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唐宋各有五個京城，每個京城都有精彩的故事

文/趙希夷

在中國歷史上，有個獨特的現象，就是一個王朝在首都之外，再設置幾個陪都。這首先有中國領土擴張，疆域遼闊的原因，在此之外，也有城市規模與功能的聚集效應，而促使陪都出現的直接原因還不應該忽略的就是頻繁的戰亂。

實際上，設置五都的首創者並非唐朝。陪都制度或者說多個都城的制度，在商代就極為明顯，而五都制度，則可以說起源於曹魏。

曹魏在首都洛陽外，又設有長安、譙、許昌、鄴四都。《水經濁漳水注》載：「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五京之遺迹，鄴為王業之本基，故號五都。」

曹丕明確設立五京

曹魏設置五都，每個都城的功能非常清晰，之所以數字為五，應該與五行有關。這種設置多個都城的做法無疑成為了後世的指導思想。

唐代五京——因人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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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五京為長安、洛陽、并州（太原）、鳳翔、蜀郡（成都）。

唐代沿襲隋朝，以長安為首都，設洛陽為陪都，平衡關隴集團與山東士族，由集團本位轉變為天下本位。武則天在此基礎上，首次將并州（今太原）提升為北京，與西京長安，東京洛陽並列。武則天的出發點應該與并州是自己故鄉有關，但是後來複興大唐的李隆基也沒有插銷并州陪都的地位，就值得玩味了。

首先，歷史上的中原王朝，除關中、河洛外，河東地區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戰略地位很高。經過西晉劉琨的建設，到北齊時代，成為霸府的晉陽城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晉王楊廣曾經做過并州總管，李唐王朝龍興之地在太原，就是李隆基本人，也曾經做過潞州別駕（今長治）。

其次，太原經濟地位的上升，在唐代，太原已成為全國的鑄幣中心之一，所產銅鏡、鐵鏡、硝石、瓷器、琉璃瓦、葡萄酒、汾清也就是現在的汾酒都是遠近知名的晉陽特產，有些還成為朝廷的貢品，李世民就特別喜歡美觀名貴的并州扇。

再次，太原人才的眾多。今人眼中之太原，乃一座巨大的城鄉結合部，比較凋敝。但在唐代，許多朝堂的輔弼重臣都出自山西，耳熟能詳的狄仁傑、威震高麗的薛仁貴，對李唐有再造之功的郭子儀；不僅如此，像王維、王昌齡、白居易等山西詩人還印證了當時太原得文化也很繁榮；此外，太原一時間也是佛教的中心，幾乎可與長安、洛陽爭輝。

太原地位的上升，隱約讓人感覺，這似乎會成為繼東、西兩京後又一座國家化的大都市，太原出土的波斯薩珊王朝銀幣就是證明。可是安史之亂打破了這一切，唐玄宗拒絕了前往太原，彰顯平叛決心的提議，安祿山倒是明白太原的重要性，不惜與李光弼鏖戰於太原城下。此後的太原也成為了滄海桑田古戰場，五代十國的序幕幾乎都是強力武將由太原南下洛陽、開封。

五代的河東武德充沛

至於鳳翔與蜀郡，皆是唐玄宗、唐肅宗避難的場所，《舊唐書?肅宗紀》說：「（至德二載，即公元757年）十二月，改蜀郡為南京，鳳翔府為西京，西京（長安）改為中京。」，鳳翔是唐肅宗即位的地方，也是京師長安附近的重鎮，蜀郡則僅僅因為沾了「皇恩」，這就導致五京中，鳳翔與蜀郡的地位遠不及其餘三京，發展也極為不平衡，在日後的發展中，也沒有機會再次上升為都城。

宋代四京與行在——國防與法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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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四京制度為東京開封府、北京大名府、南京應天府、西京河南府。

