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少民政權也曾經學習中原王朝，建立過多個都城

遼代五京——各族的自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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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宋對峙的遼國，也設置了五京制度。存在爭議的是，五京制度究竟有無成為一級的行政區劃，遼國「因俗而治」的方針，也使得五京制度的源流與作用，機構設置比較駁雜而不統一，甚至有說法，遼國的確存在五個重要的統治中心，但五京的觀點其實是宋代史學家，比照自身給出的籠統說法。

遼五京 ，是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巴林左旗東南波羅城）、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寧城縣西南大明城）、東京遼陽府（今遼寧遼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的總稱。

上京是契丹最早建立的京城。遼太祖建國之後，受周圍漢人影響，於神冊三年創立皇都。在營建皇都的過程中，燕地漢人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說，正是在燕人的慫恿、協助之下，遼朝才將作為國家象徵的都城建立起來。（康鵬《中國社會科學報》）

以往的少數民族，在沒有入主中原以前，是不會建制定都的，耶律阿保機此舉，表明了宋朝日後面對的不再是部落聯盟，而是和自身一樣，處於平等地位的國家。

耶律德光即位後，先廢東丹國（大司馬按：耶律阿保機滅渤海國，以長子耶律倍統治渤海國故地，稱東丹），通過積極介入中原政治，又得到了幽雲十六州，所以他先將皇都改名為上京，設臨潢府；升幽州為南京幽都府，原渤海國東平郡升為東京遼陽府，三京同時成立。

東京是渤海國即粟末靺鞨人的自治中心。東京設立後，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就是它的地方長官具備獨立的外交權，與王氏高麗，甚至是日本都有過交往，醍醐天皇就曾有「本為渤海」的疑問，從使者口中，才知道渤海早為契丹所滅。但東京的地方長官之所以有這種權力，也和在契丹眼中，高麗、日本都是藩屬國，與宋朝才是平等交往的國家這樣一種觀念有關，至少在契丹眼中，自身不是蠻夷，至少是華夏外圍。設置東京，也有統治女真的現實需要，雖然它並沒能阻止女真的崛起。

渤海國是遼國的文化來源

南京與東京同時設立，也同樣基於軍事考量，東京需要面對在宋遼之間搖擺的高麗以及女真的威脅，南京則要直接面對中原王朝的壓力。中原王朝的體量優勢是華夏邊緣的政權不可比擬的，所以南京即使在澶淵之盟的宋遼和平期，也承擔著軍事職能。

如遼聖宗八年，「燕京留守蕭孝穆乞於拒馬河接宋境處置戍長巡察，詔從之。」南京的地方長官，也以南京兵馬都總管（後期稱南京兵馬大元帥）為首，個別甚至加以「天下兵馬大元帥」的虛銜，在遼聖宗以前，幾乎所有契丹儲君在登基踐祚之前，都有過天下兵馬大元帥的任職；聖宗以後，兼南北院樞密使加天下兵馬大元帥，是欽定的儲君無疑，如耶律洪基、耶律延禧；但若沒有南北院樞密使，只加兵馬大元帥，則是可能對皇位造成威脅的親王，如耶律重元（天龍八部那位皇太叔）。

南京這一特殊的體制，個人猜測是契丹努力漢化而又與舊時游牧習性矛盾的結果，從遼國皇帝來說，毫無疑問是想像中原王朝一樣，萬世一系，但傳統的世選制的影響依舊存在，折中的結果就是將儲君或者親王安置到南京。儲君可以從南京學習漢人先進的統治經驗，而其餘親王如果到南京，統治的都是漢人，又未必會支持他奪嫡。

今天的北京是遼國的南京

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還可以從中京的設置窺得端倪。中京地區本是奚族的聚居地，奚族在遼國境內保持著較高的獨立性。這在游牧民族的歷史上是常態，但在遼聖宗期間，奚王獻地於朝廷，始有中京。此後，中京所轄區域開始向中原形態的州、縣轉變。在了解了中原制度的遼聖宗看來，在自己的所轄範圍內，是無論如何不能允許一個半獨立的政權存在的。

中京引發的爭論是，究竟是不是遼國中後期的首都，因為遼國雖然努力漢化，卻保留著游牧的習慣，遼國的中樞機構是隨著皇帝四季遷移的四時捺缽制，可導致出現中京其實是遼國中後期首都的觀點原因何在？

