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黃達遠 | 「長城—天山」商路與近代中國國家建構的東西軸線——兼對拉鐵摩爾的「區域研究法」的探討與應用
原標題：【邊疆時空】黃達遠 | 「長城—天山」商路與近代中國國家建構的東西軸線——兼對拉鐵摩爾的「區域研究法」的探討與應用
黃達遠
浙江紹興人，歷史學博士，陝西師範大學「一帶一路」 建設與中亞協同創新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河西學院特聘教授。
摘 要：作為觀察中國歷史變遷的一種整體性的空間視角，拉鐵摩爾提出的「區域研究法」是以戰略區與經濟區關係整合為切入點。在處理俄國與內亞的問題方面，必須使清朝動員舉國上下的力量，以經濟區支援戰略區，促使「長城—天山」之間沿線區域關係的新發展，形成「長城—天山」商路，不僅標誌內地與天山南北的經濟聯繫進一步加強，而且也反映了國家命運開始從運河方向的南北軸向轉為「天山—長城」東西軸向的擺動，這一商路的興衰變遷，成為觀察這一歷史過程的重要「晴雨表」。以往在「海國」為參照的民族主義話語下，「陸疆」危機深重，淡化了清朝原來處理長城南北關係（蒙、漢關係，中俄關係）這一語義，卻替換不了「天山—長城」東西軸線在中國國家空間建構中發揮的關鍵作用，中國現代國家建設必須兼顧海洋和內陸方向的雙重經驗。
關鍵詞：史觀新探 疆域理論 空間建構 戰略區 經濟區 「天山—長城」商路 東西軸線
1935年，在美國學習的經濟學者冀朝鼎試圖通過中國歷史上「基本經濟區」（Key Economic Areas）的轉移這一事實，論證導致中國歷史上王朝帝國統一與分裂的經濟基礎。「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由此，他從空間性視角分析了中國的歷史特徵：「（中國）不像現代國家那樣是用經濟紐帶聯結成的整體，而是通過控制基本經濟區的辦法，用軍事與官僚的統治組合而成的國家。這樣的統一是不能持久的，而且當基本經濟區的優越地位一旦受到挑戰，統治勢力就會失去其立足之地與供應來源。於是，分裂與混亂的現象就將發生。這一現象一直要延續到一個新的政權在一個基本經濟區中固定下來，並成功地利用這一基本經濟區作為重新統一的武器時為止」。
近年來，歷史地理學者魯西奇教授借鑒和吸收了從空間道路觀察中國歷史整合的思想，同時，提出修正「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事實上，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發達的農耕經濟區不僅不「必然」成為據以控制全國的「基本經濟區」，恰恰相反，在很多時候卻「更可能」成為被侵掠、受控制的對象。「基本經濟區」概念及其分析理路，模糊了「經濟資源」與「統治資源」之間的差別，將經濟較發達地區相對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直接等同於王朝國家可以有效支配、利用的軍事、財政資源；以此為基礎，將「經濟較發達」作為「基本經濟區」的充分與必要條件。
半個多世紀前，美國學者拉鐵摩爾也曾經藉助冀朝鼎的「基本經濟區」概念從空間維度對中國歷史提出過類似的討論，今天重溫這段討論，可以為當下「中國」民族國家建構問題提供一個新的思考路徑。
一、戰略區與經濟區統合：中國歷史的空間分析視角
拉鐵摩爾是最早關注冀朝鼎「基本經濟區」概念的學者之一，多次引用冀氏的討論，並將其概括為一種帝國整合的「空間面向」：「一個朝代統治中國，必須在北方建立政治及軍事首都，監視不能同化的邊疆，控制一個可以供給首都豐富農產品的地區。首都及主要經濟地區的地點，因歷史時代的不同而不同。」二戰結束以後的194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遠東文化與社會二百周年紀念大會」上，拉鐵摩爾重申了對「基本經濟區」概念的支持，「與重要經濟區相似，其他主要的經濟區也按照它們在糧食盈餘方面提供貢賦的多少被規定下來，進而在地理範圍上圍繞著江河流域和運河系統聚集。除了盈餘以外，每個地區均在食物供給以及糧食生產者的消費品供給上趨於自給自足。」他提出了「同質單元」締造下的王朝帝國體制嚴重依賴基本經濟區。「由這些同質單元締造的王朝帝國的一個政治特徵是，在穩定時期，所有的單元都能在帝國的管理機構下有效運轉，但在動蕩時期，每一個單元自身卻暗含成為帝國類似，但在地理範圍上要比之小的政權的潛在因素，並且事實上有時會如此。不過，他也指出「基本經濟區」的適用定律和範圍指向的是歷史上的同質性王朝帝國，如疆域主要在長城以南的宋、明的漢人王朝。「漢族散布在中國，是由許多單位合併而成的。雖然各有差異，但大體是一致的。每一個單位有一個農業地區，被一個城池控制。這些區域的結合過程是，最初由許多獨立的王國，然後形成一個統一的帝國。」
