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百年啟示錄｜為何「修昔底德陷阱」無法解釋大戰的爆發？
原標題：一戰百年啟示錄｜為何「修昔底德陷阱」無法解釋大戰的爆發？
【編者按】
本文是「一戰百年啟示錄」的第二篇，回顧歷史，一戰的爆發很難說是英德兩國落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一戰前的德國更像是一個想要保持現狀的新興強國，英德矛盾也並沒有我們一直認為的那麼劇烈，甚至在一戰爆發前幾年還有所緩和。
以此觀之，「修昔底德陷阱」無法解釋一戰的爆發，那麼，究竟是什麼讓德國最終挑起了一戰？我們還可以進而追問，多級體系下大國關係的複雜性，以及國際體系演變的主軸，是否真的可以概括為新、老強國之爭？
當地時間2018年11月11日，英國紐卡斯爾，人們紀念一戰結束100周年。視覺中國 圖
新興強國與老牌的守成強國之間難免發生碰撞甚至戰爭，這是國際關係史中一個多次出現的現象。近年來，歷史上新老強國之間(尤其「代表性」的老牌強國與新興強國之間)的戰爭常被稱為「修昔底德陷阱」，因為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將雅典與斯巴達的這場戰爭描繪成新老強權的對抗。今天被提及甚多的一個問題正是：中國和美國是否會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對這類問題的探討當然離不開對歷史經驗的檢索。在這方面，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之際的十多年中的英德關係是被提及最多的案例。今天，如果我們提到「修昔底德陷阱」，通常會首先想到當年的英德矛盾，想到一戰。按照流行觀點，在一戰前，德國是典型的謀求改變現狀的新興大國，英國則是典型的謀求維持現狀的老牌強國或霸權國家，英德兵戎相見的一戰則是英德間「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體現。
但是，上述觀點或有偏差；或者說，圍繞一戰發生的歷史案例與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的主流認識多有不一致之處。對此，主要談如下三點。
當年的德國是謀求改變現狀的擴張性國家么？
在對於「修昔底德陷阱」的日常理解中，新興強國常被說成謀求「改變現狀」甚至要通過戰爭去改變現狀的擴張性國家。今天很多人也是如此看待一百年前的德國的。
但是， 當年的德國即便被視為新興強國，仍更像一個總體上想「接受現狀」或保持現狀的國家；至少，其挑戰現狀的咄咄逼人程度或遠弱於今人通常的認知。
德國挑起一戰常被視為其挑戰現狀的擴張性慾求的典型體現。德國為何要挑起一戰？最常見的解釋是，當時的德國發展了，壯大了，但作為一個後起的新興強國，它所控制的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空間不如英法這樣的老牌大國多，所以心理不平衡，用戰爭去改變現狀，謀求擴張，以獲得更多的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空間。
但是，這種觀點如今在國際學術界基本已被摒棄或邊緣化，因為難以證明上述經濟欲求是當年德國挑起一戰的主要動機。僅列若干理由如下。
1、 一戰前的德國有著發達的對外經濟聯繫，而大戰會破壞這種聯繫，從而破壞與之相關的德國業已擁有的重大經濟利益。原材料進口佔德國進口的比重在1913年達到了57%，外貿佔德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1913年近40%，一戰中與德國作戰的英法俄都屬於德國在戰前的最重要貿易對象國。
2、 一戰前夕的德國經濟形勢是處於上行或改善中，而在經濟向好時為了經濟利益而開戰有悖常理。德國的出口在1907-1912年間增長了31%(進口增長22%)，在1913年則是在1910年的基礎上增長了30%左右。
