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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董其昌的晚年書作《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


澎湃新聞/蔡衛東

「梁溪折桂——無錫博物院開放十周年特展」這些天正在無錫博物院開展,所展藏品雖不是無錫博物院全部家當,但件件可謂精品。其中,有一件董其昌的書法作品《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舊稱《雜書卷》)特別引人注目。全卷瀟洒流暢的書體呈現了董氏晚年的「人書俱老」;特殊的紙張、流傳有緒的收藏故事更增加了《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的傳奇色彩。

「澎湃新聞·古代藝術」特刊出無錫博物院副院長蔡衛東關於董其昌《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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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小像?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思白,別署香光居士,松江府(今上海松江)人。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崇禎時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敏。

在中國書畫史上,董其昌是一位旗幟式的人物。他以在書法、繪畫、理論及鑒賞諸領域中的極高造詣,在明清書畫藝術史上樹起來了一面眾望所歸的大旗。他的書風和畫風不僅在明末清初成為畫壇的藝術典範,而且在有清三百餘年中始終被奉為藝壇圭臬。他的「南北宗論」,對以後的中國書畫創作和理論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經他鑒定、品評和題跋過的丹青名跡、法書碑帖難以數計,其字體獨特、風格鮮明的「董題」,非但可資考據,且為這些傳世名跡更添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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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舊稱《雜書卷》) 無錫博物院藏

無錫博物院所藏董其昌《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舊稱《雜書卷》),全長488.5厘米,縱37厘米,行書,計79行,未經發表。較之其他傳世董書,該卷有以下幾個特點,試雜評之。

一 流傳有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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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局部

該卷乃董其昌為同僚「聖棐相國」所書,卷尾「聖棐左相國得高麗鏡光紙請書新詩」已言明。卷中「文起閣印」、「雙白」、「一字聖棐」等印,為藏者聖棐相國用印(同樣的印章也出現在聖棐相國所藏的另一幅董其昌作品《秋山圖》上),此後是卷轉入清宮,並被編入《石渠寶笈·續編》。手卷前後共鈐乾隆藏印七方及「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印各一方。偽滿時期,該卷隨同大批清宮文物被溥儀攜往長春。這批清宮舊藏除了在東北解放時為人民解放軍搶救了一小部分外,大都流散出來,自東北而至全國各地。藏於私人者,多秘而不宣;尚有因利所趨,流失海外者,不在少數;甚至還有一部分,竟遭水火兵蠹之災,難以復原。該《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則相對幸運地為時在東北工作的無錫籍藏家薛滿生所購得,並於1982年入藏無錫博物館(現為無錫博物院)。同時入藏的還有董其昌《岩居圖》卷,明太祖朱元璋《手諭》卷等清宮舊藏。在這些書畫上,除了鈐有清宮收藏印外,還都鈐有薛滿生收藏印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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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岩居圖》卷 無錫博物院藏

所以,《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的傳承經歷簡單而明晰,自原藏家聖棐相國而至清宮內府又至薛處,這種簡單的遞傳最大程度地保存了作品的完整度。《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入藏無錫博物院時,與董其昌的《岩居圖卷》並置於一皮箱內,箱外有薛滿生「知過堂」紅印。而上款人聖棐所鈐「文起閣印」、「雙白」、「一字聖棐」均為騎縫印,且印面完整,故可證裝裱所用花綾系明代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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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秋山圖》

至於首位藏家聖棐相國,其人雖尚難查證,但董其昌贈聖棐相國,或曾為聖棐相國收藏過的書畫作品,則目前所知即有四件。除本卷外,一件為佳士得2003年7月香港拍賣會所拍董其昌行書《別賦》、《舞鶴賦》合寫冊頁22開。此件作品用宋代藏經紙,每頁有烏絲欄,鈐宋代藏經印六方「興國福壽轉輪大藏經」(六次),行書江淹《別賦》、鮑照《舞鶴賦》。據董氏自跋,書於辛亥年(1611年)臘月,乙丑年(1625年)為聖棐丈重題。這件作品同樣為清宮舊藏,並曾入編《石渠寶笈·續編》。一件為2004年上海敬華拍賣公司拍賣的董其昌《秋山圖》畫作,此件為董其昌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丙辰)10月為金玉檢所作。1625年(天啟五年乙丑),金玉檢轉贈給了聖棐相國,聖棐大喜之下又向董其昌索題,董氏見佳作得其所歸,遂復題之。《秋山圖》所用絹料也卓然有異它取用董其昌自製的麥芽黃絹本。據載,董氏即為一代書畫大家,其書畫所用絹、紙均極精心,曾自製麥芽黃絹用於平生得意之作。此畫曾為近代大收藏家虛齋龐萊臣收藏,並收入《虛齋名畫續錄》卷二。另外一件為1623年(癸亥)十月廿二日,董其昌為聖棐所題《山水冊》。上述四件作品在《董其昌年譜》中都有記載,也都堪稱董氏精品,可見聖棐與董其昌在1623年至1632年(《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作於1632年)的十年間,有著較為親密的交往;而聖棐則是一個極為精鑒之人,對於書畫有著極大的興趣,其中就包括董氏作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的卷末最下角,有一方九字朱文藏印:「容若玉紅草堂書畫記」,其鈐印位置和古舊的印色均顯示,這是一方較為早期的收藏印。考字「容若」而有名於時者,或為清初著名詞人納蘭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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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上面的收藏印

