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介紹的是一本法國文學經典，法國文豪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

今天介紹的是一本法國文學經典，19世紀的法國文豪福樓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

我們不妨從1857年的一樁審判開始講起，1月31日，小說《包法利夫人》被提起公訴，罪名是「冒犯公共道德」和「褻瀆宗教」，三名被告分別是小說作者福樓拜、連載該作品的《巴黎評論》雜誌主編和印刷廠廠長。一周之後，法庭宣判，宣布被告無罪，當庭釋放並免除交納訴訟費。隨後，《包法利夫人》出版了單行本，上下兩卷，不到兩個月便成了暢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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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馮小剛導演的影片《我不是潘金蓮》，而英文片名竟然譯成了 I Am Not Madame Bovary ，直譯就是：我不是包法利夫人。

同時代的文學批評家將福樓拜的寫作比作「操作解剖刀」，一位畫家據此繪就了一幅享譽後世的漫畫：解剖桌前的福樓拜一手持放大鏡，一手抓著叉了一顆血淋淋心臟的手術刀，背後的檯子上躺著一具女性軀體。我們不要小看這個比喻，醫學、生理學從十九世紀起，成了現代社會的顯學，這個現象背後是對科學、進步這些觀念的普遍信仰，學者、作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往往被人們腦補成一種醫患關係，社會患了病，需要學者、作家來會診，分析病情，開出藥方予以診治，這也成了我們理解十九世紀文學現實主義風格的一個重要方面。

解剖社會和人物，構成了福樓拜作品的重要表徵。不過，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學作品，其內涵和藝術追求，往往不是那麼單一，也不可能完全納入科學的範疇。下面，我們不妨從福樓拜的生平入手，尋找一下他創作《包法利夫人》的基礎，看看拿著解剖刀的，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居斯塔夫·福樓拜，1821年12月12日出生於法國北部的魯昂，這是一座塞納河畔的城市。他父親是魯昂市立醫院的外科主任，在當地頗有聲望。他是家中的第二個孩子，比他大八歲的哥哥後來繼承父業，當了一名醫生。

從法國作家的譜繫上來看，福樓拜比司湯達小38歲，比巴爾扎克小22歲，比雨果小19歲；他跟波德萊爾同年，比左拉和都德年長19歲，曾上門拜福樓拜為師的莫泊桑更要比他小29歲。我們可以看到，福樓拜在這個譜系裡站在一個比較中間的位置，有那麼一點承前啟後的作用。在現代文學史上，很多評論者也往往把福樓拜視為一道分水嶺，這當然絕不僅僅指他所處的時代，更重要的還是在風格上的開創性意義，這一點我們後面還會詳談。

從中學開始，福樓拜就表現出對藝術的極大熱忱，但凡在書信中提到，他必定要把藝術這個詞大寫；他也因此對身邊散發著庸人氣息的市民人群極為鄙夷不屑。法語當中，「布爾喬亞」一詞所指的正是這類人，除此之外，這個詞也有資產者的意思。布爾喬亞庸人招致福樓拜的厭惡反感，卻同時又是他創作的重要素材，原因之一就是，不管他是否樂意，他自己就是這個市民階層的一員，他熟悉他們的言談、做派乃至身上的氣味，當他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時候，可謂百感交集，有強烈的自嘲，也有某種隱秘的、近乎血緣上的依戀。

和同行前輩巴爾扎克比起來，福樓拜一生衣食無憂，稿費從來不是他掛心的事情，他寫作的動力來自對寫作藝術本身的持續興趣。福樓拜終身未娶，但情感生活並非一片空白，15歲一次旅行中他遇見史萊辛格夫人，這段柏拉圖式的戀情使得史萊辛格夫人成為他一生戀慕的對象，也成為他後來作品《情感教育》中的人物原型。1846年他在朋友家中遇到女作家路易斯·科萊，兩人保持了一段長達八年的情人關係。福樓拜跟友人通信頗為頻繁，信中尤愛談文論藝，他跟科萊交往的後五年又正值寫作《包法利夫人》，結果這對情侶的通信成了《包法利夫人》創作研究的好資料。

《包法利夫人》是福樓拜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此前他只零星在刊物上發表過些小作品。而《包法利夫人》的創作，說來確也帶點偶然色彩。在那以前，福樓拜全力以赴在寫一個宗教背景的古代故事。沒想到寫完在朋友圈傳閱時，大家都不看好這部作品，有人隨口問他：「為何不寫寫德拉馬爾的事兒？」這個德拉馬爾，是福樓拜父親的學生，他事業上庸庸碌碌，初婚的妻子比自己年長很多，不久便去世。德拉馬爾很快續弦，但新娶的妻子婚後不久就開始不安於室，前後有過兩段婚外情，並不惜舉債來供養自己的情人。德拉馬爾的第二任太太28歲就撒手人寰，留下一個幼女，而德拉馬爾自己也在次年死去。福樓拜最終接受了朋友的建議，從1851年9月開始動筆，四年七個月後大功告成。不過，我們比較最終的小說，會發現跟它的故事原型已經相去甚遠，起承轉合都踩著精準的戲劇節奏，這就是虛構藝術的強大作用。

有評論家認為，「福樓拜建立了現代的現實主義敘事，他的文學影響已經大到讓人熟視無睹的程度」。那麼，是什麼造就了這本三百多頁的小說如此之高的文學地位呢？

就素材而言，充其量這隻能算是一個女主角婚外偷情，被情人拋棄最終破產自殺的慘情故事，它一定算不得有多少正能量，卻跟當時社會的一個熱點話題密切相關：1816年波旁王朝復辟後，廢除了大革命時代頒布的離婚法案，直到1884年才予以恢復，再加上法國原本就有的天主教傳統，婚外戀情也成為這個時期社會狀態的一個暗流涌動的重要側面。《包法利夫人》的寫作時間恰恰就處在這段過渡時期，福樓拜選擇這個素材實際上也擊中了法國人的痛點。在法國社會再度議論是否恢復離婚法案期間，小說家左拉曾半開玩笑地說，離婚法如果通過，法國文學就完了。這個玩笑固然當不得真，但多少也能看出作品背後的若干歷史線索。

《包法利夫人》的副標題是《外省風俗》，這裡的外省，是相對於法國中心巴黎而言的。在那個時代的法國小說里，外省作為一個概念呈現的多元性耐人尋味，它既是地域上的，經濟上的，美學概念上的，也是情感歸屬上的。從外省出發走向巴黎或者遙望巴黎的小說人物數不勝數，但與大多數男性主人公不同的是，女性在當時受到的種種客觀條件的制約，決定了愛瑪的巴黎夢只能是被動的、狹隘的，甚至是猥瑣的、變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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