3、 一戰前的德國在主要的工業產業中擁有強大優勢，這也意味著，不通過戰爭而通過和平的經濟競爭，德國或也能夠擁有較好的經濟前景。在鋼鐵、造船、機械製造這些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興起的主要工業部門中，當時德國企業的競爭力可謂數一數二；而就代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化學和電氣產業而言，德國企業的競爭力可稱是世界第一。
4、 一戰前的德國擁有強大的科技實力，這也非常有助於德國在和平的經濟競爭中佔據上風。自諾貝爾獎在1900年創建起，至一戰發生之際，德國是世界上獲得自然科學類諾貝爾獎數量最多的國家；在1910年，世界上出版的科學文獻中有40%左右是德語文獻。
5、 一戰前德國擁有堪稱世界上素質最高的勞動力，這也非常有助於德國進行和平的經濟競爭。德國職業技術教育的水準如今被視為「德國製造」享譽世界的重要原因，而它在一戰前就已是世界第一；在1913年這一年中，德國的每個高等技術學校畢業的工程類學生比英國所有大學畢業的工程類學生加起來都要多；在19世紀末，德國的文盲率就只有5%，遠低於英國尤其法國。
6、 在上述背景下，一戰前德國經濟界的很多巨頭對經濟前景有良好預期，認為維持和平更有利於德國經濟。「鋼鐵大王」斯坦尼斯在一戰前夕斷言，只要和平得以延續，德國毫無疑問將掌握歐洲的經濟主導權；在一戰開打前一周，大銀行家瓦伯格在與皇帝威廉二世共進早餐時也力主維護和平，其理由是：只要和平延續，德國每一年都會變得更強大！
7、 極重要的一點：作為一戰導火線的薩拉熱窩事件在1914年6月28日發生，此後的一個月是大戰來臨前的風雨欲來階段，但根據今天能看到的關於該階段中德國最高層決策的檔案或其他史料，似乎沒有哪位德國領導人說過，德國應出於經濟需求而選擇戰爭。換言之，「犯罪嫌疑人」在這方面是「零口供」。
鑒於上述，至少不能說，當年的德國是首先出於經濟需要，企圖用戰爭改變現狀。
從其他方面，也有若干理由認為，德國更像是一個維護現狀國家。如今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一戰的發生首先源自列強在在歐洲內部而非海外的矛盾。而在歐洲，德國是力圖維護德法間的領土現狀的，想從德國手中收回阿爾薩斯-洛林的是法國人；就對歐洲領土現狀做重大改變而言，法國更像是現狀的挑戰者。巴爾幹地區被視為一戰前歐洲的火藥桶，薩拉熱窩事件就是在巴爾幹發生的，而德國在一戰前更傾向於維持巴爾幹現狀，俄國對該地區則更具進攻性或擴張性。
一戰前夕的英德矛盾有那麼突出么？
既然一戰前的德國更像接受現狀的國家。那為何德國還要挑起一戰？先要回答：一戰前夕的英德矛盾是否確實嚴重到令戰爭一觸即發的地步？
按照對「修昔底德陷阱」的流行理解，主要的新興強國與主要的老牌強國的矛盾是國際體系中的首要矛盾，它們之間戰爭的發生是彼此間矛盾日積月累、愈演愈烈的結果。今天，對一戰前英德矛盾的認識通常也是這樣的。但是，這也有誇張之嫌。
當年的英德之間確有明顯矛盾，這主要是在三個方面。一是海軍競爭問題，德國的海軍發展被英國視為重要挑戰；二是包括殖民問題在內的海外利益競爭問題，比如在非洲和近東；三是歐洲內部的地緣政治問題，這主要指：英方擔心德國會在歐陸發動戰爭，並由此獲得歐陸霸權；德方則期望英國在可能發生的歐陸大戰中保持中立，不要援助法俄，英方則一直拒絕給出中立承諾。英國作為歐洲大陸邊緣的島國，對歐陸長期奉行均勢政策，即防止包括德國在內的某大國主導歐陸， 一戰前英國對歐陸的首要目標就是維護均勢局面下的和平。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 當時有不少因素制約英德矛盾的發展。僅就英國方面而言，有如下因素。
英德間經貿關係緊密，兩國在歐洲互為最大貿易對象國;兩國同屬日耳曼族群，且同屬新教國家，兩國的王室和貴族群體之間多有基於通婚和血緣的親緣關係。在此背景下，英國國內的親德情緒並不少見。
