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阿富汗女人的生活和命運

跟大多數同時代的婦女一樣，我母親一天中大半的時間都是在廚房裡度過的，打盹、炒菜做飯、照顧孩子。唯有在這個房間里，她擁有絕對的權威。

女人們每天要做三次麵包，有時一天要做的麵包多達五六十個。廚房裡總是煙熏火燎的。在烤麵包的間隙，她們還得準備午餐和晚餐。如果父親有客人，四個爐子一起燒，散發出的熱氣真叫人無法忍受。每當這個時候，我們小孩子就特別興奮，因為我會把朋友們帶到廚房吃剩下的飯菜，這可以提高我的人氣和威信。大多數村民比我家窮，有品嘗美食的機會當然不會錯過。我們這些孩子是從來不被允許靠近會客廳的，倘若有人膽敢往裡面偷看，守衛門廳的保鏢只要朝我們一瞥，大家就會四散逃竄，尋找避身之處。

因為沒有男人們看著，廚房就成了婦女們閑聊的天堂，大家在這裡可以放心地說笑，孩子們總能得到從架子上一排排的罐子里拿出來的乾果和糖果。冬天的晚上，麵包烤熟之後，我們就著塔努爾麵包爐里的灰燼給雙腳取暖，腿上蓋著一條厚厚的毛毯，那情景畢生難忘。

每天夜裡，我們展開睡墊，鋪在廚房的地板上睡覺。妻子和女兒們沒有自己的卧室，只有睡墊。男孩年紀還小的時候，也跟這些女人一起睡，一起生活。等他們長大一些，就會幾個人共用一個卧室。母親會給我們講故事。首先，她從與家庭有關的故事講起。她從不避諱談自己的婚姻，講第一次見到父親時的感受，講從少女時代到為人妻子過程中的艱難，因為成婚後要承擔起很多責任。講完這些，她又會跟我們講起遙遠的王后、國王、城堡以及為了榮譽不惜犧牲一切的勇士，我們總能聽得津津有味。她還講愛情故事，也講大灰狼的故事，嚇得我們尖叫。我一邊聽，一邊看著窗外的月亮、星星。我敢肯定，自己看到的是整個天空。

我對峽谷源頭的大山之外的世界毫無概念，也不關心。我只在乎我母親愛我，我也愛她，我們是不可分離的。不知怎的，母親似乎把從父親那裡失去的愛在之後的歲月里加倍給了我。自從聽了我大姑媽佳達講的事之後，母親不再因為我是個女兒而耿耿於懷了。有一天，我父親從外頭回到村莊的時候，大姑媽對他說：「阿卜杜勒·拉赫曼，你妻子給你生了一隻老鼠，一隻小巧的紅色老鼠。」 他哈哈大笑，馬上要求見見我，那是他頭一回提出要看看新生的女兒。看到我被太陽曬得輕微灼傷，滿臉疤痕後，他把頭往後靠，露出難得一見的笑容，還對我大姑媽說：「不必擔心，姐姐。她的媽媽有著優良的基因，我相信這隻小老鼠長大了一定也可以像她媽媽那麼漂亮。」

母親聽說這件事之後，高興得哭了。在她看來，這表示父親依

然愛她，也等於是在向她說，不要因為沒有給他生個兒子而覺得自己很失敗。她後來經常講起這件事，我聽了不下百遍。

但是，那時的父親態度冷淡，總讓人感覺不可接近。那段時期，政治在阿富汗是一場危險的遊戲，因為政權發生了更迭。 １９７３ 年，穆罕默德·達烏德可汗趁著沙哈國王在國外的時機，發動了和平政變，廢除國王，自命為阿富汗第一任總統，還中止了憲法，解散了議會。

不久，我父親就因為不服從新總統的領導而被囚禁了。他大力抨擊新政權，向達烏德施加壓力，要求恢復憲法和議會。政治上的反對聲在全國此起彼伏，失業率上升，社會問題不斷湧現，阿富汗的鄰國，尤其是巴基斯坦和蘇聯，再次將政治觸角伸到了阿富汗的國土。

