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員違法分公罪和私罪，前者從寬後者從嚴，其結果有天壤之別

古代官員有功受賞，有罪受罰，這是自古不變的道理。不過官員的懲戒制度發展到清代時有了新的突破，不但懲戒事由和懲戒種類規定得更加齊全、明確，而且有關政策已相當完備。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區分官員的「公罪」與「私罪」。

官員有違法違紀的行為，無論是已構成刑事責任，還是屬於行政責任，在清代時都稱為「犯罪」。而在追究犯罪責任時，先要區分是公罪還是私罪。嘉慶二十五年，在一條上諭里曾對有關部門混淆公罪、私罪的問題進行了嚴厲的訓斥。嘉慶帝要求在處分則例里必須寫明是屬於公罪還是私罪，然後再進行相關的處罰。

由此可見，區分官員公罪還是私罪問題在懲戒及懲治犯罪方面尤其重要。清代要求首先要先區分公罪私罪，大體就相當於今天的「定性準確」。那麼，如何區分公罪還是私罪呢？

這要根據兩條：一是看錯誤屬於因公，還是因私；另一條是看是否故意。兩條相互參考，確定是屬於公罪還是私罪。比如辦事效率不高，造成公文遲延，這肯定就是因公，屬於公罪；如果貪污受賄，這肯定就是私罪。

但有時也不這麼簡單，還要看是否故意，比如處分則例第一卷里就有這樣一條規定：「凡部院衙門辦理議敘（獎勵）、議處（懲戒）事件未能允協」，就是辦得不夠公平合理，有的重了，有的輕了，這都屬於公罪。一般將主辦官員罰俸六個月或九個月，將部門負責人罰俸一個月或三個月。

但在處分則例第二卷中又規定，如果承辦議處事件，在援引有關規定條文時，有意「割裂」、「增刪」，「致應行議處人員或免議或減議者」，這實際上就是有意包庇了，這就屬於私罪，要將承辦人革職審擬。

因此，大體上可以認為：凡是工作中的過失性犯罪，都屬於公罪，而目的在於營私舞弊，與政事及官員形象都有密切關係的違法違紀行為，都屬於私罪。區分公罪、私罪有什麼用處呢？主要是為了正確掌握標準，合理使用處分等次，即現在所說的「處理恰當」。其原則是：公罪從寬，私罪從嚴。具體體現是：

第一，犯同樣錯誤，系公罪者處分輕，系私罪者處分重，如違反制書（皇帝詔書的一種）者，系公罪者革職留任，系私罪者革職；違反詔令者，系公罪罰俸九個月，系私罪罰俸一年，等等。

第二，公罪處分，除了涉及盜案及錢糧虧空等重大事例外，其餘不影響升遷和選調重要職位；而私罪根據不同情況有程度不等的影響。

第三，公罪被判罰俸、降級留任、降級調用者，可用加級、記錄抵消，而私罪所受處分要實際執行，不準抵消。

第四，官員受到降級調用和革職的處分後，中下級官員屬於「因公獲咎」的可以拿錢捐復原職，如屬於私罪的則不能捐復。

清代為何要區分公罪、私罪，並實行公罪從寬、私罪從嚴的政策？乾隆皇帝曾有段精彩的論述，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皇帝上諭說：「且因公者，事雖重大，其情實輕；因私者，事雖細微，其情實重。自來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真古今不易之論。」

乾隆皇帝說的這番話應該說講得道理比較深刻，也是當時區分公罪和私罪的立法思想。清代這種特有的公罪、私罪制度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最注重人性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官員怕犯錯而不敢有所作為的情況，或者話一句話說：不怕做錯事，就怕不做事。只要是為國儘力，犯罪也情有可原，但要是為了營私那就是罪大惡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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