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明式傢具，就明白了明代文人的人生態度
▌文化生態是比傢具本身更重要的信息
明式傢具，國色天香、才子逸民、園林佳景，正是天人合一的中國文人閒情逸緻圖：或穩坐明式椅，傾聽蘇崑劇，或彈琴鼓瑟，餘音裊裊。
然春夢不再，盛宴終散，夜雨蓬窗人去樓空，僅剩斷垣殘牆，或一桌一椅一壺而已。為此想起豐子愷先生的一幅漫畫「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使人悵然無語，浮想聯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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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這種緬懷式的暢想未免有點脂粉氣，會給人留下窮措大的香艷美夢之感。然而，在這樣的考察中，我們未免又有著道學家的頭巾氣，這就是「君子不器」。這「不器」，是指我們更關心器具背後的人和人的心靈世界，也就是說，明式傢具所處的那種文化生態。
明·戴進《太平樂事圖》，充滿濃郁的和諧氣息
文化生態其實是比器物本身更重要的信息。一張案幾、一堂傢具、一座園林、一方天地，由小而及大；而幾番風雨、幾度興亡、幾多榮辱、幾許哀樂，由大而及小。
鄭板橋說，「吾輩欲游名山大川，又一時不得即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歷久彌新乎！」（《題畫》）這種景緻，風雨中有聲，日月中有影，詩酒中有情，閑悶中有伴，人景交融，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國人文精神中「天人合一」的問題。
這種景由心造，心由景生的交互關係，是中國文化精神最核心的內容。一堂傢具，正是這種精神的表現。
從先秦諸子到《春秋繁露》，關於天人合一的內容並不少見。老子的道生自然、莊子的逍遙遊、《周易》的天行健、孔子的畏天命、《內經》的天人相應，都從各個方面闡述了天人合一的主題，形成了一個十分龐雜的理論體系。我們不妨先來讀首程顥的詩《秋日偶成》：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
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程顥的這首詩其實並沒有十分複雜的描述，但作為儒學思想正統的代表，其對天人合一的解釋自然更為權威。這首詩首先是一首言理詩，其次表達了他的理論觀點，再者表現出了一種生命態度。到了宋代，詩歌以理趣見長，往往富有哲思，令人有所啟發。這首詩基本上就屬於這一種類型。
程顥最重要的理論是提出了「天者理也」的命題。他把理作為宇宙的本原，認為人只不過是得天地中正之氣，所以「人與天地一物也」。因此對於人來說，要學道，首先要認識天地萬物本來就與我一體這一道理。人能明白這個道理，達到這種精神境界，即為「仁者」。故說「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他並不重視觀察外物，認為人心自有「明覺」，具有良知良能，故自己可以憑直覺體會真理。
明·杜堇《玩古圖》
在上面的這首詩中，靜觀是返回內心的體悟，天行有道，萬物同理，在風雲變幻中體悟到天理的生動活潑。這種哲學思想，使人對自然的認識回到人的內心深處。
他弟弟程頤提出「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把世界高度抽象化，在論述為學方法時則提出格物致知說。認為格物即是窮理，即窮究事物之理，最終達到所謂豁然貫通，就可以直接體悟天理。
這「天人合一」的理論體系，對後世的哲學思想和中國人的思維模式都有很大影響，這就是極高度的抽象綜合，以至於實現高純度的單純；與此同時，在格物致知方面，訴諸內心又極複雜細緻，實現了富有感性體驗色彩、詩意化特徵的理性思辨，從而在「理」的體悟中，完成了抽象與還原的過程。
▌明式傢具能讓消費者實現情感還原，使消費者成為審美者
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主要在於高度的抽象和體驗式的還原，這在藝術精神中表現得更為充分。嚴格意義上講，邏輯思維都是歸納、總結、推理，也就是抽象的過程，但天人合一的高度抽象，已經難以使人實現有效的推理，於是只能以還原的方式來實現，而這樣的還原，必然是帶著感情色彩和感性特徵的。這是天人合一給我們思維上帶來的最深刻的影響。
明式傢具之所以會成為中國工藝品中最具人文特質的經典代表，其深層的原因就在這裡。明式傢具所蘊含的藝術精神至今能喚起鑒賞者的詩性審美，高度抽象的線條，能實現現代人豐富而帶著感情色彩的體驗。也就是說它能讓消費者實現情感還原，使消費者成為審美者。
與此同時，天人合一的內涵則直接影響著人的生命態度。
在程顥的詩中，提到了「閑」。這是一個最有意思的狀態。一「閑」字，在程顥的另一首詩中能得到印證：「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春日偶成》）」這種閑情是多麼的快樂，充滿了活潑的生機。儘管《秋日偶成》那首詩，沒有《春日偶成》這樣充滿生活的氣息，但同樣把「閑」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這種閑，不單單是一種生活狀態，更是一種生命態度。
