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的時代（7）試看千年科舉，這一屆群英璀璨亮瞎了眼

原標題：宋的時代（7）試看千年科舉，這一屆群英璀璨亮瞎了眼

「

」

嘉祐二年（1057）春的一天，宋仁宗拿著蘇軾、蘇轍兄弟倆的策論，欣喜若狂。回宮後就對太后說道:「我今天為子孫找到兩個宰相之才了」。

這一屆科舉考試，50歲的文壇前輩歐陽修，受命擔任主考官。正是春寒料峭時，各地士子收拾行囊，滿懷希望，進京趕考。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金榜題名，那是當時千萬讀書人畢生所願。考試下來，朝廷各科共錄取899人，其中，進士388人。一甲三名為，狀元章衡，榜眼竇卞，探花羅愷。這三人文章寫得好，但對歷史貢獻不怎麼突出，所以沒什麼知名度。

但同年考中進士的還有：

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蘇軾、蘇轍、曾鞏；宋明理學的引路人張載、程顥；以及王安石變法的核心幹將呂惠卿、曾布、章惇等。這一年科舉，光輝照耀整個大宋。

為何會有這樣的局面，完全跟趙匡胤的定「宰相須用讀書人」規矩有關、宋朝是歷史上有名的文人天下，從天子到臣子，整朝都有一種明顯的尚文傾向，最早明確這條規矩則是趙匡胤在遭遇稱號洋相之後，而且是被身邊的紅人、宰相趙普弄的。

剛建立不久的宋要改年號，趙匡胤把這個重任交給趙普，讓他定一個以前沒有用過的年號，趙普比選再三最終確定了用「乾德」。乾德三年，宋軍已攻滅後蜀，一些後蜀宮人進入大宋宮廷。某天，宮室之中忽然出現一塊鏡子，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鑄」字樣。趙匡胤吃驚不小，趕緊把鏡子拿給趙普看：現在是乾德三年，竟然出現一塊刻著「乾德四年」的鏡子，怎麼回事？

面對這塊詭異的鏡子，趙普也答不出所以然來。趙匡胤馬上找來了儒生竇儀。竇儀說：「這塊鏡子應該是從蜀地來的。前蜀最後一個君主王衍，用過『乾德』這個年號，鏡子應該是那個時候鑄的。」原來「乾德」這個年號已經被人用過，而且還是個亡國之君用過的年號。趙匡胤非常覺得很沒面子，嘆息著說：「宰相須用讀書人！」

表面上這話是說給趙普他們聽的，你趙普做政治家是稱職的，做讀書人還差了點。其實，這話還有別的含義，它不是趙匡胤的激情之語，而是早有想法的自然流露。為什麼有如此想法？

我想，趙匡胤是基於兩點考慮：

一是脫去戰袍披上龍袍的趙匡胤，要給國家洗盡戰火的塵埃，不願趙宋王朝重蹈軍閥橫行、綱常淪落的覆轍，想給子孫們留下一個明法律、重道德的社會秩序。

二是把篤信倫理綱常的儒生們選為治國骨幹，就等於把百姓置於順民的網羅之中，因為一旦儒生淪落，維繫專制集權統治的基礎也勢必動搖，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就要大亂了。

原籍在幽州薊縣的趙普，因為少時經歷了很多叛亂紛爭，讀書不多，從小學習吏事，也就是學習一些為官之道，刑名法令等等。在為相之後，趙匡胤多次勸他讀書，於是在散朝之後，關起門來打開箱子拿出書來讀，一讀就是一整天。等到第二天臨朝，處理政事的時候，非常迅速。等到去世之後，家人打開那個箱子，發現就是《論語》二十篇。我在第一篇《幕後推手趙普要不要對大宋的衰亡負責？》曾對此事做過評論。

其實，作為宰相者究竟要不要學問？在《三國演義》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諸葛亮遊說東吳，舌戰群儒，東吳的儒生不服，於是聚在一起準備羞辱諸葛亮。於是有人問諸葛亮：「請問孔明治何經典？」諸葛亮說：「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耿弇之輩，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審其生賓士何經典。——豈亦效書生，區區於筆硯之間，數黑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這段文字非常精彩，很好的回答了這個問題。作為宰相，作為一個政治家，處理的是軍國大事，考慮的是天下蒼生，和學者作家不同，何必要求一個政治家飽讀詩書呢？

