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過：如何評價宋徽宗？

作者：祝勇

一

宋徽宗趙佶端詳著《清明上河圖》，半天沒有說話。那些樓與船、詞與物、光與影，一定讓他的心裡震了一下。一瞬間，他看見了屬於自己的輝煌時代。它凝聚在那條河上，即使在夜裡，依舊光芒耀眼。他感到一陣恍惚，對於河流所代表的歲月無常，他沒有，或者說不願太多去想。那時的他一定不會相信，他目力所及的繁華，轉眼之間就會蒸發掉，甚至連這座浩大的城——包括那些蒼老的城牆、笨重的石像，居然也會消逝無蹤。很多年後，它們只能帶著日暮的蒼涼和大雪的清芬，定格在他的記憶里，供他在饑寒交迫的五國城，一遍遍地反芻。

《清明上河圖》局部

明代陳霆《渚山堂詞話》中記載，徽欽二帝被金人押解著一路北上，一天夜裡，他們露宿林中，在凄冷如刀的月光下，聽見有胡人吹笛，趙佶悲從中來，口佔一首《眼兒媚》，那份悲涼悽切，絲毫不輸給南唐後主李煜的《虞美人》：

玉京曾記舊繁華，

萬里帝王家。

瓊樓玉殿，

朝喧簫管，

暮列琵琶。

花城人去今蕭索，

春夢繞龍沙。

忍聽羌笛，

吹徹梅花。

陳霆說當時宋欽宗應和了一首，只是因為「意更凄涼」，所以他不忍心錄下。

此時的宋徽宗，面對著《清明上河圖》，對於那場逃不過的劫難卻沒有絲毫的預感。他彷彿親身穿過了一個又一個古老的街區，躊躇滿志地在輝煌的都城裡漫步。對於眼前這個翰林畫院里的年輕畫師，他沒有放在眼裡，除了用瘦金體為這幅畫題了「清明上河圖」五個字，再輕輕鈐上自己的雙龍小印，以體現皇恩浩蕩，就再也沒有對他多瞟過一眼。

如果他仔細看那幅畫，定會看見在繁華的背後，兇險早已暗潮洶湧，各種不同型號的陷阱，正等著人們投奔。對此，張擇端已經通過那艘即將撞向橋側的大船作出了委婉的暗示。一種不安的情緒在城市裡晃動，並且正向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擴散——有商人在經歷了千辛萬苦的跋涉後，在城門口與稅官大聲爭吵；

有乘轎者和騎馬者在虹橋上躲閃不及即將迎面相撞；有人用車推著屍體，屍體上遮蓋的，竟然是被撕成碎片的名人書法；有人在「趙太丞家」的藥鋪里，面孔焦慮地求葯……沒有人知道所有事情的來龍去脈，但即使是片斷，也讓人怵然心驚。只是這些紛亂的場景，被繁華浩大的城市景象裹藏起來了，只有細心的人才能把它們遴選出來。

這個華麗的時代猶如一個巨大的黑洞，把所有的呼喊都吸住了，或者說，他們的呼喊，在一片歌舞昇平中顯得無足輕重。他們就像默片里的演員，想奮力掙扎呼喊，卻發不出絲毫的聲音。張擇端想為他們代言，但身為帝國畫師，他不能把這一切都挑明，只能把這些暗示當作密碼，編進《清明上河圖》，等待著皇帝自己覺悟。

《清明上河圖》局部

張擇端不能明言，是因為對於任何政治上的反對派，趙佶都不留情面，尤其在蔡京掌權以後，他們一君一臣配合默契、珠聯璧合，堪稱黃金搭檔。

蔡京的藝術造詣不俗，被趙佶視為藝術上知音，趙佶在作端王的時候，就曾花費兩萬貫買過蔡京的書法作品，可見他的熱衷程度，蔡京的青雲直上，無疑是「知識改變命運」的傑出範例，然而，宋朝政治家中，藝術大師比比皆是，蔡京之所以脫穎而出，主要還是因為他有非同尋常的「政治頭腦」，在北宋複雜的「路線鬥爭」中能見風使舵，左右逢源，從而在風雲變幻的官場上站穩腳根，尤其當趙佶急於擺脫司馬光一黨的影響時，曾經唯司馬光「馬」首是瞻的蔡京更是挺身而出，成為趙佶堅定的政治盟友。

實際上，無論昔日司馬光清算王安石，還是今日宋徽宗對司馬光展開「大批判」，蔡京都站對了「立場」。他立場轉得飛快，表明他根本就沒有「立場」。皇帝需要什麼，他的立場就是什麼；或者說，頭上的烏紗帽，是他唯一的立場。

王朝的政治，在這種陀螺似的轉向中，不僅沒有了穩定感，更沒有了莊嚴感，即使宋徽宗決心為王安石變法張目，仍然成了一場滑稽戲，原因是他把這種「撥亂反正」當作了黨同伐異的政治手段，或者說，他的心裡沒有原則，只有權術。

他先是將司馬光、呂公著等120人打為奸黨，繼而又下詔追查各級官員在元符末年的政治言論，據此將所有官員分為「正」、「邪」兩種，「正等」重用提拔，「邪等」打翻在地。如同一切政治運動一樣，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劃線運動同樣會「擴大化」。

也可以說，這種「擴大化」是有意為之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給政治上的對立面安上罪名，名正言順地消滅掉。比如章惇、曾布等人，本不是司馬光的同黨，只因反對過趙佶即位（趙佶是神宗第十一子，嫡庶禮法，本無繼位的資格）、揭露過蔡京等人的醜行，就被打入「奸黨」行列；戶部尚書劉拯因對這種「鬥爭擴大化」的做法抱有微辭，也被朝廷放逐，朝廷的言路，就這樣被他們封堵得嚴嚴實實。

