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聽李斯的，秦快速滅亡；漢武帝聽董仲舒的，漢長治久安

李斯建議禁絕私學，首當其衝的是儒家；董仲舒與李斯相反，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兩人決然對立，都得到各自君王——秦始皇和漢武帝的支持，也都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說來也怪，雖然他們的打擊對象相反，但奏摺中論述問題的層次、旨意和一些用語卻頗為雷同，比如：

李斯說：「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李斯說：「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董仲舒說：「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李斯說：「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董仲舒說：「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

李斯說：「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董仲舒說：「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從時間上說，李斯論說在前，董仲舒在後，是否是後者模仿前者？這個問題可另行考證。

兩者反對的對象相反，但旨意卻相同，也就是說，兩者雖都主張實行思想文化專制主義，但在用人上都沒有簡單地一刀切。秦始皇焚書沒有排除儒生參與政治，秦朝中樞一直有儒士的身影，秦二世時著名的儒生叔孫通在朝堂上很活躍；

漢武帝獨尊儒術也沒有簡單排除法家與信奉其他學說的人參政，而且起用了不少屬於法家派的人物，如張湯等，後來被歸入酷吏之輩。漢宣帝說，漢代自來實行的是「雜霸政治」，其實何止漢家，應該說所有帝王都是實行的雜霸政治。

有一種說法，秦始皇採納李斯建議搞焚書，招致秦朝快速滅亡；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促成了漢代的發展。其實歷史並不是這樣簡單，秦從商鞅變法之後一直奉行法家，打擊儒家，荀子到秦國考察後說秦國無儒，而秦國不但沒有衰敗，反而越來越強，最後統一六國。

後來的儒家總是張揚因為秦始皇焚書才招致速亡，這是往自己臉上貼金之術。秦朝速亡原因要複雜得多，賈誼的《過秦論》比簡單的貼金術站得更高些。

反過來說，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後，也沒有促使政治走向清明，反而走向政治危機，幾乎導致大亂。漢武帝總算老而不糊塗，不得不下「罪己詔」以更改政策。

國家的強弱不簡單在於尊儒或尊法，問題遠比這些說法複雜得多。這才是需要我們深入思索的問題。面對複雜的政治，把某種學說說成是萬能的，同樣是把問題簡單化，應該以更廣闊的視角去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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