宋代在五代基礎上，仍舊以東京開封府為首都，開封的軍事優勢並不突出，它成為首都，依賴的是具有便於漕運的優越條件，地處黃淮之間，控引汴河、惠民河、廣濟河和金水河。

清明上河圖

生動的反映了開封的漕運發達

在宋朝立國之初，宋太祖就有意扶持洛陽為西京，甚至有觀點認為宋太祖一度想遷都洛陽，擺脫日益做大的晉王趙光義的勢力，但這個提議很快就被擱淺。因為經歷了安史之亂後的中國，南方經濟實力全面超過北方，此刻中國的統治者面臨的不是像唐王朝一樣平衡東西，而是需要兼顧南北。

直到宋仁宗年間，洛陽才成為西京。這一時期，遼國依舊伺機南下，新興的党項政權西夏也跟宋朝時有摩擦，洛陽北依邙山、黃河，南望洛河、伊河，西據秦嶺、潼關，東靠虎牢、黑石，地形利於防守，洛陽成為陪都，方便以備戰時之需。

成為西京的洛陽，卻意外得成為了開封之外的「經濟副中心」，得益於距離開封較近和長安的沒落，此時的長安已經降格為雍州，一個普通的州府。而洛陽則不然，從朱溫開始，到宋朝統治者，都有意扶持洛陽。

因為距離開封近，在東京入仕的官員們，紛紛選擇在洛陽安家置業。洛陽自然條件的優越，歷史文化因素的積澱，讓那些住在洛陽的官僚或其家屬，利用唐末五代以來的土地荒蕪無主等情況，儘可能地擴大對土地的佔有，其辦法就是興建園林，宅園結合，形成一種風氣，互相攀比，園林之盛由此而起。具體見諸於蘇轍、范仲淹的手札，李格非的《洛陽名園記》等著作。

南京應天府（今商丘）則是作為大宋王朝的龍興之地，具有象徵意義，同樣也以汴河北連東京開封，南接淮河，具有溝通江淮之利。北宋的國子監也設置於應天府，趙構後來即位，也是在應天府，應天府是宋朝合法性的外在表現。

宋高宗即位於河南歸德

值得注意的是，為應對遼國南下，宋仁宗在呂夷簡的倡議下，升大名府為北京的舉措。這表明，在澶淵之盟後，如果說宋朝一直處於苟且議和的狀態是不客觀的。此舉固然是遼國南下，呂夷簡強硬姿態下的應急手段，但也可以看出，當時的宋朝君臣血性的一面，因為提升大名府的地位，不僅可以防守，也便於進攻遼國，大名府東臨齊魯，南接中原，北望幽燕，府城在當時京杭大運河的西岸，為南北水陸交通要衝。

我們不能揣測宋仁宗是否和宋太祖、宋太宗一樣想收復幽雲十六州，但至少可以看出，宋仁宗君臣「彈性防禦」的軍事思想，假設與遼國戰爭爆發，毫無疑問宋朝是處於防禦的一方，但選擇大名府作為前線指揮中心，可以利用戰場空間和時間因素，指揮部隊快速機動和集中兵力，大膽穿插迂迴，攻擊敵人翼側和後方。

事實上，遼國在看到宋朝提升大名府的地位後，也非常識趣得退去，呂夷簡藉此機會，大力營建大名府，為今人留下了一處值得旅遊觀光的遺址。

宋代在四京之外，尚有一個特殊的臨安府，南宋君臣定都臨安，但一直在臨安前面冠以「行在」。

在建康與臨安之間，選擇臨安，讓南宋君臣背負了苟且偷安的罵名，其實這種看法有課商榷之處，建康與臨安各有優勢。

張浚每論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但樓炤在高宗還在建康時說：「今日大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已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今蘇州）、會（今紹興），以養國力。」

後來，宋高宗確實有巡幸金陵（建康）的想法，洪皓上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辨，回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張浚）嘗奏乞幸建康，而趙鼎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

看中建康，主要是從號召力和精神感召出發；定都臨安，則是從務實的角度，考慮了南宋初年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定都臨安，宋朝佔據了最為富庶的江南，恢復迅速，與建康一樣，臨安同樣有長江天塹做保護，且有京杭大運河源頭這種不可取代的漕運優勢，臨安距離敵國也不能說遠，經過數次的拉鋸戰，宋金對峙慢慢確定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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