二 用紙獨特

該卷書於高麗鏡光紙上,由四段紙接成,卷首、卷尾有鮮紅的「朝鮮國王之印」硃砂大印。另外紙面上還有髮絲粗細的「朝鮮國王李倧言天啟六年六月十三日······」等字樣,前後分三段。其內容為朝鮮國王給明朝天啟皇帝的一段表文,言及天啟六年六月十三日明朝派正使姜曰廣出使朝鮮,賜「彩幣文錦」。朝鮮國王率王妃及一國臣民,感激之餘,隨表奉進各色細布、麻布、花布及三七等物若干。表尾落款天啟六年閏六月閏十五日,距姜曰廣出使朝鮮僅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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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紙面上的字樣底紋

這張高麗紙確實紙質堅緊細密,沒有明顯簾紋,不愧鏡光之稱。表文字體為優雅圓潤的正楷,細如髮絲,墨色雅淡,如不細觀簡直難以發現,從字形及行間排列而論,可能為銅版活字印刷。但也有專家認為筆畫有鋒,可能為特製小筆所書。

天啟六年為1626年,當時在位的朝鮮國王為仁祖李倧(1626—1649在位)。極為巧合的是,同年,皇太極在瀋陽繼承汗位,後金勢力日益崛起,但朝鮮仍然公開支持明朝,認為「天朝(明)之於我國,猶父母之於子女也」。紙上表文中朝鮮國王對明稱臣,既有貢物,語氣又備極恭敬,可為明證。故雖一紙之微,有時亦能一證史實,這恐怕又出乎書畫鑒定之道以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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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的騎縫章

高麗鏡光紙宋代即有名於時,並為當時書家所寶愛。將其為傳統特產,歷年進貢,大概已成定例。董其昌特好用之。此紙既屬貢品,聖棐相國想來亦得之不易,故鄭重其事地請董其昌寫,且點名要「請書新詩」,如此名紙、妙墨、新詩則稱得上是三絕了。而董氏也是性情中人,除了盡心儘力地照辦,在卷首尾書自作詩外,又在手卷中段因「適有持宋榻米元章帖見視者,為臨數十行」。米元章為董氏生平所愛,宋榻可寶,見之心喜,不免技癢,不自覺便要為臨數十行真是典型的藝術家脾氣。三絕之外,更成四美。

三 字體風格鮮明

董其昌歿於1636年,享年82歲。《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書於1632年,時年董其昌78歲。此作為其最晚年作品之一,也是他風格極鮮明、人書俱老的佳作。

關於董其昌的晚年書作《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

董其昌《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局部

關於董其昌的書風與師承,董氏在其《畫禪室隨筆》中說:「吾學書在十七歲時······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魏晉,遂訪《黃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於書家之神理,實未有入處,徒守格轍耳。比游嘉興,得盡睹項子京家藏真跡,又見右軍《官奴帖》於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許······自此漸有小得。」這段小述概括地道出了董書的淵源與經歷,由顏真卿而虞世南而王羲之、鍾繇,由中唐而初唐而晉、魏,算得上是書學之正途;由「自謂通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到「方悟從前妄自標許,自此漸有小得」。前倨而後恭的姿態體現出董氏隨著學養日深、眼界日廣,對前人名跡的理解逐漸深入,對自我書學境界的要求日益提高,爐火純青後的謙和替代了少年得志時的疏狂。

關於董其昌的晚年書作《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

董其昌《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局部

仔細閱讀《畫禪室隨筆》,就會發現董氏的這段自述並沒有全面地敘述出他自己的學書經歷。他有「學宋人,乃得其解處」的過程,又遍臨過楊少師、褚遂良、柳誠懸、趙孟頫等人的作品,對文徵明、祝允明也有深刻的理解,可以說,除了篆、隸基本未涉及外,董其昌對於明中期以上歷代最優秀的書家的法書、名帖都有不同程度的學習、了解與研究。除了臨寫極多的鐘繇、王羲之諸帖以及顏真卿、米芾書法外,懷素的草書,李北海、徐季海書法之異勢,柳公權用筆之古淡,楊凝式書法之騫翥簡淡。乃至於宋高宗書體,都在董書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迹。而對米芾的喜愛與崇敬,是貫其一生的,以至於《明史》稱他:「始以米芾為宗,後自成一家」,所以我們也不難想像他為什麼見到一本宋榻米帖就要臨寫一段了。可以說,既能熔鑄古今,又能食古而化,方才形成了今天看來獨具風采的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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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局部

《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連落款共計79行,前34行與末24行為行書自作書,行草書體,中間21行臨宋榻米芾尺牘三通,自首至尾,用筆精審不苟,但是始終保持著董書風神蕭散、飄逸不群的特色。中段的臨米,雖然字體結構肖似,二人書法最終也都從晉人悟出,但米書勁健,董書簡淡,如同一套拳法以不同的內力使出,這大概不光是時代風格之差異,也緣於個人氣質秉賦之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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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局部

姜紹書《無聲詩史》卷四稱董其昌「年近大耄,猶手不釋卷,燈下讀蠅頭書,寫蠅頭字。蓋化工在手,煙雲供養,故神明不衰乃爾······」董其昌在書《題武夷山圖詩並臨米帖卷》時,董氏已屆七十八高齡,但字裡行間,氣韻流動自如,用筆松而不懈,筆墨堅凝而不遲滯,從中我們感覺不出絲毫的蒼邁老鈍,只覺得其精力瀰漫、風神瀟洒處一如壯年,足證姜氏所言棐虛。將此卷同上海博物館所藏《行書臨帖冊》(作於1635年)作一對比,二者非但結體。用筆絕類,其精神、氣韻也如出一轍,堪稱董氏晚年行書作品之雙璧。

(本文原標題為《董其昌《雜書卷卷》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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