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造就了奇異的明朝士大夫

2018年11月， 本人與清華大學出版社二度聯手，推出新作《大明帝局》。且看中國最後一個漢族王朝兩個祖皇帝，為馴化士大夫，下了兩盤多大棋。敬請欣賞選節1——

誰造就了奇異的明朝士大夫

自十餘年前中國興起說史熱，明史便成為一門顯學，迄今為止，僅關於明朝死因，恐不下百種說法。五花八門的明人明事講作，圍聚了眾多明粉，其中不少人以明朝為理想社會，對夢回大明心弛神往。

他們喜愛明朝哪一點呢？很多明粉都對說史者描繪的明朝讀書人生活充滿艷羨。他們過著體面的日子，且非常賦有氣節，不平則鳴，進諫起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歌可泣，壯懷激烈。

查看明史，這確是實情。以大明王朝的言官為例，他們知無不言，敢於面斥皇帝，死於廷杖也不畏懼。似乎是了不得的士人。

但是，我在讀明朝作品、看明代人物時，總感覺這個時代的士人，比起漢唐甚至兩宋來，有些不對勁。

哪裡不對勁呢？

他們不怕死，卻從不敢造反。

他們看似活得體面，但在皇帝甚至皇帝的奴才太監面前，卻沒有尊嚴。

他們的壯烈，大多通過犯諫的形式實現。那種犯諫，於今人而言，無異找打、「犯賤」。

有人說明朝很硬氣，對外有骨氣，對內有正氣，但細品起來，這種硬似乎不是強硬，也非堅硬，而是僵硬。

史料顯示，大明王朝臣民普遍具有自我壓抑的陰柔人格。

「無論是他們的外貌氣質，還是他們內心的情感流露，他們看起來全像是溫柔的女子。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

這是明朝萬曆年間到達中國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的中國男人印象記，他驚訝於中國男人都如此文弱，看起來都像女人。

他的明人印象絕非空穴來風。《明史》為證，當時士大夫們打架也是這個樣子。萬曆之前的隆慶年間，隆慶五年，內閣發生內訌，朝堂之上，大學士殷士儋揪住首輔高拱的脖領子，出言不遜，推來搡去，而滿堂之上，士大夫們沒人敢拉架，或者連拉架的氣力都沒有。再後的天啟年間，魏忠賢把持的內廷，隨便派幾個太監，就可以揍士大夫一頓，甚至將他們活活打死，大臣毫無還手之力，即便知道對方並未奉旨行事，在正當防衛範圍，對打起來也一敗塗地。大約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手無縛雞之力。

這種衰相，在漢唐時代是無法想像的。所謂漢唐雄風，雄在哪裡？首先是士人的陽剛尚武，漢唐文人持劍，關鍵時刻可以強行改變國家命運，諸如東漢末年三國前期朝堂群雄們，挾天子以令諸候，逐鹿中原。而明清時，全然不見了這般霸氣。他們談武色變，完全淪為「動口不動手」的雌化書生。這個時代，智勇雙全的諸葛亮類「士表」已近絕跡。文人士大夫的主流人群，向著另一條方向發展。那是一條什麼方向呢？

就是家臣化。這種家臣的特點是：以君為國，把君主家的事視為國家大事的全部，沒有整個族群命運的考量，更沒有政治文化革新使命的膽當，就個體而言，也失去了自我，喪失了創造力所必需的個性與野心。

回顧中國二十四史，我們知道，隋朝開闢了最有活力的中國盛唐埠，宋朝則是開創了華夏文化繁榮的頂峰，而這兩個王朝的建立者，都是握有重權的士人、前朝權臣，而自明朝始，這樣的權臣再也沒有出現。

明朝所有皇帝寵臣，看似神通廣大，其實在皇帝面前極其卑微，都算不得權臣，因為沒有決策權力可言。明朝中後期，皇帝的寵臣，大都是嚴嵩這樣的怪胎。得寵時，他們與皇帝並肩出入內宮、共進御膳；失寵時，他們失魂落魄，甚至流離失所、乞討要飯。從天堂到地獄，只憑皇帝的一句話。士大夫自己掌握不了自己命運，更休論左右什麼國家民族命運。

從才華而言，嚴嵩也應該算是士人中的佼佼者，他是著名的詞人和書法家，在詞章和書法上的造諧一流。但是這個四十八歲才開始發跡的士人，靠得不是傳世之作，而是給皇帝拍馬屁、貢獻華而不實的神馬浮雲——敬天「青詞」。

明史《嚴嵩傳》給嚴嵩這種士人的定義是奸臣，還給嚴氏父子羅列了眾多罪名，無非是他整了人殺了人。其實，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了解，那些嚴嵩父子整殺的人，都是嘉靖皇帝想殺要殺的人，自始至終，不是嚴嵩父子弄權，而是嘉靖皇帝弄權。你可以說嚴嵩是個沒有人品的奸臣，但卻不是什麼一手遮天的權奸，真正有資格叫權奸的，唯有當朝皇帝。