另一方面，拉鐵摩爾指出在兩個異質性較強的社會中，「重要經濟區」不能起到與同質性社會相等的作用。相反，「重要戰略區與重要經濟區並不相同這一絕對事實表明，從軍事角度來看，中國社會便於灌溉的那一部分地區更容易受到攻擊，從北方而來的征服王朝傾向於利用南方灌溉區。大運河並非由水利灌溉社會修築，而是由北方民族——首先是隋朝，隨後是元朝或蒙古王朝修築，以便向灌溉區徵收貢賦。」重要經濟區反而成為中國社會柔軟的「腹部」，最易受到攻擊。由此，他含蓄地指出了冀朝鼎這一概念背後實際有「中原中心觀」的影響。
拉鐵摩爾對中國歷史的變遷有一套基於空間分析的話語體系，中國歷史的「主要中心」即在黃土高原這片最容易耕作的土地上成長發達起來的漢文明，可以先把水患頻仍、沼澤叢生的華北大平原合併為它的一部分，接著又將較大規模的經濟經營、社會組織及政治統一的制度文化傳播到南方，最終將長江流域及其以南作為「一個完整區域合併到更大的整體區域中」；但在另一個方向上，漢人對無法從事「雨養精耕」農業的長城邊疆卻難以實現類似的「合併」，而只能做到「從遠處使之臣服並加以控制」。在前一個方向就是漢人為主的「雨養精耕」地區的同質性單元不斷擴大的過程；後一個方向就是兩個不同的社會的碰撞，這是與「雨養精耕」地區不同的區域——長城以北地區。在中國北方的草原邊緣，卻完全是另一種情況。在長城線以北的亞洲，地理的變化比氣候的變化還要迅速，這片廣袤的地區沒有足供灌溉的河流，只能實現粗耕，並更傾向於實現「混合農業」，即在相當程度上依賴牲畜。只有在北方，顯著的差異取代了一致化的趨向。此外，「中國內地與蒙古草原的最大差異是：草原的原始農業文化沒有能夠發展到大農田粗耕制，或農耕與畜牧並行的混合經濟。游牧最終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制度」。兩種模式不同的生計方式，既有相互溝通有無的需要，同時，還存在一種共生的關係。
同屬「雨養精耕」地區之間的合併，「邊疆」的變化並不劇烈，「兩個同質政治共同體之間的邊疆；在發展過程中，當兩個同質性合併在一起的時候，不管是通過征服還是協約的辦法達成，主要是量的變化，其次才是質的變化。新的單元更大但仍然保持同質。」另一種則與之相反，「而異質性較強的兩個社會共同體之間的合併則會發生一些變化：較弱的被併入到較強的社會當中並被降服；如果類型差異巨大，而實力差異不甚巨大，結果將會是一個新的共同體，不僅數量更多並佔據一個更為龐大的地域，並且在性質上通過兩個共同體融合而創建的特徵要異於任何一個共同體所具有的特質。」其中大致表達了兩層涵義：草原社會與農業社會的合併引發的變動，「邊疆」的變動性遠遠高於單一同質性社會（如兩個草原社會之間或兩個農業社會之間）合併的共同體；合併形成的新共同體的特質不是原來的任何一方共同體的性質。
在新的共同體內部，拉鐵摩爾認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並不適用。由此，他提出另外一種「核心區」的概念：戰略區。這一概念同時亦可理解為「基本政治區」，「戰略區」指向的是長城以北地區，即粗耕農業或稱為混合農業地區。由於那裡並非是「雨養精耕」地區，因而其所形成的軍事與政治功能往往高於經濟功能，在經濟上對於內地有很強的依賴性。「由於中國（此處指中原）農業社會與草原游牧社會之間存在著不間斷的相互作用，並且任何一方都不能將另外一方絕對同化，因此，與重要的經濟區迥然不同，重要戰略區更趨向北部。重要經濟區最初也在北部，隨著中國社會後來向長江下游的全面發展才發生轉移。大運河將長江下游以及橫貫長江地區與北京聯繫起來，從而協調了重要經濟區和重要戰略區之間的關係。」南方經濟區與北方戰略區的南北統合，成為中華帝國生長的強大動力，而實現這一統合的「紐帶」就是大運河。「空間整合」構成了拉鐵摩爾考察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維度，既吸收了冀朝鼎的成果，同時，又從更為寬廣的視野內創新了思考中國大歷史的模式。
為什麼發展大運河的航運，而不是開闢從江南到北京的遠距離陸路交通？拉鐵摩爾認真思考了「區域」的概念：「區域的大小取決於運輸是否便利，特別是在河流與運河堪資利用的地方，取決於其與穿越群山及大批量運輸糧食和其他商品之間的運輸困難之間的平衡。」他沒有採用商品糧、商品棉以及其他的工商業指標來測算區域的大小，而是提出運輸這一核心指標，而且與技術具有極強的相關性。交通距離實際是「不均質化」的，「河運」是「平面距離」，而穿越群山相當於「立體距離」，在兩個不同的地理點之間的距離可能是「平直空間」或是「彎曲空間」，距離並不能等量換算。同樣是平面距離，由於穿越的空間不同，如水路、陸路，運輸成本也不是等量的；即使是陸路，穿越農區和牧區的運輸成本也不是等量的。因為人工和牲畜飼料都要計算成本，在農區，牲畜如果馱載糧食走一天，路上沒有飼料，需要購買，而人員還需要在客棧過夜，利潤的盈餘大致在100英里就會被畜力消耗殆盡；而牧區則不一樣，負載糧食的牧區駱駝在草原上且行且吃草，無需客棧費用，駝載獲利的範圍遠達800英里。同等的距離，因為地域空間和運輸方式的差別，會產生不同交通「權重」。比如，水運雖慢，但是省工，便於輸送糧食這樣的大宗物資，大運河的開通就是一例。