一位好的宰相，主要不靠自己勤奮好學，而在能調配百官做事。主管一方的地方官，大致也同宰相一樣，重在能用人治事，而無需自為專家。尤其地方官又稱「父母官」，在其所轄範圍里也是政教兼掌，與君主「作之君、作之師」的取向最為相近。所以，宰相不必是專家，卻難得清閑，必須日常性地「主持工作」。

而趙匡胤的更高明之處，儘管規定宰相須用讀書人，但他絕不用「純儒」、「迂儒」。他初謁太廟，見到儒生遵照古制擺放著籩豆簠簋，不曉何物，侍臣告訴他這是禮器，趙匡胤哈哈大笑，「我祖宗從未見過這些玩意，放在他們面前幹什麼！」下令一律撤掉。

翰林院首席學士陶谷一向以文才自負，朝章典故爛熟於胸，像起草重要文件，考訂大典儀制，得心應手。後入主政事堂，可遲遲不見趙匡胤做何表示，便作詩發發牢騷，趙匡胤看了之後，淡淡一笑，陶學士只會依樣畫葫蘆。意思是說陶谷本事再大也不過照貓畫虎，幹個文書什麼的還可以，其他的就難說了。

江南名士徐鉉作為南唐使者來朝，盛讚本國國王李煜的博學，有聖人之才，意思是說你趙匡胤不過是一介武夫。於是抑揚頓挫朗讀起李後主的《秋日》，誰知趙匡胤聽後不以為然，說，凈是些落魄秀才發牢騷的話，我才不費這些功夫。

可見，趙匡胤他既鍾情於儒生的德才，又重視小吏的權謀，兩者不可或缺，霸王道雜之。這才是歷代天子的用人之道。這大概也是他跟沒多少才學的趙普相處很好的原因之一。

用讀書人做宰相這個規矩一直延續到後世。宋仁宗主持殿試時，兩位年輕人的答卷讓他佩服不已，回到後宮，他對曹皇后激動的說：朕為子孫後代得了兩位清平宰相啊！

錢穆先生曾指出，宋代宰相的地位，較之漢唐兩代遠遠降低。在宋朝以前，宰相可以坐著和皇帝議政，入宋後，宰相面對皇帝只能站著。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宰相須用讀書人」的理念，被趙匡胤之後的宋朝君主很好地執行下去，士大夫空前強化了「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與皇帝共治天下」成為宋朝儒家士大夫始終堅持的一項原則。儘管宋代的相權遭到削弱，但君權卻並未因此獨擅，這正是宋代的可貴之處。

在宋代，文人也盡得時代之幸，朝廷「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使得他們有極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比上，不像魏晉文人須依附強權且命在旦夕，也不似亂離的唐末五代，須仰武人鼻息；比下，更不像明清文人那般動輒遭遇文字獄、血光之災。宋代文人在實現人生理想與政治抱負的同時，還能滿足個人的現實慾望，滿足身體與靈魂的多層次需要，享受豐富醇美的人生樂趣。

在趙匡胤一系列重文措施的鼓勵下，宋朝開始盛行讀書風氣，宋代兒童啟蒙教育念的《神童詩》開篇就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一政策極大地促進宋朝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諸如天文學、數學、醫藥學、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術、造船技術等方面成果累累，對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到了明朝還有一個關於「宰相須用讀書人」的故事。崇禎皇帝御經筵的時候，問宰相周道登：「宰相須用讀書人，當作何解?」周道登想了半天，順口說了一句雷倒眾人的話：「容臣等到閣中查明後，再回奏皇上。」對這種笨拙迂腐之言，崇禎皇帝開始十分不悅，到後來也只好一笑了之。過了一段，崇禎忽然想起件事，就問：「近來諸臣奏疏中，總有『情面』兩字。何謂情面?」周道登回答道：「情面者，面情之謂也。」這種回答竟然出自堂堂閣臣之口，真令崇禎皇帝哭笑不得，就連站立在旁邊的太監都忍不住笑出聲來。有這樣不學無術的人做宰相，明朝離滅亡不遠了。

宋代偃武修文，文化和藝術是極其繁榮了，只可惜，萬物都有彼消此長的規律，宋朝的軍事力量相對就差了很多。在冷兵器時代，軍事力量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文采有餘孔武不足的宋朝在對外戰爭上處處居劣勢，也就不奇怪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