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金庸的批評文章，現在吵爆港台圈
正如宋代，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歌詠柳永的詞；在現代，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就知道金庸。17年寫就15部武俠小說，構建了忠孝節義的武俠世界。他巨大的文化影響力，無可爭議，但是學術界對他的評價，卻並未達成一致。
最近，一個批評金庸的文章，火爆港台圈。是毀是譽，敬讀下文！
海峽對岸的大陸民眾，從50年代起到80年代初，就深受冷硬、機械文學的壓抑之苦。金庸文學，對於他們來說，無異於溫潤的甘露。而且，在敘事方面，金庸文學，有令人慾罷不能的前衛誘惑力。圖為2008年9月17日，金庸在浙江海寧的金庸書院奠基儀式上。
從現實中逃逸的江湖
由於金庸的「江湖」並不具備獨立的價值體系，因而，它實際上，無從構成一個想像的獨立社會，而只能算是一個，與現實平行的逃逸體。
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教授，在2007年曾經斷言，一百年後不再會有人讀金庸，因為他「只是傳統的作家」、「他的寫作代表的是一種退步」 。
2009年，一篇德文博士論文也指出，相對於越南語、泰語以及日語的熱譯，金庸作品，只有三部被譯成英文，並且英文是唯一翻譯金庸作品的西方語言。作者Wolfgang Odendahl認為，那是因為西方讀者無法體會，金庸作品裡的文化共識。
由此可見，西方比較文學視野之下的金庸作品，恐怕遠遠無法與其在華人社會的受歡迎程度，相提並論。
然而，近日金庸先生的仙逝，卻是比生前任何一部小說的發行，更引發一場轟動，甚至湧現出華人社會，近年來極為少見的群體性失落與傷感。這不由得使人，再次嚴肅地審視金庸小說的文學成就，文學史背景下的定位。
畢竟群體性本身就與國家、文化等集合概念相關，而群體性情感，往往也是時代風雲的敏銳指針。
2018年11月2日，河南嵩山少林寺，民眾在少林寺天王殿門前的金庸石碑送上菊花，悼念逝世的金庸。
提供文化認同感的金庸小說
在20世紀初，文學革命之前，中國小說的社會地位一向不高，武俠小說更似，下里巴人中屢遭忽略的孩子。由於難登大雅之堂，只好夥同販夫走卒當街說書、招攬聽眾，暫時實現精神方面原初的公平正義。
在1920-1930年，新文學的強勢興起與衝擊之下，就連文人愛讀的「鴛鴦蝴蝶派」亦逐漸消亡，武俠小說更是不知所蹤。它們都在左翼文學全面邁入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中國大陸，銷聲匿跡。
但在1950年代，人在香港的金庸，不僅書寫武俠，而且採用傳統章回體，並穿插了風花雪月的古詩詞典故，甚至還有意無意地套用古代王朝歷史。這一切，似乎也與摩登而又現代的香港，完全背道而馳。但是事實上，卻正是香港當時土洋結合、大批流民遷入的社會環境，催生了以金庸為代表的新武俠傳奇。
1950年代，香港因朝鮮戰爭爆發，由轉口港變為製造中心，本土工業興起，經濟逐漸實現騰飛。港人不僅有了更多娛樂需要，來疏解生活的忙碌與緊張，也渴求在西式社會規範之下，獲得輕鬆親切的文化歸屬感。
在這個獨立於大陸之外的小島——香港，金庸的小說不僅生動地描繪了飛狐雪山、大漠孤煙的壯麗景象，揮灑了《射鵰英雄傳》的豪邁以及《倚天屠龍記》的正義，還為民眾提供了廣闊的中華歷史地理與文化想像。
人們只需每天輕鬆跟讀，連載金庸作品的報刊，便能激活自己的文化記憶，找到可以依賴的族群認同和情感凝聚力，這有助於克服現實社會的兩難與矛盾。畢竟香港的西式文明，並非經由底層足夠醞釀而自成，而文化衝擊也在香港事實存在，新舊文明、東西思維碰撞與交替。
至於南洋的華人，以及後來從大陸逃亡而來的偷渡客，更是異鄉的漂泊人，就更需要抓住金庸小說，作為情感歸屬及族群認知的救命稻草。金庸小說里有唐詩宋詞、有陰陽五行、有琴棋劍術及中醫草藥等豐富的歷史典故，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寶庫，各色人士均可自取所需。無論後來台灣、香港還是大陸留學生，不少人遠渡重洋時，帶上一套金庸小說，於他們來說，無異於把記憶中的故土，切切實實地帶在了身邊，在異國他鄉依戀、賞析。