宋徽宗還下詔，禁止黨人講學，禁止他們的子弟進入都城；更兇狠的是，他把司馬光所有支持者的著作、文稿一律毀版焚燒，其中包括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等人的文集。那些精湛絕倫的宋刻本，就這樣在歷史中永遠地消失了，變成了崇寧年間一縷縷濃黑的煙霧，造成了汴京城嚴重的空氣污染；他們的書法真跡，則變成一堆堆的碎片和垃圾，其中一片被張擇端拾起來，悄悄放在《清明上河圖》里那輛收屍車上，變成用來遮蓋屍體的苫布。

那具被遮蓋起來的屍體，或許就是元祐黨人的政治遺骸。

對於張擇端的敘事陰謀，宋徽宗無動於衷。

二

或許是《水滸傳》里「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給我的印象太深了，說到宋徽宗趙佶，我最強烈的印象，還是他對石頭的偏愛。他苦心營造的皇家園林——艮岳，位於汴京的東北部，方圓十餘里，高達八九十步，有泗濱、淋濾、靈璧、芙蓉諸峰聳立，有洞庭、湖口、慈溪、仇池之淵錯落。為了看到雲霧繚繞的景色，宋徽宗還下令有司製作油絹囊，用水浸濕，清晨懸掛在峰巒之間，吸入霧氣，等皇帝駕臨時，再將卷囊打開，被吸收的雲霧就會徐徐釋放出來，於是有了一個專有名詞：「貢雲」。

差不多與此同時，一座輝煌的建築群體新延福宮也在建設之中。勝利是需要紀念的，而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營建巨大的宮殿。原因很簡單，宮殿是權力的最大載體，而這個載體，不僅是不可抹殺的，而且是最直觀的——它比文字更直觀，也更有傳播力，更能廣而告之，更帶有某種公告的性質。它不可置疑的權威，是通過它的空間感，而不是文字的修辭來實現的。無需通過閱讀，每個人都能在第一時間感受到宮殿的威嚴。因此，沒有任何事物比宮殿更具有「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

蔡京畢竟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經過風雨、見過世面，他知道皇帝此刻最需要什麼。於是，當這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取得了「階段性成果」，蔡京就不失時機地提出了「豐亨豫大」的口號，意思是要大力宣揚繁榮昌盛的帝國景象。趙佶也一改宋太祖艱苦樸素的低調作風，把太祖有關「糖衣炮彈」的諄諄教誨全部當作耳旁風，啟動了一系列國家重點工程，決心讓帝王的意志在中原大地上爬升到頂點，其中最著名的工程，就是在汴京大內北拱寰門外修建的新延福宮。

根據歷史的記載，新延福宮由五個風格各異的區域組成，故稱「延福五位」。為更好地完成這一光榮的政治任務，朝廷成立了以蔡京為首的工程領導班子，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訴、藍從熙等五位大太監，分別監造五大區域。宮內殿閣亭台，連綿不絕，鑿池為海，引泉為湖。文禽奇獸等青銅雕塑，千姿百態；嘉葩名木及怪石幽岩，窮奇極勝。

宋徽宗有著強烈的戀物癖，他的宮苑，也很快成為存放精器美物的大倉庫。宋徽宗收藏有一萬多件商周秦漢時代的鐘鼎神器，還有數千工匠精心製作的象牙、犀角、金銀、玉器、藤竹、織綉珍品。俞劍華先生在193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兩卷精裝本《中國繪畫史》中評價他說：「萬歲之暇，惟好圖畫。內府所藏，百倍先朝」。鄭欣淼先生在論述兩岸故宮文物藏品的專著《天府永藏》中也特別提道：「中國歷代宮廷都收藏有許多珍貴文物，到宋徽宗時，收藏尤為豐富。《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錄》，就是記載宋朝宣和內府收藏的書、畫、鼎、彝等珍品的目錄。」這些收藏，倒是為今天兩岸故宮的文物收藏奠定了基礎。僅他收藏的端硯，就有3000餘方，著名墨工張滋製作的墨塊，竟超過十萬斤。

趙佶摹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

如果說宮殿凸顯了帝王的權力，那麼苑囿則創造了一個遊戲性的空間，可以從容地安頓琴瑟、舞蹈、歡宴、嬉戲、書畫、弈棋、做愛。

宮殿與園林形成了一種神奇的對偶，因為宮殿政治本身就是一場遊戲，而苑囿里的遊戲，本身也是權力的延伸。假如說前者是一個凸起在大地上的陽性的空間，那麼後者就是一個以水池湖泊為代表的陰性的空間。一陰一陽，相互交替，構成了帝王生活的最重要的節律。

但宋徽宗似乎更加偏好山水林苑的陰性生活。這似乎與他的經歷有關。趙佶出生在深宮，自小與婦人為舞，在他的成長曆程中，後宮的世界就是他的世界，後宮的哲學就是他的哲學，這必然使他性格里缺乏剽悍氣質，而變得陰柔婉轉，甚至小肚雞腸。他沒有大開大合的政治氣象，就像園林里的亭台樓閣、假山疊石，「製造出空間的變形、彎曲、交疊和自我纏繞」。皇帝的後花園，是他精心打造的微觀宇宙；皇帝通過它來實現著對世界的意淫。

於是，為了打造他的理想園林，他不惜代價，甚至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一船一船的「花石綱」，從汴河運往京師。蔡京的親信朱勔掠到一塊太湖石，高達四丈，為了運到汴京，專門製造了一艘大船，光縴夫就達數千人，途經之處，拆水門、毀橋樑、破城牆，為了宋徽宗一人的趣味，不知浪費了多少國有資產。宋徽宗不僅不動怒，相反給朱勔加官進爵，並將這塊巨大的奇石命名為「神運昭功石」。梁思成說：「艮岳為亡國之孽，固非無因也。」艮岳初名「萬歲山」，而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弔死的景山也叫「萬歲山」，萬歲之山，成為萬歲的死穴，或許，這並非歷史的巧合。

趙佶性格里的遊戲的天性，就這樣因為他的艮岳而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激發。從某種意義上說，趙佶本性還是一個頑童，還停留在被婦人們看護和調教的未成年人階段，不同的是，他此時已貴為皇帝，掌握著生殺大權，已沒有人能夠真正控制他的行為了。於是，他在艮岳這個大幼兒園裡呦呦待哺，又為所欲為。

