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用儒學來治國平天下，對於中華民族是福是禍？

寫教育，有人罵，寫匈奴，有人說是白皮豬賣國賊，真是進退兩難，三解就來談談思想吧。

問題如下：

用儒學來治國，平天下，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是福是害？

有人說自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民族的自我閹割。中華文明秦一統，是最早進入封建社會的國家，2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漫長停頓，一個偉大的文明終於淪落到被槍炮打醒。而儒就是病根。

回答如下：

自古以來，從未有王朝真的用儒學治國、平天下，自然也就無所謂禍福。

用九年義務制教育的邏輯來解釋這個事實就是：

就如辯證唯物主義要分為認識論和實踐論，先秦儒家也是有世界觀和方法論兩個層面存在的，儒家世界觀有非常強的經驗主義特徵，即以觀察的個體自我為中心，形成多層次的差序世界，比如父子天倫到朋友之義的人倫，最後達到不知禮義的蠻夷，則近乎於人與非人的區別，重要性次第降低。

此時的儒家世界觀，毋寧說是「人間觀」，著眼點一直在「人間」，對於客觀世界的關注反倒非常有限。

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部分精神世界的空白是由中國本土宗教來填補的，並隨著佛教的傳入而互相碰撞、影響，形成了對整個宇宙和世界的物質部分的想像，而就儒家理論本身，則直到宋儒之後才通過「融合釋道」的思辨方式，真正補齊。

這時，我們所理解和熟悉的「中華傳統文化」才基本成型。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的方法論，在春秋戰國時代到秦漢時代的政治、經濟結構大變革中，逐步形成，卻從未被真正使用，比如井田制、復周禮、復封建，等等，實際上一直被置於一種「三代理想」的想像中。

在漢武帝「推明孔氏、表彰六經」之後，孔子被各種「緯書」、「傳」神化為「代劉氏傳天命」的素王，可以說是儒家世界觀與方法論在中國政治、社會實踐中最貼近的時代，最終演化而成為「王莽改制」，以興儒復古為名，推行一系列的社會改造。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王莽改制，是「托古改制」，而不是真的「復古」，其具體的政策措施其實是恢復漢武帝之前的西漢舊制，而不是真的古制。

可以說，藉助戰國時代「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說」，儒家，或者說孔子，唯一一次接近了「宗教」的層次，同樣是唯一一次，以托古之名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嘗試。

自此之後，長達2000年的中國歷史上，儒家的政治理想和規劃一直作為「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目標」，而不再作為一個可操作執行的政治解決方案。

這種「世界觀」與「方法論」的背離，對於任何一個當代中國人來說，都不應該感到陌生，簡言之即「共產主義世界觀」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方法論」的關係。

只不過對於古代的儒家信徒而言，理想曾經在「以前存在過」，現在的努力是為了向那個歷史循環無限接近和努力，而對於當代的共產主義者來說，理想屬於未來「必然會實現」，現在的努力是為了向目標的無限接近。

當然，進步主義和循環主義本身是兩種世界觀，尤其是對物質世界的理解，而中國傳統文化中恰恰這一部分是軟弱無力的，很容易被西方的進步主義、物質主義所征服，也就實現了傳統文化與共產主義理想的無縫切換。

在此大背景之下，說什麼用儒家之國有害有益，根本毫無意義，一個從未真正實踐的「治國理論」，從來都只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理想，從來都束於高閣之上。

2000年來的「治國術」，自始至終是通過「編戶齊民」，將國民編製成為資源並加以使用的「秦制」。

而整個中國的底層社會文化，則在2000年的秦制統治下，頑固地保留著「墨家」曾經細心總結過的一條條的先秦社會文化的「理想」狀態，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都是表皮，真正的內核在於墨子最喜歡談的「利」，所謂「除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

在儒家化的「家族內」關係以外的社會關係中，以上的思維方式是頑固地保持著，形成與儒家理想完全不同的社會存在狀態。

可以說，2000年來，儒家的「治」，從來沒有突破過「家庭內」或「家族內」的範疇，而在這之外的廣義社會管理層面，儒家一直是邊緣化的，秦政，也就是權力主導一切為主，墨家的理想觀念為輔。

比喻一下，即古代中國的國家是一個大「氣泡」，其中包裹著家族、家庭為單位構成了無數個小「氣泡」，小「氣泡」與「小氣泡」之前的空隙，就是各種墨家邏輯主導下的「人生經驗」、民間信仰、外來宗教的空間和溫床。

問題是，近100年來的歷史經驗表明，原本的所謂的「儒家化」的「家族內」、「家庭內」信條，與其說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不如說是從《漢律》到《大清律例》2000年變遷中對於家庭倫理的強硬幹預，與其說是教化之功，不如說是從漢朝的忤逆處腰斬，到清朝的忤逆處凌遲之刑的嚴酷恐嚇。

當近現代法律脫離了上述「倫理梗」之後，我們可以看到曾經被儒家思想反覆浸潤了2000年的「養老」問題在新時代呈現出了多姿多彩的「無恥」和「殘忍」。

綜上所述，儒家，從來就沒有真正「治國」、「平天下」，又何來「害」呢？

- E N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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