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結束100年後再發問：這個世界會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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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發：11月16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周刊

作者：關山遠（新華每日電訊專欄作者）

人類能夠走到今天，缺不了這樣一類人：執著追求，前仆後繼，無論何等艱難，甚至付出生命，卻始終在堅守精神高地。沒有他們悲劇式的獻身，人類文明，又將失去何等的厚重？

4月8日在法國諾萊特華工墓園拍攝的一戰華工的墓碑。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4月8日，來自中國、法國和英國等多國的各方人士齊聚在歐洲最大的一戰華工墓園——法國北部的諾萊特華工墓園，舉行祭奠活動。新華社記者吳濤攝

20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紀念日。多個西方國家紛紛舉辦紀念活動，相關的紀念文章也很多。

100年，放在人類大歷史來看，並不長。但足可改變置身於這段時間之中的人，無數的情感激蕩、命運變遷、生離死別……其中有一個人，叫斯蒂芬·茨威格，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他精神世界的分水嶺。之前，他是樂觀的自負的，自信人類的理性能夠解決一切衝突；之後，他是悲觀的傷感的，目睹精神家園的毀滅而無能為力。24年後的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進行到最殘酷的時候，他在遠離故土的遙遠的巴西選擇了自殺。

他完全可以不用選擇死亡，他為什麼選擇了死亡?這是許多年來，人們思考的一個問題，提出種種疑問，作出種種解釋。

不只是他，還有其他人，亦是如此：他們健康，沒有處於絕境，完全不用去做生與死的抉擇……他們完全可以不用去死，卻最終他們選擇了死亡。

這種死亡，有價值嗎?

一

1942年2月23日，巴西里約熱內盧近郊的寓所內，60歲的茨威格與比他年輕27歲的夫人雙雙服毒自殺。從遺照來看，夫妻倆走得很安詳，他們相擁而卧，丈夫平躺在床上，妻子側卧在一旁，頭枕著他的肩膀，一隻手放在他的手上。一個傳記作者寫道：「他看上去死了，她看上去在愛情中……」

茨威格是一個有世界聲譽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被譯成數十種語言，上一代中國讀者非常熟悉他的《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不少人曾工工整整抄錄過書中的名句，但這本書還不是他的代表作，他的代表作有短篇小說《象棋的故事》《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長篇小說《心靈的焦灼》，回憶錄《昨日的世界》，傳記《三大師》和《一個政治性人物的肖像》，既具有張力十足的戲劇衝突，又以細緻入微和豐富複雜的心理描寫著稱。中國導演徐靜蕾前些年還導演過一部電影，徐靜蕾、姜文、黃覺主演，片名《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即改編自茨威格的同名小說。

演員黃湘麗在獨角戲《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排練現場演唱自己為該劇創作的歌曲。作品根據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巴西為這位著名作家舉行了國葬。他不是死於貧困，他很富有，巴西遠離戰火紛飛的歐洲，他也很安全。他也不孤獨，在巴西，他受到熱烈的歡迎，到處有他忠誠的讀者，他還有一個深愛著他的妻子。他為什麼要選擇死亡?

同時代的德國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評價茨威格時說過這樣的話：「在時代的沉重壓力下，他儘管天賦極高，意志力卻崩潰了。」

時代確實給了他重壓：茨威格出生於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4年發生維也納事件，奧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要求德、奧合併，身為猶太人的茨威格遭納粹驅逐，開始流亡生涯，先移居英國，再到美國，後到巴西。

誠然，茨威格是一個心理描寫大師，但他不是一個心理大師。然而，他的自殺，是因為「意志力崩潰」嗎?跟無數死於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相比，茨威格的境遇要好太多，即使在死亡集中營那麼恐怖的環境中，還是有不少猶太人頑強地活到了納粹垮台的那一天。

還是看看茨威格的遺書吧，是這麼寫的：

「自從操我自己語言的世界對我來說業已沉淪，而我的精神故鄉歐羅巴也已自我毀滅之後，我在這裡比任何地方都更願意從頭開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個人年逾六旬，再度完全重新開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卻由於常年無家可歸、浪跡天涯，已經消耗殆盡。所以我認為還不如及時地、不失尊嚴地結束我的生命為好。對我來說，腦力勞動是最純粹的快樂，個人自由是這個世界上最崇高的財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願你們在經過這漫漫長夜之後還能看到旭日東升，而我這個過於性急的人要先於你們而去了。」