他被身邊的寵臣們圍繞著，飲宴的時候，這些帝國要員們居然一個個穿上「短衫窄褲，塗抹青紅」，和藝人一起，滿口市井浪語淫詞，連起碼的自尊都顧不上了。有一次，宋徽宗扮做一個參軍上場，蔡攸在一旁喝彩：「好一個偉大的神宗皇帝！」宋徽宗用杖鞭抽打他，說：「你也是一個操蛋的司馬光！」假若當年的韓熙載能夠看到這樣一幕，一定會愕然無語。

李煜身上攜帶的歷史病菌早已傳染給宋徽宗，他病入膏肓。李煜是死於宋徽宗趙佶的老祖宗、宋太宗趙光義（趙炅）之手。如果李煜打算復仇，最好的辦法就是讓趙光義的後代重蹈自己的覆轍。後來的事實沒有讓李煜失望，宋徽宗的宮苑很快成為整個帝國的腐化中心。只有如此巨大的空間，才能安放趙佶不斷膨脹的慾望，這些宮殿園林剛好可以使他的慾望長驅直入。趙佶就像一枚快樂的精子，在宮殿的廊道內縱情遊走。只有在它子宮般的溫暖里，他才能感受生命的意義，哪管在與世隔絕的九重宮門之外，早已是狼煙四起，滿目瘡痍。

三

趙佶的瘦金體，簡直就是從這樣的人間仙境中生長出來的植物。

每次面對趙佶的墨跡，我都會想到植物，固然纖弱，固然任性，卻如修竹蘭草，有山林草澤的味道，也有植物的纖維感。

瘦金體以瘦命名，讓我腦海里映出唐代顏真卿字體之肥。顏真卿的楷書，筆觸圓潤肥實，有敦實厚重之感，宋代米芾說他：「如項羽掛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實在有氣勢。據說顏真卿寫字，一點一畫、起止轉折都不輕率，他多用圓筆，力求渾厚；在結體上力求飽滿，多取向包圍之勢。顏真卿書法上的「對立面」，應該是柳公權，因為與顏真卿相反，柳公權變肥為瘦，結體奇險，出鋒銳利，趙佶的字更極端，他走了一步險棋，讓筆畫更加瘦硬，在結體上卻下方疏闊，長畫外揚，在平常中穿插布局，在不經意間恣意伸展，使體態豐盈搖曳，妖嬈多姿，絕無僵直、刻板之感。

趙佶瘦金體

對於書法來說，偏肥和偏瘦，都是極端，風險極大，弄不好就砸鍋，但趙佶與顏真卿，都「弄」出了佳境。他們都是書法史上的極端主義分子，他們的書法，是藝術領域裡面的「環肥燕瘦」。在故宮閑來無事，我常翻閱《文淵閣四庫全書》裡面收集的書論，翻到明代項穆的《書法雅言》，剛好看到一段關於「肥瘦」的文字，堪稱佳論：

若專尚清勁，偏乎瘦矣，瘦則骨氣易勁，而體態多瘠；獨工豐艷，偏乎肥矣，肥則體態常艷，而骨氣每弱。猶人之論相者，瘦而露骨，肥而露肉，不以為佳。瘦不露骨，肥不露肉，乃為尚也。使骨氣瘦峭，加之以沉密雅潤，端莊婉暢，雖瘦而實腴也；體態肥纖，加之以便捷遒勁，流麗峻潔，雖肥也實秀也。瘦而腴者，謂之清妙，不清則不妙也；肥而秀者，謂之豐艷，不豐則不艷也。所以飛燕與王嬙齊美，太真與采蘋均麗。譬夫桂之四分，梅之五瓣，蘭之孕馥，菊之含叢，芍藥之富艷，芙蕖之燦爍，形同翠殊，實共芳也。臨池之士，進退於肥瘦之間，深造乎中和之妙，是猶自狂狷而進中行也，慎毋自暴自棄哉。

瘦金體之瘦，瘦中有腴，猶如今日的巴黎名模，瘦成了風尚，用項穆話說，是瘦得「清妙」。所以《中國書法風格史》評價趙佶：「他是繼唐代顏真卿以後的又一人。而其瘦金書的風韻情趣，又足以使他作為宋代尚意書風中的一個大家。」如果說顏真卿楷書在後世不乏繼承者，那麼瘦金體則是中國藝術史上的孤本，這種字體，在前人的書法作品中從未出現過；後代學習這種字體的人雖然前赴後繼，然而得其骨髓者依然寥寥無幾。難怪清代陳邦彥在《穠芳詩》卷後的觀款中寫道：「宣和書畫超軼千古，此卷以畫法作書，脫去筆墨畦逕，行間如幽蘭叢竹，冷冷作風雨聲，真神品也。」

趙佶的字，兩岸故宮都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閏中秋月》和《夏日詩帖》冊頁等，這兩幅都是紙本，大小也幾乎一致，縱約35厘米，橫44.5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穠芳詩》（圖27），此為絹本，朱絲闌瘦金體書，它的特出之處在於，宋徽宗的瘦金書多為寸方小字，唯獨《穠芳詩》為大字，凡20行，每行僅寫2字，用筆暢快淋漓，鋒芒畢露，傲氣十足，有斷金割玉的氣勢。詩的末行以小字書「宣和殿制」款，鈐「御書」葫蘆印一枚。

這首詩是這樣寫的：

穠芳依翠萼，

煥爛一庭中。

零露沾如醉，

殘霞照似融。

丹青難下筆，

造化獨留功。

舞蝶迷香徑，

翩翩逐晚風。

舞蝶、迷香、殘霞、晚風，自然的美崙美奐，似乎盡在趙佶的掌握之中，不費吹灰之力，就從他的筆端流淌出來。

北宋趙佶《聽琴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園林是書寫的最佳場合。宮殿並不適合書寫，宮殿適合朗誦，將皇帝的意志大聲地朗誦出來，布告天下，因而宮殿高大雄偉，儘可能地敞開，而四周的配殿和宮牆，則恰到好處地增加了它的音響效果。

