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布衣上交天子」的徽州大鹽商——江春

文史 11-15

提及「紅頂徽商」，人們會不由自主地聯想起胡雪岩，然而早在乾隆下江南的時代，就有一位前輩「以布衣上交天子」，令後來者難望項背，他就是江春，第一代紅頂徽商。江春以文人雅好見幸於乾隆，因皇恩浩蕩紅極一時，但他終究也難逃「伴君如伴虎」的魔咒。

紅頂商人「賈而好儒」：交四海之友，販八方之鹽

士農工商，士居其首，商居其末。縱是富甲天下的兩淮鹽商，也難免為躋身士人階層蠢蠢欲動。把持兩淮鹽業這塊肥肉的徽商，儘管鼎盛之際富可敵國，卻更喜歡標榜「東南鄒魯」的雅號，千金虛擲只求一個「賈而好儒」的名聲。

江春生於儒商之家，自祖父一輩遷居揚州，兩代熬成鹽業大亨，可見頗有經商基因。但他的第一選擇仍舊是入仕，追隨名師學詩作文，可惜他科場運氣不佳。屢試不第後，江春無奈子承父業，經營家傳字型大小「廣達」。

儘管名落孫山，但多年書香浸淫並非沒有成效，江春的詩作頗有名氣，與康乾之際譽滿淮揚的程夢星齊名。清代大才子袁枚在《隨園詩話》里記載一樁趣事：「余游黃山，攜曹震亭、江鶴亭（江春）兩詩本作印證。以為江乃鉅賈，曹故宿學；以故置江而觀曹。讀之，不甚慊意，乃擷江詩，大為嘆賞。」能被袁大才子誇讚「心胸筆力，迥乎尋常」，想來也非浪得虛名。

才高八斗又腰纏萬貫，江春自然成了文人圈子的核心。他坐擁大片園林，經常召集詩人墨客齊聚一堂，吟詩聽戲，暢遊山水，時人回憶，他「招集名流，酒賦琴歌，不申旦不止」。其座上賓之中，不乏揚州八怪、袁枚、蔣士銓等名流，正所謂「奇才之士，座中常滿，亦一時之盛」。當然，江春畢竟是一個商人，款待文人自是雅趣，但追逐利益也是本能。那些醉心江南風雅的朝廷命官更是他結交的貴客，譬如兩淮鹽運使盧見曾，此人是紀曉嵐姻親，對藏書、金石、經學皆有研究，常與江春賞花觀戲、鑒別書畫。乾隆南巡之時，也對江家的脫俗品位讚許有加。

憑藉文化造詣混熟了官場與文壇，江春在商業上的縱橫捭闔就有了保障。

鹽業在明清之際堪稱經濟命脈之一，國家歷來看重，因而對鹽商把控甚嚴。兩淮鹽業發達，朝廷難以事無巨細地管理，所以選拔一名總商，承攬運銷業務、平衡商戶之間的勢力、緝察販賣私鹽罪行，由於江春「經商揚州，練達明敏，熟悉鹽法」，從而「司鹺政者咸引重，推為總商」。

如此一來，他就肩負上傳下達的重任，鹽業政策隨年景不同因時而變，也須鹽政官員與總商謀劃。江春熟悉揚州市場，精於算計，在決策時舉足輕重，後人贊之「才略雄駿，舉重若輕，四十餘年，規劃深遠」。況且，兩淮巡鹽御史赴任前，乾隆也常叮囑「江廣達人老成，可與咨商」。江春大權在握，還有皇帝的背書，各路鹽商對江春又敬又畏，到了「每發一言定一計，群商張目拱手，畫諾而已」的地步。

在掌權的四十餘年裡，江家積攢了多少財富，恐怕無人知曉，但從他每逢戰事動輒捐銀百萬來推測，絕非一個小數目。另有時人記述，「乾嘉間揚州鹽商豪侈甲天下，百萬以下者皆謂之小商，彼綱總者，得嘻笑而呼叱之」，鹽業總商之富，可以窺見一斑。

