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自述：我的學術生涯
原標題：戴逸自述：我的學術生涯
我的治學，沿著「逆向回溯」的路徑進行，即由近而遠，由今至古。最初我從事黨史和革命史研究，稍後研究中國近代史，最後研究清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這固然是由於我的性格中有點「嗜古癖」，願意研究離現實較遠的歷史，而更主要的是由於工作上的需要。革命隊伍中教什麼課，研究什麼專業，不由自己選擇，而是由組織上分配確定的。所幸組織上分配的工作和我個人志趣大致相符合。因此，我一直是愉快、積極地進行專業研究的。
一
我的學術生涯要從1948年離開北京大學史學系開始說起。那時由於國民黨政府對我下通緝令，在北大存身不得而奔往解放區。當時我非常迷戀文史專業，熱愛北大那種濃郁的學術氣氛，敬佩那些學識淵博、和藹可親的師長們。雖然如此，但我只讀了兩年書，兩年中還有許多時間在從事學生運動，對歷史專業連一知半解也談不上，至多只是個未入門牆的青年愛好者。
1948年進入解放區華北大學（在河北正定），經過幾個月的政治學習，在分配工作時，我填寫的志願是「歷史研究」，居然幸運地分配到華北大學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組，在著名黨史專家胡華同志的領導之下工作，從此正式走上歷史專業研究的道路，至今已有半個世紀。華大進入北京以後，改為中國人民大學，我一直在這裡工作至今。
初學革命史，我被革命鬥爭宏偉壯麗的場景所吸引，全身心地投入。從胡華同志那裡，我學習到許多革命史知識，閱讀了他所收集珍藏的革命史文獻、書籍，也幫著他從事教學，收集資料。那時，胡華同志正在撰寫他的名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他時常和我談論寫作中的問題。
那時全國剛剛解放，掀起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潮。我也廢寢忘食地攻讀馬列的經典著作，三四年內讀了不少馬列的書，所用時間幾乎要超過從事革命史專業的時間。我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指導歷史研究的科學理論。研究歷史的目的是要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要通過歷史的表面現象探索其深層本質，要指明歷史的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等等，而要做到這些，就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這把銳利的解剖刀去分析歷史。此後，我經常保持閱讀馬列經典著作的習慣，目的在於研究歷史，尋找歷史發展的規律。
年輕人永遠是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我在稍稍學習了中國革命史以後，就試圖擠時間寫作。當時受到東北出版的一本通俗小冊子的影響，想寫一本有關抗日戰爭史的普及讀物。斷斷續續寫了兩年之久，居然寫成了《中國抗戰史演義》一書，於1951年在新潮書店出版，筆名王金穆，當時我25歲，這是我的第一本著作。此時全國剛剛解放，不少人對剛剛過去只有幾年的抗日戰爭的歷史不甚了解，特別是對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全無所知，這是促使我寫作此書的原因。將近半個世紀之後再來審視這部作品，當然缺點錯誤不少，但它畢竟是我學術道路上的起跑點，是我一邊學習歷史，一邊鍛煉寫作的產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們普遍缺乏革命史知識，這本普及讀物還是有一點社會效益的。此書一版再版，銷行頗廣，還在一些廣播電台中播放。當年，不知疲倦地閱讀史料，用心構思、伏案寫作、推敲文字的情景，至今猶歷歷在目。
1952年，隨著中國人民大學的發展，中國革命史教研室一分為二，原有歷史組單獨成立中國歷史教研室，由於缺少中國近代史的教師，我被調到中國近代史組，填補缺額。說實在話，當時我對中國近代史的知識極為缺乏，只讀過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和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書，遠沒有我在馬列主義理論、黨史和中國古代史方面讀的書多，但是為了工作需要，我轉入了中國近代史專業，一切幾乎都要從頭學起。