英國對歐陸長期奉行均勢政策使英國既要防止德國變得過於強大和過於具有進攻性，也要防止地處中歐的德國變得過弱，起不到有效制衡其他大國的作用。
在英國國內包括決策層中，還明顯存在如下擔心：即便德國是一個威脅，但如果在和平時期對德國的打壓和孤立「過重」，有可能物極必反，讓德國人出於對前景的悲觀而鋌而走險和選擇戰爭。
從19世紀末起，在自身相對實力下降、他國崛起且對英挑戰上升的背景下，英國的基本政策就是謀求諒解、協作和迴避激烈對抗，1902年的英日同盟、1904年的英法協約和1907年的英俄協約都是例子，英國對德國也有此意願，兩國在1900年前後還曾談判能否結盟(德國其實曾是英國謀求諒解和協作的首個對象)。
至少從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時代的中後期起，以工業革命完成、議會改革推進、自由貿易的推行等為背景，英國對外政策愈發受到「激進派」思想的影響，而後者主張限制軍備開支和武力使用，希望將更多資源用於國內福利，倡導有別於傳統外交的國際協作，推崇道義在國際政治的作用。
1906年至一戰發生之際，在英國執政的是自由黨(激進派在該黨內有很大勢力)，該黨比保守黨更關注國內問題和提升民眾福利，換言之不想在對外關係和軍備上耗費太多精力。英國與俄國雖然在1907年達成了一個協約，大體結束了兩國間持續幾十年的對抗，但英國國內仍不乏對俄國的憂懼，一戰前兩三年里英俄在波斯的爭鬥也在走強。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一戰前的英國對德國採取的是以維持和平為目標的剛柔相濟的政策，而非一味打壓。今人時常認為，一戰前英國和法俄組成了「協約國」集團，與德國為首的「同盟國」集團對抗，這不盡符合史實：英方一直擔心，自己與法俄過於親密可能讓德國更急於冒險，讓法俄對德更具進攻性；英方一直避免建立英法同盟關係，與俄國更是幾乎沒有真正的軍事協作；英方還刻意避免公開使用「協約國」這個詞，以免讓德國人認為英國與法俄是「鐵哥們」。
在一戰前十年中，德國海軍的強勢擴充是英德矛盾加劇的首要原因，英方一度想以德國在海軍問題上對英讓步作為英國在其他問題比如殖民地問題上對德讓步的條件，但到1911年後，隨著德國海軍擴張的後勁不足，以及第二次摩洛哥危機所體現的戰爭風險的加重，英方改變了做法，謀求在擱置海軍問題的情況下通過其他議題上的進展去緩和英德矛盾。
這樣， 在一戰前兩年中，英德矛盾反而明顯緩和，雙邊關係反而進入了十餘年以來的最好時期：英德海軍競爭趨於緩和；雙方就海外利益問題也達成了重要妥協。比如在1914年春(離一戰開打只有三個多月)英德訂立了關於中東的一個重要協定，近似於針對今天的土耳其至伊拉克這一大片地區，劃分了彼此的勢力範圍；在兩國高層，為英德關係的改善點贊的言論也頻現。與此相關，德方對英國會在未來歐陸大戰中保持中立的期待也在上升(雖然後來的情況表明，德國人想多了)。
在上述背景下，如下文所述， 至少就一戰前兩三年而言，德國與法俄尤其與俄國的矛盾而非英德矛盾才是國際關係中的更重要矛盾。
當地時間2017年11月10日，法國哈曼斯威勒科夫，法國總統馬克龍接待到訪的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前往阿爾薩斯地區，出席一戰陣亡士兵紀念儀式。視覺中國 資料
一戰主要是源自兩大新興強國之間的矛盾
既然德國不那麼像是要改變現狀的擴張性國家，而且一戰前的英德矛盾不那麼激烈，那麼為何德國挑起一戰，或者說要對一戰發生負最大責任？
傳統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聚焦於某一個新興強國與某一個老牌強國或霸權國家的對抗。但是， 國際體系中有多個強國，新興強國也往往不止一個，決定國際體系的根本變革的往往是新興強國之間的競爭，而非新老強國之間的競爭。
一戰的發生主要源自兩個新興強國之間的矛盾，而非德國與英國這對新老強國之間的矛盾。這兩個新興強國一個是德國，另一個是俄國。