或許可以這麼說：茨威格是選擇為一個他懷念的然而已經一去不復返的時代「殉死」。

他熱愛的這個時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就戛然而止了。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堪稱人類空前的浩劫，大戰歷時4年，30多個國家，15億人口捲入戰爭，傷亡人員3000萬，其中1000多萬人死亡。史稱：一戰「讓整整一代歐洲青年躺在地下」。

但是大戰剛爆發時，歐洲參戰各國，卻洋溢著英雄主義與浪漫主義情緒，充滿幻想的熱血青年們迫切希望為國出征，甚至為開戰而舉杯歡慶。當時普遍是這樣的場景：人們聚集在街頭，向出征的軍隊投擲鮮花，如痴如狂。徵兵處排起了長隊，青年們在狂歡中走向戰場，誰又知道，戰場就是屠宰場……

茨威格在他的回憶錄《昨日的世界》中寫道：「在普通人的想像中，1914年的戰爭被描繪成這樣：一次浪漫的短途旅行，一場熱烈的、豪邁的冒險。」一戰爆發時，距離上一場大規模戰爭，歐洲已經享受了半個世紀的和平。茨威格寫道：「在1914年，經過半個世紀的和平後，他們哪知道何為戰爭，戰爭成了英雄的浪漫傳說，人們只能透過學校課本與博物館裡的書作看到戰爭。騎兵穿著漂亮的制服衝鋒陷陣，沒有半個死者的光鮮行軍，像男子漢般的瘋狂冒險，一段美好的體驗。難怪在送他們去屠宰場的火車上，他們竟然還又叫又唱的。」

這是一次人類從未面對過的殘酷戰爭：1915年2、3月，法軍進攻香檳，推進450多米，損失5萬人，平均每推進1米死100多人。到1916年底，俄軍共死傷360萬人。1918年第二次馬恩河之戰中，6個月內，德軍的207個師，只剩下66個師……在阿圖瓦，德軍在數小時內，用機關槍掃死7861名士兵和385名軍官。英軍撤退時，德軍士兵停止了射擊，原因是：「機關槍手因看到布滿戰場的屍體，而感到噁心」。

落後的戰術思想，比如挺著刺刀集體密集衝鋒，卻遇上了代表當時最高科技的武器，比如機關槍，比如毒氣，比如坦克……

歐洲人像從一場美夢中集體驚醒。

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初，是歐洲的太平盛世：科技飛躍、工業發展，生活提高、社會穩定，尤其是令歐洲知識分子自信的理性主義，讓他們像若干年後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所謂的「歷史終結論」一樣，誤以為最完美的時代已經到來，不會改變。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他的名著《歷史研究》序言中寫道：「我開始研究歷史是出於好奇，儘管我是在幻夢中長大成人的，以為我將在一個理性的、秩序井然的、和平的世界中安度自己的一生，直至1914年8月，我才開始意識到要全面研究歷史的真正理由。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喚醒了我去認識現實……」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書里，寫得更加透徹：

「倘若要我今天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我長大成人的那個時代作一個簡明扼要的概括，那麼我希望我這樣說：那是一個太平的黃金時代——是最為精闢不過的……誰也不相信會有戰爭、革命和天翻地覆的變化。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動在一個理性的時代看來已不可能。

「19世紀懷著自由派的理想主義真誠地相信自己正沿著一條萬無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們用蔑視的眼光看待從前充滿戰爭、饑饉和動亂的時代，認為那是人類尚未成熟和不夠開化的時代；而現在，一切邪惡和暴虐均已徹底消滅，這也只不過是幾十年的事。對這種不可阻擋的持續『進步』所抱的信念是那個時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們相信這種『進步』已超過《聖經》。而且他們這樣的神聖信條，看來正在被每日科學技術的新奇蹟雄辯地證實。