中國人民大學的近代史教學任務，本來是由尹達同志擔任的。他知識淵博，理論分析能力強，講授生動、風趣。不久他調離人民大學，實在沒有人能夠接替他，這一任務竟落在了難以勝任的我的肩上。那時的中國史學界重視古代史，專家名流群集於上古先秦史。秦漢以後的歷史，研究者已少。鴉片戰爭以後的近代史研究者更少，幾乎不被承認是一門學問。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撰寫的中國近代史書籍，寥寥無幾，資料也十分缺乏。1954年才出版了楊松、鄧力群原編，榮孟源重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但篇幅不大，不能滿足教學和研究的需要，在備課和研究中必需閱讀線裝本，查閱原始資料，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1952年，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開始出版，第一種是《太平天國》，以後陸續出版十餘種，最後一種《北洋軍閥》到「文革」以後才出版，全部字數兩千數百萬，為近代史初究者提供了有用的資料。這套叢刊收羅了重要的近代史資料，大量發行，風行全國，影響及于海內外，不僅新中國成立初期像我這批近代史工作者身受其惠，連一位美國教授也說，這套叢刊在美國幫助培養了幾十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博士。
1955年和1956年，我給中國歷史研究班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班上中國近代史課，學員前後有七八十人，有調干生，有大學畢業生，也有全國高校歷史系的教師，許多學員年齡比我大，具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其中有些人已是副教授，而我還只是講師。當時，上中國古代史課的是尚鉞同志，我上中國近代史課。應該說，我承擔這個課程是力不勝任的。但艱難的任務鞭策著我格外努力拚搏，認真備課，夜以繼日地閱讀史料，思考問題，在近代史領域中摸索前進。
從1954年開始的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可以看作新中國成立以來正規地展開近代史研究的發軔。胡繩同志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一文，提出以階級鬥爭來劃分近代歷史的各個時期。以後相繼有孫守任、金沖及、范文瀾、李新、榮孟源等發表文章，我也撰文參加了討論。這場討論持續三年之久，對中國近代史的發展和特點做了整體性、宏觀性的思考和爭辯。當時，用馬列主義去研究中國近代史，在全國範圍內剛剛起步，這場討論有力地推動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青年戴逸
二
這幾年緊張地上課、寫講義，我的全部心力都撲在教學上，沒有寫過論文。幾年的教學實踐使我對近代史的全過程摸了幾遍，形成了較系統的看法，形成了一些新觀點，我產生了編寫一本中國近代史的想法。1956年，應人民出版社之約，我準備把幾年來講授的內容和思考的觀點寫成一本著作。但是，課堂講授和學術著作並不是一回事，其間相距還較遙遠。課堂講授中一些含糊的、未確定的概念要求明晰，要求論證；課堂上可以簡略的歷史過程和細節要求增添，要求充實；課堂上未運用的大量史料要求補充，要求查明，要求考訂；課堂上不甚規範的語言要求明確地規範化。這都需要長時間的讀書、研究和思索。從1956年起，我在擔任繁重的教學任務的同時，開始寫作《中國近代史稿》，兩年時間寫了近40萬字，寫到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為止，尚只及全書的四分之一，比原先計劃的內容大大擴充了，寫作的時間也延長了。