我父親很少在家，基本上都在喀布爾。他不在的時候，滿屋的氣氛也輕鬆許多，孩子們的笑聲響徹房間。但是，當他回到家，整個大宅的女人們就會在走廊里緊張地來回穿梭，忙著給他的客人備酒菜，還要設法讓孩子們保持安靜，以免打擾到他。

父親不在家的時候，我和朋友們通常還是很開心的，想怎麼淘氣就怎麼淘氣。我們肆無忌憚地從廚房的儲物櫃里偷偷拿一些巧克力出來吃，因為知道母親全部心思都在父親身上，無暇阻止我們。

對於父親，我沒有多少真正清晰的記憶。我依稀記得他常穿著一件白色夏爾瓦克米茲及膝長袍，外套一件褐色羊毛馬甲，頭戴一頂羔羊皮帽，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放到背後。呼利大宅的屋頂又長又平，在那些日子裡，他常常連續幾個小時在上面走來走去。下午開始不停地踱步，一直到黃昏也不停歇，邊走邊思考，手一直放在背後，保持一個姿勢不變。

即使是少不更事的年紀，我已感覺到父親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無論他給我們帶來多少壓力和麻煩，也不管他對我們的打罵有多嚇人，我依然對他充滿敬畏，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承受著更大的壓力：既有維持一個大家庭的壓力，也有政治壓力，更有代表阿富汗最貧窮的人們的壓力。他幾乎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在家的時候，位於我們呼利大宅後面的單層樓會客廳總是高朋滿座：有人是來徵求他的意見的；有人是來找他幫助解決家庭糾紛的；還有人捎來消息，說是大山裡的部落叛變或是發生暴力事件；還有一些人窮困潦倒，迫切需要他的資助。他對所有人敞開大門，自己根本沒有時間休息、娛樂。既然如此，怎麼能怪他對家人苛求呢？

當然，我並不寬恕父親毒打母親，但是，在他們那個時代，社會風氣就是如此。在其他方面，就社會傳統而言，父親絕對稱得上是一個好丈夫。今天，我比任何時候更能理解父親，因為我可以想像他的工作量。我能理解政治競技場上的壓力，能體會沒有個人時間、身擔要職和重任的滋味。我想，我母親也是理解的，這也正是她為什麼能默默忍受那麼多的緣故。

按照父親所信奉的伊斯蘭教法中的法律制度，男人應該平等對待所有的妻子，不能厚此薄彼。我也認同伊斯蘭教義所倡導的公正精神。單純地就理論而言，這是建立在伊斯蘭教倫理價值基礎上的一種公平制度。但是，人的心不能總是遵循理論，在一夫多妻制下，這樣的平等無法存在。怎麼可能讓一個男人不對一些妻子好一點兒，對另一些差一點兒呢？

父親的套間取名巴黎套間，是他特意從喀布爾請來一名畫家用手繪壁畫裝修的。房間的兩扇窗戶面朝杏樹花園，夏天一到，一股清新的杏樹芬芳悄然而入，任何空氣清新劑都無法與這種自然的芳香相媲美。

父親在家時，每天都要跟不同的妻子共睡一張床，唯一的例外是他的第一個妻子，哈利法。伊斯蘭教教義規定男人最多只能娶四個妻子，父親為了能娶到更多，跟最初的那個妻子離婚，讓第二個妻子頂替了哈利法的位置。根據約定，離婚後的女方保留妻子的身份，經濟由男方承擔，但是失去了婚姻內的親密關係，永遠不能再跟丈夫一起睡。我至今還記得這個女人眼中的悲傷：本來作為原配，她很有權力和身份，卻被迫過著無性的生活，使她的地位大打折扣。而我的母親雖然是第二個老婆，卻成了正室。哈利法從來沒有生我母親的氣，也沒對她不敬，我真想知道，我母親第一次被我父親帶回家時以及被授予正室身份時哈利法是否感到很傷心，可憐的原配竟然被一個十幾歲的黃毛丫頭奪取了正室位置，這是怎樣的一種滋味？

我想，我父親最期待的還是和我母親一起睡的晚上。母親記得，在必要的婚內親密行為結束之後，他們就會躺著聊天，一直聊到凌晨。父親會向她講述工作上的事，在喀布爾遇到的政治壓力，還會教她怎麼種地、怎麼收割莊稼、怎麼出售奶牛。父親不在家時，她儼然是一家之長，所以當地人都稱她是瓦基勒先生的副手，或者老闆的代理人。

