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 | 生活是治史者的教科書

原標題：王家范 | 生活是治史者的教科書

《漂泊航程：歷史長河中的明清之旅》（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在這20多年裡取得了長足進展,而且正在形成一個中西對話十分活躍的學術平台。然而,有些西方學者對古代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估,很是出人意料。

例如,麥迪森估算出1280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有600美元之多;彭慕蘭估算出1750年左右,中國平均每人糖的消費量為3.8磅至5.0磅,而在長江下游、東南沿海及嶺南地區,人均消費量則高達10磅(按今之折算標準,1磅約略等於0.45千克)。

彭慕蘭

由於這類聳人聽聞的數據推演,是與打破「歐洲中心主義」、「明清江南世界先進」等新論連在一起的,因而不能不給予一定的關注。

其實,生活比什麼都真實。在我們的生活經驗里,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數據的難覓以及數據的真實程度,常令學者不得不特別小心。時間越往前,問題就越大。至於像「人均收入」這樣的「大概念」表達出來的經濟意義,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說明民眾生活的真實性,更是存疑多於篤信。

史學研究無疑非常需要社會科學(包括計量統計)的新鮮輸入,但更要講究進入歷史情境。後者憑藉「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苦功夫,藉助於史料,以實證回歸「歷史現場」。而一切數據的推算、邏輯性的解釋,都只能依據史料事實陳述的可靠,都應該與特定的歷史情境吻合。

容易被忽略的是,治史者在選擇與解讀史料的過程中,對現實生活的感受以及來自生活的社會閱歷和經驗性的觀察能力,也對這一認識過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有的治史者因生活經歷的某種局限,有價值的史料會在眼皮底下悄然溜走,有些則被明顯放大,失誤時或有之。

明清江南絲織業圖（選自《錦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浙江大學出版社）

明清時代,江南農民的日子過得比江北農民好,這是可以相信的。江南農民的日子過得比英國農民好,弗蘭克、彭慕蘭兩位先生說得那樣地有頭有腦,外行不敢妄然置喙。然而,要說他們的日子甚是愜意,消費水平如何之高,期期以為不可。

或許是因為多了一份生活的實際體驗,故而對這一時期「歷史文本」中偶或出現的有限數據,常於不疑處有疑。由於數據在時間與空間上嚴重不連貫,更不敢觸犯數理統計方法的大忌,去推算出諸如GDP之類現代式的經濟數據。

就說核算農家的經濟生活水平,治史者倘沒有一定的鄉土生活閱歷,是很容易出錯的。例如,計算江南農民的畝產收入,常常不區分此類數據是稻穀、白米還是糙米,更不考慮同一區域自然條件的差異甚大,以及由災害程度帶來的收入風險。在折算其產糧或織布收入時,取的又是市場銷售價,而非商家收購價與季節差價。在估算其生活水平時,又忽略諸項成本費用的算入,以及來自政府方面的法內法、法外稅費負擔。僅就上述說到的種種收支「誤差」,就絕非小事一樁。

17世紀至18世紀江南農民的生活到底如何?明清江南的方誌筆記中並不缺乏這類的描述。例如,纂修於1630年的《松江府志》,主修者為時任知府、湖北谷城人方岳貢。他的序文寫得很特別,一反溢美鄉土的格調,說松江一府「粟米、布縷、魚鹽之利,貌稱東南陸海,然糊口則盈,終事則詘」。

《松江府志》

約200年後,到1817年孫星衍主纂嘉慶《松江府志》,志文猶說:「農家最勤,習以為常,至有終歲之勞,無一朝之餘。苟免公私之擾,則自以為幸。」至於文人筆記里有關繅絲、織布農婦身無一縷絲、一寸棉的民謠,俯拾皆是。

因此,不聯繫明清中國的整體歷史背景,丟棄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方面的分析,一味在數據上打算盤,變成一種純而又純的數字演繹,這樣的走向會不會變成一種脫離歷史實際生活的「數字魔方」?

現代中國,從上到下都在高度關注「三農」問題。明清江南經濟史研究,完全可以從一個歷史的側面為「三農」問題的改善提供有價值的歷史信息,應該是歷史與現實互動的一個極好舞台。其中不可或缺的前提,便是治史者要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通,多多了解農村,貼近農民的生活情境。

(2004年)

王家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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