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後日本脫亞入歐」 是一個錯誤的認知 | 短史記
文 | 蘭台
福澤諭吉主張「脫亞入歐」，似乎是一個歷史常識。
但這個常識的史實基礎，其實並不那麼牢固。
「脫亞入歐」這個主張，確曾出現在福澤諭吉主辦的《時事新報》上。1885年3月16日《時事新報》刊登了一篇名叫《脫亞論》的社論文章，裡面有「脫亞入歐」主張。但社論並沒有署名（該報社論由福澤與幾個記者交替執筆，署名並無特定規則）。
1933年，《時事新報》編輯石河干明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把《脫亞論》收錄進了《續福澤全集》當中。這是「福澤諭吉主張『脫亞入歐』」的說法第一次正式出現。
圖：當年發表的《脫亞論》
儘管《脫亞論》在1933年被收錄進了《續福澤全集》當中，但截止1945年日本戰敗，無論是《脫亞論》還是「脫亞入歐」，在日本政界、學界以及日本社會，幾乎沒有影響。除少數購買了《續福澤全集》的福澤諭吉死忠粉外，日本社會鮮少有人了解《脫亞論》及其內容。
1951年，日本左翼學者遠山茂樹在其著作《日清戰爭與福澤諭吉》里，提出「福澤諭吉撰寫的《脫亞論》是日本明治維新後對亞洲進行侵略的指導性理論」，才讓「脫亞入歐」這四個字，第一次出現在日本的公眾視野之中。
此後，日本學界和知識界開始頻繁使用「脫亞入歐」的概念和「福澤諭吉主張『脫亞入歐』」的論斷——不管是左翼批判日本發動侵略戰爭，還是右翼讚揚二戰後日本經濟上搭上了美國順風車。在出現77年後，「脫亞入歐」終於成為一個日本家喻戶曉的名詞，且隨著戰後日本經濟的迅速崛起，還漂洋過海傳入了中國，成為中國人的一種「歷史常識」。
事實上，日本史學界對於《脫亞論》究竟是否福澤諭吉所寫，一直是存在爭議的。有學者認為，《脫亞論》里的用詞、用典習慣與福澤諭吉以往的作品差別很大，《脫亞論》里不少辭彙，也從未在福澤諭吉其他作品裡出現過；福澤諭吉的其他作品裡，也沒有出現過「脫亞論」、「脫亞入歐」字樣。當然，也有學者堅持認為《脫亞論》確是福澤諭吉作品，且解釋稱，這是福澤的「朝鮮改造論」因中國的干預（袁世凱平定甲申政變）失敗後，在一種「恐中」的挫折情緒中所寫。
圖：福澤諭吉
也許會有意見認為，福澤諭吉是不是《脫亞論》的作者，並不妨礙「脫亞入歐」這一理念成為明治維新後日本朝野上下的共識。
這種看法也與史實存在偏差。
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直到二戰爆發，這段時間裡，無論內政外交，「脫亞入歐」都不是主流，甚至也說不上是支流。明治維新後的內政指導思想，與其說是武士道精神，不如說是「三綱五常」；而在外交形象的塑造上，日本一直把自己包裝成亞洲的領導者和解放者，包裝成有色人種「救星」。
先來看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內政。
確實，明治維新後日本引進了大量西方先進技術和生活方式。比如，明治天皇帶頭吃西餐，穿西式禮服；外務卿井上馨找英國設計師花了相當於今天40億日元的巨額資金，建立了西式奢華會所鹿鳴館，引導上層精英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政治上參照普魯士，建立了歐式政治體制；技術上對西方先進機器設備的引進，自然就更多了。
但這是否意味著日本已經「脫亞」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畢竟，同時期中國的洋務運動，也在大量引進西方機器設備，也派遣了幼童留美，也在北京建立了同文館，但若就此說清廷「脫亞入歐」了，無疑是個笑話。
George Orwell在小說《Animal Farm》里提到，要給人灌輸一種思想，就必須從幼年時期開始做長期灌輸，人長大後，才會天然認同它、親近它，根本不會覺得這種思想觀念有什麼不對。換言之，
討論日本明治維新後是否真的「脫亞入歐」，就內政角度而言，要看日本政府究竟給自己國民，灌輸了怎樣的思想觀念。
眾所周知，日本維新派是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推翻德川幕府的；考察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敗，決不能忽略「尊王」主義的作用。
對明治維新來說，「尊王」絕非一句空話。相反，為了證明推翻德川幕府、實行維新變法的正確，以伊藤博文為首的維新派，從一開始就把「尊王」放在了非常高的位置。可以說，如果沒有「尊王」，明治維新也就無從談起。
而且，明治維新運動，說到底是日本作為一個東亞國家，面對西方現代化的衝擊所作出的一種應激反應。維新各方，無論是伊藤博文為首的維新派，還是「帝師」元田永孚為首的「國粹派」，心態上都難免對西方存有「對抗」。