「人們不相信還會有像在歐洲各族人民之間發生戰爭這樣野蠻的倒退，就像不相信還會有女巫和幽靈一樣；我們的父輩始終不渝地深信容忍與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約束力。他們真心實意地以為，各國和各教派之間的界線與分歧將會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漸消失，因而整個人類也將享有最寶貴的財富——安寧與太平。那是被理想主義所迷惑的一代人，他們抱著樂觀主義的幻想，以為人類的技術進步必然會使人類的道德得到同樣迅速的提高……」

然而，歐洲人引以為榮的新發明新技術，反過來成為禍害歐洲人的利器。歐洲人引以為榮的理性與制度優勢，卻在戰爭機器面前被碾得粉碎。

在屍山血海面前，在破碎家園面前，在戰後犬儒主義應運而生理想主義不復存在的現實面前……「昨日的世界」，這個名字，多麼美好，又多麼凄涼。茨威格就是為了它而死的。

中國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三

很多中國人提起茨威格之死，都會聯想起一個人：王國維。

關於王國維，後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在《人間詞話》里談到的「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第一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種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種境界：「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事實上，王國維是中國近、現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在哲學、史學、美學、文學、倫理學、文字學、考古學、心理學、詞學、曲學、紅學、金石學等多個學科領域，均有深詣和創新，成就卓越，立下一座座學術里程碑。有人將王國維的學術成就比作一顆耀目的鑽石，每一個晶瑩剔透的切面都閃爍著令人心旌搖曳的光彩，絕非溢美之詞。

這樣一位不世出的學術大家，卻選擇了這樣的生命結局：1927年6月2日，時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的王國維吃完早飯，到辦公室認真地給畢業研究生評定了成績，找同事借了五元錢，出門雇了一輛人力車，前往頤和園。入園後，他來到昆明湖魚藻軒，吸完一根煙，躍身頭朝下扎入水中……年僅50歲。

事後人們在王國維內衣口袋內發現遺書，遺書中寫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短短數言，卻給了後人無數的猜測。

參透三生境界的一代大師，緣何如此?後人爭議不休，比較集中的意見，認為他是「殉清」：王國維是清朝遺老，遜帝溥儀對他有知遇之恩，進入民國後，王國維把剪掉的辮子又蓄上了。但也有人，譬如陳寅恪，則是另一種意見：王國維並不是死於政治鬥爭、人事糾葛，或僅僅為清廷盡忠，而是為一種文化而死：「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寫道：「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他說的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發生劇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成長起來的王國維，眼看傳統文化日漸衰微，卻無能為力，只能以生命來祭奠它。

相比於王國維之死，梁濟之死，影響要小得多，但他的死因也是一個謎。梁濟是廣西臨桂人，27歲中舉，40歲時才踏上仕途，在晚清和民國都任過官職，1918年11月10日(正好是一戰結束前一天)，梁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此時，距離他的六十大壽只剩下四天。

梁濟留下了萬言遺書，他說自己此舉，是殉清，但更重要的是為「國性」而死：「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雖可以謂之殉清，亦可以謂之殉中國。」「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

「國性」，可以理解為一個國家的倫理綱常、社會道德，也可理解為一個國家的文化道統。無論王國維，還是梁濟，他們的死，都是用自己的生命，祭奠曾經輝煌的中國傳統文化，「昨日的世界」。

四

原本可以不死，卻偏偏去求一死。這種死，有價值嗎?

「戊戌變法」中，譚嗣同不是男一號，但是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聞風而逃，躲過一劫，譚嗣同卻毅然留了下來，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他對勸他離開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這段話讀起來，至今蕩氣迴腸。

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右下）等「戊戌六君子」被殺害，康有為（左上）、梁啟超（右上）等人流亡日本（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類似譚嗣同以生命來喚醒國人的志士，還有陳天華、姚宏業，湊巧的是，他們三人都是湖南人。

