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中國近代最繁榮的城市之一，古代卻是邊防重地

文史 11-13

文/劉煒

本文是名城巡禮大獎賽的參賽文章，歡迎大家踴躍投稿。本文講述的是作者家鄉天津的歷史。天津是明代才建城，近代才興起的城市，但其歷史卻並不短，在古代長期是邊防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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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四大直轄市之一，地處河北平原的東北部，其東鄰渤海，西連太行山，北面為燕山環抱，南面則是華北平原的一部分，總面積將近1.2萬平方公里。這其中平原面積佔到90%以上，加之水土肥沃，氣候適宜，是人類棲息繁衍的理想場所。

天津今天的城市歷史先要追溯於設置軍事據點直沽寨的金代，而後明代因天子渡口正式得名「天津」。

類似上海之於南京，天津是捍衛北京的重要屏障，古語中亦有「先有大直沽鹽糧兵屯，後有天津衛干戈拱北」一說。相較於僅有數百年的城市歷史，天津的地方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

講到古代天津，就必須要提到「無終」。無終，即今天的天津市薊州區。無終國，或無終子國，以地為國名，出自《漢書·地理志》，這也是天津地區在中國歷史上經歷的第一個古國，時間約在春秋時代的燕國統治之前。

無終子國是古代少數民族山戎的勢力範圍，又被稱為「山戎之國」。在燕國歷史上，山戎「病燕」是一件大事，也是漢人政權和北方少數民族之間較量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為山戎對接壤的燕國長期侵擾，使得燕國在春秋之前的西周時期就已經開始衰敗萎靡。春秋時代，五霸之首的齊桓公以「尊王攘夷」作為政治口號，自然不會容許北方的山戎如此放肆，於是便率軍助燕北伐山戎，使燕國得以存活下來。《漢書·刑法志》載有齊桓公在位時的功績：

齊桓公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辟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

老馬識途的故事發生於天津薊縣

不過，在齊桓公的幫助下存活下來的燕國並沒有振興，相反在春秋中期又陷入了來自北方的古代少數民族犬狄的巨大威脅當中。犬狄遠比山戎強悍，在今山西大同於河北蔚縣一帶的古代國就是犬狄所建，《史記·趙世家》亦載「犬者，代之先」也。

更為嚴峻的是，《戰國策·齊策五》中曾提到，昔日的盟友齊國反而與犬戎聯合共同攻打弱燕，「燕不勝，十萬之眾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又給了燕國一記重創。

燕國這種夾縫求存的局面直到春秋戰國交替之際才有所改觀：公元前475年，趙襄子請代王赴宴，在宴會上殺死代王，並出兵將代地納入趙國的勢力範圍。犬狄被趙國解決後，燕國才將都城遷至薊地，這個薊非天津薊州區，而是即今天北京市西南隅的廣安門一帶，並以薊為中心發展國力，尤其至昭王改革求賢后燕國殷富，天津自然也囊括其中。

秦漢時代，秦代設立的漁陽郡以及漢代設立的幽州右北平郡、渤海郡將天津分割。而無終國雖然早已不復存在，但「無終」即天津薊州區這一地名卻在歷史中多次出現，見證著一些歷史大事：

曹操在建安年間決定北征烏桓，為保障前線的供應，出征前先在天津平原上自南而北開鑿平虜渠和泉州渠。

建安十二年（207），遠征軍進至無終，由於海路受阻，曹操拜訪隱居在薊州區盤山的田疇，經其指點繞路而行，最終出其不意大破烏桓，田疇也因此青史留名。

《三國志》中記載田疇於漢末入盤山之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他帶領百姓隱居深山建立理想社會的做法讓東晉大詩人陶淵明倍加稱讚，陶淵明的詩篇《擬古·其二》中有「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聞有田子泰，節義為士雄」等句，說的就是陶曾不遠萬里來到無終，進入盤山遍訪田疇隱居時的遺迹之事。

