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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干預接線員:我遞給跳樓者一瓶安眠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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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志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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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真實故事計劃


故事時間:2014年 | 故事地點:香港 






01





中學六年,我都在省重點中學讀書。





初一時,班主任在課堂上說,不要跟班上成績最差的女孩講話。我們聽話照做,孤立她。




課間我們去天台吹風,那女孩經常獨自站在邊緣,掉眼淚。




傳言說她自殺過好幾回。初二時,她退學了。




快畢業我才知道,學校不許「差生」參加中考,怕拉低升學率。



高中三年,我成了「差生」,一直活在老師「你腦子不正常」的質疑里。




我去香港念大學,選擇了心理學專業,想要知道什麼樣的人,才是他們所說的正常人。




心理學專業內流行著一句話:讀心理學的,要麼是想治癒自己;要麼是想做聖母,治癒別人。



我立志畢業後,要成為一名心理醫療師。




大三,我去學校的學生髮展處,面試自殺干預接線員的工作,算是為以後的理想預演。 




在香港,所有大學都設置了學生髮展處,只針對本校學生開放,主要提供心理健康諮詢。




大多數同學如果因為突發事件煩惱,白天會來心理諮詢室諮詢。




接線員需值班滿三個小時,通常在夜晚六點到早上九點間。




值班室約十平米,正對著門兩米遠的地方,擺放著兩對桌椅,桌上各擺著一台電腦,一部電話。兩台電腦的屏幕,分別被學校的地圖和香港地圖佔據著,以便隨時定位。 




夜晚的教學樓,除了我們房間,只有走廊亮著燈。屋裡靜寂得能聽到自己的呼吸聲。 



作者圖|值班室





02





夜晚是人情緒最脆弱的時間段。




我第一次接電話,就是在午夜十二點左右的時分。




鈴聲響起的第一聲,我迅速拿起聽筒,儘力讓聲音如春風般溫柔:「喂。」




對於對方,哪怕只晚一秒,就多一秒絕望的可能。 




電話那頭一直沉默了三四分鐘,女孩才一頓一頓地說:「三年了,我要瘋了,你們,有沒有葯?」




她話語零碎,說是高三那年開始的,「總是莫名其妙地想哭,夜裡也睡不著,好不容易睡下,會重複做同一個噩夢,在夢中忽然驚醒。」




我握住聽筒,女孩有傾訴的慾望,我就只是傾聽。




「高考失利,考了很差的大學,一進校門我就崩潰了。」後來我才知道,她平時能上985,高考只考了211。




不過很快,大學的新鮮感讓她重新提起興趣。




大二開學後,她又重新陷入那種「崩潰」的情緒中,回家休息幾個月後返校。




大三開學,她來到香港做交換生,起初特別開心。




「這幾天又開始了,我剋制不住那種情緒。一進到教室,看到正常的同學們,更加覺得自己沒用……」




這時候,我可以初步判斷,女孩是患上了抑鬱症,但這還需要進一步的臨床診斷。




我柔聲細語地向她解釋:「據我所知,抑鬱症會在每年相同的時間反覆發作,每次發作一到兩個月,自己是無法控制的。」




「我也懷疑過……我該怎麼辦?」




「你可以把自己想像成動物在

冬眠

,想睡就睡,想哭就哭。我們用每年11個月的時間儲存快樂,積蓄能量,來對抗那個月的負面情緒。一個月後,什麼都不用做,你又復原了。」 




她還是不甘:「可我現在上課,什麼都學不進去,感覺自己只會越來越差勁……」




「你可以在其他時間多做一些,還可以嘗試一些藥物。人得抑鬱症,就像動物冬眠,畢竟,全球變暖這麼厲害了,熊,不還得冬眠嗎?」我的話似乎把她逗笑了。 




我乘勝追擊:「如果你想拿葯,白天來心理諮詢中心。」




「我白天的狀態好一些,所以經常懶得去。一到晚上就剋制不住,這才打電話。」 




我告訴她,我們會對來電進行記錄。白天醫師上班時會看到資料,在確認學生真的需要藥物時,會直接開單子,這些藥物也是免費的。




「那就好。」她舒了一口氣。




我幫她預約了第二天的心理治療,醫師給她的臨床檢測是中度抑鬱。




後來,我們做過粗略地統計,過來接受心理醫療的來電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症,他們多數對抑鬱症一無所知。