舒適的後宮適合書寫，許多皇帝都有在後宮辦公的習慣，比如紫禁城養心殿，自雍正到溥儀，清朝共有8位皇帝把這裡當作寢宮，但即使在後宮，書寫的內容也大抵有朝政有關，清朝由於不設宰相，皇帝事必恭親，所以在這裡，皇帝每天要面對堆成山的奏摺，完成他的「家庭作業」。唯有苑囿，才適合寫些詩意文字。如果說宮殿建築還有某種公共性，為朝廷政治服務，那麼皇家園林則只為皇帝一人服務，連大臣進入，都要經過特別的許可，這個空間內所講述的，已不是皇帝與大臣之間的官方關係，而是男人與女人之間的私人關係，因而更私密、更個人化，更適合於宋徽宗式的遊戲人生，而書法本身，就並不純然以實用為目的，而更像是一種藝術上的遊戲。

像艮岳這樣的皇家園林，必會長出瘦金體這樣的文字植物，反過來說，瘦金體只能在艮岳這樣的土壤上生長，只能由艮岳的甘泉澆灌，因為一種書法風格的形成，是與環境密不可分的，甚至於，一種風格，就是對一個世界的精確表達。儒家講「格物」，通過「格物」來「致知」，物質世界與人的內心世界具有某種同構性，人們需要從物質世界中去窮究「物理」。那麼，作為藝術的書法也是一樣。趙佶的書法，不僅僅是書法，也是音樂，是建築，是花卉，是美食與美器，是上述一切事物的混合物、綜合體。它們都是趙佶的一部分，互相醞釀，互相生成，無法拆分。

瘦金體是典型的帝王書法，它是和帝王的極端主義美學品位相聯繫的。它是皇帝的專利，甚至於，連皇帝也很難寫出來——中國歷史上83個王朝559個皇帝，也只有宋徽宗一人寫出這樣的字。沒有一個人能像宋徽宗那樣，擁有一個如此強大、豐饒、富麗的氣場，也沒有一個人像趙佶那樣善於從這個龐大的氣場上冶煉出書法的金丹。瘦金體，幾乎成為中國藝術中的孤品，空前絕後，獨領風騷。在宮殿、苑囿、印璽之上，它成為無與倫比的皇權徽章，甚至，它遠比君權還要不朽。

很多人說，趙佶是入錯了行，他應該只做藝術家，不做皇帝，假如不做皇帝，就不會有後來悲慘的下場。但在我看來，沒有帝王、尤其是宋代帝王極端綺麗的生活品質，他也很難創造出這種極端主義的字體。這是他的悖論，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悲劇。上帝是大戲劇家，早已為每個人安排好了角色，他無從躲閃。

人生不忍細說，還是看他的字罷。面對《穠芳詩》，我不止一次地在心裡復原著他寫字時的樣子。他寫字的時候，他的神態應當是專註的，凝神靜氣。在他的身邊，龍涎的香氣繚繞著，在空氣中漫漶成繁複的花紋。對於這種似有若無的奇香，後人有這樣的描述：「焚之則翠煙浮空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煙縷，所以然者入蜃氣樓台之餘烈也。」龍涎香的煙縷，竟然是有形狀的，可以用剪刀剪開，絲絲縷縷，如趙佶的筆在筆洗里漫漶出的墨痕。

我想像著，在龍涎的芳香中，趙佶的臉上出現了迷醉的神色，有點像太白醉酒後的那種陶醉感，又像做愛時的興奮，只不過不是與女人做愛，而是與紙做愛。冰肌雪骨的紙，柔韌地輔展著，等待他的耕耘。趙佶的筆，就這樣將龍涎香的煙紋一層層地推開，落在紙上。他以行書筆調來運筆，使他的一切動作都富有節奏韻律的美感，所以不僅他的字是美的，他寫字的過程也一定是美的。瘦金體的字跡，彷彿身體深處升起的一種電擊般的興奮，一層層地蕩漾出去。

他用的是一種細長的狼毫，很難掌握，但它提供了一種塑性的抵抗力，賦予筆畫以一種鋒利之力，能在細微的差異中傳達出書寫者的鮮明個性。將近900年後，末代皇帝溥儀也在自己的宮殿里試圖複製這種筆，他偏愛趙佶的書法，紫禁城裡更是搜集了許多趙佶的真跡，其中就有《穠芳詩》。

他一遍遍地模仿，揣摩趙佶的心境，每當此時，他就感覺「中國書法的巨人在引導著他的手，授權給了他每一筆、每一畫、每一個字中存在的書法秘訣」；他寫壞了許多支筆，於是為這些筆製造了一個筆冢，為每一支筆都修了一個小小的棺木，立了碑，還寫了碑文，包括制筆者的姓名、開筆和封筆的日期等等，不過這些都是據說。唯一可以確認的，是溥儀如同趙佶一樣，從這些筆墨出發，走向了囚徒的營地。

皇權幫了他的藝術，他的藝術卻挖了皇權的牆腳。

四

血紅的宮牆分出了天堂與地獄的界限。根據物質的守恆定律，當帝國的財富源源不斷地集中到少數人的身邊，在更大面積的國土上，則必然出現物質匱乏、饑饉甚至死亡。當宋徽宗的宮殿每夜都要消費數百隻名貴的龍涎香，當蔡京的府上做一碗羹要殺掉數百隻鵪鶉，這個帝國早已是「兩河岸邊，死丁相枕，冤苦之聲，號呼於野」。其實，早在公元1100年，趙佶登基之初，就有一個名叫鍾世美的大臣上奏：「財用匱乏，京師累月冰雪，河朔連年災荒，西賊長驅寇邊，如入無人之境。」

但庭院深深，門禁森嚴，宋徽宗沉浸在他的藝術世界裡，永遠聽不到宮牆外面的呻吟與呼喊。在如此浩大的宮苑中，所有不合時宜的聲音都會半途夭折。宋徽宗置身人間仙境，覺得生活很美好，生命很快樂，他不明白方臘、宋江為什麼要揭竿而起，不明白為什麼總是有人和這個朝廷過不去。