維新打開國門後，啟蒙主義進入，部分民眾覺醒，民間出現了自由民權運動。知識界開始根據西方思想，來批判日本的傳統思維、傳統風俗和落後文化，主張民眾爭取自身權利，甚至還出現了否定天皇的言論。這種趨勢，不但讓國粹派（文化保守主義者）和維新派元老憂心忡忡，許多原本支持維新的學者，也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憂慮。比如，號稱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的德富蘇峰認為：
「崇拜外國物質文明之類，我是非常討厭的。」「我不認為外交的關鍵在於要穿外國人的衣服，吃外國人的飯，跳外國人的舞，想外國人之所想，身體、靈魂都外國化……」
當時著名的政治評論家陸羯南，也有類似的主張：
「我等主張在引進西洋事物時，不能僅僅因為其是西洋事物就加以採用，而應該看其是否有利於日本的利益與幸福。即使在西洋是美好的事物，如果搬移到日本後不適合，也應將其捨棄。」
這種「西化焦慮」，直接催生了明治維新後日本思想領域的傳統主義和國家主義運動。亦即：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物質上模仿和學習西方，但在思想領域，卻開始鼓吹三綱五常。
1890年，日本政府頒布了由「帝師」元田永孚起草的《教育敕語》，「忠君愛國」被日本官方確認為教育的靈魂，「和魂洋才」成為教育的綱領。《敕語》中強調：
「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者不獨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矣。」
這其實是把重點置於「孝悌忠信」，以愛天皇、做天皇的「忠良臣民」為愛國的真諦。
圖：1942年印製的《教育敕語》
此外，天皇制國家，也被尊奉為日本不可改變的政治模式，且將之吹捧為「較萬國卓越」、且「萬古不易」、為日本所獨有、獨享的「國體」。
在忠君愛國問題上，作為「開明派」的福澤諭吉，其實走得比身為國粹派的元田永孚還要遠。元田永孚從三綱五常中尋求思想養分，福澤諭吉則嫌三綱五常太過溫和。他認為，中國之所以不能像日本一樣維新成功，是因為中國士大夫深受儒家思想「毒害」，君主下命令後，中國士大夫還要想一下，君王的命令是不是符合儒家理論，如果不符合，這些士大夫還要和君主辯論；這樣大大的不妥。日本武士頭腦簡單，不愛讀書，不懂學問，只知道尊奉武士道效忠天皇，只要是天皇的命令，他們都會無條件遵守，這是他們優於中國士大夫的地方。
1901年，日本哲學家井上哲次郎受陸軍教育總監部的委託，就武士道發表演講，可以視為日本明治維新期間，思想領域全面「復古」的標誌。
井上哲次郎的這場演講，相當於日本官方在思想領域的一次表態。他在演講中提到：
「日本的道德，隨著明治維新而發生了很大變化。儒教陳腐了，佛教不行了，武士道也沒有人提了。西洋的道德雖然進來了，但是不知道怎麼樣才好，大家都很困惑。……
今後為了確定日本的道德，必須使構成了日本從來的道德思想的根底的東西（武士道），永遠發展下去……不能與日本武士道精神調和的（西洋）道德主義，在日本絕不能繁榮。
」顯而易見，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思想上並無「脫亞入歐」之意，其「復古」傾向如此明顯，反倒與張之洞所推崇的「儒學為體，西學為用」頗為相近，而且，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部分維新思想家，甚至摒棄了儒家，有朝著法家秦制而行的傾向。
說完內政，再來看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對外政策。
談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做一下強調：（1）日本確實和西方列強一樣，侵略了包括中國在內廣大亞洲國家；（2）日本在與西方列強交往的過程中，常有一種被歧視的感覺，這種感覺反過來強化了日本作為有色人種自覺，使得日本在外交上打出了「興亞」的旗號，以亞洲的領導者、解放者自居。
1883年，伊藤博文曾如此描述日本被西方世界歧視的感覺：
「每逢東西兩洋交涉，歐土各國則連橫合作，欺凌孤立之我。其心術畢竟無他，唯在人種與宗教之異同。……彼等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羅馬尼亞之類與山中野猿無異，……蓋敬愛彼之不開化如山中野蠻者，卻不認可我東洋之進步，是與彼等無同宗兄弟之誼也。」
後來曾擔任日本首相的平沼騏一郎，也曾無奈感嘆：
「白色民族絕不會容納有色人種為其夥伴。」
日俄戰爭時期，在西方的不少亞洲人，都覺得那是一場白種人與黃種人之間的「種族之戰」。比如，正在歐洲的孫中山聽聞東鄉平八郎打敗俄國海軍時，其所見是：
「歐洲全部人民為之悲憂，如喪考妣」。「英國雖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國人一聽到了這個消息，大多數也都是搖首皺眉，以為日本得了這個大勝利，終非白人之福。」
這種「所見」，無疑是孫中山內心世界的一種現實折射。