03





凌晨兩點到四點,是自殺干預熱線電話集中打來的時候。




如果說,前半夜的來電是來做最後的求助;那麼,後半段撥打熱線的人,多數對人生徹底失望,試圖通過死亡獲得解脫。 




那天,我和搭檔坐在值班室,凌晨兩點鐘左右還沒人打來,我快要睡著時,電話響了。




我輕輕「喂」了一聲,那頭沉默了一會,說:「你好……」




對方說的普通話,一聽是內地學生,我和搭檔交換了眼色。




內地學生來香港念書的,多是碩士或博士,在校外租房住。




如果發生意外,我們可能沒法及時救援。 




「你是內地的學生嗎?我也是內地來的。」我試圖跟對方拉近距離。




「我的東西,都打包好了。」他聲音哽咽。




哭說明對方還有情緒,還有救下來的可能。




最可怕的,是那些語氣平靜到聽不出任何情緒的人。 




「你在家嗎?我現在可以過去,一直陪著你。不要怕。」我們需要儘快對他進行定位。 




「我住在劏房……」他大哭起來。




劏房多位於香港相對貧困擁擠的街區,比如油尖旺。




這裡的住戶人均居住面積不過兩三平方米,卧室擺上一張單人床或上下鋪之後,幾乎沒有多餘的空間,一層樓四五戶人家共用一套衛生間和廚房。




一些從內地過來的同學,也會在這裡合租。我去他們家拜訪過,只看一眼,心情都很抑鬱。  




作者圖|Andy出事的地點




「我好絕望。」


很快,他停止嚎啕,像受傷的貓一樣,開始小聲地嗚咽,哭聲克制又令人窒息。




「你在紅磡嗎?」我縮小範圍,開始引導他的思路。




「 嗯。」他條件反射般地回答。




「黃埔街?必嘉街?」我進一步試探。




「嗯。」




那就是二者之一了。我的搭檔男同學在電腦上找到對應街區,指著其中一條街道給我看。 




「機利士南路?」我問。 




他沒說話,看來是默認了。




搭檔立刻通知保安處準備,等我趕往事發地點確認後,他們再報警(如果是校內情況,保安處會直接出動)。




「我住在XX大廈,我到你那兒,用不了幾秒鐘。

我的手機號是xxxxxx,我給你打過去。」其實那邊,我只知道這一個大廈,因為我有個同學住在那。




我掛斷電話,按照來電顯示,用自己的手機撥給對方,接通後,他的第一句話是:




「我租的房子這個月到期,我也沒錢續租。你過來也好,我不敢在屋裡燒東西,怕萬一著火。你來處置吧。」他聲音平靜,我知道不妙了。 




我們學校距離他的所在地,快跑只需要5分鐘。




我衝出值班室,往機利士南路的方向奔跑。




路過一片殯葬區,路上堆著一排排棺材和一溜溜白花圈。




我顧不上害怕,一直試圖在電話里穩住他:「我已經到機利士南路了。你在天台嗎?在哪幢大廈?我上去陪你。」




話筒里非常安靜,只聽得到我「呼哧呼哧」的吸氣聲。隨後,他掛斷了。我慌忙報警,又給搭檔打電話告知情況。





04





通過拍檔的定位指示,我趕到機利士南路去尋找那位自殺者,看見一輛警車停在一棟樓下,我飛奔過去:「你好,是有人要跳樓嗎?」




警員愣住,指著旁邊兩個便裝市民:「你們是一起的?」




兩人夫妻模樣,連連搖頭:「有個內地來的大學生租我們房子。剛剛發信息說,水電煤氣費用放在了他行李上面,他都打包好了,同學會來取行李。我覺得好奇怪,就報警了。警員說他可能有自殺傾向,我就過來看看。」 




在我們說話的間隙,警員們早已鋪好救生墊,另一些警員開始上樓。




我跟房東核對了電話,是同一個人。




我告訴警員自己就是那位同學,是趕來救他的。




警員點點頭,拿起對講機跟同事說了什麼,允許我進入現場。 




劏房沒有電梯,我跟隨警員走樓道,霉味、公用廁所里排泄物的味道瞬間包圍了我,手電筒的光亮路過角落,我看到幾隻肚子肥大的老鼠,迅速把視線挪開。 




天台不大,只有拉起來的幾條晾衣服的線。香港的大樓多是公共式天台,有人在上頭種花、晾衣服、彈吉他,有流浪漢在上頭居住,有人準備飛升。 




男生站在邊緣處,警員幾乎貼在地面上前進,我渾身抖得厲害。




不知道是害怕還是緊張,我哭出聲來,行進中的警員停下,拍拍我的後背,「這裡只有五樓,我們救生墊已經鋪好了,他要是正常腳著地跳上去,頂多骨折。不用擔心。」




男人背對我們站著。他個子不高,聳肩勾背,他垂著頭,頭髮凌亂。我挪到他身後,安全區域的最前端。




他似乎感覺到有人在靠近。「以前覺得萬劫不復,永世不得超生是最狠的詛咒。現在我覺得,永世不再為人才是解脫。」他很平靜。 


我脫口而出:




「我室友是化學系的。給你找瓶化學藥物。你喝下去,還沒感覺到痛苦,就死掉了。」 




他輕輕搖頭:「都一樣。」 




其實,在危機干預時,對於抱有必死決心的人,通過阻攔造成的自殺未遂,會導致他們下次進行更決絕的自殺。




我們有時會允許他們在可控範圍內進行嘗試,比如不阻止自殺者在五層樓內、有救生墊和救護車的情況下跳下,在能及時搶救的情況下,服下安眠藥(正常包裝、但裡面是替換了的、低濃度的安眠藥)。 




對他們來說,生硬地勸阻,是不理解他們的痛苦。




而允許他們嘗試,是尊重對方選擇的同時,也守好自己的職責。




警員悄悄遞給我一瓶葯,瓶子上寫著:安眠藥。




我問他:「我這有一瓶安眠藥。你吃嗎?」




他似乎動搖了,慢慢後退了兩步,轉過身,在原地,木木地盯著我手中的藥瓶。 




我索性直接擰開藥瓶。他本能地走過來,一把抓過藥瓶對準嘴巴,後面的警員遞上一瓶水。




我上前,按照教程緊緊抱住他,說著:「沒事,沒事。」 




不知是藥物還是擁抱起了作用,他平靜了一些,癱坐在地上。警員們將男生連扶帶抱地帶下樓,送上救護車。




作者圖|救護車




現場醫生對他進行救治時,我聽到房東夫婦向警員道謝:「哎,可算沒事了,謝謝你們啦。不然啊,我這房子就變凶宅了。沒人會住的啦。不過被他這麼一搞啊,街坊鄰居肯定也知道了,我這房子也不好租了。」




我後背一陣發涼。



05





夜晚四點,我跟著上了救護車,給搭檔發了簡訊告知情況。




男孩被推進急救室後,警員告訴我,瓶里裝的是鎮靜藥物,他吃下後會暫時安靜,並讓我趕快通知學校。




天亮時分,學校的老師趕到了。因為昨晚是我一直在陪他,老師決定讓我先跟進。




我了解到他的英文名叫Andy,是我們學校理工科一年制的研究生。五月份結業考試,七月份畢業。他的成績不算好,警方初步認定他是因找工作不順利而自殺。 




之後,我和Andy一直保持著聯繫。新學期開學後,他告訴我,自己收到了第一份面試邀請,在工地工作,工資不高,但他已經很滿意了。




上班之後,他似乎慢慢回歸了正軌。而我繼續在接線室里,通過一根電話線努力接住那些懸崖邊的生命。 




在學校做自殺干預那一年,我只出過這一次外勤,大多數時間,我們都是通過電話進行干預。我大概接到了200個電話,打來的人大多是深度抑鬱,且認真思考過自殺。




每次通話即將結束,我們都會告訴對方:想要傾訴時,隨時打來,我們一直在。




有些人會反覆來電。




自殺干預是即時性的,我和對方都不知道下一次什麼時候,危險的念頭會再侵襲他們。




但是我能做的,就是此時此刻,把他從懸崖邊拉下來。 




可是我忘記了,當我站在懸崖邊拚命地拉住對方時,自己也站在懸崖邊上。 




有一天,值班室的另一位同學告訴我,白天一位來做心理諮詢的同學告訴他:「我昨晚站在天台上,一個住在上面的流浪漢對我說:『你(要跳)去旁邊屋頂吧。』」 




那一整天,我都鬱鬱寡歡。




其實做志願者以來,在生活中聽到電話聲響,我都會心悸難安,在電話里,和對方一起痛哭失聲的情況也不是沒有,那時候,也要勉力讓自己冷靜,儘力勸解對方。 




我把自己的心情告訴老師,老師告訴我:




「人的身體像一根導管,快樂和悲傷流過去,有的人無法承受特別多的情緒,導管就會淤塞。心理疾病就是這樣產生的。」




最後,她拍拍我的肩,「你做得很棒。不過每個人的內心承受能力有限,你可能不適合再做這份工作。」 




我在接線室待了整整一年。畢業的時候,我沒有做心理干預師,而是轉戰學術。




生活中和別人講話,我都盡量小聲,多傾聽,碰到有人情緒萎靡,也會上前聊聊天。




每當夜幕降臨的時候,我都會下意識地看向樓頂的天際線。




偶爾想起那個站在學校天台上的女孩,她個子偏矮,身材微胖,在人群里很難被注意到。女生們三三兩兩站在周圍互相調笑,她一個人站在邊緣掉眼淚。




我很想再一次穿過人群,走上前,拍拍她的肩,告訴她:

還有我。




作者唐木雨,研究員,編輯 | 崔玉敏


本文轉載自:真實故事計劃(ID:zhenshigushi1)







 生命的根本需求 


 是渴望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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