1905年，陳天華留學日本時，滿清勾結日本政府頒布出台了嚴格管束中國留學生的《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引起中國留學生的嚴重抗議，但如何鬥爭，中國留學生分成兩派，意見相左，激烈爭吵，矛盾激發至勢不兩立。日本報紙很是幸災樂禍，描述中國留學生是「烏合之眾」，1905年12月7號的《朝日新聞》乾脆說中國留學生「放縱卑劣」，挖苦中國人缺乏團結力。陳天華讀完這天的報紙，連夜手書絕命辭，警醒國人要自重，鼓勵大家「去絕非行，共講愛國」，第二天就赴海而死。姚宏業與陳天華同在日本留學，陳天華死後，他回國在上海與秋瑾、于右任租屋開學，創辦中國公學，開民間自辦新學之先河。因遭官紳阻遏，流言誹謗，於1906年3月27日陳天華靈柩抵達上海之後，於黃浦江投江而歿。

辛亥革命先驅英烈陳天華像（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這三位湖南人用自己的死，在當時猶如一潭死水的老中國，激發了巨大波瀾。譚嗣同自不必說，陳天華、姚宏業二烈士的靈柩運往長沙後，於1906年5月29日，二烈士遺骸公葬於嶽麓山，是日，長沙全城學生出動，送葬隊伍幾萬人，長達10餘里。「送葬學生皆著白色制服，自長沙城中觀之，全山為之縞素」。後來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第四號上評價：「這是湖南驚天動地可紀的一樁事」。深受二烈士事迹震動的留日學生，不光一個秋瑾，還有魯迅，他毅然棄醫從文。12年後，一位即將赴日留學的青年，寫詩懷念陳天華：「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這個青年，就是周恩來。

但是，相比於譚嗣同、陳天華、姚宏業，茨威格與王國維、梁濟，他們的死，價值又在何處?

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可茨威格與王國維、梁濟的死，且不論與王國維、梁濟同時代的中國學界一代奮鬥者，就說歐洲被一戰驚醒了的知識分子，他們紛紛反思為何歐洲的文明體制在權力與慾望面前如此不堪一擊，湯因比寫下了《歷史研究》，他後來說：「在一戰中，我學校中的朋友、同事約有一半死於戰爭。在其他交戰國當中，我的同代人死亡的比例也不亞於此數。我在世界上活得越久，我對惡毒地奪走這些人生命的行為便越發悲痛和憤慨。我不願我的子孫後代再遭受同樣的命運。這種對人類犯下的瘋狂罪行對我提出了挑戰，我寫這部書便是對這種挑戰的反應之一。」惋惜茨威格「意志力崩潰」的托馬斯·曼，比茨威格早一年流亡國外，他被納粹開除德國籍，一直不甘屈服，以筆當槍，與法西斯抗爭。

茨威格與王國維、梁濟，他們的死，價值又在何處?

在生命只有一次、「好死不如賴活」觀念根深蒂固的傳統下，卻有一類人，視自己的精神家園之重要，超過生命，他們無力扭轉大勢，也不願意隨遇而安，為了自己的精神家園，寧願飛蛾撲火，犧牲自我。他們是有著真正悲劇意義的那一類人，這正是人的複雜與高貴之處。

人類能夠走到今天，缺不了這樣一類人：執著追求，前仆後繼，無論何等艱難，甚至付出生命，卻始終在堅守精神高地。沒有他們悲劇式的獻身，人類文明，又將失去何等的厚重?

五

100年前，梁濟在出門投水自盡之前，與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教授的兒子聊起了歐戰(即一戰)，他問兒子：「這個世界會好嗎?」兒子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濟說罷離開了家。

梁濟的兒子叫梁漱溟，後來成為一代大儒，活到了95歲。他說父親對自己影響很大，他一直在研究人生和社會問題。

100年後的2018年，這一年，世界上發生了太多太多的事，人們不得不重新發問：「這個世界會好嗎?」

如何克制慾望，如何摒棄偏見，如何達成共識，是當今世界亟須思考的問題，誠如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的警示：「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現今世界範圍內的不安、沮喪、緊張和暴力，說明了這種危險。人類無疑正在走向自我毀滅，除非我們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狀態。」

這個世界會好嗎?回望歷史，應該更加清楚人類本是命運共同體。別讓悲劇重演，別讓前人死得毫無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