日俄戰爭結束後，雙方在美國談判，美國方面給予了俄國代表相當的同情和禮遇，俄國人被這種「種族親情」感動得潸然淚下。英國雖是日本盟國，但英國駐印度總督卻在擔心印度學生因為日本戰勝俄國而去日本留學，進而受日本人的影響仇視白人統治。如此種種，都有意無意地證實了「日本被西方世界歧視」這一認知，進而強化了日本人的「黃種人自覺」。
圖：日俄戰爭後，兩國簽訂《朴茨茅斯條約》
比如，寺尾亨認為：
「歐人並未視我如同等，歐美人對同種表示同情，有危難時相救之情，而對異人種卻無絲毫同等之感，也難生同情。」
德富蘇峰也說：
「歐美中真心愛我日本者，幾乎未有一人。我等與其在人種、宗教、風俗、習慣上之紐帶皆無。日本乃廣闊世界之一異客、一孤鳥。」
日俄戰爭的勝利，沒有能夠為日本帶來與西方列強同等的國際政治地位，也使日本政學各界產生了強烈的被西方世界歧視的感覺。
比如，1906年10月11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明文規定日裔兒童不得與白人在同一學校就讀。1913年，加州通過《外國人土地法》，限制日本移民在美國合法擁有和租賃土地。1919年，巴黎和會否決了日本代表團提出的人種平等法案。1924年，美國通過主要針對日本人的排日移民法案，全面禁止包括日本人在內的亞洲人移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秘魯等國也先後爆發反日言論與排日運動。
這些法案，不但使得保守派在日本佔據了上風，也使得許多原本對西方抱有好感的日本學者轉為敵視西方。比如，當時著名的親美學者新渡戶稻造，曾憤然表示：
「我心被深深刺痛，感受到無比屈辱，彷彿我民族從受尊敬之地位突然被推入世界賤民行列一般。……將來此情感隔閡不消，我絕不踏入美國半步。」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日本在外交上想要「脫亞」，事實上也做不到。日俄戰爭後，「興亞」、「亞細亞主義」，才是日本官方和民間外交的主要方向。
比如，樽井藤吉在《大東合邦論》中寫道：
「彼白人慾殄滅我黃人之跡，有歷歷可證者，我黃人不勝，則為白人之餌食矣。而勝之之道，在養同種人一致團結之勢力耳。」
德富蘇峰也對「拯救黃種人」充滿了使命感：
「吾相信，打破白閥，興起黃種，救治東西方人種的民族的不平等，恢復其均衡，實乃吾日本帝國之使命，大和民族之天職。」
近衛篤磨則認為：
「東洋之前途，終不免為人種競爭之舞台。縱令施一時之外交政略，而生出如何之態度，亦一時之變態耳。最後之命運，存乎黃白兩人種之競爭。此競爭之下，支那人、日本人皆已為白種人置於仇敵之地位矣。」
客觀而言，「興亞」論以及之後在其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大亞細亞主義」，是日本為了侵略亞洲而蒙上的一層道義面紗。正如民國初期的中國知識界所觀察到的那樣：
「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種的親切語，實際上卻有一種獨吞獨咽的意思在話里包藏……在亞細亞的民族，都聽日本人指揮，亞細亞的問題，都由日本人解決，日本人作亞細亞的盟主，亞細亞是日本人的舞台。到那時亞細亞不是歐、美人的亞細亞，也不是亞細亞人的亞細亞，簡直就是日本人的亞細亞。」
但若僅就「脫亞」與否而論，自明治維新直到二戰結束，在這接近一百年的時間裡，日本確實從未在政策上表示過「脫亞」意圖，反而處處以「亞洲盟主」自居，直至二戰期間還秉持著臭名卓著的「大東亞共榮圈」理論。從這個角度而言，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對外政策上，並不存在所謂的「脫亞入歐」。
簡言之：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雖然在物質層面引入了西方技術，
但在思想領域，卻選擇了從三綱五常中吸取養分，用「忠君愛國」的「武士道精神」來對抗西方思想的「入侵」；在外交領域，也始終以亞洲解放者、有色人種救星自居，頗有一種「時刻準備與白人決戰」的心態。
圖：福澤諭吉故居
參考資料
戚其章：《日本大亞細亞主義探析》、鄧鳳瑤：《李大釗的新亞細亞主義評析》、韋英思：《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與李大釗的「新亞細亞主義」之比較》、狹間直樹：《關於初期亞細亞主義的歷史考察》、何春蘭：《岡倉天心<東洋的理想>「興亞論」探析》、喻中：《論東亞新法家》、唐利國：《論井上哲次郎武士道論的成立》、許賽鋒：《「黃禍論」與日俄戰爭期間的日本外交——以人種意識為視點》、遠山茂樹：《福澤諭吉》、堀幸雄：《戰前日本國家主義運動史》、小川原正道：《福澤諭吉與日本政府》、佐藤貢悅、王根生：《重評福澤諭吉的儒學觀與「脫亞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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