《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我的第一部代表作。此書內容敘述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運動這一在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久的農民戰爭尤其被我所注意。我希望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這次農民戰爭，弄清它的發生、發展、困難、矛盾，它所面臨的問題和最後的失敗。寫作過程中，時時會想到我黨領導的農民革命，感到兩場農民革命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聯繫和類似，但其內容、特徵、外貌、結局又如此之迥異。我深深認識到歷史發展的連續性、相似性、多樣性、具體性。前後相續的歷史不會重複，也不可比附。但太平天國運動與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相距不過幾十年，卻留下了許多非常相似的經驗教訓，我以前學習的革命史知識對我理解太平天國運動很有幫助。這就是，對現實知道得更多，對歷史會理解得更深。
新中國成立以後，政治運動和思想批判十分頻繁。「三反」、「五反」、《武訓傳》批判、《紅樓夢》討論、審干肅反、批判胡風集團，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鬥爭，一浪接一浪，人們的生活節奏和思想情緒十分緊張。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國人民大學的大批教師和青年學生被劃成右派，思想之弦綳得更緊了。對我們觸動尤深的是，此時開展了批判尚鉞同志學術觀點的運動。尚鉞同志是1927年入黨的老黨員，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出生入死，歷經險難，對黨忠誠不貳。後來從事歷史研究，成為知名的歷史學家。他在中國古代史分期、資本主義萌芽等學術問題上做了開拓性的研究，建樹了新的見解，這本來是正常的事，也是應予鼓勵的好事。但尚鉞同志性格倔強、耿介，和許多史學家不和，較為孤立。他的文章也有論證不周密的地方。當時學術界瀰漫著「左」的思想，尚鉞同志遂成眾矢之的。他的學術觀點被上綱上線，和托派觀點掛上了鉤，被指為「反毛澤東思想」，成了重大的政治問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的教師們並不都同意尚鉞同志的觀點，但尚鉞同志是教研室主任，我們在他領導下工作，不能不背上包袱。大家憂心忡忡，不知運動會引向何方。批判尚鉞同志的大會、小會開了無數次，公開表態，劃清界線，發言批判，但大多數同志內心是不服氣的，同情尚鉞同志的遭遇，在中國歷史教研室很少有人公開寫文章批判尚鉞。尚鉞本人被開除出黨，其他人幸而未被連累，後來此案平反。但到「文化大革命」中，尚鉞同志又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受到批判，關進牛棚。
這時，我正在寫《中國近代史稿》第二卷，但進展很不順利。因為運動太多，大鍊鋼鐵，「大躍進」，放「衛星」，批判彭德懷，教學檢查，拔白旗插紅旗，詩畫滿牆，數不清搞不完的新花樣，弄得頭暈腦漲。每次運動都要開無數次會議，耗費很多時間，傳達、學習、討論、執行，通宵達旦地進行批判和自我批判，「向黨交心」，「給黨獻禮」，還要下鄉勞動。1964年，我們中國歷史教研室傾巢而出，到山西五台搞「四清」，長達一年之久。剛剛返回北京，1965年又有大部分同志到京郊與河北邢台搞「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才返回北京。回想那幾年白白浪費掉的時間和精力，真是可惜。
這時我的行政工作、社會工作加重了，也分散了我的精力。我擔任了中國歷史教研室的行政工作，又參加了吳晗同志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編委會的工作。北京市歷史學會成立後，又任常務理事兼中國近代史專業組的組長。就在這樣雜亂而繁忙的環境中，我進行《中國近代史稿》第二卷的寫作。這卷寫的是洋務運動，歷史時間跨度大，史料多而分散，問題複雜。閱讀、摘抄、思考、寫作，遇到一些難下判斷的問題，往往徘徊躊躇，終日不能下筆，直到1964年才基本完成第二卷，共40多萬字。當時，「左」傾之風越刮越厲害，上海有的同志因寫洋務運動文章而受批判，我擔心第二卷如果出版，將會引起政治風波，因此把稿子擱在一邊，只印了個油印本，沒有公開出版。接著又寫了第三卷，寫到戊戌變法，這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三
