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戰：極限崛起與大國噩夢
原標題：百年一戰：極限崛起與大國噩夢
群眾的臉就像「大海的臉」
那是一種所向無敵的強橫力量
就在伸手可及之處
一戰結束已然百年，這場世界大戰之所以能夠爆發，離不開德意志帝國追求極限的崛起政策。
100年前的德意志，其志甚為遠大，其不僅僅要成為陸軍強國，亦要成為海上強國，其不僅僅要稱霸中歐，而且還要滲透巴爾幹、北非和中東，其不僅僅要掌控歐陸中樞，而且還要支配海洋通道。
最終，德意志帝國的極限擴張，侵犯了所有列強的核心利益，迫使周邊列強聯合起來，滅亡了德國。
先天極限
當一個大國走向崛起時，其最重要的核心認知，就是要明白自己國家地緣環境的先天缺陷，而不是被崛起的表象誤導——因幸運而引發之超出常人的暫時發展往往會使人高估自己的天賦。
作為一位無所信仰、飽經世事的大政治家，俾斯麥統一德國之後，即意識到自己國家的地緣缺陷：俄國在我東，奧匈在我南，法國在我西，英國在我北，列強環伺，如履薄冰之境也。故而俾斯麥的外交政策實際上是對德國崛起的極限作出了預估：
「德國不能奉行過於張揚的世界政策，因為任何實力壓迫的外交政策都將激發周邊列強的恐懼，進而將其團結起來針對德國」；
「德國不能建立強大的海軍，無論德國如何努力，其海軍都不可能平衡英國的優勢，卻足以使英國成為德國的敵人，進而惡化德國的地緣環境和海上安全」；
「德國崛起的最大外交利益，不在非洲的殖民地，不在巴爾幹和遠東的威望，不在海軍艦船的數量，而在於防止周邊列強的聯合。」
俾斯麥的外交歸納為一點，就是這位大政治家深刻理解了德國崛起的先天極限——即德意志帝國先天不足，不宜去謀求大英帝國式的世界霸權，任何對世界霸權的追求衝動，都將引發國家的災難。
天之所廢，誰能興之？
這是一種穿越時代的深謀遠略和自知之明，當俾斯麥離開政壇後，他的後繼者奉行世界擴張和大海軍政策，最終使得矛盾重重之周邊列強竟然實現了俾斯麥在任時幾乎不可能之聯合，從而摧毀了德國。
1907年，英法俄簽署了互相諒解的協議，象徵著列強的聯合，消息傳來，威廉二世在給家人的信札中寫道「德國的外交已經走向了絕望」；首相比洛夫下令禁止報紙刊登相關信息，同時軍方將領發表聲明「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種族，足以抗拒任何軟弱之敵的聯合」，德國輿論因此陷入歡喜，十年之後，德國走向崩潰。
俾斯麥的智略遠遠超出常人，穿越時代，以致於當時不可能有人理解他，因為他的政策都是在防止一個未曾出現的危險；不可能有人追隨他，因為他的政策背叛一個民族的本能虛榮心。俾斯麥下台後，德國外交界，無論是高級專員赫爾斯泰因邁，還是駐外大使，還是德國國際關係學界，全都反對繼續推行俾斯麥的外交政策。事實上，只有當毀滅性的災難真正發生後，人們才能意識到他非凡的先見之明。「無人可以不朽而無需付出代價」，這既是俾斯麥的偉大之處，也是身後遺憾的根本所在。
革命不僅咬碎她的敵人，也將血祭她的兒女
利益極限
當一個大國走向崛起時，在實力、地緣環境和時勢等條件不足等情況下，最不能被低估的風險，就在於盲目追求極限利益：即崛起的大國認為自己已經佔據優勢，就應該奪走所有可以奪走的利益，在所有領域佔有先機，從而使自己利益極限最大化，這種認知實際上是極其危險的。
我不止一次看到這樣的歷史教訓，即當一個大國處於某種優勢時，利令智昏的本能使其竭盡所能地席捲所有利益，從而給其他大國留下深深的不滿，最終傾覆了自己的國家。
從1803年到1807年 ，拿破崙的外交大臣塔列朗不止一次地警告他的君主，「不要試圖擁有一切，陛下必須嘗試與其他大國分享自己的勝利，否則我們不可能與任何大國真正結盟。」
1883年，俾斯麥在給他的君主威廉一世的信札中，這樣闡述他對英俄與德國關係的看法，「我們（德國）握有陸軍優勢，這是確保德國安全和優勢的基礎，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俄國在土耳其海峽問題上的關切有其合理之處，英國對海洋的執著是不可動搖的」，這種認知，實際上一方面抨擊了德國國內當時的巴爾幹派（要求德國在土耳其擴張）和海軍擴張派（要求德國擴張海軍和扼守海洋通道），另一方面主張與列強分享利益。
事實上，拿破崙皇帝和威廉二世外交政策最危險的地方就在於，他們缺乏自我剋制的能力，使得他們試圖利用自己眼前的優勢攫取一切能夠攫取的眼前利益，進而威脅到其他大國的生存。
拿破崙皇帝踐踏了歐洲所有的大國，除了法國，沒有一個大國在拿破崙的秩序下獲益，這使得塔列朗意識到拿破崙的秩序終將瓦解；威廉二世在擁有最強大陸軍的同時，還試圖擁有最強大的海軍，在主宰中歐的同時，還試圖染指對俄國生死攸關的土耳其海峽和近東地區。這兩位君主，就像一個愚蠢貪婪的匪徒，試圖把所有的財寶據為己有，卻不知道這僅僅使得身邊的其他匪徒一無所得，並下定決心殺死自己。
一種對利益的極限追求，不僅是危險的，也是愚蠢的。
相比之下，就像《克勞備忘錄》所言，大英帝國之所以曾經能夠牢固的控制海權，不僅僅是因為其地緣優勢，更在於英國是一個謹慎使用海洋優勢，並樂於保障其他國家貿易和殖民權利的國家，英國並沒有追求極限利益；與之相應的是，羅斯福之後的美國，即便擁有碾壓全球的巨大實力優勢，也依然要通過馬歇爾計劃和低關稅政策，建立與西方盟友互利的政治基礎，來確保其戰後秩序的穩定。
與人互利，或者說共同分賬，才是真正成熟大國處置國際關係的成熟原則。
我從未改變，但時勢已變
時勢
事實上，需要意識到的是，英美世界霸權，特別是今天美國霸權的建立，不僅僅是美國國力的結果，更是千年難遇的時機推動所致。
沒有一戰、二戰以及冷戰，幾乎不可能有美國對西方世界的絕對主宰。所以，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德國對英國式霸權的盲目複製，實際上是非常危險的。
結論
需要指出的是，一百年前德國外交的悲劇是可以理解的。
儘管當時的德國是一個看上去實力強大、佔盡優勢且足夠幸運的偉大國家，然而，實力強大者擁有自知之明是困難的；佔盡優勢者很難做到自我剋制；一個多年的幸運兒更難理解時移勢異的背後涵義。在這種情勢下，德意志的悲劇幾乎是先天註定的。
因此，無論是法蘭西民族，還是德意志民族，亦或是俄羅斯民族，甚至日本民族，他們都在最接近崛起的時刻摔下萬丈深淵，這不僅僅是一種偶然，更是後發國家在多年幸運之後難以逃脫的地緣災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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