對金庸小說的這種迷戀，與張愛玲的《紅樓夢》考證頗為相似：
當英語寫作生涯屢遭打擊，與世隔絕的張愛玲，一邊重複改寫四十年代的上海舊作，一邊以無窮精力，沉浸於《紅樓夢》的痴迷考證，甚至聲稱「偶遇拂逆，事無大小，只要詳一會兒《紅樓夢》就好了」。
從文化心理學角度進行考察，這是一種基於文化創傷的自我保護機制：當文化認同面臨危機，人們需要激活文化記憶，來加強自我認知，以致自己的精神歸宿，不至徹底走失、迷惘無依。
2018年10月31日，山西省太原市，新華書店推出金庸作品專區，吸引許多金庸小說迷前來購買收藏。
追求人性溫度的金庸小說
我們可能不知道，金庸的作品，曾經在大陸和台灣地區被禁。自從1978年逐漸解禁起，這無疑成為追尋並獲得新聞自由、文學自由的一種象徵。人們不僅在金庸作品之中，臨摹大陸從天山到峨眉、從中原到江南的廣闊與壯美，鮮活地感觸到蒙、滿、藏、漢、苗、回等各族人士，就連閱讀作品本身，都有經過抗爭、令人喜悅的勝利。
當金庸作品在1950年代橫空出世之際，它已巧妙地順應時代潮流，糅合了現代西方文學抽絲剝繭的心理描寫、人道主義的意象特徵，其人格刻畫亦正亦邪、一反共產主義文學的臉譜化弊病。
金庸小說的語言之美，更是對經歷了紅寶書語錄、高音喇叭的大陸民眾的心靈撫慰。如同張愛玲，在孤島以及淪陷時期的上海，以古典風味語言所營造的虛幻的文化世界——抓住了它，彷彿也就暫時抓住了，想要突破封鎖回家燒菜、或者進行一場「傾城之戀」的勇氣。
相比之下，金庸的文字更為溫暖、舒適與純粹，好像民國而來的陽光，暖洋洋地照在每個人身上。它成熟的白話，不像舊武俠小說，那麼生疏遙遠，而糅合了儒釋道、中庸包容的文化內涵，卻又溫潤。
於是，即使是流離顛沛，也是自發地跟隨自己的熱血夢想，也有「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豪邁豪情。在閱讀之中，人們彷彿也毫無羈絆地實現了，完全的人身自由。
2018年10月31日，湖北省十堰市武當山玉虛宮，武當武術愛好者和當地居民參加悼念金庸活動。
金庸的「江湖」，並不具備獨立價值體系
無論金庸小說，在二十世紀後半葉華語世界中，承載了多麼獨特的角色，世界並非只有一極。要考察金庸小說是否納入文學史，除去偏安華語世界一隅的文化審視，我們仍需參照，其在世界文學光譜中的大致定位，考察其文學遺產，對身處時代所帶來的突破與啟示。
不可否認，金庸小說的精華在於「江湖」二字，而「江湖」二字，卻無法在比較文學之中實現精確的中西互譯。當我們將金庸筆下的「江湖」，對應小說情節仔細考察，不難發現，金庸小說所提倡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不過仍是儒家政治理念，在江湖鏡面的直接投射，它的精神支柱仍然在於儒家倫理的「忠」「孝」「節」「義」。
只不過，因為普通民眾在現實社會中，遭遇重大挫折或不滿，於是將這一理念寄託於邊遠的山林。
由於金庸的「江湖」，並不具備，任何獨立價值體系，因而，它實際上，無從構成一個想像的獨立社會，而只能算是一個，與現實平行的逃逸體。
而在這個逃逸社會裡，它仍然處處存在，與正統王權社會相同的對使命感、對秩序、對環境的崇高屈從，仍然處處存在，基於武功武藝以及幫派的等級制劃分。金庸筆下的俠士們縱然有飛揚的外表、自由的神采，也遠遠沒有意識到，或許自己，也可以像中世紀騎士那樣，純粹為個人榮譽、為愛情而戰。
從大部分作品的雷同結構來看，他們從小經歷挫折、苦練武功，無一不是為了，有朝一日能於江湖，立於不敗之地，從而為朝廷效力，實現所謂的替天行道、匡扶正義。而在他們的意識之中，替天行道的「天」與皇權，從未發生過割裂，他們至多懷疑並判定，眼前存在不合格的皇權，需要自己出手幫扶匡正。所以功成之後，他們往往全身而退，重新隱於江湖，直至下次天下大亂時再度出山。