《退醒廬筆記》中記敘的軼事十分有趣：乾隆皇帝見江上船帆林立，不覺感慨，而金山寺某僧卻只見兩艘，一艘曰名，一艘曰利。生命的奔波，或許可以用這樣高度的抽象來概括，某僧的概括，既貼切，又富於禪意，成為了極其經典的話頭。
與奔波相對的，是靜觀，這種靜，表現在心靜、身靜和情靜。所以，靜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美學範疇，即使是動，最後也是靜。靜便是靜坐、靜聽、靜觀，而此時內心卻是動，神馳千里，心游萬仞，這就是「閑」的妙處。閑的同時，自己又是那樣的愉快，享受一種快樂的人生狀態。
明·唐寅《清溪松陰圖》可謂貼切描繪了「萬物靜觀皆自得」的意象
程顥青少年時代向周敦頤學習的時候，周敦頤讓他學習「孔顏樂處」。孔子、顏回是否快樂？從外部的情形來講，似乎一直不快樂。但他們內心是快樂的。
孔子的「暮春三月，春服既成」，唱歌沐浴，是多麼的快樂，顏回在陋巷枕肱瓢飲，普通人也難以知道他的快樂。這種快樂是內心狀態的，甚至是一種近乎宗教情感的快樂，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樂於道。「時人不識余心樂」中的樂，是多麼實在，而又多麼悠遠，以至於大眾難以體會。
這種快樂始終瀰漫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最深處，在明清文人素描中，我們認為，那種失意、困頓、佯狂、怪誕、神秘、乖戾的背後，都有這樣一種快樂。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山樂水，其實無論在哪種生活狀態中，這份快樂都是存在的，而且這份快樂是他們與世俗生活構建起的一堵高高的牆，他們在自己的世界裡歌唱。
▌明式傢具之「游於藝」
這份快樂還體現在「游於藝」。
孔子所說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前三者在天人合一的體悟中，形成了具有空想色彩的理想主義。而「游於藝」則是具體的表達，藝術的表達，在很大的程度上由於有外觀的實在性，往往表現得十分充分。同時，士、宦身份合一，又與藝術家身份的合一，使得游於藝的表現十分多彩。寄情詩書畫，這無疑是一個主流。
然而，在明中晚期開始，由於部分知識分子仕途蹭蹬，同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又足以供養一個藝術家群體，傳播渠道也較以往更為發達，藝術家身份開始獨立，這就是我們認為的才子文化的肇始。才子文化具有高度的世俗色彩，但不能否認他的超拔特性，這種超拔是中國知識分子天生擁有的體悟天道的權利。
明·文徵明《積雨連村圖》
於是，在藝術的發展中，這種藝術創造無不有著「道」的痕迹，出現了像明式傢具這樣的奇葩。在這些器物中，高度的抽象表現為線條，還原表現為在器物身上濃郁的人文精神氣息。
它成為中國藝術精神一個新的表現載體，同時也標誌著，天人合一的悟道，從原來家國情懷的「言志」轉向了天真自然的「言趣」。「志」與「趣」，其實都是體悟「道」後的結果，也是當時藝術家身份自覺後的一種必然結果。後來，志趣成為一個詞語，無非說明它們是有共同內容的。
對閑暇的、內心自由快樂的嚮往，詩意地生活，成為一種生命態度，這種生命態度幾乎貫穿於明清文人的精神世界中。這種生命態度，決定了文人們生活的詩性特徵，這種特徵，更注重心靈的體驗，追求一種自由。
天人合一所強調的人與天的合一，同時也暗示著某种放縱的色彩。人法自然，人的需求也有著某種天賦的合理性，明代中晚期的享樂主義思潮，其本身是明末之際文人思潮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帶有末世狂歡的瘋狂，但也是合乎邏輯的一個自然發展。生活的詩意，讓人更在意與自然的融合，更在意生活的詩性功能，於是私家園林普遍在生活中出現了。
這既滿足了人與自然的合一，又避免了《採薇》式的凄愴。這種園林，並不一定是奢華的，哪怕一石一水，已經概邈天地，園林也成為知識分子一個重要的文化場所。在這裡，奼紫嫣紅開遍，賞心樂事誰家院；在這裡，傢具成為一個配角，也自然而然地粉墨登場。
在那風華絕代的場景里，明式傢具不過是小小的一件物件，但那種獨特的文化生態，卻讓人回味。在這裡，詩、書、畫、石、樹、花、月、茶、酒、曲並不是獨立的，而是圍繞人所展開的。
其實藝術是一個完整的系統，生活的詩化，到頭來使生活成為一件藝術品，在這其中，傢具也須按照大系統的文化要求，實現詩化要求。從這一點來講，明式傢具的藝術根源不能不歸結到天人合一這一總原則中來。
天人合一在高度抽象和情感還原的法則中，造就了文人士大夫具有空想色彩的理想主義，同時對生活詩意的追求成為一種生命態度，它突出了人「志於道」、「游於藝」的崇高感和自由度，使得明清時期人與生活的藝術化達到了一個高峰。
此時，回味「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這聯詩的興味，往往更讓人百感交集。歷史長河大浪淘沙，人類文明的結晶碩果僅存，幾百年來，明式傢具的藝術價值和魅力仍然為人們所稱道，真是難能可貴了。
其之所以為文人所嗜好，其之所以使歷來仁人名士、才子佳人、社會賢達、國際人士為之傾囊收購藏之名山，是因為明式傢具充分演繹了中國的民族文化、民俗風貌、民族工藝和民族傳統，反映了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體現了中國士大夫心理和文人氣質特徵，是天人合一的藝術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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