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這本小說，為何在蘇聯和我國這麼火，卻在歐美頗受冷遇

今天我們要說的英國女作家伏尼契的經典作品《牛虻》。

對我國很多人來說，《牛虻》這個名字並不陌生。1953年，《牛虻》中文版上市的時候，三個月就賣出了50萬本，是名副其實的暢銷書。在蘇聯，這本書出版了74次，被翻譯成18種蘇聯民族文字，又翻拍成電影，引起巨大反響。不過，同樣是這本書，在英國和美國的文學界，不僅沒激起什麼水花，甚至還得到不少負面評價。一個英國人寫的書，為什麼在西方世界不受歡迎，反而在蘇聯反響熱烈呢？作為中國讀者，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態度看待這本書？聽完本期音頻，相信你會有自己的答案。

打開今日頭條，查看更多精彩圖片

《牛虻》的故事發生在19世紀30年代的義大利，主線劇情是主人公阿瑟從一個單純的愛國青年，成長為堅毅的革命者。需要提醒你注意的是，這個時間設定非常重要，因為當時的義大利跟現在很不一樣，不了解那段歷史，就沒辦法理解小說里的各種衝突，所以在正式講故事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時代背景。

從公元8世紀開始，一直到19世紀，義大利地區就受教皇國的統治。這個教皇國，不是一個單一制國家，而是由許多城邦、小國和貴族領地組成的，受羅馬教廷領導，政教合一。1815年，拿破崙戰敗之後，維也納會議召開，奧地利、俄羅斯、普魯士、法蘭西四國締結「神聖同盟」，在上帝的名義下，重新劃分勢力。這一回，奧地利取得義大利主要地區的控制權。

從1848年開始，義大利各地爆發了反抗奧地利統治的運動。當時的羅馬教皇是庇護九世，這位教皇比較開明，頒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開放新聞自由、建立公民自衛隊等。但是，面對民族獨立運動，教皇卻不可能公開支持某一方，因為作為天主教領袖、上帝在人間的代言人，歸根結底，教皇是沒有民族性、沒有國籍的，他的目標是基督教世界的統一和擴大，就不可能支持義大利教徒去打奧地利教徒。而在義大利人眼裡，他們需要獨立統一、需要反擊侵略者，所以普世性的宗教必然和民族革命衝突。《牛虻》的故事，就建立在這種衝突上。

主人公阿瑟是個私生子，從沒見過自己的爸爸，他媽媽嫁給一個二婚的英國富商。富商和媽媽去世後，原配生的兩個兒子繼承了家產，阿瑟繼續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儘管哥哥們供他吃穿讀書，但沒什麼感情，一直把他當外人，刻薄的嫂子動不動就提起他不怎麼光彩的身份。雖然家裡環境惡劣，阿瑟卻長成了個溫柔單純的少年，因為在家庭之外，有兩個最重要的人給了他愛的溫情：一個是醫生的女兒瓊瑪，阿瑟的初戀對象；一個是紅衣教士蒙泰尼里，他的精神導師。

受蒙泰尼里的影響，阿瑟長大後去了神學院上學。而跟阿瑟青梅竹馬的瓊瑪則投身民族獨立事業，加入了青年義大利黨，是黨里的活躍成員。前面我們提到，宗教和民族革命是衝突的，阿瑟最親近的兩個人一個跟宗教有關，一個跟民族革命有關，阿瑟該怎麼選擇呢？他的決定是，既要當虔誠的天主教徒，又要參加革命。

不過，阿瑟對革命的看法，跟瓊瑪不太一樣。有一次，他們倆一起聽了一場關於「共和國理想」的報告。阿瑟聽得欽佩不已，瓊瑪卻感到不滿足，因為那個作報告的人講了很多在思想上、感情上、素質上應該提高到什麼程度，卻一句話也沒有說具體到底該怎麼干。這種風格，跟天主教的宣教特別像。於是瓊瑪就感慨，耐心和容忍是不能提供出路的，義大利需要的不是耐心，而是有人站出來捍衛自己，因為天主教精神和義大利革命之間沒什麼關係。但阿瑟激動地反對用憤怒和激情拯救義大利，他說「義大利需要的不是恨，而是愛」。用「恨」這個字眼來概括瓊瑪的想法，確實有些偏激了，不過，愛與恨，或者說，從愛到恨，的確可以概括阿瑟的人生歷程。

今天的讀者們經歷了各種言情小說、肥皂劇的洗禮，身經百戰，再回頭看阿瑟接下來的遭遇，就會覺得有點套路：單純的阿瑟在懺悔中不經意泄露了組織成員的信息，導致自己和黨里的一個主要成員被捕。被捕已經夠倒霉了，出獄後的打擊，更讓阿瑟難以接受。瓊瑪誤以為阿瑟是故意出賣同志，傷心失望之下給了他一記耳光。阿瑟回到家以後，又跟嫂子起了衝突。吵著吵著，嫂子爆出了一個大秘密：原來，阿瑟的親生父親正是蒙泰尼里。這個他最信任、最崇拜的人，讓他成了私生子。蒙泰尼里的欺騙和背叛，讓阿瑟陷入徹底的絕望和憤怒，他當場砸碎了神像，和上帝反目成仇，又偽造出自殺現場，離開這個傷心地，隱姓埋名去了南美洲。

