重。景帝的宮廷中，黃老氣氛十分濃厚，尤其是景帝的母親竇太后喜好黃老的程度近乎偏執。

有一次，她召來《詩經》專家轅固生問對。轅固生對黃老之學很不以為然，竟當著她的面說老子的書「是家人之言」。家人，在民間即是指私屬，在宮廷中則指無位號的宮女子、宮嬪。竇太后一聽非常生氣，怒聲反譏說:「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城旦，為秦朝的一種刑罰名。竇太后的意思是，你們儒家學說比起道家峻急多了，儒家經典就像律令之書一樣冷酷無情。竇太后一怒之下罰他到獸圈裡去與野豬搏鬥。

景帝想不出辦法來改變母后的決定，只得給轅固生一把鋒利的武器，要他好自為之。轅固生入獸圈後，一下子刺中了豬心，才算撿回一條性命。竇太后的個人嗜好，對整個宮廷氣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可見，身為太子的武帝在他所接受的教育中，黃老之言正是不可缺少的必修科目。但是當時的太子太傅(即武帝的老師)實際上又都是儒者。景帝為太子擇定的第一位教習是大儒衛綰。

太子是一國之本，漢代朝廷歷來十分重視和慎重對待太子的教育。因而所考慮的人選，不僅要看他的才能和德行，而且要看他的學術出身和政治意識。太傅名義上是太子學問上的老師，但幾乎任何人都知道，這位老師對太子的影響遠不止於學問，他對日後皇帝政治風格的形成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這確實關係著朝廷的前途和天下的安定。

既然太子太傅的選擇是如此慎之又慎的大事情，那麼完全可以想像，這一問題的得到解決，應當是不同觀點和各種爭論最後平衡的結果。目前很難考證，竇太后對景帝拜二位儒者為太子太傅究竟持什麼異議，但這一人事安排與當時宮廷氣氛不甚調和，確實誘發了某些最終導致革新的早期因素。太子劉徹在課業安排上，也許受到的是多元文化的教育，這與當時百家並呈的自由學術背景是相符合的。竇太后無疑希望將皇孫栽培成一名履虛蹈靜、氣閑神逸的瀟洒君王，但黃老無為思想本身，並不允許她在有關皇孫

培養問題上過分固執地堅持一言堂。而實際施教的太子太傅，其言傳身教無不透出整嚴端飾、行規言矩的儒者風範，太子所受的耳濡目染，對於他如果一旦要從多元文化中作出選擇的話，將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很顯然，太子若是成長為一名有所作為的帝王，那麼他的任何革新舉措將不會符合黃老之術，他改革的對立方首先來自他的祖母—竇太后。

年輕的漢武帝一即位，就著手組織他新的行政班子。他以老師衛綰為丞相，封舅田蛤為武安侯。田蛤志趣廣泛，原為雜家，習諸子書兼儒、墨、名、法，但後來改為專好儒術。建元元年(前140年)六月，衛綰以病免丞相，武帝用儒者竇嬰為相併拜田蛤為太尉。嬰、蛤二人又推薦儒者、《詩》專家申公弟子趙給為御史大夫。前太子太傅王減，同樣受到嬰、蛤二人抬舉，任至郎中令。武帝匆匆搭起這個清一色由儒家組成的領導班子，明顯表現出尊儒的趨勢。儒學家們也從這位新君的鋒芒初試中，敏感到了某種鴻運的到來，他們大受鼓舞，加緊了各種準備活動以迎接機會的來臨。

建元元年冬十月，天下儒學命運大轉折的時機到了。漢武帝懷著「任大而守重」的使命感，心情莊重地詔丞相、御史、列侯、諸侯相等高級官僚，各舉四方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到朝廷接受策問。舉行這次廷問的目的，是要解決漢王朝的思想路線問題。自高祖劉邦立國以來，朝廷從來沒有明確以何種學說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黃老之術僅僅受到崇尚而沒有獲得法定理論的地位。這種現象隨著國家各項制度和事業都走上正軌，國內外環境的變化，而越來越不適合時代之需要。那麼究竟應採納何種理論來安邦定國呢?這正是武帝日夜思慮的問題，也正是他召集此次廷問的原因。

從帝國各地應召而來的舉子有一百多人。武帝連下三制，向舉子們表示廣招四方豪俊博學之士的誠意，策問古今之治道。在這三制中，武帝把他日夜思慮的一系列問題全擺了出來，並著重說明他「夙夜不逞康寧，永惟萬事之統」，「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就是說他深慮的是貫穿一切事情的具有根本原則性的最高理論問題。這個理論問題，實際上就是漢初已經流行的關於「天人相際」的學說，即天人感應論。武帝希望舉子們從「天人相際」的哲學高度來闡明先王之業、古今之道，幫助他實現德澤四海的偉大目標，從理論上來解決政治指導思想的問題。

一百多個舉子中，有儒家，也有其他學派。這次詔舉策問是漢朝開國以來首次思想文化界的大集會，由皇帝親自主持。學者們經過幾十年的探索與期待才遇上這麼一次盛會，很自然，誰也不願放棄這個一顯身手的機會，他們爭相對策抒見。