他喜歡炫富，不炫富他就渾身難受。倘若向別人炫富也罷，可他偏偏要向金國的使者炫富。但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飢，宋徽宗不計後果的炫富，對於物資匱乏的金國來說構成多麼大的刺激。根據古氣象學家的研究，唐末至北宋初期（公元800—1000年）是氣候溫暖、冬溫少雪的「中世紀溫暖期」（Mediaeval Warm Period），而從宋徽宗時代開始，一直到南宋中葉（公元1110—1200年）則氣溫低寒，雪災頻繁，冬季漫長，是典型的「小冰期」（Little Ice Age），也是中國歷史近3000年來的第三個寒冷期（Cold Period）。來自中亞細亞內陸沙漠的冬季乾燥季風掠過中原，使北宋出現大面積沙漠化。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淮南旱；政和三年，江東旱；政和四年又旱，皇帝下詔，「賑德州流民」。

與中原農耕民族相比，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對氣候的依賴更大。公元1110年，遼國（當時金國還未建立）大飢，「粒食不闕，路不鳴桴」。北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女真首領完顏阿骨打率領2500人，在來流水起兵反遼，一年後草創大金國，十年後滅掉大遼國，然後揮刀直指北宋。

在物質豐饒時代，享樂或許是個人的權利；但在民不聊生的歲月，奢侈就是罪孽，不僅需要承擔道德上的責任，甚至應當承擔法律上的責任。宋徽宗享樂的直接後果是：公元1120年，方臘率眾在歙縣七賢村起義。起事時，方臘的老婆濃妝艷抹，前胸綴嵌著一個大銅鏡，對著太陽行走，遠遠望去，光芒耀目，在無數百姓眼裡成為無須置疑的祥瑞之兆，於是紛紛入伙。方臘之亂，慘死者超過了200萬人。

金國也面臨著普遍的饑荒。公元1124年，金國派人向宋乞糧，被拒絕。公元1125年，「冬寒倒卧人更不收養，乞丐人倒卧街衢輦轂之下，十目所視，人所嗟惻」。公元1126年正月，更是「凍死者枕籍」。這一年十月，完顏阿骨打下令兩路攻宋：西路以完顏宗翰為主帥，率兵6萬，自雲州下太原、攻洛陽；東路以完顏宗望為主帥，也率6萬兵馬，自平州入燕山、下真定。它們向一對鐵鉗，向北宋都城汴京逼來。

宮殿里的宋徽宗面對著城池接連淪陷的軍報，內心比「小冰期」里的天氣還涼。但他並不知道，是自己的「得瑟」，終於「得瑟」出麻煩了。宋室宮苑的豪華奢糜，官場的腐敗無能，軍隊的不堪一擊，早就被金國使節看在眼裡，記在心上。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宋朝自己敞開了城門，等著金國來搶。其實早在九月，大宋帝國就獲知了金軍即將南下的情報，但當時朝廷正在準備郊祀大典，大臣們認為這樣不利的情報會破壞喜慶祥和的氣氛，對這一朝廷盛事產生不利影響，所以故意壓下不報。官僚主義害死人，在這個當口，金軍早就迅速挺進了。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大年初二，大宋的禁軍已經抵達黃河北岸禦敵，大敵當前，主帥梁平方卻只顧飲酒作樂，既不偵察敵情，也不做任何戰略部署，敵軍一來，就慌忙向南岸跑，一邊跑，一邊燒掉浮橋，只至於身後還有幾千宋兵沒來得及通過浮橋，就作了金軍的活靶子，被一個個活活砍死。已撤回南岸的軍隊，也紛紛逃亡，黃河就這樣成了不設防的防線，金軍只憑搜來的幾條小船，花了整整5天5夜，從容地渡過黃河，沒有受到任何阻擊，連金軍的將領都對此困惑不解，議論道：「南朝可謂無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守河，吾輩豈能渡哉！」

萬般無奈，宋徽宗只好頒布一道「罪己詔」，承認自己應付的責任，試圖挽回人心，平息眾怒。「罪己詔」寫：「民生潦倒，奢糜成風。災異屢現，而朕仍不覺悟；民怨載道，朕無從得知。追思所有的過失，悔之何及！」

宋徽宗並不是一個敢於承擔責任的人。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冰雪圍困的宮殿里，宋徽宗拉著蔡攸的手說：「沒想到金人會如此背信棄義！」他說得激憤，突然間一口氣沒上來，頭暈目眩，從御榻上重重地跌了下來。大臣們驚惶失措，七手八腳地把他攙扶到保和殿東暖閣，掐仁中灌湯藥，折騰了半天，宋徽宗終於緩緩地睜開眼睛，欠起身，示意索要紙筆，然後以他精絕的瘦金體寫下四個大字：「傳位東宮。」

這個皇帝，他做不下去了，他決定把這個爛攤子交給自己的長子趙桓，只要宮中有了這個皇帝，自己就可以卷輔蓋逃跑了。那個倒楣的「替罪羔羊」，就是宋欽宗。

五

其實當時的東路金軍，雖已渡過黃河，卻是孤軍深入，沒有後援，加之他們雖號稱6萬，但基本上是由契丹、奚人組成的雜牌軍，實在是強弩之末，戰鬥力並不強，宋軍完全有機會將敵軍徹底殲滅。宋徽宗完全是嚇怕了，所有壓根兒沒打抵抗的主意。明朝大學者黃宗羲、王夫之在談論這段歷史的時候都說，如果當時徽欽二帝能夠放棄汴京，轉入內地，尋求戰略大後方，誘敵深入，與金軍打一場持久戰，完全可以再造國家，而不至於落得雙雙被擒的下場，唐玄宗李隆基就是一個著名的先例。