如隋代大運河的開通大大促進了南北經濟的融合發展，皮日休稱讚說：「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在運河時代里，南北方經濟聯繫進一步加強，國家命運沿南北軸向擺動，運河成為都城變動的重要因素之一，並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產生深刻影響。都城變遷呈現為由中原向南北兩極發展的趨勢，北京充當了封建社會後期的主要都城，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也逐步加強，並一度上升為全國的政治中心，進而形成政治中心的南北兩極格局。
另一方面，此觀點也能解釋為什麼四川盆地雖然也非常富庶，但在重要性上卻難以與江南匹敵，主要原因還是「蜀道難」——交通運輸不便造成的。由此可見與戰略區的距離因素對於一個區域的發展往往具有重要的作用。
從戰略區與經濟區的統合觀察中國歷史，切入的路徑是連接二者交通運輸的道路，拉鐵摩爾這一眼光頗為新穎並具有啟發性，他將其總結為「歷史地理研究法」。
二、「動態邊疆」與「長城—天山」的空間整合
拉鐵摩爾對新疆的考察是從「長城—天山」的商路開始，首先是對天山北路意義的再發現：「貿易道路有一種重要改變，須加註意，其所以重要者，以其連結綠洲帶與游牧的道路。即是天山北路，由巴里坤塔格嶺尾稍起，沿著天山北麓而行，至西湖（烏蘇縣綏慶城）綠洲，途分為二：一沿天山西走，一則西北至塔爾巴哈台。此路實為一聯絡各綠洲之路，而不是游牧部眾的適宜近路，其歷史上的重要，系其與游牧通路的真實的路線（沿阿爾泰山西坡，經草地連屬之地以至塔爾巴哈台）平行，且漸有取而代之的趨勢。」這條路的性質不是游牧道路，而是一條綠洲與游牧聯繫的道路。從地理原動力、歷史原動力、社會原動力對道路性質的影響差異，從而敏感捕捉到區域之間的歷史互動對中國邊疆的影響。綠洲、草原與中原的互動，表現在「長城—天山」這一過渡地帶及其東西交往的商路上。
綠洲是拉鐵摩爾分析新疆歷史的一個重要的生態—政治空間。在亞洲中心的綠洲和中國西北部一些類似的綠洲地帶，農業依賴於水利灌溉。水源來自於高山融化的冰雪。在這些綠洲地區，通過改進水利控制技術，從而使簡陋的社會逐步走向繁榮。綠洲灌溉農業不能無限度發展，因為淤積和化學問題（鹽鹼化）難以解決。另外，綠洲最易受到游牧民族的攻擊。按照拉鐵摩爾的分析，綠洲與華北的混合農業類似，不是「雨養精耕」農業。不過，綠洲之間彼此隔離的狀態，成為一個個「原子狀」的分布，無法形成「核心區」。
基於各方面的考慮，清朝在徹底擊敗準噶爾蒙古以後，確立了「以北制南」的空間策略。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天山北路西段的伊犁河谷設立伊犁將軍府，伊犁將軍執掌的外交和軍事事務範圍幾乎達到整個西域地面（二百多萬平方公里），巡邊、喀什噶爾換防、軍事訓練任務很重；民政範圍則以伊犁九城的駐防各地軍民民事為主，同時要開辦旗學、處理外交、製造軍械等；而經濟事務主要涉及屯墾、馬政、制錢、貿易等等。雖然伊犁將軍所轄的伊犁九城人口並不是很多，嘉慶時期大致在20萬人左右，但是承擔「公務」的軍政人員比例卻很高，無論從管理的「半徑」，還是執行的功能，行政成本遠遠高於內地。清朝另一個建設的重點是天山北路中段的烏魯木齊，修築滿城鞏寧、漢城迪化，分駐烏魯木齊都統衙門和迪化州衙門，軍府制度和郡縣制度並立。
自18世紀中葉以來，中國與俄國的對峙成為歐亞腹地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國戰略區再一次從長城沿線轉向與俄國勢力相交的中亞和蒙古高原，自元代以後，清朝的勢力再次回到中亞—歐亞大陸的樞紐地帶，處理正在擴張的俄國以及內亞問題是整個清朝北方戰略的核心。戰略區向北方和西方躍進數千公里，經濟區必須匹配跟進。糧食與物資一直是支持戰略區的根本保障，其供應的範圍也隨之向長城以西的天山南北轉移。由於天山以北與華北情況相似，不是一個「雨養精耕」地區。天山北麓氣候寒涼，積溫不足，巴里坤一帶的種植以小麥、青稞、粟谷為主，普遍採用粗耕的方式，通過屯田，基本滿足了駐軍和居民的糧食需要。但是，由於綠洲的分散性和地理氣候的原因，除了糧食有剩餘以外，其他物資均不能生產，導致天山北路經濟區功能並不完整。拉鐵摩爾強調，「在研究整個中國社會全部所及區域的發展和社會自身各階段的演進過程中，我們將會發現，在地理單元的大小與佔有並利用它的社會系統的結構和功能之間總是存在一個平衡」。這種不平衡的問題只能依靠內地補充「能量」，而這一能量的補充必須要開闢新的通道抑或改造或擴大舊的通道。