我推測，中京在後期也承擔了外交職能，由於主要面對大宋，所以顯得格外特別。曾經出使遼國的大宋沂國公王曾等人，在從中原到達遼國皇帝的行在之前，總要經過中京，也留下了很多的文獻，導致人們認為遼國已經有了固定的都城。

雖然中京未必是都城，卻不能抹殺它的地位與作用，從遼國的版圖看，中京是一座交通樞紐，與霸州、雄州的榷場接近，遼聖宗又大規模得遷徙燕雲的漢人至此，此處的農耕業特別發達，呈現出多樣化的活力，加上中京的營建參照了宋東京汴梁城，即使從單純的城市建築角度看，也非常考究。此外，遼聖宗幾次征伐高麗，是在中京轉運物資，調集部隊。

可見東京雖然比中京距離高麗近，但中京方便於遼國快速應對四方的變化，不僅對高麗、女真，對宋朝、西夏也很方便，後來的高麗使者也出現在中京，表明隨著中京地位的上升，東京的外交職能也漸漸轉移到了中京。

西京的建立，軍事職能甚至比南京更為明顯。一開始，由於有北漢的存在，所以燕雲十六州的雲州等數州並不與宋朝接壤，燕雲的山西部分也歸南京節制，但這種狀況在宋太宗滅亡北漢後，變得不再適宜。遼景宗攻宋失利於滿城，在這個敏感的時刻，耶律勃古哲向臨朝稱制的蕭太后請求「兼領山西路諸軍事」，燕雲地區開始變為南京、山西兩個獨立區域。

在西京建立之前，山西諸州作為獨立的財賦重地已經開始愈發重要，一來也與邊境榷場有關，二來與宋朝富庶的河東地區接壤，解州（運城）的鹽池供應了遼國的食鹽需求。

宋仁宗慶曆元年，宋軍於好水川敗於西夏，遼興宗趁機勒索宋朝，索取關南十縣地，宋朝派遣富弼議和，增加了歲幣。可是僅僅在第二年，鬥雞一般的遼興宗就征伐西夏，李元昊算不上多麼雄才大略，但作為一個君主最基本的素質還是有的，他一面主動向宋朝議和，一方面積極備戰，大敗遼興宗。

遼興宗此前對宋朝有碰瓷行為，在大敗於西夏後，使得他很是憂慮，一旦面對西夏與宋朝的兩面攻伐，對遼國是不利的。西京就在這種背景下，呼之欲出了。

西京與西夏的版圖並無事實上的接壤，成立後還是主要面對宋朝，這一點曾經出使遼國的包拯，非常具有戰略眼光，他講道：「自創雲州作西京以來，不輟添置營寨，招集兵馬，兵糧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為名，其意殊不可測，」並且提到他的憂慮，從雲州到代州一片坦途，如果遼國從西京南下，河東恐怕都有丟失的危險，日後宋遼兩國對山南、代北的爭奪也佐證了這一點。

我甚至認為，呂夷簡將大名府升為宋朝的北京，也是對遼國設立西京的回應，減緩西京對北宋的軍事壓力。

鑒於遼國的特殊體制，五京都有消費性城市，貿易性都市的特點，但突出的依舊是軍事職能，隨著宋遼關係的緩和，宋代君臣開始著力於攻伐西夏，五京的軍事職能開始讓步於經濟職能，成為了遼國的財政基礎。

金代五京——失敗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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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國的五京制度，多為承遼代制度，中間也有變遷，一般公認的說法是起初是上京、東京、西京、南京、北京，海陵王遷都後是中都、東京、西京、南京、北京。也就是說，金國曾建有六都，為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南），東京遼陽府（今遼寧遼陽），北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縣大明鎮），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中都大興府（今北京），南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

上京是金國龍興之地，金滅北宋後，將繁華的開封城洗劫一空，各種珍寶古玩都被帶到了上京，金熙宗即位後，開始了漢化的進程，上京也有了一批仿造中原建築的官邸、園林。

可是，上京遭受過一次破壞，海陵王完顏亮這個奇葩，他在遷都燕京的同時，又摧毀了上京，這可能是表示在漢化的進程上絕不走回頭路的決心。後來的金世宗雖然又通過優待宗室，加強兵備的措施使得上京又恢復了陪都的地位，但上京的作用已經僅僅局限於祭祀等提高民族認同的象徵意義上了，當然，上京此刻依舊是東北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