俄國在18世紀後期就已成為歐洲國際政治舞台的一個重量級參與者，到一戰前一直都是歐洲國際關係中的一大主角。因此，一戰前的俄國習慣上被視作典型的老牌強國。但是，俄國是歐美列強中最後一個完成工業化的(在蘇聯時期)，它在一戰發生時還沒有完成工業化，但此時工業化的速度很快。俄國本就地大物博，人力資源豐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或實現必令其國力大幅躍升，後來蘇聯的國力和世界地位就是例證。在一戰前夕的兩三年中，對於工業化背景下俄國力量的快速增長，表達肯定、讚羨甚至憂懼的國際輿論已不少見。如果判定某強國是「老牌」還是「新興」的標準不是其既往履歷，而是其相對於他國的國力變動曲線，一戰前夕的俄國更應被視為新興強國。
根據目前國際學術界中佔優勢的觀點， 德國挑起一戰的首要原因就在於對法俄尤其俄國力量上升的擔心：在德國決策層看來，隨著俄國力量的增長，德國與兩大對手法俄的力量對比將對德國愈發不利，德國甚至可能首先遭到法俄的進攻，那麼，與其坐等危險的步步逼近，不如先下手為強，儘早發動「預防性」的大戰。
在一戰前夕的德國決策層中，主張德國為奪取經濟利益而發動大戰的言論難得一見；但表達對俄國力量增長的恐懼、考慮或主張德國應儘早發動預防性戰爭的言論卻很多。比如，首相貝特曼說：未來屬於俄國，它在日益成長，並正成為我們的一個越來越大的噩夢；在他們在波蘭的戰略性鐵路完工後，我們的地位將搖搖欲墜。總參謀長毛奇說：繼續等待意味著我方機會的越來越小；俄國的軍事力量在兩三年內將增強到無法應對的地步，德國應在多少仍可與其匹敵時發動預防性戰爭。威廉二世說：俄國的戰備計劃可能是為了在1916年進攻德國，現在就進攻或許比等到俄國準備完畢時更好？任何人如果不認為俄國和法國正致力於及早對我們開戰而且我們應採取適當反制措施，都應被送進瘋人院！
對這些決策者來說，德國的預防性戰爭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現狀」，是為了防止法俄在將來「破壞現狀」，它首先是一場以維護德國的安全為目標的防禦性戰爭，雖然德國採取的是進攻性手段，而且在開戰後難免會奪取對手的領土。與此相關，也有人指出，德國雖然應對大戰的爆發負首要責任，但就德國挑起一戰的動機而言，它是否依然可被視為一個想「維持現狀」的國家呢？
所以，一戰的發生主要源自德俄這兩大新興強國之間的矛盾，源自先實現工業化的德國對後實現工業化的俄國的憂懼。按照這一先後順序，如果將德國視為俄國面前的老牌強國，將俄國視為德國面前的新興強國，也非一點都講不通。若這樣，一戰的發生也可謂新老強國之間「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體現，但該「陷阱」是存在於德國與俄國之間。如果按老習慣將俄國視為老牌強國，將德國視為新興強國，亦是如此。如果認為霸權或准霸權國家(比如當年的英國)與新興強國的戰爭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形態，那主要源自德俄矛盾的一戰仍屬於「非典型」。
在一戰打響後，德國對比利時和法國的進攻威脅到了英國的關鍵利益，英方遂決定對德宣戰。這可被視為英德間「修昔底德陷阱」的體現，但顯然不是一戰發生過程中的主旋律。
結語
鑒於前述的三大點，總體而言，一戰的發生難言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體現，至少不是英德之間「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體現。無論是從事理論研究還是歷史研究， 研究者們應更多關注國際體系尤其多極體系中大國間關係的複雜性，更多關注新興強國之間的關係。新興強國與老牌強國或霸權國家的關係未必總是國際體系演變的主軸。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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