從1760年開始，清政府每年從內地調撥「協餉」200萬至300萬兩白銀，充作新疆軍政費用。25個省級行政區，除了同處邊疆地區的黑龍江、吉林、盛京、烏里雅蘇台（今屬蒙古國）、桂、黔、滇、藏、隴、青省等外，其他的省以及粵海關、閩海關、江漢關、江海關等海關，都要分擔新疆所需的財政支出。1760-1911年，清政府撥給新疆的協餉和專餉，總計高達近3億8000萬兩白銀。約佔清朝中葉財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相當於清朝乾隆中期8—10年的財政收入總額。另外，據學者估計，江南絲綢在新疆的交易量佔到全部絲綢量的情況是，乾隆時佔90%以上，嘉慶和道光前期佔85%以上，道光後期到結束佔90%以上。可以說，內地與新疆的絲綢貿易，主要是江南與新疆的絲綢貿易。在乾隆時期，每年的絲綢用於與哈薩克貿易的達到6000匹。
清朝在新疆的巨額財政收入與開支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清軍西征，總有內地商販隨軍，「饋糧千里，轉谷百萬，師行所至，則有隨營商人奔走其後，軍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頒，聲色百伎之娛樂，一切取供於商。無行齎居送之煩，國不耗而餉足，民不勞而軍贍。」出現了「北套客」和「西路客」，「大賈皆自歸化城來，土人謂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賂蒙古人所開，自歸化至迪化僅兩月程，但須攜鍋帳耳。」內地民商（北套客）正是看準了新疆市場上的巨大商機，因而不辭險遠，開闢出從歸化至古城的大小草地長途駝運路線，形成了多層次、多流向的市場流通體系。內地民商在這個市場體系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紐帶作用。民商的發達，部分彌補了經濟區的不足，便利了財貨和民生物資的流通。民商開發的奇台經歸化（呼和浩特）以通京城的駝道（大西路），逐漸成為連接新疆與內地的交通運輸幹線，奇台也逐漸取代鎮西，成為繁華一時的北疆商業中心。奇台、呼和浩特、張家口、包頭等地湧現出了一批駝運店，專門承攬西北地區貨運。一些大的駝運店的駱駝多達千峰。奇台有安德堂、天順魁（後遷包頭）、天德全等大小駝店近40家。這條商路兩端連接著兩個重要的區域性市場，一個是奇台，一個是呼和浩特。
這種「能量」的補充來自全國各地：江南的絲綢、紗布、銀兩；陝、晉、閩等省的茶葉；江西的瓷器等。這些物資源源不斷或通過大運河，或通過陸路，最後通過「長城-天山」的商路抵達天山南北。天山北路作為戰略區，從全國調配物資進行補給，使得天山南北被統合到國家的程度大大提升，在道光初年，天山北路形成120餘萬畝的新墾土地，人口一度也達到60餘萬。天山南路也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人口從乾隆初年的26萬，增長到110萬。
傅雷（Philippe Foret）通過對清朝在熱河省的治理提出了一種新的邊疆劃分方法，滿清皇朝對內外蒙古的政策，事實上造成了將邊境地區分成動態與靜態地區的一種情態，清版圖所呈現的空間單位即有動態與靜態之分。所謂動態地區，指的是原有景觀發生了變化，與北京和承德的聯繫變得密切的地方；所謂靜態地區，指的是原景觀保持不變，可以被忽略的地區。伊犁和承德這兩個地區經歷了劇烈的族群變動及其相應的文化景觀的變化。天山北麓的變遷具有「動態邊疆」的三個形態：第一，將大片的草原開闢為良田，人工綠洲面積大大擴張，形成了一個與天山南麓相似的綠洲地帶，這一綠洲帶由若干核心綠洲組成，相距不遠，呈現連片發展的趨勢。實現了草原生態為中心向農業生態為中心的景觀轉換。第二，城市體系的形成使得原來蒙古游牧地開始轉變為「城村絡繹」的定居點，實現了蒙古文化景觀向滿、漢文化景觀的轉換。第三，道路性質的轉變。「自歸化至迪化僅兩月程，但須攜鍋帳耳。」交通運輸的時空效率大為提高，實現了從絲綢之路的貴重奢侈品的長途轉運貿易轉向區域間的民生貿易，「長城—天山」商路與歷史時期的絲綢之路雖然路有重合，但是性質卻發生了重大變化。
「動態邊疆」真實的涵義表達的是「邊疆中心化」，如果不是國家的戰略區，怎麼會有這麼滄海桑田般的變化？為了解決將天山南北統合到國家體制當中的問題，財政富裕的省區都充當了「經濟區」的角色，這就需要重新評價清朝對天山南北開發的貢獻。在處理俄國與內亞的問題方面，必須使清朝動員舉國上下的力量。「長城—天山」之間的區域關係的新發展，不僅標誌內地和「邊疆」的關係愈加密切，內地與天山南北的經濟聯繫也進一步加強，顯示國家命運開始從南北軸向轉為東西軸向的擺動，如天山北路的開發，伊犁九城、迪化、鞏寧等城市的興衰，這條商路就成為體現這種變動的重要「晴雨表」。
三、「長城—天山」商路與國家建設的東西軸線
