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言官制度有何特點 為何御史可以風聞言事？

《呂氏春秋》中有一段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

我國諫官制度的起源，是非常久遠的。在商湯時期，已經設有專門的「司過之士」。所謂「司過」，即負責糾察過錯，聯繫這句話的下文來看，糾察的主要對象還是君主，而非群臣。

古代賢明的君主，知道但凡是人，就不可能完全避免犯錯，即便是一國之君也不例外，所以需要有人來提醒和規勸自己的過錯。「司過之士」，已經是古代諫官的雛形，自秦漢以後，才逐漸形成正式的諫官制度，設置專門的機構和官職。到清朝時，諫官制度已經發展得非常完備。

清代諫官制度大致沿襲明制，清初設有都察院和六科兩套班子，都察院及其下屬十五道監察御史分管中央和地方，六科給事中則分別監察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雍正初，雍正皇帝改革機構，裁汰冗員，將六科併入都察院，兩班人馬掛一個牌子，實現對中央和地方監察的全覆蓋。由於六科給事中通稱科員，十五道監察御史通稱道員，所以在明清兩朝，「科道」也作為諫官的代名詞使用。

從機構設置上看，都察院是朝廷內設的獨立監督部門，與其他職能部門之間沒有職權上的交叉，故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利益關係對諫官的監察職能形成掣肘。另外，由於諫官是個比較得罪人的差事，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都察院的監察作用，清廷還採取了以下措施，來保障科道官充分履行其職權。

第一是言者無罪權。前面我們說到，諫官之所以會存在，是因為人無法完全避免犯錯，而諫官也是人，也會有說錯話的時候，如果因為說錯話而被處罰，結果必然是劣幣驅逐良幣。真正直言敢諫的言官被淘汰，餘下一幫溜須拍馬的逢迎之徒，那麼監察機構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

第二是風聞言事權。《清史稿·職官志》記載：「（清）初沿明制，設都察院。天聰十年，……定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監察御史許風聞言事。給事中同。」所謂的「風聞言事」，就是允許諫官在沒有掌握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僅憑道聽途說，就可以上奏糾參。無論是什麼小道消息、街頭巷聞、花邊八卦，如果諫官本人認為有必要奏達天聽，都可以大膽進言，即便最終證明傳聞不實，諫官也不應為此受到處分。

這一制度極大地擴充了言官的監察能力。雖然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存在部分官員濫用風聞言事權，挾私打擊政治對手的情況，但若無這一制度保障，言路必將受到阻遏，官場的許多陰暗面，也失去了曝白於日光之下的機會。

另外，古代官員想要升遷，最關鍵的是要得到皇帝的賞識。對京中那些品秩比較低的科道官而言，平常基本沒有覲見皇帝的資格，那麼上奏言事，就是一個很好的向皇帝展示自己才華的機會。這也鼓勵諫官多寫奏摺，多向朝廷揭發官場存在的問題。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