唐玄宗的藝術才華，絲毫不輸給後世的李煜和趙佶。他的一生，被政治和藝術分為兩截——他用自己的前半生完成了「開元之治」這件傑作，成為一代英主；後半生卻寄情深宮，終日沉浸在詩詞曲賦、管弦絲竹，棄朝廷於不顧。他的五律，骨氣崢嶸；他的賦，瀟洒飄逸；他的書法，八分法堪稱絕品；他的音樂造詣，更是史上無雙，他創作的《霓裳羽衣曲》是名副其實的經典，他創建了皇家的音樂舞蹈團體，名曰「梨園」，也因此被後世藝伶尊為梨園鼻祖；他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更是一件藝術品，千古流傳，被白居易一首《長恨歌》唱得纏綿凄涼。然而，藝術上的縱橫馳騁，換來的卻是國破家亡，他的帝國，從此萬馬齊喑，一敗塗地。

藝術這東西夠絕，別人沾得了，唯皇帝不能沾，彷彿一道懸崖，一個咒語，向前一步，便是粉身碎骨。乾隆也試圖以藝術家自詡，工作之餘筆耕不輟，作詩41863首，幾乎比得上一部《全唐詩》，卻才華平平，頂多是個「發燒友」，或許正因如此，乾隆才有幸成為「十全老人」，在政治上全身而退。

藝術家是浪漫主義者，在幻想的世界裡生存，並把它當作全部的真實。宋徽宗即是如此。雖然王室興建苑囿至少從周代就開始了，楚國雲夢澤，方圓900里，珍禽異木，麋集其中，楚王駕著四駁（神馬），坐在雕玉的車中，在園中圍獵。但宋徽宗這位浪漫主義者把它當作真實的世界，而不是人工的天堂。園林不是山林，而只是對山水自然的凝聚、壓縮、變形、重構。它並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而只是一個虛構的世界。宋徽宗忽略了園林的虛構性（fictionality），而整日生活在雲遮霧罩之中。虛無縹緲的「貢雲」，就是對他生存狀態的最佳寫照。

趙佶繪《瑞鶴圖》

而他的朝廷，實際上就是一個放大的艮岳——趙佶畫的《瑞鶴圖》（圖28），就是這種虛構景觀在紙頁上的表達。這幅畫構圖非同一般，他故意略去了宮殿的大部分，只留下一個屋頂，如一條浮動的大船，在一片祥雲中若隱若現，把更大的面積，留給了天空，天光雲影之間，群鶴飛翔起舞。趙佶以騰空飛揚的群鶴，完成著他對盛世太平的想像，成為他為自己準備的一首頌歌。在他的帶動下，朝廷的頌歌自然層出不窮，他被形形色色的「貢雲」團團圍住，讓他有了騰雲駕霧之感。所有的大臣都是報喜不報憂。而他們所報之喜，更是浮誇到了極致，牛皮吹到天上。為了配合皇帝在迷幻花園裡產生的各種幻想，各地紛紛呈上有關各種「祥端之象」的彙報——

蘄州呈報：方圓二十五里漫山遍野長滿了靈芝；

海州、汝州等地呈報：滿山的石頭都變成了瑪瑙；

益陽呈報：該地的山間小溪居然流出大量黃金，最大的一塊重達四十九斤；

乾寧呈報：八百里黃河突然變清了，在長達七晝夜的時間裡清澈見底……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民間進獻一塊一尺有餘的玉石，經過蔡京「鑒定」，認為這是大禹用過的玄圭，宋徽宗得到它，證明宋徽宗治理天下已達到了大禹的水平，所以蒼天有眼，把如此致寶授予皇帝。

在皇帝的帶動下，官員們的藝術想像力得到了空前的激發，大宋朝廷的官方文書，都瀰漫著一種魔幻現實主義的風格。在這一連串油嘴滑舌、不負責任的忽悠面前，宋徽宗連自己姓什麼都不知道了，立刻在大慶殿舉行了隆重的受元圭儀式，同時大赦天下，還遣官到先祖陵墓，向老祖宗們報喜。

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意思是話說得越好聽，臉色越好看，「仁」的含量就越低。那些批發給宋徽宗的謊言，毫無技術含量，稍有常識的人就可能識破，皇帝之所以相信，是因為他願意相信，唯有堅信不疑，才能證明自己的光榮偉大。一位朋友曾經說過：「天才是唯一敢向造物主挑畔的人。他們不凡的手筆常常令老頭子自愧弗如。」趙佶是藝術家，在他的天才面前，老天爺也只能無語了。

藝術是反邏輯、反理性，甚至是反常識的。一個理性過強的人當不了藝術家，而政治家卻恰恰離不開理性。政治家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需要外科醫生似的冷靜、細緻、耐心，政治最怕的是浪漫主義的狂熱，因此，有學者認為，政治的最佳架構是現實主義在朝、浪漫主義在野，這樣可以把在朝者的現實操作的能力，和在野者的大膽幻想都發揮到極致。

不幸的是，大宋皇帝趙佶，偏偏是一位浪漫主義者、一位藝術大師。宮殿與園林、現實與虛幻、理性與非理性，兩個世界在宋徽宗趙佶的內心裡始終在糾纏、撞擊、搏鬥，使他處於嚴重的人格分裂之中。他在山水、園林、紙頁上得到的舒暢自由，後來在人生中完全失去了。或者說，正是前期的自由，為後期的不自由埋下了伏筆——這是命運的能量守恆。壯麗的艮岳，為他的遊戲、幻想、夢，划出了一個最大的邊界，超出這個邊界，他的世界就是一地雞毛。人能獲得自由嗎？卡夫卡曾經給出一個令人絕望的答案：不能。他說：「他被拴在一根鏈條上，但這根鏈條的長度只容他自由出入地球上的空間，只是這根鏈條的長度畢竟是有限的，不容他越出地球的邊界。」