潘志平先生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西域新疆與中原的關係，如一個不對稱的「啞鈴」，「小頭」在西域，「大頭」在中原。不過，筆者想指出的是，這種戰略關係還存在另外一種「倒掛」現象，政治大頭是在新疆，但是支持的力量卻是源自遠方，特別是交通運輸這根「血管」很細，一旦內地動蕩，天山南北很容易陷入絕境。
乾隆中期的一位滿洲官員記載新疆的財政情況是：「今大兵既駐其地，皆需穀食。因設屯田之法， 開墾荒蕪。回兵六千戶，種地納糧，僅足支用。各官薪俸，兵丁鹽菜，必需於內地。每歲倒調內地銀五十餘萬兩，綢緞數萬匹，與哈薩克交易牛羊馬匹，變價充晌。又收關稅地基銀四萬餘兩，及回城所交棉花布匹等項，使能足一歲之用。錢價昂貴。」到道光年間，伊犁將軍布彥泰仍舊稱：「新疆各城經費歲需二百餘萬兩，例由各省協解。甘肅藩庫分春秋二撥解運。本年撥，接甘省來咨，以各省協餉未到，而新疆經費緊要，未便耽延……再新疆百萬軍民皆依賴國家豢養之恩，恃此兵餉以為生計，設撥解愆期，則軍民有枵腹之虞，於新疆重地，關係實非淺鮮。」20世紀初，還有官員大聲疾呼重視交通，聯絡內地，「深溝重塹，天險之國，不患其不能守，而患其不能通。通則富，不通則貧；通則強，不通則弱」。
實際上，清朝希望能將經濟區北移到京師附近，實現戰略區與經濟區的統一，道光時名臣林則徐上奏，提出「國家建都在此，轉粟自南，京倉一石之儲，常靡數石之費。奉行既久，轉輸固自不窮。而經國遠猷，務為萬至計，竊願更有進也。」元、明、清的官吏們再三提出要把直隸變成「第二江南」的計劃，就是在北京周圍建立一個「基本經濟區」。但這種想用直隸所生產的糧食代替江南運來的漕糧，並想無需再從南方運輸穀物的希望，卻從來都未實現過。
「長城—天山」商路的興盛主要是依賴政府的投入刺激了商路貿易，而江南的動蕩是造成這一商路衰落的主要原因。咸豐時期的太平天國運動導致江南輸往新疆的協餉斷絕，致使天山南北的駐軍多年無餉可發，軍心動搖，戰鬥力下降，無法抵擋阿古柏匪軍的入侵，西域新疆淪陷大半。左宗棠率領湘軍西征新疆期間，軍需浩繁，隨軍商販眾多，使得這一商路一度復興，同時，西征暫時解決了中國對俄與中亞的問題，使得西部陸疆暫時得以安寧。「中國收復新疆，毫無疑義，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亞洲發生過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時這是一個多世紀以前乾隆出兵這個地區以來，一支由中國人領導的中國軍隊所曾取得的最光輝的成就。」不過，隨著甲午之役以及以後的辛丑條約，海疆危機再次超越陸疆危機，不僅江南是主要承擔債務的省區，而且還有海上而來的各種商業競爭，自身財政難保，遑論支援新疆？甚至一直財政依賴補貼的新疆都攤上了辛丑賠款的份額，駐軍也一再削減，進疆的物資數量大大降低。這條商路另外還面臨俄商的競爭，隨著俄國西伯利亞大鐵路的開通，俄商的運營成本降低並逐步擊垮了當地商業；另外，1911年外蒙古少數王公受沙俄挑唆宣布獨立後，最暢通的大草地路線斷絕。綏新商人不得不集資組織駝運，從哈密經內蒙古到綏遠。這條商路4000華里，因季節關係，一年只能通行兩次。天山南北與內地的交往聯繫大大降低，西部的邊疆危機日益突出。
自20世紀初以來，「長城—天山」商路逐漸衰敗，表現的是清朝已無「能量」通過這條道路輸送到戰略區，「血管」沒有血液補充，自身的綠洲經濟無法滿足新疆行政的需要，必然導致新疆依賴俄國的商業支持，造成經濟依附於俄國，最後是政治權利也依附於俄國，形成深重的邊疆危機。商路不是簡單作為商業交通的衰敗，而是代表中國「東西之軸」這一命脈的衰敗。
左宗棠的西征曾經對陸疆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不過，這一成果在20世紀初期逐步喪失。拉鐵摩爾指出，草原、內地與綠洲之間的相互關係終結於20世紀30年代，「漢人在中亞統治的結束（指楊增新被暗殺後）代表著舊式綠洲崛興循環的完成。但是，繼之而起的並不是原來那種草原崛興的反循環，而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統一現象。其規模比過去歷史上的任何循環都要大，並影響到草原、綠洲和中國內地。……因為蘇聯勢力之進入蒙古、新疆及中國內地不是憑武力進入，而是由受其影響的民眾所引入的。」曾經在西征中得到暫時平衡的俄國擴張和內亞問題，重新回到中國的面前，積貧積弱的中國面對再次顯現的俄國與內亞問題，基本上處於地緣劣勢，只能被動回應。不過，訪問過延安並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有過會談接觸的拉鐵摩爾發現，中國未來的領導人是不會完全照搬俄國方式處理邊疆問題的，「中共不是蘇聯的傀儡和工具」，後來的事實證實了拉鐵摩爾的預見。