就明朝士人形象而言，嚴嵩顯然是個反面，而正面形象人物又如何呢，他們是令人鼓舞的士人么？

以方孝孺為例。此人清流立世、氣貫長虹，系名垂青史的明士。

使方孝孺名垂青史的事迹是，他為保朱元璋長孫、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與造反奪位的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做鬥爭，拒絕起草登基詔書而悲壯就義——不但本人被「磔於市」，而且株連八百人、被「滅十族」。

誰也不能輕視方孝孺的氣節，然而方孝孺的犧牲，是死得其所，還是悲中有哀？

方孝孺死前，曾作絕命詩一首：「天將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賁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乎哀哉兮庶不我尤。」

此絕命詩，道出了一個士大夫殉道的精神源泉，但這個道卻並非永恆真理，那裡既沒自然科學，也沒有社會科學，只是皇家大院欽定的道德，與其說殉道，不如說殉君。方孝孺的死沒有帶來大明王朝的絲毫進步，也未引發政治與社會半點變化。而就在方孝孺為君主家事慷慨赴死時，與方孝孺同時代的西方才子哥白尼布魯諾們，卻做著另外一件堪稱偉大的事：冒天下之大不韙，公布日心說與宇宙無限，與政教合一的中世紀教會做鬥爭，為追求科學真理而犧牲，成為人類偉大的啟蒙者，推動了本國乃至世界文明質變。

相比他們，那些把精力、才華直至生命全部投在了皇帝大院中的方孝孺般東方士人，只是令人嘆息，並不鼓舞人心。

當然，綿延近三百載的大明王朝，士林前赴後繼，大多既不是嚴嵩這樣的奸人，也非方孝孺這樣節士，而是如丁士美這般「標準照」。

丁士美是明嘉靖年間入仕的一個才子，在嘉靖三十八年高中狀元，深得嘉靖、隆慶、萬曆三朝皇帝讚許，可謂官場不倒之翁，明官標準樣本。

但他在有生之年都幹了什麼呢？

史料記載，江淮才子丁士美自幼聰明絕頂，以狀元身份入仕。在得知高中狀元的消息後，他馬上給當朝皇帝寫了《及第謝恩表》，詞藻華麗:

「奎曜天開，萬國仰文明之象；乾符聖握，一人操製作之權。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並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備君師，德侔天地。」

這封《及第謝恩表》，用的是標準「頌聖體」，引經據典，洋洋洒洒，卻無一點真知灼見。通篇就一個中心思想：拍皇帝馬屁。為了討皇帝開心，這個狀元指鹿為馬，瞪眼說瞎話，把史上以荒淫昏庸著稱的嘉靖皇帝，吹捧為德高望重的聖人。

丁士美從政近二十載，歷經三朝不倒，累官吏部侍郎，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但卻沒有留下一篇可以傳世的作品，沒立下一件後人銘記的政績。史籍記載，丁士美的詩章著作所存甚微，除了他的《及第謝恩表》，《中國歷代狀元詩·明朝卷》錄他一首詩《春日游寶光寺》，另外就是些官場酬文。此類詩章，基本是官樣文字、道德空話。

《明史》贊稱丁士美「縝密端重，以道義自持，淹貫經史，正直忠厚，朝野共欽」。嘉靖皇帝稱其「品高德正"，賜書「責難陳善」。

「縝密端重」成為其安身立命兩大法寶。這四個字通俗點說，就是循規蹈矩。為皇帝做事規規矩矩、在皇帝面前恭恭敬敬，不越雷池半步。

一生不出格的丁士美，知天命之年死了父親，五十多歲人了，不敢違越祖制，老老實實返鄉丁憂守孝三年， 其間心情壓抑，一病不起，終故鄉里，死時年僅五十六歲。

這種刻在模子里的才子士人，竟是明朝中後期主流。

當然，如果他們不這樣做，註定做不成幾朝重臣、大明官場的不倒翁。因為那是其時政治制度環境所致。

遍覽明史，終明276年，可見只有像丁士美這樣「清、慎、獨」的大臣可以活下來，能在官場長命。凡是有個性，主張權利的都做了刀下鬼。

顯然，自明起，華夏民族的精英——士人，出現了嚴重的退化、喪失了活力。

這是誰刻造的呢？是誰構建了那種扼殺士人「造次」的環境？

熟悉明史的讀者知道，明朝有兩個祖皇帝，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他們是這個王朝政治奠基人。在他們相繼執政的洪武永樂時代，都有自己的寵臣，其中兩個寵臣，分別是承上啟下的兩個標誌性人物，一個是末代丞相胡惟庸，另一個是開山首輔解縉。同時他們也代表中國兩類傳統士大夫，權臣與狂士。但這兩人下場均不好，最終歸結為大明罪臣。熟悉歷史的讀者還應知道，一般寵臣的命運都是「主易寵遷」，是因換了主子倒運，即先帝的寵臣被後帝殺了立威。為什麼朱元璋父子當朝就殺寵臣？顯然，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想為他們一手創建的這個王朝立規矩。為此，他們費盡心機，各布了一盤很大的棋局。收官之後，隨著那兩棋子的棄殺，給大明官場及政壇，確立的是「君尊臣卑"的政治格局，奇異士大夫之形成，以及近代中國士人之不堪，和大明二祖所做的這一切，有著前因後果的關係，近代中國士人「劫後變種」之痛，就在其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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