政治上的事務越難，父親就越依賴母親。只要家庭和睦，家中運行得有條不紊，他就能安心應對國會裡的種種陰謀。經營農場和大小事務的是母親，父親不在時把家管理得秩序井然的也是母親，解決各個妻子間爭端的也是母親。處理這些事務她沒有一套自己的技巧可不行。

個別妻子，尤其是第三個妻子尼亞茲，嫉妒我母親的地位，還試圖挑撥我父親和母親之間的關係。這女人很聰明，但因為一生做的都是單調乏味的活兒， 很有挫敗感，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她嫉妒我母親擁有的那麼丁點兒的自由和權力。但她每次試圖贏得父親寵愛時總是碰壁，因為父親根本不相信誹謗我母親的任何言語，而且我母親能夠預測形勢，採取迴避策略，不給她任何機會挑釁。

母親是個善良、寬容的女人。她本來可以把年輕的妻子們打一頓，讓她們去干最粗重的活兒，但她卻儘力營造幸福的家庭氛圍，讓所有孩子均得到平等的關愛，妻子們可以像姐妹或朋友般一起做事。有一次，我父親的一個小老婆從廚房後面的一間上鎖的地窖里——家庭食品儲藏室——偷東西被發現，我母親知道後，並沒有稟告父親，因為她知道，父親得知內情後肯定會把小老婆毒打一頓。她悄悄地處理了這件事，也正因為如此，她逐漸贏得了其他人的感激和忠誠。

只有第六個妻子不是因為政治目的，而是因為出色持家能力而被娶進門的。她是個蒙古女人，長得特別漂亮，編織技巧高超，能夠織出大小不一的地毯。她把這些技能毫無保留地教給我母親。我曾經看到她們一連幾個小時坐在一起，氣氛融洽地編織著，手拿彩色的毛絨線有節奏地繞來繞去，穿來穿去。

我母親最要好的朋友要屬四太太哈爾。她稱呼我母親為阿帕，即姐姐。有一次，我母親眼部感染，村裡沒有醫生，於是一位年長的老太太建議說，如果誰能在每天早上用舌頭舔一下母親的眼睛，那麼唾液里的天然抗生素就能醫治好她的眼疾。哈爾太太毫不猶豫地就這麼做了，每天早上用舌頭舔我母親那雙腫得長膿的眼睛，一連堅持了八個星期，果然，正如那位長者所說，母親的眼疾不治而愈。

母親和三太太尼亞茲則沒有這麼好的關係，她們一直合不來。

有一天，眾妻子坐在地上吃圓盤烤餅的時候，她們兩人吵了起來。儘管我當時才 １８ 個月大，但不知怎麼的，竟然也能隱約感覺到她們之間的敵意。我蹣跚著朝尼亞茲太太走去，拿起她的辮子猛地一拉。她驚訝地倒吸了一口氣，接著便大笑起來，伸出雙臂把我抱在懷裡。她們兩人不但忘記了剛才的吵架，還都大聲笑了。「這孩子真聰明，貝比簡。她跟你一模一樣。」我母親的敵手——尼亞茲太太一邊這麼說一邊不停地在我臉上狂吻。

即使還那麼小，我都能感覺到我們文化中婦女地位的不公平。我現在還記得那些不受父親寵愛的妻子無言的絕望，也記得得寵的妻子們所經歷的種種磨難。有一次，我親眼看到父親在走廊里追著母親打。我飛奔過去，用腳踢父親，想以此來保護母親，他伸出一隻手拎起我，用力地把我丟到一邊。

還有一次，父親在打母親的時候狠狠地拔掉了母親的一綹頭髮。一周之後，我舅舅來訪，按照習俗，他都是跟家裡的男人們一起來的，所以我母親沒機會跟他訴說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在他離開之前，我母親為他準備了午飯，供他騎馬翻山越嶺長途跋涉時充饑。她很聰明，巧妙地在包裹里放了那綹被父親揪下來的頭髮。我舅舅離開整整一個上午之後，在山林中的一塊空地上停下來吃午飯時，打開包裹就看到姐姐的頭髮，他很快就明白是怎麼回事。於是，他縱身上馬，策馬徑直往我們家奔來，當面跟我父親對質。他還向我母親保證說，只要她想離婚，他們全家人都會支持。