13年後，一個渾身病痛、腿有殘疾的古怪男人回到了義大利，他聲音陰柔，說話刻薄，有時候冷酷，有時候又突然任性得像個孩子。他反對教會，尤其憎恨已經當上紅衣主教的蒙泰尼里。他的筆就像一把刀，用諷刺文章把敵人刺得鮮血淋漓。這個古怪男人的名字叫牛虻。當然，牛虻就是阿瑟，他回到瓊瑪身邊，與認不出自己的愛人並肩作戰。而當瓊瑪逐漸對他的身份生疑時，牛虻再度入獄，受到酷刑。在監獄裡，牛虻還和蒙泰尼里見了面，坦白了自己的身份。蒙泰尼里非常痛苦，但仍然選擇站在上帝一邊。最終，絕望的牛虻被執行槍決，而為上帝獻祭了兒子的蒙泰尼里受到懲罰——他發了瘋，很快離開了人世。

《牛虻》的故事，到這裡就講得差不多了，回到我們開頭的那個問題，為什麼一個愛爾蘭作家要寫一個義大利故事？為什麼這個故事會在蘇聯受到歡迎？這就不得不提作者的經歷了。

作者艾捷爾·麗蓮·伏尼契生於1864年，出生不久，就跟著母親搬到倫敦生活。從少女時期開始，她就遊歷了歐洲各國，還在彼得堡居住過。在彼得堡，她認識了一些俄國民粹派革命者，跟他們走得很近，甚至參加他們的會議。民粹派主張通過農民革命推翻沙皇統治，支持人民擁有土地的權利，希望實現地方自治。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民粹派發展出的一些組織就先後遭到迫害和瓦解，大量民粹派革命者流亡海外，其中一個重要據點，就是倫敦。

在倫敦的俄國流亡者之中，伏尼契結識了自己的精神偶像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克拉夫欽斯基和他的家人。克拉夫欽斯基筆名斯捷普尼亞克，是當時非常活躍的革命理論家和作者，參加過俄國和義大利的革命活動。伏尼契選擇寫義大利故事，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義大利已經通過解放運動實現了統一，為俄國革命提供了重要借鑒；另一方面，跟斯捷普尼亞克的密切合作，也開啟了伏尼契研究義大利解放運動的契機。

那小說中的俄羅斯文學氣息又從何而來呢？跟斯捷普尼亞克也有些關係。在作為小說家出道之前，伏尼契幫斯捷普尼亞克翻譯了一些論文，也翻譯了不少俄國文學作品。應當說，無論是俄國革命，還是俄國文學，都在伏尼契的創作中烙下了印記。而在《牛虻》寫成之後，第一個外文版本就出現在俄國。1897年9月，《牛虻》在倫敦出版，三個月以後，俄文譯本就面世了。根據蘇聯研究者的材料，在英國版出版之前，伏尼契就寫信跟俄國詩人明斯基討論俄文版的翻譯，而明斯基的妻子正是《牛虻》俄文版的譯者。這兩口子跟伏尼契私交很好，當時俄國某書店出版的新百科全書中對伏尼契作品的介紹，很可能出自他們之手。在這段簡短介紹中，伏尼契被親昵地稱為「麗莉」，關於《牛虻》，文章是這麼說的：「在這部描寫義大利革命時代的長篇小說中，讀者可以看出俄國革命運動的影子。這是因為作者是非常熟悉俄國的革命環境的。」可以說，從一開始，《牛虻》就建立了和俄羅斯文化之間的血緣關係，其親密程度，超過了英國這個母體。

在中國，讀者是通過另一本書知道《牛虻》的，這本書就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1942年，《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被翻譯成中文。1949年以後，中蘇蜜月期來臨，蘇聯小說成為國內引進外國文學的主要來源，這部作品很快變得家喻戶曉。因為作品中多次引用了《牛虻》，讓中國讀者對這本只聞其名、不見其面的小說充滿嚮往。1953年版《牛虻》的譯者就回憶說，他中學時期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書中多次提到的「牛虻」非常好奇，心裡想著有朝一日讀讀原著，把它譯介進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牛虻》之間的聯繫，主要表現在保爾·柯察金和牛虻這兩個人物之間的傳承關係上。比如，當保爾受了重傷，在醫院治療的時候，無論承受多大的痛苦，他都一聲不吭，有人問他怎麼做到的，他說「您讀一讀《牛虻》就明白了」。50年代初，一位叫馬仁的志願軍戰士在朝鮮戰場上犧牲，而他留下的日記中寫了三個名字：牛虻——保爾——馬仁。當時，《牛虻》中譯本還沒有出版，可是因為小說人物之間的命運關聯性，也因為中國人自身的歷史語境和信仰，牛虻和保爾已然合二為一，共築起中國讀者心目中的英雄譜系。

中國讀者對《牛虻》的喜愛，還引申出對小說作者的愛屋及烏，促成了一樁有趣又溫馨的故事。1955年年底，《牛虻》的讀者之一、中國作協會員封鳳子收到美國朋友的來信，寫信人提到自己的丈夫是伏尼契的侄孫，當時伏尼契已經92歲高齡，住在美國，生活拮据。伏尼契的生活狀況，引起了中國作協的極大關心，作協黨組將有關情況上報中央，這份請示文件非常真誠地寫道：「伏尼契的《牛虻》在我國青年中影響很大，但她的生活目前竟陷於困境，我們認為我國應對伏尼契有所表示，並給以幫助。」共青團和文化部很快積極回應，以稿酬的名義，向伏尼契支付了一筆款項。於是，在那個冷戰時代，在中美敵對的背景下，一筆來自紅色中國的匯款，經由中國國際書店以及瑞士的某家銀行，輾轉寄到身在美國的原作者手中。而意外收到五千美元稿酬的伏尼契，於1956年回了信，感謝中國讀者帶給她的巨大驚喜。這樁幾乎被歷史湮沒的小事，帶著那個時代特有的氣息，留給我們一種既陌生又親切的溫暖。

題外話：讀書可以擴充我們知識邊界，獲得更多看問題的視角，但盲從是要不得的...

喜歡我的文章就果斷關注轉發吧。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