俄國在內亞的擴張以及以後蘇俄利用民族自決主張，推動內亞民族主義意識，並藉助族群政治干預新疆，說明內亞問題一直沒有消失，而且有時極為尖銳。在蘇聯支持和影響下的內亞族群的民族主義與國族主義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張力。魯西奇教授所提出的封建時代的「核心區」標準：兵甲（軍兵）、衣食（財賦）、人才（文武官員）以及合法性的地區，即兵甲所出、財賦所聚、人才所萃、正統所寄的地區。在核心區所應具備的四個要素中，兵甲與人才資源是最重要的，只有擁有此二者，王朝才有可能建立起軍隊和官僚系統。但是，「財賦所聚」在內亞的語境下是很難實現的，因此這一標準還是有「中原中心觀」的色彩。拉鐵摩爾所說的戰略區與經濟區作為不同的「核心區」而產生的互動，這一分析解釋路徑則更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脈動。
另一方面，無論是戰略區還是經濟區，都有作為地理生態區域的性質。特別是「戰略區」同時也是游牧民與定居農民之間互通有無的重要貿易通道。「邊疆具有政治而非地理的根源。只有在一個邊疆觀念存在以後，它才能被理解成一個地理結構的共同體賦予的此項功能」。拉鐵摩爾還指出，「邊疆兩邊的人民從事走私貿易是極為普遍的」。應該深刻認識到，中國內亞的「戰略區」是以綠洲為基礎的，並非「雨養精耕」地區，因而不能產生與「經濟核心區」同等的效果和功能，如果硬是照搬「雨養精耕」經濟區的模式，帶來的後患將是無窮無盡的。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形成的「廣土眾民」特點，「廣土」實際上指的是與「雨養精耕」地區不同，大致以長城為界的400毫米等降雨量的地區，同時也是與「胡煥庸線」走向大致相仿的一條地理分界線，這條線以北以西，主要以牧區和綠洲為主，人口遠遠低於長城以南地區，一直到21世紀，這條線以西人口大致也只佔全國人口的10%左右。雖然地廣人稀，但是其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卻不言而喻。中國歷史上各時期的中央政權無不高度重視其地位，將其整合到國家體系當中去。日本學者杉山正明在分析元朝的「蒙古世界體系」時指出，蒙古國家建構的第一根支柱是「草原世界的武力」；第二根支柱是「中華世界的經濟力」；第三根支柱是「穆斯林的商業力」。忽必烈新國家的基本構想，融合了草原軍事力、中華經濟力以及穆斯林商業力這三個連貫歐亞的歷史傳統基礎。不過，冀朝鼎、拉鐵摩爾討論了具有游牧政權「基因」的隋朝開發了大運河，將北方的軍事戰略區與經濟區聯通起來，可見，這並不是蒙古帝國的獨創。到18世紀中葉，當俄羅斯與中亞的哈薩克、浩罕等與清朝接壤，天山的戰略意義因此凸顯，東西方向的歷史軸線就顯得非常重要，只能「以東（經濟區）補西（戰略區）」。由於這條軸線上沒有水路可以溝通形成「大運河」，其戰略航道只有通過空間上最為便利的「長城—天山」商路進行補給，「沙漠之舟」駱駝就是「航船」，「船隊」就是駝隊，這條「航道」上的商埠如歸化、張家口、古城等被形象地稱之為「旱碼頭」。這條「航道」源源不斷地給戍邊的將士和屯田的民戶帶去商業物資和必備的生活消費品，這條東西軸線無疑是清朝中期國家建構當中的一條生命線。
四、民族主義話語的不同面向與「中國性」的討論
1840年，英國挑起的鴉片戰爭使得清朝沿海、沿江的經濟腹地嚴重受到外來力量的衝擊。此後，太平天國農民軍和清朝之間的激烈戰爭使得發達的江南腹地基本上成為一片戰爭廢墟。沒有經濟區的支援，西域新疆的駐軍陷於絕境，大半新疆版圖被阿古柏所竊據。1874—1884年間，清廷內部引發了關於國防戰略問題的激烈爭論，形成了著名的「海防」與「塞防」之爭。換一個角度講，就是保「戰略區」還是保「經濟區」的問題。「塞防」佔據上風，表明清廷意識到保「戰略區」更為重要，隨著新疆被湘軍光復，新疆建省的目的之一是強化南疆的作用，使其從「回疆」轉變為內地的州縣制度，發揮一定的「核心區」功能，使得南疆能夠為北疆提供物資和糧食財賦的支持。左宗棠吸取戰略區與經濟區分離的教訓，一針見血分析歷史教訓，「隴與新疆專賴各省協濟，非大部主支與內，疆圻襄之於外，事無由濟。若如近時頻催罔應，殊可寒心。」吸取了協餉不濟是導致新疆動亂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教訓。「此時議開郡縣，原故以內地之治治之，則一條鞭法不可不講，除按丁抽賦之苛，而問田取賦，庶徵收有定而貧富兩得填平，加以平徭役，警游惰，禁侵貪，民可使富也。」42一方面明確指出，依靠本地的財賦支持新疆的邊防和邊政；另一方面，也通過國家力量實行直接管理，消除伯克制的弊政。