說到「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提到我主要執筆的《論「清官」》那篇文章，因為這篇文章是我在「文革」中遭受批判的始因。《論「清官」》發表於1964年《人民日報》，筆名星宇，是集體寫作，主要由我執筆。此文力圖用馬列主義解釋歷史上的清官和清官現象。主要觀點是：清官是地主階級中維護法定權利的代表，他反對豪強權貴追求法外權利，無限制地進行剝削。清官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人民群眾，減輕了他們的苦難，緩和了階級矛盾，但本質上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這本來也是盡人皆知的老生常談。但兩年多以後，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海瑞是清官，我在《論「清官」》一文中涉嫌為清官辯護，於是，一場災難降臨到我的頭上。
1966年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以後，中宣部組織了龔育之、邢賁思、林甘泉和我四人寫作組，撰寫了《〈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麼社會思潮?》的文章，筆名方求。文中關於清官問題的論述採用了星宇的觀點，方求的文章後來被「四人幫」認為是陸定一、周揚為了搶奪「文化大革命」的旗幟而寫的，是對吳晗假批判、真包庇，星宇的《論「清官」》則是調和主義、折中主義的大毒草。1967年4月，上海寫作組以康立為筆名撰文，點名批判星字，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全國報刊廣泛轉載。全國範圍內批判清官的文章鋪天蓋地，其勢洶洶。它們的論點是：清官更壞、更反動，因為貪官進行殘酷剝削，能引起人們的反抗；而清官同情人民，對人民反而有欺騙作用。這種牽強的邏輯實難令人信服。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被打成「黑幫」，監督勞動，關進牛棚。以後學校形勢大亂，兩派武鬥，紛爭不休，我屬於靠邊站的「黑線」人物。1969年幸而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但中國人民大學被「四人幫」解散，教職員工被勒令到江西余江「五七」幹校勞動，我在那裡被分配養豬，過了幾年豬倌生活。「文革」開始時，我四十多歲，正是思想成熟、精力充沛，可以更多地開展科學研究的黃金時代，「文化大革命」中卻有八九年與書本絕緣，中止了研究工作。直到1973年，中國人民大學教職員工全部回北京，原中國歷史教研室的教師被成批地分到北京師範大學，在北師大內新建了一個清史研究小組，我也被留在這個小組內。
為什麼在北師大內新建這個小組，其原因還要從頭說起。新中國成立初期，董必武同志曾向中共中央建議編纂兩部大型的歷史書，一部是中共黨史，一部是清史。這一建議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重視。1958年，周總理和吳晗同志談過編纂清史的工作，吳晗同志考慮了初步設想，他找我談論過並徵詢我的意見。以後由於國家經濟困難，被推遲實行。1964年，毛澤東主席和范文瀾同志個別談話時說，他對研究清史有興趣，如果有空閑時間，想讀一點清史的書。1966年，周總理要求中宣部籌劃清史的編纂工作。10月間，中宣部召開部長會議，決定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清史研究所，以原中國歷史教研室為基礎，由郭影秋、關山復、劉大年、尹達、佟冬、戴逸為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11月間，孫泱副校長向我傳達了中宣部的決定，要我考慮和制訂建立清史研究所的方案。不久，「文化大革命」到來，建立清史研究所的事又被擱置。郭影秋副校長是研究明清史的專家，對編纂清史的工作十分熱心，故中國人民大學教師從江西幹校回北京後，原中國歷史教研室的教師，沒有分散，保留原建制，合併入北師大。成立清史研究小組，使人力不致分散流失，待條件成熟時，即可建立清史研究所，開展清史編纂工作，實現「文革」以前中央領導編纂大型清史的願望，這是郭影秋同志為保存研究力量的一片苦心。
返回北京之後，批儒評法、批林批孔，仍成天在運動中過日子，但總算有了一點研究歷史的時間。當時正值珍寶島事件之後，中蘇兩國舉行邊界談判，外交部希望歷史學界開展邊界問題的研究，作談判時的參考。我選擇了《中俄尼布楚條約》這一研究課題。投入約四年時間，對條約簽訂的背景、談判情況、條約文本和爭議問題做了詳細研究，寫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一書，由人民出版社於1977年出版，這是我的第二部代表作。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寫作於中蘇邊境衝突之後，明顯具有政治性。寫作之時，我也懷著強烈的民族感情，但我努力保持冷靜的客觀立場，力求從學術上研究中俄東段邊界的沿革。當時，蘇聯方面公布了大量檔案資料，包括談判使臣戈洛文詳細的日記；我國翻譯了充當中俄談判譯員的兩位外國傳教士張誠和徐日昇的日記，又從故宮查找到滿文中有關尼布楚談判的奏摺。因此，我得以詳細地展示關於中俄使節談判的具體情節。在古代史方面，由於史料不足，許多重要事件的真實細節鮮為人知，像尼布楚談判那樣生動而具體的情節，在史書中是不多見的。
