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在明清的地位絕對不比董其昌的地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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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了明、清交替時期的戰亂與動蕩之後，清朝的統治從康熙中期開始走向穩定，社會經濟也逐漸繁榮,漢族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已經普遍接受滿族政權取代明王朝統治這一無法更改的現實,開始與新政權合作並紛紛爭取加人其中。清代前期,順治和康熙兩位皇帝對文化藝術事業都極為關心，特別是康熙帝，不僅組織編纂了多部大型圖書，還在正常的科舉考試以外另開闢了博學鴻詞科對清代前期的文化恢復和重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不可忽視的是康熙帝本人對書法的喜好和取捨，也直接影響了清代前期的書法風氣。固然，董其昌在明朝末年的顯赫聲望和地位，使得其書風在清初已發展成流行書體，這在以其家鄉上海松江為中心的江、浙帶尤為普遍。但康熙帝本人對董書的酷愛以及他所稱賞和寵用的都是學董而能神似的書家。這一事實，也使那些想在仕途上有所收穫的土子和官僚們不得不投其所好，遂使董其昌書風和學董之勢在整個康熙一朝興盛不衰 。

董其昌的書法在康熙時極受推崇，人們競相收藏，價格甚昂貴，故亦多有贗品流傳。當時官員常常以董字進呈皇帝，藉此邀寵，以致乾隆帝不得不請出善學董其昌的陳邦彥來辨認內府的收藏品。民間更有做假董字的人以此為榮。

清代前期的書法重心在江、浙帶。這裡是宋代以來的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因而文化風氣深厚，人文薈萃。元，明以來，最著名的書法家多數來自這一地區康熙朝的崇董風氣，也以江浙地區最為明顯。據記載，當時這一帶的名門望族中，董其昌所題寫的麻額比比皆是,更有一些書香門第搜集董書摹刻成帖，以為子弟學書範本，且廣為流傳。因此,儘管有些書家並非一生完全模仿董書的面貌，但幼年習書時從董人手以及長期受董氏審美趣味熏陶的結果，仍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落人其束縛之中。尤其是對董氏書學理論和審美取向的認同和繼承，使得這些書家不管臨習何種風格的碑帖，都會將其納人到已有的董氏書風套路內，從而無法徹底擺脫董氏樊籬，形成真正的新風格。

清和秀美的景色與富裕閑適的生活,使這裡的文人士大夫從內心深處嚮往那種雍容典雅、瀟洒飄逸的審美境界。這種審美傾向在朱代以後便成為江南文人的整體氣質特徵，而董其昌的書法風格也是在這種環境中產生出來的，只不過更典型、更具有代表性罷了。如果從地域文化特徵來看，可以說,許多書法家對董書風格的認同和仿效，表面，上看是有董書的普遍影響和時代風氣的熏陶，但其深層的動力,則是來源於這種風格與其自身精神氣質的契合。

在康熙年間董書盛行之際，已經有一些 書家認識到董書的靡弱和學董的單一,並開始尋求新的風格途徑了。即使是學董出身的書家中，也有人對董其昌的風格或舉世崇董的現狀不無微詞：他們所尋求的新途徑，主要是沿著董書的風格來歷上溯其本源。

鑒於董其昌書法風格的形成得益於宋代米芾為多，清代前期取法米芾的情況在書家中也是較為普遍的現象。笪重光、陳奕禧、汪士鉉、楊賓以及稍後的王澍等人均在學習米書方面下過功夫。然而由於當時風氣的籠罩和眼界的局限，他們終究沒有實現徹底超越董書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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