在俄國的不平等條約下，新疆已經喪失了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左宗棠對此有清醒認識：「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萬一強鄰窺伺，暗煽並飛，後患方興，前功盡棄。」43不得已將全省統治中心——首府確立在烏魯木齊，「昔日新疆以伊犁第一重鎮、烏魯木齊次之、南八城又次之。今日之形勢則大不然，近日確情當以烏魯木齊轄境為第一重鎮，伊犁次之，南路又次之。」通過強化南北疆關係，相互支持，以防止沙俄覬覦邊疆，這是建省的又一個重要目標。
以左宗棠的戰略布局觀之，新疆形成「雙重」區域結構：第一重結構是「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衛京師」，依靠「長城—天山」東西軸線溝通內地經濟區與戰略區的關係；第二重結構是強化天山南北的區域結構，天山以南的綠洲為天山以北戰略區提供物資支持。這雙重結構的力量相互疊加，使得天山南北最後整合成一個完整的行政區域，建省也體現了維護主權國家的自覺意識。辛亥革命以後，清朝崩潰，外蒙古失控，「長城—天山」商路陷於窘境，但是始終未中斷，艱難地維繫著新疆和內地的關係；另一方面，在民國楊增新時期，中樞基本上對於新疆財政無能為力，楊增新能夠獨自支撐新疆局面長達17年之久，完全依靠的是清朝的遺產——新疆建省後，國家體制下的「齊戶編民」能夠繳納賦稅——南疆的糧食、物資能夠接濟北疆，在內地經濟區的支援力度降低的情況下，還能維持新疆最低限度的財政運轉，保證新疆能夠艱難度日。
長期以來，中國近代歷史在「衝擊—回應」的海洋史觀面向下，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海疆和陸疆的關係，也使得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混雜在一起。姚大力先生指出，19世紀末期，兩種民族主義運動傳入到中國，一種是「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它強調在現存國家領土範圍內的全體國民認同意識；另一種是「種族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它推動了漢、滿、蒙、藏等民族各自的民族主義。這樣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可能存在相互衝突。例如章太炎提出的激進的漢民族主義立場。本文將「國家民族主義」直接譯為「國族主義」。江南本應是中國的「經濟核心區」，但是卻成了「戰略區」，不僅是抗日戰爭的中心，而且也是漢人民族主義反應最為強烈的地區；新疆本是中國的「戰略區」，因為「經濟區」無法供給物資財源，為自保反而變成了「經濟區」，強調要加強「經濟開發」。海疆、陸疆，雖然都是「邊疆」，海疆卻是中國經濟最為發達，漢族人口占絕對多數的區域，受到海洋而來的民族主義影響深重，學習「海國」進入新的國際體系成為近代中國轉向的一個重要因素。「海國」作為了解對手形成的概念，既包括西方本身內部的典章制度和各方面情況，也包括其海外擴張，擁有大量殖民地的情況，還包括其作為入侵者在中國的存在，以及船堅炮利體現出的優勢，也就是說涵蓋了西方、列強、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概念所指的不同層面，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近代國家概念。這一「海國」作為他者構成了中國自我認知的重要參照和實際的對應物。而這一「他者」此前一直不存在。
與「海國」同構的歷史敘述是費正清的「衝擊—回應」的理論視野，這一表述基本上變成了漢族在回應西方的挑戰，一部近代史基本上寫成了漢族的近代史；陸疆危機深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影響，被完全表達為一部屈辱的歷史，這種看法雖似正確但不全面。這是以海洋的民族主義為中心的視野。如果不單純以這種視角看，而是站在陸疆的「國家主義」立場看，我們還會看到另一種面向：清朝通過整合內地經濟區與天山戰略區之間的關係，把各個不同族群——滿、漢、蒙古、塔蘭奇、回、「六城」綠洲民、索倫、錫伯等整合到一起，守衛天山南北，以強大的行動回應正在擴張的俄國以及各種複雜的內亞局面。平定準噶爾，回疆大、小和卓及張格爾，阿古柏的入侵，清朝在處理內亞問題以及俄國擴張問題上應該說有得有失。雖然對俄國不是以軍事鬥爭為主，而是通過新建戰略核心區來解決這一問題，通過空間的調整，達到保證國土和主權的目的。這一歷史經驗值得認真研究和汲取，體現了一種主權國家建構模式。不能因為陸疆危機而徹底否定清朝在國家內陸疆域整合上的歷史努力，也不能淡化非漢族群的歷史貢獻。