上帝為每個人公平地分配了一根鏈條，只是每個人的鏈條長度各有不同。這是一根透明的鏈條，我們看不到它，也感覺不到它的重量。在鏈條的長度內，人們通常感覺不到鏈條的存在；然而一但超出鏈條的長度，鏈條就會緊緊地捆住我們，動彈不得。即使貴為皇帝，自由也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這一點從宋徽宗的身上得到具體的印證。宋徽宗的鏈條，只夠他在自己的邏輯里活動。他沉浸在自己的空間里，遊刃有餘，他沒有想到，一旦走出他的藝術邏輯，那根鏈條就會像孫悟空的緊箍咒一樣把他緊緊地限制住，讓他痛苦不堪。

在中國歷史上，也很少有人像宋徽宗趙佶那樣，將偉大與渺小、雄健與柔弱、光榮與恥辱，如此嚴絲合縫地合於一身。他不能解決，只能逃避。因此，逃，成為他生命中的核心意象。先是逃到艮岳的湖光山色之間，戰事一起，就向大後方瘋狂逃串，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大年初二，金軍剛剛逼近黃河，他就緊緊張張地出了通津門，登上一艘小船，順汴河向東南方向逃跑，金兵佔領浚州，他又驚惶失措地登上小舟，順汴河連夜出逃，甚至嫌汴河流速太慢，船劃不快，於是棄舟登岸，以加快逃亡步伐。馬拉松長跑，鐵人三項，他都不在乎了。一路上饑寒交迫，脫下靴子烤火，為凍僵的腳趾取暖。他只顧自己跑，卻置百姓於不顧，甚至連自己的兒子宋欽宗趙桓他都不管不顧了。

大難臨頭，父子之間連最後一點情面都沒能剩下。

六

宋徽宗趙佶的人間仙境在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灰飛煙滅了。攻入汴京城的金軍變成了「強拆隊」，把所有能拆的構件全都拆下來，連艮岳里的「花石綱」都沒落下。從正月里颳起的大風，一直刮到四月還沒有停止，「大風吹石折木」。在大風揚起的巨大塵埃里，宋徽宗趙佶和宋欽宗趙桓這一對父子，被捆綁著，與他們的官吏、內侍、工匠、倡優擠在一起，踏上了前往北國的路途。透過滾滾的塵煙，他們看著自己王朝歷代積累的法駕、鹵薄、車輅、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圖書、地圖、庫府蓄積等，被無數輛車馬裝載著，組成一條望不到頭財富的河流，向北延伸。不知那時，崇尚道教的宋徽宗是否會想起《道德經》里的那句話：「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寶貴而驕，自遺其咎」。不久之後，那些奇木異石將在金國的中都北京重新組裝起來，去裝飾另一個王朝的盛世神話。金人目睹了汴京城的綺麗繁華，極欲仿效，金中都（北京）的建築，處處滲透著汴京城的影響。時至今日，我們仍然能夠從北海公園白塔山上堆疊的太湖石，辨認出當年艮岳的舊物。當然，金朝也只是過路財神，因為沒有一個朝代能夠比這些珍寶更長命。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些文物又先後落入元朝、明朝和清朝的宮廷，雖有聚散，但主體仍在，最後變成一筆盛大的遺產，被1925年成立的故宮博物院全盤接收。

宋徽宗趙佶

清朝的時候，一個名叫曹雪芹的貴族後裔寫了一部奇書，名叫《紅樓夢》，它的另一個名字，就是《石頭記》，講述的，恰恰是一塊石頭的前世今生。

七

徽欽二帝最先是押解到金國的上京會寧，金太宗吳乞買封宋徽宗為「昏德公」，封宋欽宗為「重昏公」，意思是父子倆加在一起，就是一昏再昏。幾年後，公元1130年，他們被移送五國城。

我不曾到過那裡，散文家王充閭先生曾經這樣描述：「古城遺址在縣城北門外，呈長方形，周長兩千六百米。現存幾段殘垣，為高4米、寬8米左右的土牆，上上下下長著茂密的林叢。裡面有的地方已經闢為糧田、菜畦，其餘依然籠罩在寒煙衰草之中。」

無論當時的城池怎樣，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使在北國，那裡也是偏遠的邊陲小鎮。來自北方的飛雪狂沙將他記憶里的艮岳一層一層地覆蓋起來，光怪陸離的奇幻花園，從此變成眼前望不到盡頭的荒原。

「貢雲」的麻醉效果早已失效，在嗚嗚的北風中，現實一點點地顯露出它嶙峋的瘦骨。

如果說艮岳里的日子像夢，飄忽、輕盈，那麼五國城的寒風就像刀刃，切割著他的肌膚，用疼痛來提醒他現實的真實性。

關於「坐井觀天」的遺聞，王充閭先生分析，他們很有可能是住在北方人習慣的「地窨子」里。所謂「地窨子」，是在地下挖出長方形土坑，再立起柱腳，架上高出地面的尖頂支架，覆蓋獸皮、土或草而成的穴式房屋。根據古書記載，至少在一兩千年前，東北地區就有了「夏則剿居、冬則穴處」的居住習俗。這種地穴或半地穴式的房子一直沿續到民國以後，滿、赫哲、鄂倫春等民族冬季住宅都曾有這種形式。至於徽欽二帝不是住在「井」里而是住在「地窨子」里，王充閭先生是這樣分析的：「莫說是800年前氣溫要大大抵於現在，即使今天，在寒風凜冽的冬日，把兩個身體孱弱的人囚禁在松花江畔的井裡，恐怕過不了兩天也得凍成殭屍。相反，那種半在地上半在地下的『地窨子』，倒是冬暖夏涼，只是潮濕、氣悶罷了。」

透過趙佶當年寫的詩，可以依稀辨識他生存的環境：

徹夜西風撼破扉，

蕭條孤館一燈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

目斷天南無雁飛。

假如是在井裡，恐怕是無「扉」可「撼」的。

「蕭條孤館一燈微」，這句詩讓我想起民國時期海上才子白蕉的一句詩：「憶向美人墜別淚，江山如夢月如燈」，那份痛感，同樣的深刻。北國荒地的夜晚，寂然無夢無歌，只能用嘆息和淚水填充。他綿長的嘆息凝聚成詩，而那些詩，不是用墨，而是蘸著淚寫的。