這樣的家庭支持是罕見的。通常，大多數家人都會叫女人不要抱怨挨打，應該默默忍受。如外祖母挨打，所以等她們自己被打的時候，也並不覺得意外。

但貝比簡不同。她跟父母住得近，每年都回去看他們，而且兄弟們也都很愛她。我舅舅坐在呼利大宅的花園裡，對她說，只要她想走，隨時都可以跟他離開。在長柄金屬勺子的毒打下，她幾近絕望。她常常沮喪至極，頭疼得幾乎要裂開，手也接近殘廢。每次丈夫娶了個新妻子對她而言都是一種羞辱，她已厭倦了這樣的生活。她已經受夠了，也認真考慮過離婚。

可是她知道，離開父親也就意味著放棄至愛的孩子們。阿富汗和大多數伊斯蘭教國家的文化一樣，離婚之後，孩子隨父親而不是母親。她提出先見見孩子們，然後直盯著孩子們的眼睛和臉。那時，她一句話也沒說。可是多年後她告訴我，當時在孩子們的眼裡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她不能就那樣扔下孩子們不管，放棄他們來結束自果受不了婚內暴力逃回娘家，女人的父親常常會把她送回到毒打她的丈夫那裡去。毒打成了婚姻生活里再正常不過的一部分。女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見慣了母親和祖母或外祖母挨打，所以等她們自己被打的時候，也並不覺得意外。

可是她知道，離開父親也就意味著放棄至愛的孩子們。阿富汗和大多數伊斯蘭教國家的文化一樣，離婚之後，孩子隨父親而不是母親。她提出先見見孩子們，然後直盯著孩子們的眼睛和臉。那時，她一句話也沒說。可是多年後她告訴我，當時在孩子們的眼裡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她不能就那樣扔下孩子們不管，放棄他們來結束自己的苦難生活，這樣的代價於她未免太大了。於是，她對我舅舅說，要留下來和丈夫孩子們一起，讓他一個人回家去。舅舅不情願地上了馬，回了家。我不知道舅舅走後父親有什麼想法，他有沒有因為母親「不懂規矩」而再打她？抑或他意識到差點失去自己需要的女人而懊悔，然後變得溫柔、和藹？或許兩者兼而有之。

我還記得姐姐們一個接一個嫁出去時的情形。第一個姐姐出嫁時，男方特地從沙烏地阿拉伯帶來一套嫁妝。精美的服飾、珠寶裝了好幾箱子。這麼多的嫁妝為的都是迎娶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女兒。這些東西被運到呼利大宅後，被小心翼翼地打開，大家看到後，都發出驚訝的讚歎。那一天，姐姐成了一件重要的商品，一件被用來交易的珠寶。那是她生命中唯一一次那麼受重視。

我還記得嫂子嫁到我家時的情形。當時她才 １２ 歲，跟我現在的女兒莎哈扎德一樣大。我哥哥當時 １７ 歲。就這樣的年齡，他們竟然要開始過夫妻生活。對我來說，讓我 １２ 歲大的女兒在這麼幼小的年紀就開始被迫過性生活真是不敢想像。嫂子當時還很小，母親還得幫她洗澡，早上還要給她穿衣服。我在想，看到這個可憐的女孩遭到自己兒子生理上的摧殘，母親會有怎樣的一種感受。小女孩她自己呢？會不會在受到這種不公的待遇之後驚恐得退縮？不過話又說回來，這就是阿富汗女人的生活和命運。媒人上門說媒後，女孩子就該嫁人了，不照做，就會使家庭蒙羞。或許，我母親能做的就是安慰我嫂子，給她分配輕一點兒的活兒。她也知道，正如其他年齡大一點兒的女人一樣，這個女孩也會毫無怨言地接受命運的安排。正是這樣的一種文化陰謀，將這些女人束縛在沉默和默許中。沒有人能夠提出非議，也沒有人能夠改變現狀。

文章摘錄自《我不要你死於一事無成——給女兒的１７封告別信》，［阿富汗］法齊婭·庫菲 著，章建忠 譯，中信出版社 出版，摘錄已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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