歷史似乎開了一個玩笑，在「民族主義」思維下，我們長期重沿海而輕「內亞」。把「邊疆」問題同質化——這是作為海國「民族主義」影響的產物，帶有濃厚的漢人民族主義的色彩，對於國家建設，有其積極正面的意義。在這一視角下，「長城—天山」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建構中的「陸疆」問題，「替換」了原先帝國時期處理長城南北關係（蒙漢關係、俄國與中國的關係）這一問題——「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衛京師」。在這種語境下，南北關係——游牧與農業定居民的關係，無論是滿、漢還是蒙古建立的王朝，誰是中國「正統」的問題不再凸顯。而東西方向的「海疆」和「陸疆」問題成為「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重大問題，「中國」從而被民族主義話語所取代。另一方面，清朝雖然是按照帝國的治理方式解決「陸疆」問題，並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特別是晚清新疆建省，體現出濃厚的「國家建構」色彩，但是在前者的思考方式下，把清朝處理這一問題的意義和貢獻顯然淡化了。
通過藉助拉鐵摩爾討論經濟區與戰略區的關係，我們重新發現了帝國時期整合疆域的努力。特別是清代「長城—天山」商路的興衰，已經成為新的國家命脈——東西軸線走向的「晴雨表」。清朝在統合天山南北與長城內外、長江南北中作出的貢獻，是部分實現了區域關係的統合——是帝國時代「國家一體化」進程的重要標誌。至辛亥革命爆發，清帝國覆亡，它在中國西部遺留的一大政治遺產是天山北路的伊犁、迪化等城市和成片開發的農業區，以及定居的數十萬的漢、回、維吾爾等各族居民。此外，還留下一個「新疆行省」體制——這是清朝處理俄國與內亞關係的另一個重大政治遺產。同時，正如拉鐵摩爾觀察「中國性」時說，「從黃河中心區域轉向大草原，我們發現，從歷史上看，社會分化變異的過程適應了不同的地理環境。從同一地區轉向南部、西南部和東南部，我們發現的是同化和升華的過程。我們的確也發現社會和文化特性的歷史持久性，但主要趨勢是一個越來越大的中國的成長。」自18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就面臨著一個新的情況，就是將天山南北的戰略區從空間與華北、江南的核心區連為一體，整合成一個完整的「大中國」。晚清的新疆建省，也是「中國化」的一個縮影。這兩次整合過程，是在清朝的統治下完成的。清朝動員了大江南北、長城南北、天山南北甚至東北滿洲的各族人民共同參與到其中。這一區域整合過程大大超越了清朝自身的滿洲族群意識，而且也超越了不同族群的民族意識，體現了一種自覺的「國家建構」，促成了「中國」意識的生成。「清」與「中國」已經成為乾嘉時期文獻中並行的稱呼。當然，清朝在這統合過程中，確實也採取了差異化民族政策，強化滿族的統治權力，也有造成民族隔閡的一面，這是客觀的事實。總體而言，清朝統合戰略區與經濟區既繼承了漢唐盛世經營西域的經驗，同時，還超越了漢唐在鞏固內陸疆域方面的成就。
五、結語
正如開篇當中冀朝鼎所思：「（中國）不像現代國家那樣是用經濟紐帶聯結成的整體，而是通過控制基本經濟區的辦法，用軍事與官僚的統治組合而成的國家。」這一「國家性」實際是來自於空間建構。因此，或可指出，「長城—天山」商路是中國近代「國家性」變化的一個重要方向，經濟區與戰略區的統合主要是依靠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力量，使得清朝已經具有某種近代「國家建構」的面向。如果說今天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從空間上與「長城—天山」商路有巨大的重合，那麼，某種意義上仍然含有繼續從空間上整合內地（經濟區）和邊疆（戰略區）的意義，彷彿依稀可以看到「長城—天山」商路的駱駝客和各種商販奔走的身影。同時，「一帶一路」建設也超越了民族國家的邊界，與鄰為善，與鄰為伴，以良好的外部環境，促使邊疆（戰略區）轉化為核心區，這也是當今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
筆者贊同一些學者提出「空間」的意義長久被淹沒在同質化的民族主義敘事當中，今天恢復空間和區域的視角，突破單線的民族主義敘事，必須兼顧來自海洋與內陸板塊的雙向「國家建構」的歷史過程，這對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自身經驗的發掘，具有某種積極意義。
【注】文章原載於《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
責編：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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