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危機到第三次世界大戰

下一次經濟危機比你想像的還要近。但我們更應該擔心的是：在當前的社會、政治和科技大環境下，一場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再加上收入不平等的新高點，很可能升級為全球性的大型軍事衝突。

發自北京——下一次經濟危機比你想像的還要近。但我們更應該擔心的是：在當前的社會、政治和科技大環境下，一場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再加上收入不平等的新高點，很可能升級為全球性的大型軍事衝突。

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令多國政府幾近破產，並引發了系統性崩潰。政策制定者們動用了包括量化寬鬆政策和近零（甚至負）利率在內的大規模貨幣刺激措施，才成功將全球經濟從懸崖邊拉了回來。

但是貨幣刺激就像心臟停跳後注射的腎上腺素一樣；它可以使心臟重新起跳，患者重新復甦，卻不能治療病態的心臟本身。而治療病態經濟需要進行一系列涵蓋從金融和勞動力市場到稅收制度、生育模式以及教育政策等各方面的結構性改革。

政治家們要推行改革的豪言完全沒能轉化成改革本身，相反他們卻專註忙碌於政治本身。從義大利到德國，如今花費在組建和維持政府上的時間似乎比實際治理的時間還要久。再比如希臘一而再再而三跟國際債權人借錢來（勉強）維持，卻沒有真正動手改革養老金體系或改善商業環境。

結構性改革的缺位意味著各大央行向本國經濟體注入的破紀錄規模的過剩流動性並沒有分配到經濟體中最能發揮效用的領域。相反，超量貨幣卻將全球資產價格推升到甚至高於2008年危機之前的水平。

在美國，房價現在據房地產網站Zillow的數據已經比2006年房地產泡沫高峰期還要高出8%。而衡量股票市場價格是否處於合理範圍的周期調整市盈率數據CAPE現在也高於2008年危機前，甚至1929年大蕭條初期的水平。

伴隨著貨幣緊縮政策暴露出實體經濟的脆弱性，資產價格泡沫的崩潰將引發另一場經濟危機——而這次危機可能比上一次更嚴重，因為我們已經對手中最強有力的宏觀經濟特效藥產生了耐藥性。過去十年來以超低利率和非常規貨幣政策形式呈現的常期使用的腎上腺素注射，讓我們的特效藥嚴重喪失了其原有的強有力穩定和刺激經濟的能力。

以史為鑒，這種錯誤引發的後果可能會遠遠超出經濟範疇。哈佛大學教授本傑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研究表明， 長期性經濟增長不如人意的時期，似乎也都是公眾對少數群體和其他國家感到憤怒和無法容忍的時期——緊隨其後的很可能就是各種動蕩、恐怖主義、甚至戰爭。

例如在大蕭條時期，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簽署了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意圖保護美國工人和農民免受外國競爭。法案實施後五年中全球貿易額減少了2/3。不到十年內，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當然，二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都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沒有什麼標準路徑一定會導向戰爭。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高度的收入不平等在引發衝突方面有重要作用。

根據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收入不平等的高點通常會伴隨一場嚴重的危機。收入不平等水平隨後會降低，然後會再次上升，直至到達一個新峰值——以及一場新災難。雖然由於樣本點數量有限，收入不平等和世界大戰或經濟危機間的因果關係還需要進一步證實，但我們對這種相關性絕不可掉以輕心，特別是當現在全球財富和收入不平等都處於歷史最高位時。

這些問題再加上科技顛覆、史無前例的移民危機、對全球化的焦慮、政治兩極分化以及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等諸多引發社會動蕩和外交緊張局勢的其他因素，就更加令人擔憂。這些問題既是以往政策失敗的癥狀，同時也有可能成為未來危機的觸發點或可以燎原的星星。

選民們有足夠的理由感到沮喪和失望，但他們持續支持的那些迎合情感情緒的民粹主義者們提供的解決方案並不明智，只會讓事情變得越來越糟。例如，儘管各國間有著前所未有的依存關係，多邊主義卻越來越被邊緣化，許多國家——尤其是特朗普總統治理下的美國——正在追求單邊的孤立主義道路上漸行漸遠。與此同時，敘利亞和葉門在遭受著代理人戰爭的殘忍蹂躪。

在此背景下，我們必須認真考量下一次經濟危機可能導致大規模軍事對抗的可能性。按照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理論，任何預測都不是自我實現的，預測能否實現依賴於人們如何作出反應。在現有情況下，全球政策制定者們需要即刻推動長久以來承諾的結構性改革，同時用理智且相互尊重的全球對話來取代指責與敵對。否則可能會是一場全球性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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