儒家的一個代表董仲舒在集會中脫穎而出。他是文、景氣氛熏陶和培育出來的漢代第一位有系統思想體系的經學家、哲學家、教育家和政治家。

董仲舒，廣川(治今河北棗強東北)人，生卒年代大約在漢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到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間。自小潛心發憤，「論思《春秋》，造著傳記」，。以治《公羊春秋》著名，著有《春秋繁露》等書。他的思想以《春秋》為基礎，揉進陰陽五行來發揮闡揚先儒思想，開創並奠定了漢儒思想的規模。他又設帳授徒，「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其為人嚴肅，行動言談必守古禮。當時學者都以禮尊重他，司馬遷就曾師事他。道德學問如此，董仲舒因而很自然地成了漢儒領袖人物。

《漢書·五行志》說:「漢興，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景帝元年(前156年)，他為博士官。武帝這次舉賢良文學，連下三制，董仲舒也在舉中，制的總題目又恰是他所長，於是就三上(對策》，發揮他的天人感應說，史稱《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中，他一一對答了武帝的制題。其說大略可歸納為如下幾條內容:

(天人三策》基本上把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的思想體系表達了出來。他為漢武帝設計和描繪了一幅天人合一、陰陽調和、君民治樂的社會均衡藍圖及統治方案，把漢武帝的施政大綱和遠景規劃神聖化、理論化、具體化，與漢武帝的思想意圖十分契合。從本質上講，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理論，旨在努力說服皇帝以「民本」觀念作為其全部施政實踐的出發點與歸宿，藉此把儒學抬高到社會主流思想和國家政治理論的地位上去，因為漢儒們認為只有儒家思想才代表全民的整體意志。

董仲舒看不慣《六經》異傳，百家雜語」的學術自由風氣，告訴武帝說如今道理彼此相異，諸子百家的方向殊途，意旨不同，這種局面造成了全國上下的思想混亂，上面不能掌握統一的標準，法制多次改變，使得下面不知道應該遵守什麼好。因而他比附《春秋》大一統精神，提議以儒學實行學術上、思想上的大一統，說《春秋》重視的大一統，是天地間不變的原則，古今共通的道理。愚臣以為凡是不屬於六藝科目和孔子學術的，都一律禁止，不許它們齊頭並進地發展。邪僻的學說消滅了，然後學術的標準就可以統一，從而法度也可以明白，人民就知道所應遵守的方向了。

在這次廷問中，丞相衛綰十分確切地把握了整個形勢的走向，他領會了武帝的真正傾向，於是上了與董仲舒所提對策相一致的奏言:所舉賢良中，有商鞅、韓非、蘇秦、張儀等學問的，都是擾亂國政，應全部罷黜不用。武帝批准了這個建議。衛綰所奏罷黜的對象，實際只是法(商鞅、韓非)和縱橫(蘇秦、張儀)兩家，應當說正是董仲舒要罷黜的百家的主要對象。衛綰根據董仲舒的主張提出奏言，二者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董仲舒之反對法家，是為了禁止嚴刑苛法，代之以他所推明的孔孟的德治。他之反對縱橫家，是為了求得社會和政治上的穩定。從此，董仲舒成為學術大一統的象徵，他在學界和思想界「為群儒首」的地位，得以進一步確定。

建元詔舉賢良方正是漢統治者對政治指導思想新的尋求，也是各家學派爭奪官方學術、國家統治思想地位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儒家勝利了。在專制政權下，理論必須經過欽定才能充分顯示並實現它的現實性。經武帝欽定，儒學正式從私家性質的子學上升為經學即官方學術。這表明經過幾百年經驗和摸索，統治集團終於選擇和確定以儒學為政治上的主導思想。儒學作為兩千年中國封建社會主流統治思想的地位，從此確立和莫定。

建元對策後，儒學遭到了以竇太后為首的黃老派的阻撓。武帝要將尊儒制度化，意味著意識形態的重大改革，意味著黃老思想的主流、指導地位受到挑戰和被取代的威脅。黃老的官員們不甘黃老指導思想的地位被取代，緊接著組織反攻。他們具有政治上的力量，竇太后就是他們的首席代表。竇太后菲薄《五經》，以為儒者文多質少，瞧不起他們，阻撓儒家的發展。她首先向執行尊儒的丞相衛綰開刀，建元元年對策後不久，衛綰就被免去了職務。這次儒道較量，竇太后阻遏了儒家在對策後發展的勢頭。

接著，武帝繼續用儒者竇嬰、田蛤、趙綰、王臧為卿，第二年鬥爭就更激化了。十月，趙給向武帝奏言諸事不必請示東宮，要奪竇太后的權。這下大大激怒了竇太后，她派人暗中查得趙綰、王臧的一點小過失，去責問武帝。本來古制，先帝死後三年，新天子應守制不改父道。武帝如果一上台就興制改作，於古制就不大符合，而且，武帝畢竟還年輕，加上祖孫關係，漢以孝治天下，他自己又是靠著竇太后的勢力做皇帝的，只好順著她。於是不免就犧牲了這幾位儒家首領，趙綰、王臧下獄自殺，竇嬰、田蚡兩人被免去職務。儒家學說於是在統一王朝公開的衝突中再遭敗績。

到建元五年，武帝二十歲，竇太后也快死了，操縱政權不那麼容易了，於是《五經》博士得以乘虛置立。次年，竇太后死，儒家發展的障礙得到消除。田蚡復出，當了丞相，大搞反攻倒算，「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在竇太后駕崩的哀樂聲中，儒家慶賀他們的勝利，黃老的主流、指導思想的地位終於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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