四
1976年粉碎「四人幫」，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鑒於社會上尚無一部系統、完整而篇幅適中的清史著作，我向郭影秋副校長建議，先編寫一部簡明扼要的清史著作，以便清理清朝三個世紀的發展線索，探討其中的重要問題，這樣就開始了《簡明清史》的寫作。我擔任該書的主編，投入的力量很大，閱讀了大量歷史資料，研究、琢磨了很多問題，該書初稿是集體寫作的。我在審稿時逐章、逐節、逐字、逐句，幾乎重新寫定。七十多萬字的篇幅，花費了大約七年時間，這是我的第三部代表作。
清史是我畢生研究的專業範圍。我前半生研究中國近代史，屬於晚清時期；後半生研究鴉片戰爭以前清史，屬於清前期和中期。這上下三百年，包含著多少人物和史事，興衰隆替，悲歡離合，勝敗鬥爭，升沉起伏。中國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走向近現代，從獨立的封建國家變為半殖民地國家，有眾多的經驗教訓可供汲取，有無窮的哲理遐想可以反思。我成天和這段歷史打交道，研究它、熟悉它、熱愛它，把全部身心都奉獻給它。有時感到，我和這段歷史如此貼近，我們今天的社會問題，大千世界中林林總總的複雜情態，追根溯源，幾乎都可以在清史中看到它的根苗。要了解今天的中國，認識國情，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知識。有時，我又感到和這段歷史相距如此遙遠，它紛紜複雜、深奧多變，使人難以揣摩，給人留下了眾多的重大疑團。中國社會的發展在近代何以落在西方國家後面?中國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曲折?中國在近幾個世紀內達到了怎樣的歷史偉績，又喪失了哪些歷史機遇?中國有沒有走一條更加便捷、暢通道路的可能?歷史學家尋遍資料，搜索枯腸，但尚沒有得出一致、令人滿意的結論。歲月流逝，歷史學家將探索下去，探索這一斯芬克司之謎。
由於「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工作中斷，又由於《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和《簡明清史》耗時十多年的寫作，回過頭來再考慮拖延很久的《中國近代史稿》，已無法繼續執筆。《中國近代史稿》的第二卷和第三卷雖然已寫出50多萬字成稿，但那是二三十年前的舊作。在當年寫作環境中，自己的思想很拘執，許多觀點應重新考慮。「文革」以後撥亂反正，歷史科學的恢復與發展非常迅速，關於洋務運動史的論文、著作、資料出版很多，勢必要在大量閱讀、研究之後，對舊作進行大量增補和重大修訂，其工作量十分巨大。而我的行政職務（擔任清史研究所所長、兼歷史系主任）、社會工作（中國史學會會長、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以及其他社會兼職）壓得我喘不過氣來，自忖已無餘力完成我早年立下的寫一部大型中國近代史的願望。而且，「文革」以後，近代史研究方面名家雲集，著述如林。我回到近代史研究中去，未必能有多少貢獻。反觀清代前期與中期史研究，尚在奠基、開闢的階段，猶如一片尚未開墾的處女地，急需投入大量人力，因此，我繼續留在鴉片戰爭前的清史領域中爬梳鑽研，沒有回頭重操近代史舊業。我到晚年雖然仍很關注近代史研究的狀況和問題，時常讀一點論文和資料，但主要精力放到康雍乾的歷史研究上。原來，曾有組織全國力量編寫一套大型清史的規劃，也曾為此而努力忙碌了一陣子。我初步設想，大型清史可以包括以下幾部分：（1）清代通史；（2）清代人物傳；（3）清史編年；（4）清代專史；（5）清史圖表；（6）清史書目。其中有些部分已做了些工作，產生了一些成果。但顯然這樣一個龐大規劃的實施，需要大批人力、大量經費，需要強有力的領導和嚴密的組織，需要水平較高、團結一致而能協調共事的研究寫作隊伍，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規劃尚未能實行。將來，國家的財政較為充裕，研究人員水平更加提高，研究成果積累更多，編纂一部大型清史的任務必將提上日程，老一輩革命家的願望在不久的將來定會實現。
