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底色：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火車緩緩爬過巨龍一般的錢塘江大鐵橋，26歲的查良鏞聞到了空氣中的花香。他看著車廂外，西湖邊的燈火、月光下的錢塘江以及矗立在江邊的六和塔不斷被甩到身後。

那一刻，他有些難過。不只是離開故鄉愁緒，他同樣也對巨變中的這個國家充滿憂慮。他把視線放得更遠，陷入夜色里的還有蕭山和餘姚，那是大哲學家王守仁和黃宗羲的故鄉。他想著，新政權治下的中國，會變成什麼樣子？這些傳統中的大師還會受到人們尊敬么？

這是1950年的一個初春的晚上，查良鏞離開內地，坐著火車經廣州到香港去。這成為他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此後三十餘年，他都成為祖國的一個旁觀者。

在香港，查良鏞把名字里的「鏞」字拆開，以「金庸」為筆名，寫起武俠小說。同時，他還以查良鏞的身份寫社評。家國，成為他繞不過去的心結以及筆下最常出現的主題。日後，他獲得的巨大聲譽和不斷遭受的批評、攻擊，也都與此有關。

武俠

從杭州出發，往東開上一個多小時的車，就到了浙江海寧袁花鎮新袁村，金庸，就出生在這裡。村子裡有一棟非常大的仿清式建築，那是復建後的金庸舊居。

10月30日下午，94歲的金庸在香港養和醫院去世。消息傳出，各界紛紛哀悼，朋友圈成刷屏之勢，不分長幼，無論男女，有華人處皆懷念金庸。第二天，到新袁村金庸舊居悼念、參觀的人超過之前一周總和。

很多年前，金庸就想過自己的後事問題。

那是2003年的7月，當時金庸79歲。央視記者問他，去世後，碑文會寫什麼。金庸當即回道：

這裡躺著一個人，在20世紀、21世紀。他寫過幾十部武俠小說，這些小說為幾億人喜歡。

這是事實。自從1955年他開始在報紙連載《書劍恩仇錄》，到1972年《鹿鼎記》連載結束，他一共寫了十五部武俠小說。2008年，曾有人做過統計，金庸的小說發行已經超過5億冊，這還不包括幾乎與之匹敵的盜版數量。

金庸曾說，對於歷史，他篤信羅素的一套觀點：歷史的改變，並非必然，而是因為諸多偶然事件。而他之所以能踏進武俠小說圈，也是出於偶然。

1954年，香港發生了一場轟動一時的比武事件，太極門和白鶴門因武功高下之爭，先是打了一場筆仗，接著，爭論越來越激烈，雙方終於約定比武較量。不過，這場引起各界關注的武林對決，最後幾乎算是以鬧劇收場，比武只進行了幾分鐘，最終被評判團隊認為不勝、不敗、不和。但比武風波在香港掀起的熱潮，讓報界看到了一個機會。

金庸供職的《今晚報》當即向讀者宣布，推出武俠小說連載，作者為梁羽生。

第一部《龍虎鬥京華》，以及第二部《草莽龍蛇傳》都引起了香港社會極大關注。第二年，梁羽生的《草莽龍蛇傳》快要連載結束，但他顧不上寫新的小說，編輯找到金庸，想要他頂上。

從沒寫過武俠的金庸，遲遲不敢答應。答應後也一直拖延沒能下筆，直到要上版的當天，編輯派人到金庸處坐等，並表示，拿不到稿子，第二天報紙將要「開天窗」。金庸這才被迫寫了一千來字，這就是《書劍恩仇錄》的開端。

金庸的很多小說，都是這樣被逼出來的。1959年，他創立《明報》時，已經寫完了《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和《射鵰英雄傳》了，《飛狐外傳》也在其他報紙連載中。為了促進報紙銷量，他又同時開寫《神鵰俠侶》。

創辦《明報》前，金庸一度在長城電影公司擔任編劇，寫劇本才是本行，武俠小說不過是副業。他創作的劇本，大都屬於純娛樂性質，追求戲劇化效果，迎合普通市民口味。這種風格，後來也被他帶入小說中。金庸小說易於改編為影視劇，也有這個原因。

金庸寫《神鵰俠侶》時，曾考慮過以悲劇結尾，但最後還是讓楊過與小龍女幸福生活在一起。「《神鵰俠侶》以喜劇收場，絕對可以諒解」，金庸好友倪匡曾解釋道，當時正值《明報》初創期，「若是小龍女忽然從此不見，楊過凄凄涼涼鬱郁終生，寂寞人世，只怕讀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報》。」

由於長城電影公司立場上偏向於左派，經常強調電影中的教育意義，而金庸則希望能多拍一些娛樂性和商業化的電影，提高賣座率，這在當時很難獲得支持，他甚至還曾因「資產階級思想」遭到過批評。眼看立場不和，自己發展也受到諸多限制，金庸離開電影圈，和朋友共出資十萬港幣，創辦了《明報》。

為了報紙能夠活下去，金庸不得不把武俠小說寫得更勤奮些，有時候甚至每天要構思兩部小說的內容。即便這樣，人們仍不看好他的選擇。老朋友、舊同事皆言：「小查（金庸）這次非傾家蕩產不可」。

冒險

金庸不是一個喜歡冒險的人。

好友倪匡曾回憶，兩人去賭錢打牌，「他可以連續半小時不跟牌，一點也不鬆動。」倪匡說，金庸性格過於謹慎，修改小說是另一個例子，一遍一遍改，而且還徵求讀者意見。按照倪匡的態度，「小說作者是上帝，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倪匡聽說，曾有青城派道長向金庸問罪，問他為什麼每次都把青城派寫成壞人。金庸就道歉，「他說，是是是，我改」，倪匡說到這裡笑著回應，如果是自己，一定懟回去：「我喜歡青城派當壞人，青城派完全沒有壞人嗎？」

以此來看，創辦《明報》，絕對算是金庸人生中很大的一場冒險。他不但押上了身家，而且，在一些關鍵時刻，不得不與往日的朋友們決裂。

與今日內地人人皆可開公號有點相像，1950年代的香港，只要投入點資金，人人都可辦報。據統計，光是50年代，香港新創辦的報紙就有85家，平均一年8.5家。當然，大部分報紙都支持不了多久。

《明報》初創期，很少有政治新聞，人們愛看的只是金庸的小說。這種局面在1962年發生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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