應該說，陶淵明代表作《桃花源記》中的理想社會「桃花源」很有可能就是以田疇攜百姓在盤山隱居一事作為原型創作的。

田疇經營的薊縣盤山塢堡

很可能是桃花源的原型

早期中原政權以長安、洛陽為都時，天津乃至整個幽州由於地處邊境靠近胡人，在天下大治時作為禦敵屯兵的要地，天津東麗區至今還保留有「軍糧城」這一地名；而每逢天下大亂時胡人趁虛劫掠，天津必然戰亂頻發。

漢末有幽州軍閥公孫瓚和鮮於輔、劉虞的反覆交戰，十六國時期天津地區又先後被後趙、前燕、前秦、後燕統治，戰亂多發，民族紛爭給百姓帶來了深重苦難。

隋唐兩朝對高麗開展大規模軍事遠征時，天津再一次成為後方的軍事基地。至隋代，為抵禦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人，隋人在漢魏長城古北口處（今北京密雲縣和河北灤平縣交界）向東繼續延伸修建，途經無終，最後修至榆關，即今山海關，其事見《隋書·地理志》《隋書·高祖紀》，這也是最早記錄天津薊州區長城的史籍，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高適曾隨軍進駐至薊州區盤山時，還寫下了《同呂員外酬田著作幕門軍西宿盤山秋夜作》一詩，記述了夜宿盤山的心情。

自唐代後期至五代十國，中原政權在相互征戰中削弱，給世代居住在北方的契丹人提供了南下入侵的良機，加之石敬瑭為又欲勾結契丹遼人稱帝，將包括天津在內的幽雲十六州割讓遼國，雖然日後後周、北宋多次組織北伐意欲收復失地，但均以失敗告終，從此北宋再無險可守。

不過，遼人統治時期進行過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廢除契丹人於漢人間不平等關係、鼓勵開墾土地、發展煮鹽業、賑濟貧民等，使得包括天津在內的人口增加、經濟好轉，在政治地位上幽州也被上升為陪都燕京。

金滅遼、宋時期，難得的和平時期再次被打破，投靠宋軍的原遼將郭藥師在今薊州區以東的石門鎮被擊敗，天津在被宋人短暫收復後落於金人之手，直到北宋亡國後才又在休養生息中慢慢恢復。

金人在天津歷史上留下最深遠的一件事，便是遷都燕京後於1205年改道隋時京杭大運河舊有漕渠，開闢天津河，設置直沽寨，將天津引入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後來定都的元、明、清都繼續沿用此漕渠網路進行運輸，對保障供給、穩定政權起到了重要作用。

個中道理不難理解：彼時的封建王朝多將都城設在北京，北京從與天津一樣的區域重鎮上升為全國政治中心，龐大的城市消費、巨額的軍隊給養顯然是不能依靠當地籌措，組織大規模漕運勢在必行。

特別是金代後期，更加重視漕運，當時天津有一條繁忙的黃金水道，由獨流北行經天津三岔河口溯潞水到達北京，一頭撐起首都的物資供應，另一頭托起直沽的繁榮，潞水就是天津非常著名的北運河。

天津城的搖籃——三岔河

明清時期，天津地區從軍事重鎮逐漸城市化，朱棣繼位後於永樂二年（1404）年設天津衛，從此這片地區正式被命名為「天津」，一直至今。

「天津」之名相傳就是朱棣靖難之役南下在直沽渡河時所起；「衛」又叫「衛所」，是明朝在要害地區設置的軍事機構的單位名稱，在《明史·兵志》中有詳細介紹。天津城則在設立衛所的時候開始修建，明萬曆、清順治、康熙、乾隆時期多次重修。慢慢的，隨著城市功能的發展，天津從明到清經歷了從衛城到府城的轉變、從邊鎮向漕運樞紐的碼頭城市和捍衛京師的門戶的轉變。

到了清代尤其是鴉片戰爭後，外敵多從海上入侵，天津除了作為漕運樞紐後，又被賦予了海防基地這一軍事重任，大沽口炮台屢次抗擊外國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