戴逸先生
五
我六十歲之後，從事兩方面研究，一是清代邊疆開發。我國邊疆的統一和發展是清朝完成的偉大業績，因此，我們今天才擁有遼闊的版圖、世界第一位的人口和比較鞏固的統一國家。我和一些同志曾對清代的邊疆和民族關係進行研究，這一課題被列入國家的六五規劃。以後，我又對乾隆這位傑出的歷史人物產生了興趣，寫了《乾隆帝及其時代》一書，1992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我的第四部代表作。
人物和時代具有密切的關係。時代創造人物，給人物提供活動的舞台。而人物的思想活動並不是隨心所欲的，人的思想具有時代性，他在時代的氛圍中成長，反映時代的特色，執行時代的要求，解決時代所賦予的使命。當然傑出人物也參與、領導和塑造了時代，給時代打上他個人的印記。我研究乾隆帝，又對18世紀這個時代感到興趣，由此而產生了新的研究課題，這就是我目前正和一些同志從事研究的「十八世紀的中國和世界」。這個課題的範圍很廣泛，包括18世紀歷史中一切重要的方面，並且要把中國放在世界歷史中進行對比考察，甚至要跨越時間之限界，對18世紀以後二百年來的歷史走向做一些觀察和研究。
除了以上的著作，我一生中還寫了近四百篇文章，許多文章都編進了《履霜集》（1987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步入近代的歷程》（1992年由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繁露集》（1997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三本論文集中。此外還和人合著了《甲午戰爭與東亞政治》（199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一書。
歷史學家所做的無非是三件工作，第一是敘述歷史，第二是考證歷史，第三是解釋歷史。歷史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歷史人物思考什麼、怎樣行動、建立了怎樣的典章制度，人們怎樣生存，怎樣奮鬥，等等。歷史學家應該把歷史上發生的大事情，清楚地、如實地告訴大家，這就是敘述歷史。一部二十六史娓娓地訴述著古往今來的人事滄桑。好的歷史學家應該忠實於歷史真相，勿作粉飾隱諱。
為了弄清楚事實真相，歷史學家必須佔有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對紛亂複雜、相互矛盾的記載進行分析比較，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對史事進行仔細審慎的考證查核，這就是考證歷史。這項工作雖然煩瑣，要耗費很多精力，但為了使歷史接近真實，考證工作是歷史研究中不可超越、不可缺少的環節。
最後是解釋歷史。歷史學家不但要告訴人們歷史上發生過什麼事情，而且要說明事情如何發生，因何發生，即探究歷史的因果，揭示歷史的規律，使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歷史，接受經驗教訓。司馬遷總結他寫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要研究客觀與主觀的相互關係，弄清古往今來的發展變化，形成自己的思想觀點，這就是對歷史的解釋。
敘述、考證、解釋歷史，三者是統一的。而我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治學成績很微小，只能在整理和敘述歷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而在解釋歷史方面只有某些嘗試。我的幾部作品和許多論文大多是宏觀性地整理和敘述史事，做出某些解釋。只有《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偏重微觀的研究，稍稍具考史的風格。我畢生研究清代歷史，孜孜以求，希望把敘史、考史與釋史統一起來，但這始終是我渴望而未曾達到的理想境界。
（本文摘自《戴逸文集·學界記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1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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