依舊是瘦金體。

或許，這是他保持與故國聯繫的唯一方式。

在長達9年的羈旅生涯中，他沒有一天停止過書寫。

但夢，終還是有的。只要有生命，就會有夢，哪怕只是些殘夢。

他的夢，只用兩個字就可以描述——回家。

與宮殿苑囿里各種絢爛的夢比起來，他的夢已經變得無比微薄。

趙佶沒有一天不夢想自己回到大宋。他或許可以忍受這干硬而貧寒的山水，可以忍受每日重複的生活，可以習慣眼前一成不變的景象，卻無法忍受如影隨形的寂寞。那寂寞總是趁虛而入，比刀子還要鋒利，深深地刺入他的骨髓，讓他內心失血，無力反擊。

只有家、國，帶著巢穴般的溫暖，給他以生存下去的希望。

最不希望看到他回到大宋的，其實不是金國皇帝，而是自己的親生兒子、此時的南宋皇帝——趙構。原因很簡單，皇帝的名額只有一個，假如徽欽二帝返回中原，無論誰複位，他這個替補皇帝都得靠邊站。

他早已成為別人的噩夢。

但願趙佶沒有想到這一層，因為這比死還殘忍。

他守著這個不可能實現的夢，獨立在雪國的風中，一年一年地變老，直到滿頭的青絲變成荒原上的雪色。公元1135年，趙佶死於五國城，終年54歲，致死沒能實現回家的夢想。

兩年後，他的死訊才傳到南宋都城臨安，宋高宗趙構立刻擺出一副悲痛不已的表情，暗地裡一定是鬆了一口氣。他慷慨地為他謚號「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廟號徽宗。

又過了5年，他的梓宮才由遙遠的北方運到臨安，在會稽安葬，幾百年前，另一位書法家王羲之正是在這裡會聚朋友，臨流賦詩，寫下不朽的《蘭亭序》。這，或許是對這位書法巨人的最後慰藉。

宋高宗趙構

他的兒子、宋高宗趙構的哥哥、北宋的末代皇帝趙桓，死於公元1156年，時年57歲。那一年，金國皇帝、海陵王完顏亮興之所致，突然想讓北宋末代皇帝趙桓和大遼帝國末代皇帝耶律延禧來一場比賽，PK一下馬球。這是宋、遼、金三國皇帝為數不多的「高峰會晤」，只不過他們此時的身份非常的微妙，其中兩個皇帝是另一個皇帝的囚犯，他們早已喪失了與金國皇帝平起平坐的機會，而必須通過慘烈的角斗來博得主子一笑。遼國是馬背上的政權，耶律延禧自然比趙桓更精於馬術。但耶律延禧無心戀戰，他意識到，這是他逃跑的唯一的機會，於是冷不防地縱馬衝出賽場，奪路而逃。在他的身後，金兵萬箭齊發，利箭夾帶著風聲追趕著他，在划過無數道優美的弧線之後，帶著一連串沉悶的聲響，準確地降落在他的後背上，轉眼之間，就把他紮成了一個血刺蝟。趙桓嚇得臉色大變，加之患有嚴重的風疾，慌亂中從馬上跌下來，被馬蹄踏成一堆不規則的肉餅。

遼宋兩個皇帝居然在同一天死去，而且死得這樣難看。歷史是位真正的藝術家，因為沒有一個藝術家有此等的想像力。

八

在北國，每逢過節的時候，金人都會賞賜徽欽二帝一些好菜好飯，讓他們打打牙祭。酒足飯飽之後，金人會要求宋徽宗以他著名的瘦金體寫一些「謝表」，就是感謝信，感謝大金國的恩德。對於昔日的大宋皇帝來說，這無異於莫大的侮辱，然而此時，食不裹腹的趙佶也顧不了許多，從前的狂放與傲慢也蕩然無存，居然卑躬屈膝地向金國皇帝大唱讚歌，所圖的，不過是一頓飽飯。

拍馬屁是一種語言賄賂，只不過趙佶由受賄者變成了行賄者。

漫長的囚徒生活，讓他的浪漫主義徹底淪陷，一頭扎進了現實主義，深不見底。

甚至，他比任何人都要「現實」。

因為胃是「現實」的，它可以隨時提醒主人：理想不靠譜。

對於這位饑寒交迫的帝王來說，臉面並不比飽暖更重要。

金國人把這些聲情並茂的「謝表」裝裱成冊，拿到金宋邊境榷場（貿易集市）上出售，既能為金國賺取「外匯」，又能挫傷大宋臣民的自尊心，讓宋徽宗的苟且偷安暴露於全國人民面前，成為對他和他的帝國的第二道侮辱。

據說這些字的銷路很好，這項買賣，一直持續了很久。

高高在上的大宋皇帝淪為金朝王族腳下的一隻臭蟲，只要想讓他死，他不可能多活一個時辰。然而，有一件事物，卻是他們永遠也無法征服的，那就是趙佶的瘦金體。在這一絕美的字體面前，所向披糜的大金皇帝們一籌莫展。他們拿貫了馬鞭和刀劍的手怎麼也擺弄不好手中的毛筆。命運的那根鏈條，在這裡顯示了它的公平。大金王朝把大宋王朝打得屁滾尿流，在文化上卻對宋朝高山仰止，築宮室，造園林，學書畫，邯鄲學步，而且學都學不正宗。明代陶宗儀在《書史會要》中評價海陵王的墨跡時，說他「長於用筆結字，短於精神骨立。」金章宗曾竭盡全力模仿宋徽宗的瘦金體，從宋廷搶來的書畫名作，其中包括傳為趙佶所摹的《虢國夫人游春圖》，他居然學著宋徽宗的樣子，用瘦金體題字，其筆勢纖弱，形質俱差，一看就是贗品。

假如趙佶看到金章宗的字，一定會在鼻子里噴冷氣，做夢都在發笑。

假如，刀兵入庫、放馬南山，宋金間的戰爭全憑紙筆來拼殺，那麼雙方的勝負關係定然會顛倒過來。

紙頁上的趙佶，笑傲江湖，天下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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