以布衣上交天子：乾隆身邊的陪玩紅人

雖說協助朝廷管理鹽務實乃大功一件，但真正令江春躋身「紅頂商人」之列的，是乾隆南巡之際的陪玩業務。縱使乾隆現今經常被譏笑為「農家樂審美」，但他也深知江南風景遠勝北國。自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皇帝六度巡幸江南，名為督辦河務、體察民情，實則大半時間流連山水之間。

天子南巡，排場怎能馬虎？御駕所經之處三十里以內，文武官員皆應身穿朝服前來接駕，由鴻臚寺事先演習迎送儀式。耆民老婦、紳補生監跪伏恭迎，八十歲以上老翁老婦穿黃布或黃絹外褂，手執高香跪接。揚州等繁華之都，還要在河道設龍舟燈舫，營造「巷舞衙歌」之盛景。這些奢侈花銷，自然有人買單，最積極的莫過於兩淮鹽商，時人稱之「捐輸報效」。江春就是捐錢的急先鋒，頻繁為天子巡幸籌款，每筆皆百萬銀兩以上，以至於「其家屢空」。這筆政治投資物有所值，他被賜內務府「奉宸苑卿」、布政使的官銜，加級誥封至光祿大夫，並賞戴孔雀翎，成為毫無疑問的「鹽商之冠」。

然而，「以布衣上交天子」僅靠揮金如土是遠遠不夠的。江春得寵，勝在「會玩」，乾隆的雅俗品味，他都能摸透。且看這一則記載：

「

御舟將至鎮江，相距約十餘里，遙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碩大無朋，顏色紅翠可愛。御舟將近，忽煙火大發，光焰四射，蛇掣霞騰，幾眩人目。俄頃之間，桃砉然開裂，則桃內劇場中峙，上有數百人，方演壽山福海新戲。

」

為了令皇帝耳目一新，江春與眾鹽商可謂費盡心思，傳統的聽戲唱曲不足為奇，那就在湖景之中搭戲台，壽桃、煙火皆艷俗，但皇帝就欣賞這個排場。

乾隆鑒賞能力有限，但對名人書畫卻情有獨鍾，江春投其所好，在自家園林康山草堂偽造了董其昌書法，專伺皇帝辨偽。乾隆果然中計，得意洋洋指出江家藏品的訛誤，又御賜墨寶以代之。

最後一次南巡時，乾隆帝興緻勃勃故地重遊，順便「瞻仰」一下自己的大作，還賦詩一首：「草堂前度辨其假，今覺對山亦未真。更仿董書為題額，他時應有識真人。」更欣然令隨行文人記錄來龍去脈：

「

舊有康山草堂四字額欵，署董其昌書。然筆法實不類，因仿董法重書四字賜之。庚子南巡有即事詩辨其偽，茲重遊康山，見有對山樓，亦署董書，而偽更甚，因復仿董法書額以賜。

」

其實，江春三番五次邀請揚州八怪、袁枚等人來此宴飲，會對名家偽書熟視無睹嗎？個中原委，一猜便知。

在曲意逢迎之外，江春為討皇帝歡心，還有過令乾隆震驚的壯舉。《清稗類鈔》記載：乾隆巡幸揚州，有一次到大虹園玩，看見當地景緻，對左右說：「這有點像北京南海子的瓊島春陰，就是缺一座塔。」江春聽說之後，重金賄賂乾隆的近侍，弄到了北京那座塔的圖形，然後召集工匠照著施工，一整夜搶工，竟然就把塔給造起來了。次日乾隆又來玩，看見一夜之間多出來的塔，大吃一驚，上前檢查，發現是真材實料，不由感嘆鹽商真是有錢。這一軼聞在揚州流傳甚廣，還衍生出「以鹽築塔」等多個版本，雖說真偽待考，但足見鹽商之心機與能量。

