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首席幕僚：對西方提出什麼預判？影響了曾國藩推進洋務運動

撰文/趙立波

曾國藩素以知人用人著稱，在其龐大的幕僚機構中，趙烈文由於出色的才華和性情成了曾國藩晚年心裡唯一可以傾訴的關門弟子，也讓二人的經典對話流傳至今，透過泛黃的歷史，讓人看到了他一直走在了清朝知識分子的最前沿，由此也成了那個時代把脈最準的一位。

趙烈文，字惠甫，號能靜居士，江蘇陽湖人。其父趙仁基，道光進士，官至湖北按察使。趙烈文自幼紮實地系統地學習了傳統教育，但此後三次試均名落孫山，此後絕意仕途，專心鑽研務實之學。大約在1856年1月被其姐夫周騰虎推薦入曾國藩幕僚，1861年12月，由曾國藩專折向清廷請示奏調赴軍營，稱其「博覽群書，留心時事，可堪造就」，由此成了趙烈文在沒有清朝學歷的身份後並成功進入清代官員隊伍序列的開始。

能靜居士趙烈文

剛剛年滿二十四歲的趙烈文第一次進入曾國藩幕府時間較早，由於母喪不得不離開湘軍大營。直到咸豐十一年，趙烈文第二次入幕並向曾國藩遞交了一份長篇諫言，在決戰太平軍的關鍵時刻，趙烈文卻拋出了石破驚天的眼裡，即太平軍不是最大威脅，平定時間指日可待，清朝真正的威脅是在西方。正是這一預見，深刻地影響了曾國藩後來大力倡導洋務運動的舉措。

在萬言書中趙烈文闡述： 「外國夷人，政治修明，國家治理，民力富強。人人奮勉，好勝心強而以不如別人為恥，這些西方人對中國的政務民情，險阻風俗，今天一個圖謀，明天一個說法，考慮事情唯恐不明確，觀察事情唯恐不細微，搜集我們的文化經典，翻譯傳播，兢兢業業，從未有間斷過。」

趙烈文不無擔憂地說：「他們的志向不在小，國家的禍患，再沒有比這個更厲害的了。」接著趙烈文又說「中國之所以如此衰弱，主要原因就是崇尚虛文，學習使用繁瑣苛刻禮儀，而外國方面務求專精簡一，講究實用。似乎未來大勢是天意要「開通六合」。

曾國藩畫像

按照趙烈文預測，就是日後東方和西方會實現全部聯通，用如今的話就是「全球一體化」概念，這在當時絕對是前無古人的提法。最後趙烈文總結說，外國人也並非是超出人類的異人。政策方法也不是什麼奇異之術，只要我們反其所為而用之，一定會收到效果，可知趙烈文對西方的認知相當務實。

趙烈文對清朝面對西方問題的慌張無措深感不解。第二次鴉片戰爭，咸豐帝落荒北上避暑山莊逃難，舉國對西方一片驚恐時，他對當時紛紛議論要遷都西安表達自己了的看法：「北京聞已與議和，尚未時分融洽，夷酋欲見恭王不得，因火圓明園，宮殿盡毀，又必欲如前約，駐兵京都。車駕尚在熱河，朝議欲遷都西安避之。然夷法國都俱駐公使大臣，各邦皆有，不過欲通知風俗國政，初非惡意，如歐洲俄與英、法世仇，而兵事一息，即互置公使，不獨行之中國。」從來未出國的他可對西方外交體系能有如此了解，非常的難得。與此同時，他認為西方拍到北京不過幾千兵丁，而紫禁城的軍隊「禁旅如雲，何必畏之若此，而出此遷都下策，殊不可解，且彼所欲駐兵國度，以空城畀之，豈能塞其意？我能往，寇亦能往，西安豈天上邪？最後他感嘆「朝廷聵憒若此，聞之且憤且談。」《能靜居日記》

趙烈文書函

對西方事務的前瞻，使得趙烈文一直走在了當時知識分子的最前沿，其看法獨到，眼界達觀。

天津教案期間，是清政府與西方的再次震蕩的一次如果處理不好，隨時都可能造成再次的戰爭。慈禧把這個包袱刨給了曾國藩，彼時曾國藩雙目幾乎失明，重病纏身，走路都已經非常困難，以至於臨行前留下遺書。

在處理「天津教案」時，其蒙受了巨大輿論壓力，甚至被罵為「賣國賊」等惡名，懸在北京湖廣會館那塊「道光戊戌科會試中試第三十八名進士，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的匾額被人砸爛。他本人也多次說此案對外「過柔」，「寸心抱疚」，「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經受這次強烈打擊後，清廷讓他回任兩江總督，一年半後就在南京病逝。

常熟趙烈文故居

時任河北易州知州的趙烈文前來送回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一行，這也是師徒二人最後一次見面趙烈文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師以津事相告，且以辦理不善自謙。先是師為洋人辯無挖眼剖心之事，奏牘再上，中外嘩然，至有聯名致書詆之者。余問斯事有驗否？師言：到津後曾親訊鬧事之人，如有絲毫憑據，許為奏辦，乃辭皆游移不近情理，窮其所往，則彼此推諉，故不能折外人之心，明知必犯清議，然不得不爾。」

趙烈文聽了曾國藩的記述處理教案過程後，表達了自己的見解：「然，雖烈，亦必以為必無。天主教固不軌於理，顧何至食人之肉，形同豺虎，使果有之，太西服從之者不翅百餘國，能皆甘之邪？中國人不求實在，妄以名義自居，至邊釁一開，則又束手無策。」趙烈文最後說，當初擔心老師為輿論脅迫，動搖最初看法，所以我特意寫信給您，堅持辨明曲折是非，直到收到老師的第二疏，我才放心。趙烈文在日記中感嘆說：「天下事但患胸中見地不真，苟是非當矣，外來囂囂之說，直等之時鳥侯蟲可耳」。

儒家思想貫穿了曾國藩的一生，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都是以公正、客觀的誠實態度對待，缺少圓滑變通勢必難免。重壓之下，曾國藩舊病複發，「昏暈嘔吐，左右扶入卧內，不能強起陪客」 ，「歷三時之久，卧床不起。據醫家雲，脈象沉重。」

在德國考察的李鴻章

天津教案後，朝廷委派李鴻章接手處理後續工作，師生二人談話曾被詳細整理：「李鴻章後來繪聲繪色地回憶說：「別人都曉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業，是老師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我老師一言指示之力。從前我老師從北洋調到南洋，我來接替北洋，當然要先去拜謁請教的。」在人生整體道德構架中，雖然有許多概念，但曾國藩強調最多的就是無論與誰，均要以一個「誠」字相待，他常說：「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成為其人生最高處事準則。

「誠」字貫穿曾國藩的一生

早在同治六年的兩江總督任上，曾國藩對外交極力維護民族利益，英國使臣要曾國藩禁止上海船隻裝豆餅，曾國藩予以言辭拒絕：「中國小民太苦，輪船入河內，則中國船無復人坐，中國小民便皆餓死，此事萬萬不行。」最後這個英國使臣只有退去。

晚年的曾國藩大力提倡洋務，力薦清政府外派兒童出國學習，以期學習先進的西方科技知識，這些人後來回國都成為了近現代以來的科技先驅，可以說蒼茫的大海之上，寄託了曾國藩無限的殷切期盼，原因就是，國家要富強，就是要不斷跟進時代發展，一個集傳統思維於一身的曾國藩能如此前衛，實在不同尋常，這些或多或少得益於身邊的趙烈文等人的影響，由此讓曾國藩和趙烈文最先成了如何應對未來大局西方對東方衝擊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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