金上京遺址

東京遼陽府，承遼制而建，此地在被契丹統治前是渤海國，渤海族民與女真血統接近，女真皇帝以及宗室往往與渤海族的高層聯姻，以達到尋求民族盟友的效果，同時，東京依舊承擔著鎮撫高麗的責任，這一點與遼國無二。

北京大定府，在遼中京的基礎上建立，也是女真統治者在遼國統治基礎深厚，契丹族聚居的地方設置的。契丹族善騎射不在女真之下，也是金國除女真之外的重要兵源，但是海陵王急功近利的風格，不僅令女真不滿意，也激反了契丹，契丹的這次大規模暴動，使得金國統治者，又不太完全放心，所以北京的作用是安撫，監控契丹。

金宋戰爭緩和後，蒙古開始登上了歷史舞台，不斷對金國北部的邊防造成壓力，金宣宗時期，在北京設置行元帥府，金蒙戰爭的不斷白熱化，契丹反叛時有發生，導致在北京，金國一直駐有重兵。

西京大同府，同樣是承遼國西京建立。此刻的西京地位已經超過了原來的燕京，因為金宋邊境南移到淮河一線，燕京由邊境城市變為腹地城市，而大同則不然，金宋開戰的初期，元帥府就曾經設置在大同。

南宋宰相張浚為了分擔淮河一線宋軍的壓力，從四川、陝西方向對金國展開了主動進攻，這部分是北宋軍隊中比較精銳的西軍，也引起了金國方面的高度重視，雖然最終擊敗了宋軍，但後來的吳玠、吳璘始終在這一方向對金的西北邊防保持著壓力。

而且當時的耶律大石雖然遠走中亞，也時刻想復興遼國，西京大同在各個戰線上方便籌措兵力與物資。即使金國的中後期，西京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因為它西南與西夏接壤，北面是蒙古諸部，東面即是海陵王遷都後的中都（燕京），可以說西京是處於漢人與胡人居住區的結合部，具有很大的統治意義。

南京開封府是唯一一個設置在原宋人居住區的京府。但無論是偽齊政權，還是汴京行台，軍事統治的色彩非常濃厚，即便後來開封的地位上升也是如此。這是因為，金宋戰爭緩和後，南宋君臣矢志恢復的決心並沒有改變，金國也是如果抓住機會，就想南下，此刻的開封反而由北宋時期的大都會變成了一個軍事職能為主的城市，由於在蒙金戰爭爆發後，面對鐵木真的咄咄逼人，金宣宗遷都南京，開封成為了金國的末代都城。

中都大興府，承遼南京制所建。金國初年，首都在上京，燕京的軍事職能也較為突出，在滅掉北宋後，海陵王遷都燕京，改名中都。遷都的作用很明顯，因為在金國的統治境內，燕京比較在中部，交通便利，這對於急切漢化，加強中央集權與君主專制的海陵王來說無疑是最佳選擇。

金中都時期在北京西山興建大量寺院

大覺寺即當年的清水院

其實海陵王除了性格暴虐外，還算有作為的君主。假設金國首都依舊在遙遠的上京，那麼燕雲地區便會容易催生出強大的軍事貴族，海陵王遷都燕京後，首先就是廢除了元帥府和行台尚書省，代之以中央機構，消除了地方分治的殘餘。海陵王此舉，也代表著女真貴族走出舊制，高速漢化的新時期。

海陵王最後下場凄慘，可是日後的金國帝王卻沒有選擇將都城遷回上京，即使是在後期，也是選往更南方的開封。經過金國幾代帝王的經營，燕京城文物典章制度煥然一新，為日後的元、明、清定都北京打下了基礎。

唐宋遼金的五京制度，出發點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分擔人口壓力，活躍區域經濟，從內因與外因來看，都是為了更好得維護自身的統治。

五京中，都有每個王朝的龍興之地，其餘的多為軍事、外交職能，便於優先接待外國使臣，也可能作為偵探情報的前哨，多個都城，也有利於戰略縱深，但城市的聚合效應以及功能衍生是不可逆轉的，五京或多或少都成為了貿易與經濟的中心，這對於後來的行政調整與層級劃分也有很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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