此等挖空心思的陪玩達人，乾隆青睞有加，歷次南巡幾乎都要在江家園林游賞一番。江春攜幼子接駕，乾隆「抱至膝上，摩其頂，親解紫荷囊賜之」，恩寵備至。有了皇帝撐腰，江家逐漸登上了繁榮的頂峰。

忠君愛國捐銀千萬，身後難知「皇恩浩蕩」

伴君如伴虎，皇帝的喜怒無常、朝臣的欺凌彈壓、眾商的艷羨嫉妒，對於處在風口浪尖的江家而言，無一不是致命威脅。為了保住紅頂商人的殊榮，江春只能處處逢迎聖上，但天子畢竟無法年年下江南，為了刷出存在感，江春只能不停向朝廷「上貢」：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八十壽誕，捐銀二十萬兩；三十八年，金川用兵，捐銀四百萬兩；四十七年，黃河築堤，捐銀二百萬兩；五十三年，台灣林爽文起義，捐銀二百萬兩……根據《兩淮鹽法志》記載，江春先後與人合捐白銀一千一百萬兩，數目之巨，一時無人可與之比肩。

如此大額的「報效」銀兩令乾隆喜上眉梢，他數次特令開恩：「綱鹽、食鹽每引加賞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內，以二年為限。」這樣一來，江春相當於吃了皇帝的回扣，又賺回不少私房錢。鹽政官員自然對這種小把戲瞭然於胸，道光年間整頓兩淮鹽務的陶澍一針見血指出了這項制度損公肥私的弊端。

皇帝心知肚明，也不時敲山震虎。早在乾隆十三年，漕運總督周學健貪污一案東窗事發，江春就被捲入其中，捐銀十萬兩贖罪。乾隆三十三年的兩淮鹽引案幾乎令江春名譽掃地，以他為首的六大鹽商被革職查辦，貪污金額多達千萬兩白銀。

江春原本在劫難逃，沒成想名士風範救了他一命，據袁枚記載：「公慨然一以身當，廷訊時唯叩頭引罪，絕無牽引。上素愛公，又嘉其臨危不亂，有長者風，特予赦免。」說句題外話，兩淮鹽引案的另一主角，就是與江春雅趣相投的盧見曾，此君也不是省油的燈——紀曉嵐由於為他通風報信而被貶新疆，而替他平反的是劉羅鍋之父劉統勛。

兩淮鹽引案令江春等鹽商欠下朝廷千萬兩之巨，此後歷次捐輸報效又獻銀千萬兩，縱使鹽商富甲天下，也難免導致巨額虧空。乾隆為了展現皇恩浩蕩，諭令「朕憐江廣達家產消乏，加恩賞借庫銀三十萬兩，令其作本生息，以為養贍之計」，後世多稱之為「萬歲爺的本錢」。殊不知皇帝的賞錢最難拿，江春戰戰兢兢了一年，回饋聖恩：「一年利銀兩萬六千兩，為數過多，恐造化淺薄不能承受，懇求轉奏每年願繳銀一萬兩充公。」這一來一回，相當於幫皇帝理財，而且只准賺不敢賠。

江春主持大局之時，尚能保證收支，但他在乾隆五十四年病逝後，江家的局面就很微妙了。四年之後，江氏一族陷入窘境，乾隆頒旨道：

「

江廣達充當總商有年，辦理公務尚為出力。今念伊繼子生計艱窘，自當量加軫恤。江廣達舊有康山園一處，本家無力修葺。著傳諭董椿，即令眾商出銀五萬兩承買，作為公產。其銀兩即賞給江振鴻營運，毋庸起息。

」

紅頂商人剛走，乾隆就借口撫恤將私家園林收為公產。道光年間，陶澍整頓鹽務，追查舊賬，盤點出歷朝欠銀四十萬兩，以此為由大肆抄家。區區四十萬，與江春捐輸千萬相比，實為九牛一毛。帝王身邊紅人，往往落得後代遭殃、顏面掃地的下場。

當然，昔日第一紅頂商人，早已看不到身後的家族慘劇。

推薦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