正因如此，金庸小說，縱使從崇山峻岭的華山，到霧氣浩渺的峨眉、從山清水秀的江南，到白雪皚皚的大漠，場面不可謂不大、氣勢不可謂不壯、凌波微步、九陰真經等獨門秘籍，不可謂不精不專，卻仍舊沒有絲毫，去突破政治框架的設計，或是政治權力的分配。因而江山依舊是朕的江山，只不過從宋元到明清，這個江湖舞台的布景變幻，任由你我想像馳騁。
和所有武俠文學一樣，金庸有意避開武林高手們，為稻粱謀的生活來源，只需他們一路集中精力，履行崇高的民族大義，及與生俱來的忠孝節義。在這樣虛幻的浪漫英雄主義情結之下，不僅種族、王朝、領土問題，都被高揚的文化認同所掩蓋，它甚至輕巧地掩蓋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關於如何應對科學、技術與社會挑戰的嚴肅思考，以及悲情探索。
香港文化博物館內的「金庸館」。
好像都是俠義，為什麼金庸作品無法同《堂吉訶德》、《浮士德》比肩？
金庸的武俠傳奇，實則是一場文化迷夢，它並不為讀者提供思考的能力，只提供暫時的安慰。但這種虛幻且輕易的安慰，對於真正的思考者來說，卻帶有絕望的氣息，因為它無法提供任何可能性的啟示：一切仍是不可控的未來，一切仍在於握不住的世道人心。
正如顧彬教授所言，「社會的變革是痛苦、沉重而憂鬱的」。它們絕非金庸文學那樣，能於每天的連載之中，引起一個小小的高潮，但是真正面對社會變革的思考，卻常能令人思考低回很長時間。
在金庸的武俠傳奇之中，我們無法將一個民族的「文化」，與歷經沉澱而進步的「文明」，區別開來。文化在金庸武俠中比比皆是，甚至不乏精美，但文明的升華，卻因無法突破江湖的怪圈，而始終缺位。
因此，金庸辭世之際，華人社會的群體性悲愴，正是基於，以江湖想像為政治寓言逃避點的這一情感避難所的喪失。正是因為人們潛意識裡確知：眼下身處的社會，還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使人難以安心面對。也就是說，我們仍舊需要金庸式的江湖來除暴安良、懲奸除惡，我們依舊缺乏堅實的、可以向前一步依賴的制度文明，以及與終極真理相連、高於世間一切的信仰體系。
失去了金庸的江湖，我們無異於失去了一個、能夠作為精神棲息之地的烏托邦家園，無從輕易安放一顆憂國憂民、卻又無能為力的心。從這個層面來說，金庸的江湖傳奇，絕非僅僅是一場集體閱讀，它甚至由公眾，在集體無意識中書寫沉溺而成。
當中世紀歐洲的堂吉訶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深感社會禮崩樂壞而奮身而出，江湖之中一次一次自不量力、啼笑皆非的挫敗，令他深刻反思舊思想面對新時代的失敗，從而決絕地終結了浪漫理想主義、終結了一個騎士時代。
當中世紀書生浮士德（Faust），受到魔鬼的引誘而遊歷江湖、體驗人生，他最終看到，即使能使魔鬼從皇權手中奪得土地，實行宏大的攔海造田偉業，但老釘子戶夫婦的慘死，仍舊使他產生自我懷疑、並最終認同人們自主的自由選擇。在幽靈的掘墓聲中，他虛幻地以為這是人們自立自主、安居樂業的勞動，從而高喊出「多麼美好啊，請駐足下來！」，雖然他不得不就此，按照魔鬼契約交付生命。但浮士德的虔誠，終使自己的靈魂得到救贖，人們在天國看到了他的重生。
而在金庸的武俠與江湖之中，我們看不到任何舊秩序的變革、或者新思想的啟示，大家仍舊歡快地，處於替天行道「該出手時就出手」的道義判斷、及其原始簡單的支撐體系之中。就此意義上來說，金庸的武俠傳奇，無異於使用新奇的包裝，將老酒裝進新瓶，因其徒有現代性之形而無現代性之實。這使得金庸的作品，縱然風靡華人世界，卻或許難以在文學史中，真正佔得一席之地。
金庸先生在《天龍八部》中寫道：「沐春風，惹一身紅塵；望秋月，化半縷輕煙。顧盼間乾坤倒轉，一霎時滄海桑田。方曉，彈指紅顏老，剎那芳華逝。」哀樂低回，花團錦簇，莊重肅穆。金庸先生的逝去，帶走的不僅有傳統武俠的時代，還有，幾代人的青春。且問，斯人已逝，誰來續寫江湖？
編輯：杞憂君子 排版：黃牛
魯曉芙，財經作家，旅居歐洲。
中國經濟已經國際化了，不了解歐洲，有時候，你就不了解中國。
歡迎關註：魯曉芙看歐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